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

一、缘 起

1943年7月，刘达武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问世。他在该遗集的《蔡松坡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六年（1900)条下记曰：梁启超招蔡锷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1]由于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普遍釆用这一记载，于是击椎生这个名字就与蔡锷的英名一起广泛流传开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其实大可怀疑，《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才创刊，1900 年何须“襄笔政”之人？蔡锷这年实际是在《清议报》分任文字之责。[2]此外，无论是《清议报》还是《新民丛报》“均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3]迄今所见，以此为名发表的文章，题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最早见于1907年2月13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云南》第4号，这时离《新民丛报》创刊已整整五年了。

▲《云南》杂志第六号书影

但是，数十年来，不少历史研究者却不假思索，仅依据刘达武这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记载， 就认定击椎生是蔡锷。有的研究者还将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收录于所编蔡锷文集中，如毛注青等人1983年编辑出版的《蔡锷集》，就收录了 1913年7月15日击椎生发表在《南针》杂志上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4]直到2013年，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在其所著《蔡锷大传》中仍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并解释他取这个笔名，是意味深长的，“就是把自己比喻成袭击秦始皇的勇士。公元前218年，张良要为韩国报仇，密谋刺杀秦始皇，寻得勇士仓海君，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蔡锷就是要发扬仓海君奋勇搏击的精神，反对腐败的清王朝，故而取名‘击椎生’”。[5]2015年11月，邓江祁编的《蔡锷集外集》，更是全面收录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16篇，总计8万多字，占全书39万字的20. 51%。[6]邓江祁指称：“近百年来，学界对蔡锷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而这次发现的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一组时评，则为研究蔡锷的外交思想、国际法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7]为此，他在同时出版的新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中，依据他发现的所谓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珍贵资料”，以8000多字的篇幅专辟了蔡锷《维护利权》一节。[8]

当然，随着蔡锷研究的深入，近年也出现质疑的声音，如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殷英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可能是云南籍留曰学生殷承瓛的笔名。[9]不过，邓江祁随后刊文表示：“从‘击椎生’文章和诗歌的写作时间、内容和所反映出的作者经历、知识、结构、政治观点以及时人对‘击椎生’的了解情况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10]击椎生到底是谁？是不是蔡锷？迄今没有定论。我在搜集蔡锷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蔡锷、黄兴追悼会上，的确有一幅挽蔡锷联明言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11]也发现清末民初若干报刊的确发表过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但对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说法，我还是一直心有疑窦。因而，2008年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蔡松坡集》基础上增补《蔡锷集》时，虽然补录了蔡锷以蔡孟博、劫火仙为名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但还是不敢造次，而谨遵先贤“安愚而暂默”的训诫，[12]未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一并录入。

蔡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军政人物，虽然年仅34岁就故去了，但他领导过辛亥云南反清起义，四年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云南护国首义，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和尊崇。可见，考察击椎生是不是蔡锷，他有没有发表上述《蔡锷集外集》中收录的那些诗文，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查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了解蔡锷的生平和思想，也是对蔡锷及真正的诗文作者和历史负责。 为此，我不揣冒昧，撰写了这篇聒耳之文，以就教于各位专家，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二、击椎生不是蔡锷，也不是云南籍留日学生

尽管邓江祁以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五大理由，详细论证了“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13]我仍然只认可其结论的前一半，即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而不认为它是蔡锷的笔名。因为下文将专述击椎生到底是谁，这里不打算逐条考察和分析邓江祁所列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五大理由是否能成立，而只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蔡锷

