印权威智库：中国对印政策有个漏洞，印度应该好好利用！| 南亚研究通

■ 作者 Rohan Venkat

■ 编译 陈卓

■ 审核 孔凌霄 王若桐 胡可怡

■ 编辑  王泽媛 陈珏可

■ 编者按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塔拉·辛格(Antara Ghosal Singh)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志业的印度学者，不仅曾访学清华，熟练使用中文，且长期关注中印关系。近日，在接受《卷轴报》访谈时，辛格对中印战略问题极具洞见。辛格认为，近年来，中国国内对印政策的辩论体现出其“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两种理念的内在矛盾。从这一视角出发，他认为中国战略界对印度战略重要性的定位摇摆不清。主流政策界忽略了中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即存在需要同时处理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的困境。因此，他指出，印度需要意识到并利用好自身对中国而言日益增长的战略价值，加剧其战略困境，反过来塑造中国行为并从中获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部分内容存在对华认知偏差，忽略中印关系稳定带来的经济红利及印度在亚投行等国际机构依靠中国所攫取的诸多好处，刻意回避印度利用结构性矛盾侵蚀中国利益的无耻勾当。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2014年，在印北阿坎德邦参加“战争训练”(Yudh Abhyas)演习的印美士兵，图源网络

印度地缘政治研究者经常会谈论“两线作战”乃至“两线半作战 ”的潜在危险。其中，“两线”是指过度扩张的印军将难以与中巴两国军队同时作战，“一半”则指的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新一轮叛乱，这将进一步考验印度的应对能力。

除研究中国的学者之外，其他人可能对中国面临的潜在“两线挑战”并不熟悉。中国不仅需要在东部对美日澳联合保持警惕（这种联合可能与台湾问题同频共振），同时还需要在西部边境提防印度。

中国面临潜在“两线挑战”是由美国军事战略家提出的，2022年6月，正值美日印澳领导人在日本会晤之际，曾在特朗普时期负责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撰写工作的美国防部前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表示，美日期望印度维持在南亚独占鳌头的地位，并有效地吸引中国的注意，使其不得不面对第二战场的威胁。在分析印中关系时，这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当然中国内部的讨论也不容忽视。

辛格认为，印度分析人士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宣传，认为中国不会把印度视为主要目标，却忽视了印度在使中国面临“两线挑战”的威胁，以及阻止中国实现地区地缘政治目标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力。相反，辛格坚持认为，印度应该认识到自己在中国战略辩论中的突出地位，并更好地利用此地位以牵制中国，并从中获利。

笔者通过邮件与辛格讨论了印度国内中国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国内的涉印辩论是否反映了该国的官方政策立场，以及印度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

➤罗汉文·卡特：请分享您对中国研究的看法，您为何最终会专注于这个研究方向？这是您最终的事业选择还是个人的追求？

➤安塔拉·辛格：在我担任记者时，我被中国崛起的故事所吸引，并希望深入了解这一故事。我报名参加了印度一所大学的中国研究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并有机会在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在那里，我受到更多鼓励，让我得以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

➤罗汉文·卡特：对于印度人来说，熟练掌握中文，达到能够从事您这样的工作的水平有多难？有哪些可行的途径？

➤安塔拉·辛格：我认为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事业的印度学者或战略家，将面对诸多挑战。

首先，在大多数印度高校里，中文和中国文化与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是作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因此，你要么成为一个对战略研究不甚了解或只懂鉴赏的翻译，要么成为一个不懂语言或文化知识的中国学者或战略家。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印度战略界过度依赖包括中国的英文宣传手册在内的二手文献，来了解中国及其政策，这往往会招致误解中国意图的风险。在印度，只有少数几所高校提供中国研究的综合课程，这些课程同时包括语言教学和战略研究，对两者给予同等重视。然而，即使是这些高校，也时常出现缺乏高质量人才的情况。

