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专业群治理是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二级院系、教师及学生群体等多元利益主体对专业群建设与发展重大事务的决策结构与过程，从学理层面可分为组织基础、决策结构、制度规范、评价体系几个方面。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面临专业群组织基础整合融通与治理过程虚化、弱化；专业群决策结构跨界多元与行业、企业主体缺位；专业群制度规范柔性协同与专业群管理行政化；专业群评价体系导向理性彰显与评价行为工具性等矛盾困境。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经验显示，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优化路径为：组织基础从“虚化”走向“实体”；决策结构从“管治”走向“共治”；制度规范从“刚性”走向“柔性”；评价体系从“割裂”走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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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刊】成军 王亚南 张雁平：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内涵、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作者简介：成军，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王亚南，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张雁平，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人才链匹配产业链的高职院校专业群建构的内在机理及实施路径研究”（BJA190103）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年第二期141-147页。
关键词：专业群治理 决策结构 评价体系 高职院校
随着“双高计划”深入推进，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专业群建设已成为高职院校集体行动，与“示范校”“优质校”建设计划将专业建设作为核心内容不同，“双高计划”明确将专业群作为高职教育改革创新核心载体，将“打造高水平专业群”作为高职院校品牌打造关键任务，专业群建设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范畴，成为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抓手。时下，无论是院校办学实践还是专业群研究都聚焦于专业群组建、专业群平台课程开发、专业群实训平台建设等具体事务层面，尚未对专业群运行与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展开深入研究。专业群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支撑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基石”专业群建设如若过于强调资源投入的外部驱动型战略，忽略高职院校专业群改革创新的内生力量（专业群治理体系与能力），将直接影响资源投入转化效益，专业群建设将因为缺乏优良组织制度和文化熏染而难以“自然成长”，过多资源投入将因缺乏必要治理能力支撑而导致边际效益逐步衰减。
一、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的内涵
专业群组织基础主要探究如何通过实体化、建制化途径为各方博弈互动搭建制度化平台，从而破解专业群建设遇到的障碍，打通资源整合瓶颈，保证专业群建设事务稳定持续推进；专业群决策结构主要探究专业群相关事务的决策主体为谁，各决策主体在不同事务决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谁是主导作用、如何确保利益相关方诉求都可实现有效表达；专业群制度规范主要探究如何规范和引导专业群建设过程不同利益主体诉求，如何确保各利益主体聚焦于人才培养目标达成，避免利益博弈失衡造成合作破裂；专业群评价体系主要探讨如何通过科学设置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程序来保证专业群发展契合专业群建设既定目标，通过评价结果规范和引导各方调整行为模式，对不当行为进行纠偏，对合法行为进行激励，从而以评价为抓手真正推动专业群布局与区域产业集群人才需求的紧密耦合。
表 1 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构成要素
专业群不仅是产业集群发展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新型载体，同样应是开放的利益共同体，治理本身强调多元主体协作互动，意味着专业群建设相关事务利益相关者——政府主管部门、学校与院系管理者、教师、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都能通过制度化、合法化渠道影响专业群相关事务的决策，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利益主体在专业群建设事务中都有相同话语与决策权，而应依据其治理事务利益相关程度进行权力分配。专业群治理可类比为同心圆结构，最内层有关专业群建设具体事项，如专业群课程体系开发、实践教学资源体系构建、教师团队合作等事项应赋予专业群负责人为核心的教师群体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专业群自主决策同时须在学院和学校治理整体框架内进行，必须符合学院和学校对专业群发展的整体布局和发展战略，不仅如此，还须契合国家和地方对专业群建设总体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需求。因此，专业群治理实践层面，以专业群教师群体协商共治为内核，以学院和高职院校统合决策为中圈，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外圈的“同心圆式”协同治理模式（如图1）。