第一个问题，殷英以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不可能熟悉云南的地名及其政治、经济状况和地理环境、矿产资源，质疑众多学者认定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笔名的见解值得重视。细察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的诗文中有关云南的地理称谓、历史与现状的内容，以及它们所体现的作者的广博学识，就不难理解殷英的质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蔡锷不是云南人，直到1911年春才第一次到昆明，此前从未去过云南，又无专门学习地理、法政学的经历，很难想象他能将昆水、翠湖、昆海这类不易为没有到过云南的外省人士知晓的称谓和大量法政知识写入自己的诗文之中。[14]邓江祁虽以蔡锷分别翻译、编译过《支那现势论》、《国际公法志》两书，以及击椎生诗作中出现的“江城”是泛指临江的城市、城郭，为中国古今诗人经常使用等为由，为蔡锷完全能够写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日法协约问题》等文章和诗作辩护，认为以1907年前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就得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个人以为，邓江祁如此简单地否定殷英提出的质疑，似乎过于草率，甚至武断了，同样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则邓江祁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所进行的考论，只是借力使力的推论。他利用殷英认为“‘击椎生’可能系云南籍留日学生滇南人殷承瓛的笔名”的推论，说“通观‘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诗作，其中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诗中出现了‘钱塘’、‘西湖’等浙江的地名，在其他诗中也出现了泛指长江中下游的‘荆吴’、泛指湖南的‘洞庭’等地名。倘若‘击椎生’是殷承瓛笔名，按照殷英同志的逻辑，殷承瓛就应当去过这些地方。但从殷承瓛的经历看，事实并非如此”。[15]这一借力使力的推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钱塘、西湖、荆吴、洞庭这些自古以来闻名于外的称谓，大凡读书人即便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也是知晓的。二则邓江祁的考论，以自我论点为中心的选择性太强，仅仅选择了击椎生即使没有到过云南，也不妨碍他将“江城”这一称谓写入诗中这种于己有利的个别例证进行分析，而没有针对于己不太有利，更需要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的是，何以没有到过云南就不一定了解的“昆水”、“翠湖”、“昆海”等称谓也能出现在诗作中。三则邓江祁所说没有去过某地并不等于对那个地方的历史地理就不了解固然没错，但也不能因蔡锷翻译了6万余字的法国人编著的《支那现势论》，就一定对云桂的历史、地理、经济、矿产了然于心了。因为这是一部着眼于全中国的通论性著述，内容涵盖全国各省，[16]并不像邓江祁所说仅仅是“为法国进一步入侵西南提供调查资料”。其中所涉云桂，特别是云南省的内容，倘若与击椎生所发《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做一比较，便不难发现二者存在天渊之别，前者简约、肤浅，后者详尽、深刻。蔡锷留日期间虽也研究过“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17]还编译出版过《国际公法志》，[18]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一定具备多么广博的法政知识，完全能够写出那些大力维护云南、广西相关权益的文章。因为击椎生文章中所涉及的法律知识，不但有国际法，还有广泛的矿业、金融、宗教、商业等国内法，远远超出了蔡锷《国际公法志》的内容。顾名思义，《国际公法志》，讲的是国际法，并不涉及国内法。对此，邓江祁尚须拿出更多具体而赋有针对性的论据才能服人。

第二个问题，惠我春、郭燮熙为蔡锷题写的挽联，并不足以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笔名。邓江祁认为当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应是知情的。理由可归纳为三点，一是蔡锷逝世后，惠我春和郭燮熙为蔡锷题写的挽联，其上联首句明言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二是惠、郭二人对蔡锷的经历比较了解；三是当时及事后无人对惠、郭挽联中的说法提出异议。[19]这是邓江祁举证击椎生就是蔡锷笔名唯一有力的证据。诚然，蔡锷逝世后，惠、郭二人的确题写过这样一幅挽联，其中也确有“少年别号击椎生” 一语；“别号” 一词的确也是一个人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郭燮熙因1913年夏担任《云南光复纪要》一书编纂的缘故，参加过经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 《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写作，[20]对蔡锷的历史的确算是比较了解。但是，仅凭这幅挽联就能判定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吗？当然不能，理由如下：