其次，印度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存在明显脱节。除了少数例外，学者大多是在闭门造车。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在印度政府部门实习，亲身参与印度外交的机会非常有限。而且在大学期间，作为学生，你也不太愿意积极地参与政治，比如申请相应的实习工作、在某些智库工作等等（至少，基于本人经验）。

另一方面，当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开始工作之后，同样也很难相应地提高自身技能。例如，在从事中国研究工作时，如果我想有机会同时锻炼和提升我的语言技能，那么我在印度的选择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学院和大学为在职专业人士提供短期、灵活并且经济上负担得起的专业中文课程。奇怪的是，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GNOU)完全没有中文课程。

中国大使馆或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TECC)也并未在此方面向印度专业人士提供便利。尽管他们提供奖学金，可供在中国大陆或在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几个月或几年，但这并不真正适合在职专业人士，他们不可能抛下在职工作或无薪休假（如果可能的话）前去中国学习这些课程。

对印度学生或专业人士来说，参加国际认可的中文水平测试也同样困难。我们都知道印度对中方开办的孔子学院很敏感，但除了这些孔子学院之外，印度官方几乎未曾采取任何举措以满足印度学生或专业人士提升汉语技能的需求。我知道一些印度人去尼泊尔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只是为了在当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其他国际认可的中文能力测试。

总之，我想说的是，学习中文本身就很困难，对于印度研究人员或学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印度国内的大环境下，他们很难获得相应的支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中国研究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主要由（外交）从业人员主导（他们因其官方任务要求，有与中国同行互动的经验），目前只有少数真正专注于中国的学者。

➤罗汉文·卡特：谈到“中国对印度不断演变的战略论述”，您能给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吗？

➤安塔拉·辛格：我的论文题为《中国对印度不断演变的战略论述》（China’s Evolving Strategic Discourse on India），发表于史汀生中心，回答了过去两年来在印度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 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为什么会发生？中国如何看待中印关系，中国想把中印关系的未来引向何方？

在过去约两年里，印国内外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学者和专家都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解释中印实控线情况。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对印度在2019年撤销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反应；一些学者指出，实控线的基础设施军备竞赛是边境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还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是中印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

所有这些论点都很有见地，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印关系危机的各个方面。然而，现有论述都存在一个缺点，即过于侧重于描述中印关系的单个方面，要么从中印双边分歧的内生视角切入，要么就从中美大国竞争的外生视角切入。因此，现有的许多论述不能为当前的危机提供完整全面的解释。但是，仔细观察过去几年中国国内关于印度的辩论，就可以对可能导致边界危机的情形有相对而言更为清晰和全面的理解。

因此，本文特别分析了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和之后几年，中国国内的涉印辩论内容，并提出两个关键论点。首先，2020年的边境对峙很可能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及其对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之间冲突加剧的结果。

现在，让我解释一下中国“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是什么意思。回溯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努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到21世纪初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外交布局，可以粗略地将其解释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在2012年之后，中国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战略构想。在新战略布局中，多边外交的作用不断扩展，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和基础框架。

现在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是一个同时出现在中国战略布局中所有四个领域的国家，即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因此，中国在理解中印关系时需综合使用多维度框架，即中印关系动态、南亚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并最终通过中国崛起的范式进行分析总结。

因此，我认为在分析中印关系时，只关注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总是会对现实产生片面或歪曲的理解。只有把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对印度的看法。

现在，回到本文的关键论点。我认为，作为中国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中国寻求同印度进行合作以对冲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根据中方评估，并非美国盟友的印度是决定美国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变量”，对中国的利益非常重要。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即中国版的“印太战略”，目的是在中国的领导下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体，开辟一个稳定、安全和经济上可行的印度洋出口，克服马六甲困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度)。中国学者经常强调，印度的认可、合作和市场都是中国在南亚成功推行“一带一路”而使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关键。此外，中国重视印度在维护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与印度保持良好关系能够让中国政府集中精力于太平洋地区，专心应对美国联盟体系的压力。