二、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的现实困境
1. 专业群组织基础整合融通与治理过程虚化、弱化的矛盾。
组建专业群的最终目的是适应产业发展集群化趋势，通过专业集群应对产业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需要打通专业间的组织边界，以专业群对应岗位群为逻辑架构，以专业群课程体系为指引，实现教师、课程、实习实训设备等资源有效融通。专业群建设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资源整合是专业群功能实现上述办学功能的关键，通过专业群建设有利于形成高职院校专业集群优势，整体提升高职院校行业和区域内技能人才供给的能力与水平；有利于整合教学资源，将分散在各专业的教学资源有效整合，降低实践教学投入成本；有利于形成队伍建设优势，打破不同专业间教师合作隔阂，通过强化专业群管理实现教师团队紧密互动，增强专业群内部改革创新活力；有利于聚焦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深度打造，形成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提高学校知名度。[2] 打破专业间组织边界壁垒、实现资源有效融通，是专业群建设的应然追求，须通过科学有效组织管理，因为专业不仅是知识传承、创新与传播的基本载体，同样是将教师聚集在一起的组织纽带，从专业到专业群不仅是知识集合，同样也是组织集合。
打破不同专业间组织壁垒，实现资源融通面临较大现实挑战，是因为产业间交叉融合趋势不可避免，直接反映在专业组群上，高职院校组建的专业群都呈现鲜明跨产业、行业特征。如国家“双高计划”遴选的253个高水平专业群量化分析显示，1个专业类下进行组群的院校仅占院校总数的14.6%，跨两个专业类的占比28.5%，跨三个专业类的占比35.6%，跨四个专业类的占比16.2%，跨5个专业类的占比5.1%。职业界需具备多种技能复合型人才，专业群跨行业、跨产业组建是大势所趋，不同专业间教师学科技术背景差距日趋扩大，必然对专业群组织管理带来极大挑战。时下，专业群建设尚未发展至组织化、制度化层面，不少高职院校尽管在“双高计划”引领下，专业群建设日益受到重视，需求较为迫切、资源投入可观，但专业群团队“虚列”、梯队“虚建”、任务“虚构”现象仍然存在。若专业群建设不能实现组织化，“专业群就只能沦为已有资源的无序堆砌。专业之间和二级学院之间的资源整合缺乏跨专业组织的协调，零散、非结构化跨专业合作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搭建跨专业合作的长效机制。”[3]
2. 专业群决策结构跨界多元与行业、企业主体缺位的矛盾。
专业群治理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也是高职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从高职治理现代化趋势看，专业群治理应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管理向政府、高校、教师群体、学生群体和社会行业等多元主体共治转变，尤其是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是确保专业群建设质量的重要基础，这是职业教育跨界教育本质特征决定的。高职院校专业同普通本科院校专业在属性特征上存在根本不同，“高职院校的专业不是学科体系专业分类的简单复制，而是真实社会职业群或岗位群所需要的共同知识、技术和能力的科学编码，是职业行动体系归纳的结果”。[4] 高职院校设置何种专业、专业间如何组群，应依据本区域产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规模与特征确定，由于组织边界，学校人才需求信息获取必然滞后于行业、企业，决定了行业、企业积极有效参与是保障专业群建设方向科学性、组群合理性及建设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基础。
尽管行业、企业参与专业群治理对专业群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由于产教融合国家制度平台构建滞后，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联动开发、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与培育、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等方面仍存在制度缺失。行业、企业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制度化利益诉求表达通道，行业机构普遍未能针对本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及供需匹配情况进行深度调研从而指导职业院校开展专业设置，院校层面行业企业未能深入参与专业建设。由于行业企业专业群治理各层面主体缺位，不可避免造成高职院校专业群实践探索“误入歧途”。如专业群组建，由于高职院校管理者与教师同行业、企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脱节，在缺乏行业、企业有效参与下，高职院校专业组群工作呈现“随意拉郎配”问题。众多高职院校在未能通过深入产业调研厘清产业发展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规律了解的基础上，盲目将一些优势专业“打包”组群，或组群过程中仅考虑专业间是否有共通学科、技术基础，而忽视专业间的产业内在关联，无法实现人才链与区域产业链高度融合匹配。此外，由于行业、企业在专业群决策结构中的缺失，造成专业群优化“闭门造车”，在供求信息不匹配下无法实现专业群设置与区域产业集群人才需求间的动态耦合匹配。