第一，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别号是依据不同需要自起，或他人所起自己也认可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如诗人杜甫自号少陵，清末小说家刘鹗的别号老残是他人所起自己也认可的，[21]而笔名则是作者发表作品时的别名，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别号”， 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第二，惠、郭挽蔡锷上联，虽首句直言“少年别号击椎生”，但与下联首句“末路几同吞炭者”不同，下联首句有蔡锷自证之言为依据，他在挽汤觉顿等人联中的确说过：“君等饮弹，我亦吞炭”。[22]而上联首句除了16岁的蔡锷，在《湘报》上发表过一篇矛头指向秦始皇的《秦始皇功罪论》，可与击椎生这个典故相联系外，便没有其他自证之言可为依据了。虽然，1916年8月，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曾发表时评说：“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有似于张子房（按：张良，字子房）”，但紧接着又解释，“因观于”蔡锷与唐继尧“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犹博浪沙中之一击也”。随“即率第一军入川”，血战泸州、纳溪，第二年就埋葬了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又以积劳多病，电请退休，“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然后知”其“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23]如此看来，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惠、郭挽蔡锷上联也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别号”。遗憾的是，同样参加过云南各界蔡黄追悼会，还送过挽诗[24]的刘达武却误以为真，而将其记入他1943年编撰的《蔡松坡先生年谱》，并妄称蔡锷1900年就以此名字在尚未问世的《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了，导致后来众多研究者频频陷入这一误区。第三，就别号的作用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因种种原因，为包括隐姓埋名在内的各种需要而起的；另一种是对亲朋好友或尊崇的人的别称。如《左传•昭公二年》记有“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杜预的注指出：“为立别号所以宠异之。”[25]这种别号的作用，诚如《韩非子·诡使》所言：“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26]惠、郭在蔡黄追悼会这个不一般的场合，直言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显然不能排除也是出于对蔡锷的尊崇和景仰。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邓江祁所说，当时以及过后云南各界那么多人通过追悼会现场或以后的《蔡黄追悼录》都可能读到过惠、郭的挽联，何以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了。

第三个问题，击椎生自己披露了他当时并不在国内，而是在曰本向《云南》杂志投稿的。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设立银行及制币局时说，开办银行，制造货币，固非仓猝可以就绪，但是，如果“滇吏实心举办” “速派学生来东学习，限以两年卒业，学成回滇”，自然也就不用 “依赖外人”了。[27]又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近得内地来函，言粤东团体，外强中干。”[28]前文所说“速派学生来东学习”，意思很明白，就是要云南地方官迅速选派学生到日本学习金融、 银行知识。如果击椎生不是在日本而在国内，是不可能采用“来东”这一说法的。后文所说 “近得内地来函”，值得细究。首先，“近得”一词，仅是个短期的时间概念，不能理解为两年多以前蔡锷尚在日本学习陆军时的事，何况函中所涉中英两广西江警察权问题，还是击椎生为文之前不久才发生的事。其次，“内地”二字所反映的地域关系，在当时人心目中，也不是今人通常所说的沿海、边疆与内陆省份的关系，而是国内外的关系。如身在日本的杨度复函伍廷芳时说：“度自上海返东京，又出外旅纡逾旬，昨归始得见由杨公使（按：指清廷驻日公使杨枢）交来尊函，并见内地各报所登函稿。”[29]即如蔡锷谈及这一关系时也是以“内地”一词表述的，他1906年复时在日本的“友人杨君”的一封信中就说过：自己“僻处内地，毫无见闻，如相见爱，请时惠好音”。[30]蔡锷此时身处边疆广西，因他与身居日本的“杨君”的地域关系是国内外的关系，所以也循例用了“内地”一词。如此看来，击椎生当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是肯定无疑的，并不像邓江祁所推测，因为击椎生当时身处国内，距离《云南》杂志社较远，文稿的传递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因此，其《日法协约问题》《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时论文章在《云南》杂志发表的时间，都不是事发当月或次月，而比其所反映的事件晚了两三个月。[31]明白了击椎生事实上在日本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会在自己的文章中，时不时地直接使用诸如“相手方”（按：对方）、“邮便”（按：邮政）、“邮便局”（按：邮局）、“留置”（按：拘押）、“为替” (按：汇兑）、“邮便贮金”（按：邮政储蓄）、“相场”（按：市场）等等日文用语了。[32]

击椎生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时，既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而众所周知，蔡锷1904年10 月24日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随即回到了国内，这时正在广西从事编练新军的工作，那么，断定远在日本的击椎生就是正在国内从事编练新军的蔡锷自然就难以成立了。仅凭这一点，就足可认定击椎生不是蔡锷，其他任何“考论”都是多余和毫无意义的。对于击椎生在其诗文中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一事实，不知邓江祁何以在考论蔡锷“笔名”和编辑《蔡锷集外集》时竟然如此失察？难道没有仔细研读这些文章？当然，我更愿意相信只是一时的疏忽。