但是，与要求中印进行更紧密合作的大国战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周边战略则是以在亚洲获得“压倒性力量优势”为目标，而这就需要制衡印度。中国认为印度是地区内唯一拥有军事和地理优势的国家，能够扼住中国在印度洋的能源命脉，对中国西部边境构成直接威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并在各种国际机构中与中国竞争。因此，无论是解决边界争端、巴基斯坦问题还是印度加入重要全球平台的问题，中国都予以反对，因为它仍然担心任何对印度的迁就会进一步加强印度的实力和威望，而使中国失去宝贵的局部优势。

换言之，在寻求同印度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在努力降低进行这种合作的成本。中国想利用本国的各种局部优势，无论是边界问题、巴基斯坦，还是印度加入全球合作的愿望等等，以此作为与印度谈判的关键筹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中国一方面在中美竞争及“一带一路”相关事务中积极向印度示好，但另一方面又对印度所谓的对华“问题外交”倍感不满。印度不愿搁置边界问题，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对巴立场越来越强硬，在2017年洞朗对峙期间的强烈反应，以及与美在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合作，这些都激怒了中国，因为中国认为印度的这些做法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地区优势。

因此，中国选择了力量投射作为对付印度的首选战略。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印度施压调整对华政策，使其相信对抗中国会使其失去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在南亚面临被孤立的风险，从而迫使印度无条件地服从中国的要求。

但是，中国有一个潜在担忧：在其南亚或印度洋战略产生反作用之前，中国对印度的高压政策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中国战略界人士都明白，与印度合作能确保中国获得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效益，而印度不合作的态度则是中国的南亚战略及其挺进印度洋进程的最大障碍。因此有观点认为，就中国在该地区的长期战略目标而言，特别是为了在印度洋开辟经济上可行的出海口，与印度交往时采取完全战斗性和扩张性的立场不太可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切实的利益。

相反，中国“秀肌肉”的行为极有可能加剧南亚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即印度与中国争夺相对实力优势，并且与域外大国合作共同防范中国，从而使中国实现其在南亚战略目标的代价更高、不确定性更强。相反，许多中国人倾向于至少保持一种非敌对的中印关系，这不仅能保证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和稳定，还能为中国逐步谋求其在南亚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提供充足的空间。

因此，我的第二个论点是，中国的对印政策面临着困境——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使加勒万河谷等边界冲突常态化来恢复其对印实力和心理优势。但另一方面，中国一些战略界人士仍担忧，不稳定边境局势将威胁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地区和全球性目标的实现。

➤罗汉文·卡特：您的许多研究都依赖于中国国内国际关系研究资料，例如智库的观点等。您是否认为这些以官方的想法为基础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能被视为接近中国政府官方的观点？

➤安塔拉·辛格：事实上，中国研究有多种方法。例如，许多学者倾向于从档案和其他官方资料中获取信息，其他学者则倾向于田野调查，接洽中国政界的关键人物，在中国社会中建立强大的人脉网络，以便获得所需的信息。然而，作为以中国研究为志业的印度学者，尤其是考虑到目前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完全可行。在这种情况下，广泛涉猎和研究中国传统媒体和社媒平台、学术观点、智库讨论等，能以此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掌握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整体民情。事实上，随着近期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关系趋于恶化，许多国际学者也在采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

中国官方观点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获得。但中国国内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智库、公共论坛等平台的讨论，可以体现某些政策决定或政治发展的重要背景，实际上有助于理解中国政策制定的具体含义。

此外，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同的政府部门、党政官员、智库/学术界、媒体之间，在政策讨论和政策实践之间，思想和行动总是无缝衔接并保持同步......这有点像一种全政府/全社会的政策规划和执行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如此。从这一角度看，跟踪中国国内辩论的方法也能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罗汉文·卡特：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对此，你所接触的消息来源有什么看法？这是否反映在政府行动和资源分配方式上？