3. 专业群制度规范柔性协同与专业群行政管理刚性强制的矛盾。
管理与治理的重要区别体现在“治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又是一种管理方式，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与传统等级控制的政府管理模式相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被管理者管理参与意识得到加强，其主体性存在得到肯定。”[5] 治理更强调协商、对话及沟通，更强调参与专业群建设各主体能在一定协商规则下基于自身合法利益诉求进行充分博弈互动，从而保证专业群建设过程各参与主体都能主动参与专业群建设具体事务。伯顿·克拉克分析高等教育系统时，基于“国家权力-市场-专业权威”提出三种高等教育模式——国家模式、市场模式和专业模式，建立了经典的高等教育系统分析“三角协调模型”。专业群建设过程中，同样存在三种主导力量，其一是国家主导的行政管理系统，具体在院校实践中以行政权力为代表，其二是教师群体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系统，其三是行业、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专业群建设过程中，专业群制度规范无论是制定还是运行过程都应以柔性协同为主要原则，避免某种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发挥不同力量比较优势，实现有效协同。
尽管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是推进专业群建设质量稳步提升的前提，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存在鲜明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从外部行政化看，政府基本掌控人财物等基本办学资源，通过垂直化行政管理和项目化治理达成对高职院校办学行为的深度影响，长期处于管控模式下的高职院校对政府形成依赖，在专业群布局与建设过程中倾向于贯彻政府意志在既定游戏规则下获得最大收益。从内部行政化看，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中行政力量占绝对主导地位，以教师群体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在专业群建设过程中话语权不足，参与途径缺失，以行业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缺乏参与专业群建设的积极性，导致作为典型学术事务的专业群建设走向行政化管理轨道。因此，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制度规范不可避免呈现“顶层设计、项目驱动、上层决策、基层执行”的科层化、外生型特征，专业群建设重要参与主体的学术力量被置于执行者角色，这不仅影响专业群建设的科学性，还影响一线教师参与专业群建设的积极性与热情，造成专业群这一基层学术组织在应对外部市场变化过程中行动缓慢、动作迟滞，无法应对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需求。
4. 专业群评价体系导向理性彰显与评价行为工具性的矛盾。
专业群评价是专业群治理的关键要素，是衡量专业群建设质量优劣的“指示器”，科学的专业群评价体系不仅能有效评价专业群建设绩效，同样对专业群建设利益相关者行为模式有重要调节作用。我国专业群治理已形成“国家—地方—政府—学校—专业群”纵向垂直化专业群建设模式，专业群评价主导权及评价指标设定权完全处于行政权力主导之下，教师为代表的学术专业群群评价积极性不足。科层化专业群建设模式下，行业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缺乏参与专业群评价的合法途径与机制，价值追求不可避免从理性价值向工具性价值转变，各利益主体（教师、学生及行业、企业）在专业群建设过程中的角色、目标、内容及手段都受“绩效至上”专业群评价导向形塑，呈功利化行为特征。如专业群建设成效评价与政府政策导向、量化指标、标志性成果直接挂钩，专业群与区域产业发展契合度、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行业企业参与专业群建设的深度与广度在当前评价体系下很难真正评价。部分高职院校为确保申报成功，在专业群组建中随意“拉郎配”，功利动机指引下按外显型评价标准对专业实力“排队”，按政府专业群遴选需求择优申报，未充分考虑不同专业间的内在逻辑及不同专业是否可有效组群，出现不同时间一个专业常属于不同专业群现象。
三、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的优化路径
1. 专业群治理的组织基础：从“虚化”走向“实体”。