那么，击椎生是谁？能如殷英所说，也许就是殷承瓛，或者是“云南籍留曰学生”中的一员吗？[33]当然有这种可能，因为殷承瓛是云南人，当时又正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对云南的地理、历史和现状自然要比他省人士了解得多。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更赞同邓江祁的意见，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不为别的，主要是他不存在击椎生所独有的人生经历，[34]也不具备击椎生那样广博的学识。但是，我也不敢苟同殷英后来修正的看法，即击椎生“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因为“云南籍”只是我们求证真实的击椎生的思考方向之一，并不是绝对必备的条件。热爱家乡，人之常情。本省人士固然可能更关心本省的命运和前途，但也不排除为了某种需要和目的，会依据时势的变迁，对本籍以外的省份更感兴趣，了解更深。举例来说，梁启超不是湖北人，可他当年组织政闻社，追求立宪政治时，不就更加关注湖北的武汉吗？他致函熊希龄说：“同人决议以武汉为天下之中，畴昔兵家在所必争，政党为平和的战争，其计划亦当与用兵无异，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35]可见，求证击椎生的真姓实名，也不一定如殷英所示，非要一股道儿走到黑，专在云南籍留日学生中寻找。

更为重要的是击椎生已明白表达了他是湖南人。证据之一是，他在一首思乡诗中说：“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十年戎马历边城，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36]击椎生在这里说他归国回“有亭深竹里”的故乡时，途中能看到洞庭湖沿岸“万山叶落”的秋色，说明他返乡须穿越洞庭湖，表明他的家乡在湖南。因为当时湖南人出省远行的便捷之道惟有水路，洞庭湖为必经之地。如，蔡锷就说过，他1902年冬回国探亲并筹措《游学译编》经费时，走的就是“由沙市经常德、长沙、湘潭”这条水路。[37]又如，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工兵科留学生危道丰1907年由家乡湖南黔阳返回日本东京“充当士官候补生”时，也是“由黔阳城外搭乘民船，顺流东下，先到长沙接洽东渡手续”，然后“乘船赴沪，趁轮东渡”的。[38]证据之二是，击椎生在《南洋兵事杂志》上再次发表译作《佛国陆军之腐败》时，对其中的按语做过四处文字修改，一处是将“前日本陆军大尉某尝告余曰”，改为“前日本陆军大尉某尝告云南某君，某君语余曰”；第二处是将“吾国臣民，及吾滇人士”，改为“吾国臣民”；第三处是将“吾愿吾滇人”，改为“吾愿吾国”；第四处是将“可为我滇人卜也”，改为“可为我国贺也”。[39]如果说后三处的修改是考虑到《南洋兵事杂志》 的读者对象，不像《云南》杂志那样主要面向云南人，再提“吾滇人士”等语，易为人误会他仅在为云南着想，那么，前一处的修改就不能不说含有否认他是云南人的意图了。击椎生如果是云南人，就没有必要在转述“前日本陆军大尉”的话的“某君”前面特地加上“云南”二字，因为同乡之间在向人交代自己的谈话对象时，是绝对不可能采用“云南某君”这种自居于外的表达方式的。可见，击椎生在这里其实是借此否认自己是专为云南着想的云南人。击椎生既然不是云南人，那么就更不会是“云南籍留曰学生”，或者云南人殷承瓛了。