➤安塔拉·辛格：我在论文《中国对印度战略话语的演变》中讨论印度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战略价值，无论是在中国的外交政策领域，还是在其未来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战略、两洋战略等）方面。中国期望印度不仅欢迎中国在亚洲崛起，还要积极拥护中国主导的亚洲经济和政治秩序，同时消除美国在该地区的干预。中国似乎太过习惯于以20世纪50年代与印度打交道的方式应对今天的印度，当时中国让印度放弃在西藏的所有权利，却没有给予印度以任何回报。

同样，现在中国想从印方获益，却不愿为此付出战略代价，也不愿在边境地区或南亚区域等进行真正的“让步”，或在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上满足印度的关切或愿望。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破坏边界稳定、在实控线制造新冲突点但又避免爆发全面冲突，能促使印度同意谈判并迎合中国的利益诉求，而中国无需为此付出任何实际代价。中国的这种做法深深植根于毛主义战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者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者亡。”回顾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国认为，让步并不能帮助国家赢得和平，只有主动进攻才能震慑对手并深刻影响其决策。

➤罗汉文·卡特：您为什么说“从外交官到智库学者再到媒体，中国在各个层面上都刻意淡化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并致力于将目前的边界僵局与中印关系的整体运作进行分离？”我们能把这与中国国内关于日本或美国的叙事相提并论吗？

➤安塔拉·辛格：其他人可能会指出，中国屡次表彰参与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军人，这是否表明，至少中国军方不打算淡化其在拉达克地区的立场和行动？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中印之间的所有官方交流中，中方不断强调要将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的其他部分脱钩，将边界问题置于总体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并坚持认为中印两国应携手向着“改善两国关系、加强实际合作创造条件”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印度反对。印度表示，“边界的状况将决定两国关系。”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说服印度，直到2021年，中方才公开了有关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某些信息。我从一开始就在跟进中国国内关于加勒万河谷冲突的讨论，2020年边界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一些战略家对中国低调回应冲突感到不满。他们抱怨中方努力淡化这一事件却使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了印度将自己的形象描绘成 “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以博取全世界的同情，同时也剥夺了中国的道德制高点，损害了中国作为和平国家的声誉。自此，中国做出反应。

随后数月，尽管中国向印度示好，但中印关系改善的进展有限。期间，中国加强对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宣传力度，例如，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及这一冲突。

➤罗汉文·卡特：考虑到最近台海局势的特殊情况，关于中国潜在的“两线作战”的论述出现了何种演变？

➤安塔拉·辛格：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其他相关国家，都存在一种倾向，即认为中印边界争端、台湾问题或南海问题是彼此相互独立的问题。然而，若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对应。当中国表示不把印度当作威胁或对手，印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次要问题时，不一定是出于其优越感或是出于对印度的纯粹善意。中国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因为不想让国内及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两线/多线（作战）”的棘手局面。

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系统已运作几十年，在海防和空防等几乎所有方面都享有优势。不同于东南沿海，西北地区是中国的软肋。传统上，中国依靠巴基斯坦在西北地区制衡印度。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许多中国战略家担心，这场冲突是否会标志着中国将结束在实控线地区“合理、有利、节约成本”的现行政策，同时被迫为中印边境的“克什米尔式”军事化做准备。这不仅会使中国在各个方向上处于弱势，甚至会危及中国统一台湾的计划。

最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几乎同时，美印宣布计划在距中印边界实控线不到100公里的地方进行“战争训练”(Yudh Abhyas)演习。上述事件再次在中国引发关于“两线危机”的讨论。现在，中国越来越关注其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之间的循序渐进。

➤罗汉文·卡特：正如您在结论中提到的，有一种普遍假设，即“中国从与印度的合作中获益不多，因此没有什么义务对印度的关切保持敏感或作出让步。”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直存在这种论调，以及您为什么认为它不准确？