该校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时期，通过打造一批核心示范专业带动并辐射其他专业发展，形成了专业群发展的雏形，但专业的协同性、内在关联性及资源整合度不高。尽管一批高职院校根据区域重点发展产业布局组建了相关专业群，但专业群建设未实质性开展，仅停留于名义组群，各专业分散在不同院系，存在“大类跨学院”（相同专业大类专业分布在不同学院）和“学院跨大类”（一个学院的专业属于不同专业大类）现象，没有建立相应专业群组织管理机制，无法对群内专业资源充分有效整合，无法发挥专业集群效应。“双高计划”将高水平专业群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重要依托，专业集群发展已成为专业建设重要范式。“双高”建设院校应基于区域产业集群类型特征及职业岗位群分布特征，重构专业体系，科学组建相匹配的专业群。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深入贯彻专业集群发展战略，根据浙江、金华产业布局需求并结合自身专业建设基础组建匹配专业群，“以群建院”，真正落实专业群发展理念，推动专业群治理走向实体专业学院，以组织管理体系优化完善实现群内资源整合融通，以专业群“实体化”建设打破群内专业资源整合瓶颈。
图 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4222”专业群体系架构图
该校把原16个专业群整合重构形成“4222”10个专业群，促进办学资源集聚（图2）。重点面向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组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服务4个专业群；面向重大民生工程领域，组建学前教育、医养健康2个专业群；面现代服务业，组建文旅创意、网络经济2个专业群；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组建现代农业、智慧建造2个专业群。根据学校专业群整体布局架构，在全校推行“以群建院”，专业群布局与学院名称吻合，消除原有部分专业交叉、重叠、分散状态，引导二级学院聚焦专业群建设。如学校将原隶属于信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归入机电学院，纳入智能化精密制造专业群，在技术链中起“补链”作用，带动专业群整体实力提升。
2. 专业群治理决策结构：从“管治”走向“共治”。
高职院校专业群治理应是开放、共建、共商、共享的过程，是由专业群自身特征决定的，除需建立实体化组织管理体系确保专业群建设落到实处，还应优化专业群治理决策结构，有效发挥行业、企业及教师、学生在专业群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从专业群建设看，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如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是否符合本区域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专业组群逻辑是否有效贴合产业链内部职业岗位群分布逻辑；服务面向职业岗位群是否具有共通学科、技术基础，人才培养工作应如何协同开展实施；如何保证专业群资源实现充分整合融通，如何通过组织管理体系完善优化保证专业群真正能发挥集群效应。正是由于专业群建设需要综合考虑产业需求、知识关联性及专业资源整合，需要以行业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以教师群体为代表的学术力量和以党政行政系统为代表的行政力量纳入专业群治理决策结构，避免“一方独大”造成决策偏颇。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校级层面和专业群层面优化专业群治理决策结构。一方面，建立不同层次多方协作平台，有效吸纳行业企业、教职员工、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学校治理。如成立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教育督导委员会及目标责任制考核、“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等58个校内部门、单位、团体和校外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每个专业（群）均建立专家指导委员会，落实专业（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咨询和指导职责。另一方面，以专业群为依托建立产教融合平台，形成“一专业群一平台”。对应10个专业群集中力量架构“532”产教融合平台。其中，5个产教融合平台各有侧重，如区域共享型“智能化精密制造产教综合体”总投入2.4亿元，包含4个中心，建有3个股份制实体公司；研发引领型“生物医药产教综合体”，引进四川抗生素研究所在学校成立分院，是金华首家民营事业单位。无论何种产教融合平台，最终目的是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实到专业群这一合作育人平台，调动行业企业及广大教师投身专业群建设。
3. 专业群治理的制度规范：从“刚性”走向“柔性”。
专业群组建目的不仅是为了有效打破专业壁垒，实现专业资源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群建设推动高职院校治理模式变革。“专业群将隶属于不同院系的专业资源聚集后，将涉及如何理顺内部权责利关系，将自下而上产生自主改革权力需诉求，进一步倒逼学校将人、财、物等权力向基层下放，释放专业群这一新的教学单元创新活力，落实其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主体责任。”[6] 专业群作为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办学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组织，面对外部市场环境快速变化需要更灵活敏捷的组织形态，“传统层级式管理之下，专业教学运行效率较低、对接市场反应较为滞后，专业群作为独立教学基层组织，应享有人财物等资源基本分配权，教师教学效果评价权及绩效分配权力，权力下放有助于专业群发挥自身集聚效应，形成更加灵活的教学运行组织，有效应对市场发展需求。”