三、击椎生是时在日本留学的湖南人唐璆

击椎生到底是谁？他发表的《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开这个谜的突破口。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附言道：“本问题（按：指苏杭甬铁路问题）影响所及，实足牵动全局。吾民对此，莫不奔走呼号，群起挽救，足见吾民程度日见发达，可为神州前途幸。今并将本会致苏浙铁路公司书及本会某君对于苏浙路款感言附后，以供吾民之研究。”[40]从击椎生提到“本会”这个名称来看，说明当时在曰本存在一个名叫什么“会”的组织，而击椎生则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而且还是重要成员。否则，他不可能称这个组织为“本会”，更无自居“本会”代言人，附录“本会”相关文件于后，“以供吾民之研究”的资格。这段附言不但为我们追寻击椎生到底是谁指明了方向和途径，还为我们大大缩小了追寻的范围。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邓江祁编的《蔡锷集外集》，竟独独将这段附言和两个附件约2600 字统统删去了。[41]为什么删去？为节约篇幅？还是误以为没有什么史料价值？或者是从阅读过的《唐璆文集》中意识到了什么？有证据表明，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时是读过《唐璆文集》的，他在所编《蔡锷集外集》第397页一个脚注中说过：正文里“旋遣武冈唐君璆赴湘谋响应”—语中的“璆”字，是依据“《唐璆文集》中有关记载补入”的。莫非这一阅历让邓江祁意识到：如研究者将这部分内容与《唐璆文集》的其他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很可能会对他判定击椎生是蔡锷的结论产生疑义。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令人遗憾了，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一切工作，尤其是历史研究者必须牢牢坚守的原则。我更希望，也更愿意相信是为了节约篇幅和误以为没 有什么史料价值，而不是后者。

那么，这个被击椎生称为“本会”的组织，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宗旨是什么？综观击椎生《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及两个附件所言，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借苏杭甬铁路自办风潮，呼吁云南和各省同胞保卫滇川路权和云南不受英、法侵略。击椎生在文中说：“苏杭甬铁路之问题，固唤起我国民之爱国，而吾滇川铁路之迟迟观望者，吾不能不因之而惧矣。”“愿我滇人，必法杭人，捐财捐命，必成此路；愿我川人，必法苏人，群策群力，必成此路；愿我各省之同胞，痛痒相关，齐心一气，必成此路。”[42]《附件一》中有言：苏杭甬铁路奉旨商办，“政府忽挟媚外政策，强制吾民借英款，苟一旦签押，则路权既失，吾民生活，行将断绝，灭族灭种已不旋踵，南方大局于斯瓦解，此不但贵省安危生死之所系，抑亦全国安危生死之所系也。敝会对此尤属惊心动魄悲愤扼腕，诚以路权之所在即兵力之所及……此敝省人民所为痛心疾首，方将遍檄神州，以与我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哭以求解决者也。”《附件二》则提到：“今苏浙路事之变生，激动全体，民气从此伸张，一发不可复遏，正可藉此潮流创设一大会，以方兴未艾之民气，鼓其通力合作之精神，将苏浙铁路之余款及粵汉铁路之余款拨归滇川铁路之用……不如是不足以救云南，即不足以救中国。[43]总之，这是一个为国抗击英、法侵略，保卫川滇铁路，以救云南和中国的“会”。从《附件二》所表达的希望通过苏浙路事激起的民气，“创设一大会”的意愿来看，这个会还是一个成员并不仅仅限于云南的跨省的会。

经查，这时虽有云南留日同乡会、死绝会等多个以救云南为宗旨的省籍性质的会，但它们却没有如上所说创设一个跨省“大会”的意愿，而具有这一意愿的则是“筹滇协会”。筹滇协会是一个迄今鲜为人知的中国留日学生组织。1907年9、10月间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湖南等西南五省“同学东瀛”的留学生组织而成。其“会旨在联合同志，购（讲）求为国保滇之策，以竞存滇省权利，巩固国家疆圉，为最终之目的”。由贵州杨兆麟任会长，云南顾视高和孙光庭任副会长，湖南唐璆和成寿昆、云南孙志曾和孙光祖、四川萧湘、广西陈祖虞任庶务，四川邓镕任编辑部长，孙志曾兼任调查部长，唐璆兼任交际部长。[44]据唐璆说：“筹滇之议，倡始于璆”。此会之设，他“虽不敢当原动力，实是首先发起之人”。而他“发 起此会之意，一因西南危局，不可无一有秩序坚固之团体，以为异日保存之基”；二因“中立党派，有才智学术者，亦不乏人，而徘徊无所适从，恐流于涣散坠落，实为可惜。不若别开一途，以联络团结，共相奋勉，同尽救国责任之为愈。且以合群对外，自强图存为主义，无论新旧党见，均可化异为同，合小为大。他为筹滇协会制定了《章程》，撰写了发起《意见书》，创办了《筹滇》杂志，并请梁启超为杂志撰写了《发刊词》，甚至连《发刊词》由谁署名也是他提出的建议。当时，调查部长孙志曾“似欲以渠名当之”，但唐“不以为然”，认为“以会长杨君（按：指杨兆麟）当之为佳。凡成立一会，为会长者必使会员有信仰之心，方有精神；《发刊词》以杨君当之，亦使会员信仰之一端也”。他要梁启超最后裁定，“付稿来时，或杨或孙，恳将名字填上为妥，璆亦无成见也”。[45]最后，由梁裁定由杨兆麟署名。由此可见，筹滇协会是一个由湖南人唐璆首先发起，以杨兆麟为会长，利用省籍亲情，联络中立党派，不分新旧，化异为同，合小为大，以研究保滇之策，巩固国家边疆，自强图存，一致对外的爱国组织。唐璆为它的成立作了重要贡献，堪称是它的核心和灵魂人物。他对筹滇协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预决在曰后的政党发达时期，必将成为梁启超立宪“大团体中一支部”。[46]