➤安塔拉·辛格：印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平等的伙伴，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大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印发展水平相同，而现在印度却远远落后。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受儒家等级思想的指导，因此对印度的态度是不重视、看不起等。诚然，在20世纪初，中国对英属印度的这种看法确实存在，然而，今非昔比。

直到今天，这种观点仍存在于印度的战略思维中，部分原因是印度自身不安全感作祟，另外也部分归因于中国成功的宣传机器在这方面深刻影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从业者。中国宣传这种观点与其针对印度的心理战术是一致的，在印度，许多人仍然信奉“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毛主义思想。

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没有事实依据，也不能准确地代表中国国内民意。正如中国学者自己所指出的，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公众对印度的整体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印黑”（诋毁印度的潜力）和“印吹”（夸大印度的潜力）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些观点与官方宣传相呼应，认为印度是一个小国，是一个中国可以制服的弱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不安全感，如“印度在未来会超过中国吗？”，“印度经济未来能超越中国经济吗？印度能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吗？”，“印度是否会向世界大国游说，取代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全球机构中的地位？”等等。

自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印吹”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中国人担心本国“战略机遇期”会过早结束，而印度将利用中美竞争加剧的机遇推动本国崛起。2022年10月前后，中国分析人士就印度最近的经济成就进行了大量讨论，具体话题包括印度超过英国、在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在中美俄之间的外交姿态、与中俄的军事演习、主办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参加上合峰会等等。

中国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印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力量，其国际形象有所提升，拥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来发挥作用。尽管印度自身也存在问题，但中国国内许多人认为印度拥有年轻的人口和利好的国际环境，是未来20年大国中最有发展前景的国家之一，值得进一步关注。

➤罗汉文·卡特：印度要怎样才能“影响中国的行为并从中攫取足够的利益？”

➤安塔拉·辛格：首先，不要仅从两国实力差距的角度来处理中印关系。重要的是，印度要意识到并利用好其对中国而言日益增长的战略价值——印度既能通过合作使中国获得经济、战略红利，也可以对中国在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计划和方案发挥破坏作用。

其次，印度不能把中印边界争端与台湾问题、南海和东海的争端分开来看。印度必须继续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保持积极接触、同步行动，并进一步加强自身在边境实控线的地位和能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进一步加剧其“两线作战”的困境。

再次，许多中国战略界人士对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机制下供应链、创新链重组抱有诸多担忧。他们非常担心会出现一个“美国+西方+印度”新模式，在该模式下，关键供应链将绕过中国，从而打击中国在未来数字经济中的力量和地位。因此，他们非常希望将印度拉入现有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美国+西方+中国），在经济上锁紧印度，打造紧密联系的中印供应链体系，这样中国就不会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化浪潮中落后。而这一不断变化的局势为印度创造了新的筹码与机遇。

最后，印度需要加强对中国研究的投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这本质上是以印度为中心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及其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正如中国人常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罗汉文·卡特：现在，我想在这个系列中向大家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对印度看法，您发现自己经常产生哪些误解？

➤安塔拉·辛格：如上所述，关于中国看不起印度的问题。

➤罗汉文·卡特：您对希望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印度学者有什么建议？

➤安塔拉·辛格：多关注基础研究。

➤罗汉文·卡特：您会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推荐哪些书籍（或论文、播客等）？

➤安塔拉·辛格：我想推荐我在清华大学的中文教授向我推荐的期刊。1.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urnal by CIIS；2.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by CICIR；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问题研究》；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现代国际关系》。

本文编译自《卷轴报》副主编罗汉·文卡特个人网站rohanvenkat.substack2022年10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Interview: Antara Ghosal Singh on China's India dilemma and its own 'two-front war' fears，文章链接为：https://rohanvenkat.substack.com/p/interview-antara-ghosal-singh-on，

文章2022年12月19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重磅 | 印权威智库：中国对印政策有个漏洞，印度应该好好利用！》，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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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文卡特(Rohan Venkat)

《卷轴报》(Scroll.in)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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