[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以群建院”落实专业群建设责任主体，通过完善治理决策结构提升专业群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在以上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二级管理体制，激发二级学院专业群建设主动性。学校职能部门主要发挥平台服务功能，优化完善专业群建设制度保障，二级学院作为专业群建设责任主体，在充分享有自主权基础上灵活应对区域产业发展多样化需求。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群建设为契机，引导二级学院聚焦专业群建设和人才培养，使教育教学资源集中于优势专业群并发挥功效。如优化校院两级经费分配办法，扩大二级学院自主理财权和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教师评价、绩效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增强二级学院办学积极性和能动性。改变原有命令与接受、布置与执行单向关系，注重部门与学院间的沟通、协商、共进，侧重发挥职能部门业务协调、指导、督促等功能和二级学院业务执行、反馈和建议职权，增强部门与学院互动。此外，推动专业群建设管理重心下沉，统筹专业群内部各专业间资源整合，彰显专业群基层治理的学术性，学校专门设置专业群带头人岗位，专业群带头人主要牵头制定专业群建设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专业群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顶层设计、申报、建设和管理，协同专业群各专业开展专业内涵建设等。基于以上变革举措，改变传统院校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以专业群为基层组织的扁平化治理格局。
4. 专业群治理的评价体系：从“割裂”走向“融通”。
专业群评价是推动专业群建设理念落地的重要抓手，在专业群建设成为政府及高职院校集体行动之前，广大高职院校主要以单个专业为单位对学校内部不同专业建设绩效进行评价。从专业建设到专业群建设不仅意味着建设内容发生根本变化，评价理念及评价指标体系同样应适应专业群建设需求，切实发挥专业群评价在推动专业群建设上的积极作用。高职院校专业群评价尚未认识到专业群评价与专业评价的异同，仍试图将群内单个专业评价结果累加来代表专业群建设绩效，这是割裂的机械评价观，没有看到专业群内部各专业间的融通对专业群建设的重要价值。“专业群建设是对传统专业建设范式的革命，无论是建设理念还是建设路径都存在根本不同，专业群建设绝不是不同专业的机械组合，而要通过专业群组建、管理制度建构、课程体系架构、教学团队组建等多种举措实现群内教育教学资源互融互通，打破专业间组织壁垒，从而高效发挥专业群集群优势，培养能适应区域产业集群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在原有专业综合测评体系基础上开发专业群综合测评体系，将体现新发展导向、反映专业群办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充实到评价体系，科学评价专业群建设绩效；开展综合评价，真正基于市场需求、专业声誉、发展战略的专业群综合评价客观决策专业群发展规模及动态调整。专业群综合评价体系顶层架构上，学校初步确定从四方面进行评价，分别为专业群建设目标与产业需求契合度（评判专业群布局与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契合程度）、专业群资源投入与协调度（评判专业群建设资源投入与配置效率及不同专业投入均衡度）、专业群运行实施与整合度（专业群教学运行融通性、协调性整体评价）、专业群建设成效与美誉度（专业群建设目标达成度评价）。新评价体系凸显专业群评价对“融合性”的高要求：从外部融合看，评价专业群建设成效高低不能从教育系统内部出发，外部产业需求是专业群组建的根本原因，专业群面向的职业岗位群是否契合区域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是评判专业群建设必要性的首要因素；从内部融合看，专业群建设不是某单个专业或优势专业的发展，而是群内专业协同发展，不能仅从外部成果和数量指标来衡量专业群建设成效，要深入专业群内部通过课程体系构建、教学运行等方面考察评判群内专业的协同。
参考文献
[1][8]王亚南.打造高水平专业群重在专业资源整合[EB/OL]. [2019-05-07].http://theory.gmw.cn/2019-05/07/content_32811889.htm.
[2]宋文光,许志平.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路径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 2008(2): 98-99.
[3]李政.构建共治体系：“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9):56-62.
[4]姜大源.职业教育教学思想的职业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22):1.
[5]都兴芳,张巍.从“权力博弈”走向“治理学术”——对我国学科专业管理制度发展问题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10(9):69-71.
[6][7]任占营.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变革意蕴探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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