击椎生既是筹滇协会的重要成员，而唐璆恰恰又是这个协会的核心和灵魂人物，能就此判定击椎生即是唐璆吗？当然不能。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依据击椎生的诗文所提供的信息，追寻他们是否同一个人。

先看击椎生、唐璆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素养。击椎生虽没明显在他发表的诗文中自述生平履历，但字里行间还是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其一，如前所说，他当时正旅居日本，通过《回国有感》的思乡诗和再次发表的译作《佛国陆军之腐败》按语的文字修改，明确表达了他是湖南人，家境也还算殷实，“有亭”坐落在翠绿如海的“深竹里”。他曾“浪迹大江”、“戎马边城”，说明他有出入长江和边疆从军的经历。其二，他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对云南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有他“一触乡关愁更愁，苍茫昆水总成秋”、“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锁翠湖烟”、“而今昆海波涛恶，漫说孤舟听采莲”等吟唱为证。[47]其三，他还是一个精通法政知识的人，不但熟悉一般国际、国内法，还通晓行政、商业、交通、金融等方方面面的专门法。对于这方面的事实，无须也没有必要一一在此举证，只要浏览一下他长达6万余字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看看他是怎样试图利用各种法律知识，挽回清廷和云南官吏丧失的铁路、矿产、领土、司法、关税、商业、行政、邮政、金融、货币等权益就一清二楚了。[48]

那么，唐璆的人生经历又怎样？他受过什么教育，有什么专门学问呢？他1909年之前的主要经历如下：他是湖南武冈竹市（今属洞口）人，自幼读书，曾先后师从地理学大师邹沅帆和民间排外领袖贺金声学习舆地和军事。1902年贺金声率大汉佑民灭洋军起事失败被杀，他悲愤不已。又读梁启超《中国魂》和陈天华《猛回头》等书，欲为“破坏之先锋”。为此，他沿江东下，就学南京江苏武备学堂。未及毕业，即被蔡锷荐入广西新军郭人璋部。据他自己说，这几年，他散尽祖遗家产，“日日访豪杰，结壮士，奔走两湖三江，以谋暴动”。1906年下半年，为躲避官府缉捕，在广西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对汛督办庄蕴宽的资助下逃亡日本，开始学习法政知识。次年10月，加入梁启超发起成立的政闻社。对于从广西到日本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他总结说：“三年来走云贵两广，以赴东瀛，内察国民之程度……外审时势之大局，反观自己之能力，始知以暴动革命，真难成功，反足以亡国”。[49]可见，唐璆东渡日本之前，到过云贵两广不少地方，阅历异常丰富，政治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

以唐璆的生平经历和所受教育，对照击椎生诗文中所透露的信息，不难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如当时都身处日本，又都是湖南人，家庭也相对殷实，都学过军事，从过军，戍过边，有着丰富的地理、法政知识，还到过云贵两广，对云南的山山水水相当熟悉，等等。

再看击椎生、唐璆对云南在当时国家存亡中的地位的认识和主要的为国保滇之策。唐璆作为筹滇协会的发起人，十分强调保卫云南就是保卫中国，救云南就是救中国。他率先著文指出：法国久视我滇桂两省为其势力范围，是为我南方各省的大患。法人不遗余力修战备，修铁路，谋矿产，不就是想占领我云南吗？云南果亡于法，“两粤黔川果能不被其侵略乎？两粤黔川被其侵略，则两湖三江陕豫等省，又能安居而无恐乎？”“云南亡，则西南数省随之而亡，西南数省亡，则中国随之而亡”，故而“救云南者，所以救西南数省；救西南数省，即所以救中国也”。[50]击椎生这时虽未发表类似专论，但也在相关文章中见缝插针，反复宣传过这个道理。如针对云南各项主权无所不丧失，朝廷和云南官吏却只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家，眼睁睁看着它们丧失净尽而不力争的亡国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云南亡而西南各省必与之先亡，西南各省亡，而全国必与之偕亡。”[51]击椎生与唐璆所说“云南亡则西南数省随之而亡，西南数省亡，则中国随之而亡”，不但意思完全相同，连表达的方式和用语也几无区别。为保卫云南和中国，击椎生提出我国民必须结成“大团体”，以应对内外两敌。他说：“今日时局，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我国民处此二敌，又何所挟哉，一言以蔽之曰，以国民挟国民而已。”具体说来，就是要本着“爱国之心”和“不昧之良知，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互相团结，互相保卫，合群集热，尚武自强，动心忍性，养精蓄锐，对内即所以对外，对外即所以对内，一而二二而一也”。[52]唐璆也持同一意见，用他的话说，就是“广交通以合大群”。唐璆认为：“权力所在，必人民有所挟而求，则政府有所惧而与，此情势之自然无可易者”。[53]为此，他说自己在曰本“求学，原是第二事，求同志则真第一事也，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组成一真国民志士之党……移其对内之心以对外。”[54]可见，击椎生与唐璆在这个问题上不但主张一致，连在阐述如何结成“大团体”时所使用的语言，同样都是“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

 对于这个“大团体”，击椎生提出必须坚持以下行为准则：一是要光明正大，不得有丝毫暴动；二是不管外人如何怂恿，官吏如何压迫，皆须坚持不懈，镇静不摇；三是必须认明抵制外人，非反抗官吏，且方法要和平，不犯国家法纪；四是如有挫折，仍须锐意实行，不得中途解散。[55]按此准则办事即能得到他的赞赏，如江浙绅商学界反对政府强借外债，以修苏杭甬铁路之举，就得到他的高度评价。他称赞道：对苏杭甬铁路问题，“我国民之激昂慷慨，捐财捐躯，无暴动，无妄为，团结力之大且固为数十年所未有，爱国热诚，理直气壮，美哉中华有国民也。”[56]唐璆对此又有什么要求呢？他虽认为当时的政府，即使无种族之见，也不会“轻与人民以权利，倘不预备正当之武力以盾其后，以为强逼之地步，而欲以平和即收改革之功，必无之事也”，因而极力主张所结合的“大群”，必须“备武力以为后劲”。但是，他也同样认同冒险破坏，是野蛮革命，其道危而险，因而主张“只可用积极平和改革”。[57]为此，他要求所结合的“大群”，第一，必须移其对内之心以对外，“今日时局，以救亡图存为急，能对外自立，则对内不难，种族问题，置之后日解决可也”。[58]第二，必须极和平，不可暴动，“有决死之志，而无野蛮之暴动，作敢死之气而守正当之行，此之谓真国民，此之谓真志士”[59]所以，唐璆同样高度肯定江浙绅商学界拒不接收政府强借外债，以修苏杭甬铁路的表现，说“江浙路事极激烈，极和平无暴动，亦可喜也”。[60]可见，击椎生与唐璆对所结大团体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最后，再来看击椎生所发文章与唐璆当时关注的时局重点的关系。击椎生先后在《云南》杂志发表五篇文章。其《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是涉及外交问题最多的一篇，涵盖铁路、矿产、商埠、民政厅、邮政、货币等方方面面，也是字数最多的一篇，长达6万余字，最后部分仍标有“未完”字样。那么，唐璆这时最为关注的时局问题是什么呢？恰恰也是外交问题。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近日时势所最当研究者，与数十年来与外人交涉掌故，不知以何书为好？恳指示数种，即当购阅。[61]可见，击椎生与唐璆这时都很关注外交问题，因而不能排除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就是唐璆当时研究外交问题的成果之一。

如果说击椎生这篇未完长文与唐璆的直接联系还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的话，那么，他的另一篇文章《西江警察权问题》，就很难排除这种关联了。

1908年1月21日，唐璆致函梁启超说，他打算“下月”，即2月上书广西巡抚张鸣岐，专言广西两件事，一是清乱源，二是筹边防，希望梁启超明示可上与否，“如可上，书稿成时，当呈左右”。[62]对于广西的乱源是什么，怎么清，唐璆信里未作进一步说明，不得其详，但既然与对外的筹边防并列为二，即可肯定它就是对内的问题。唐璆这里所说的乱源，其实就是曾通过杨兆麟、顾视高对唐璆创立筹滇协会表示支持的梁启超当时所说的，伏之于西南自滇以及黔蜀湘桂最深，发之最骤，而需要自力芟除的“扰乱种子”[63]虽然迄今不知梁启超是否同意唐璆上书，也不知唐璆是否上过此书，但其所说的“下月”，即2月28日，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西江警察权问题》的文章即是不争的事实。该文针对两广西江警察权又断送于英人之手，提出抵制之策是结成大团体，与英人开特别谈判，先行承认“自清盗贼”。何以要先行承认自清盗贼呢？他解释，这是因为“英人以盗借口，不能不自清盗贼。况两广之盗，较各省为甚。间有学界中人，犹以游勇劫盗为豪杰，欲藉以遂其特别思想者，[64]其误甚矣。虽自古强盗有绿林豪杰之目，盖豪杰中间有不得已而入绿林者，如东汉马武之流是也。未有久在绿林，而可为豪杰者也。今何时哉，凭劫掠以为雄，徒为外人借口之资，为亡国灭种之媒而已。”[65]击椎生在这里明确表示，较各省为甚的两广之盗成了英人侵占两广西江警察权，以制两广死命的借口之资，所以必须先行自清。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游勇、劫盗就是两广必须先行自清的内部乱源。显然，击椎生这时对两广要务的认识，与唐璆清乱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加上该文的发表时间又与唐璆所说“下月”十分吻合，这样的确很难排除其中隐含的密切关系。

仅就上述某个方面的事实，便认定击椎生就是唐璆，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击椎生固然是筹滇协会的重要成员，而它的会长、副会长，还有编辑、调查部长，同样也是重要成员，怎么就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呢？他与唐璆存在人生经历、知识素养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但当时各省留日学生众多，谁敢保证在唐璆之外，没有第二个、第三个有此经历和知识素养的人？他们在为国保滇的主要政策和理念方面的共同点，更是每个筹滇协会会员的共同选择和信仰。至于不约而同重点关注某个时局问题，或许也仅仅是一种巧合。但是，若将以上所说击椎生、唐璆的筹滇协会重要成员身份、个人经历、知识素养、为国保滇之策的选择和坚守，以及关注时局的重点，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予以全面评估，便不是人人都能那么容易对上号的了。既然二者存在那么多不能人人对上号的共同点，应可说明他们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即击椎生就是唐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击椎生与唐璆为达到为国保滇目的，除均主张采取有所挟而求的方式，即“以国民挟国民”，结成有独立势力的“大团体”，政府才能“有所惧而与”外，还有两句一字不差的用语尤能说明他们是同一个人。击椎生与唐璆都说过，结大团体时，要“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我查遍《筹滇》杂志第1期（迄今仅发现一期）唐璆之外其他人的文章，以及《云南》杂志第12期之前的所有其他人的时评、政论性文章，虽也有不少涉及为国保滇主题的，但却没有再发现任何人使用这两句一字不差的用语。这说明起码在击椎生发表文章最多的《云南》杂志作者群中，这两句用语并不是当时的流行语。对于这两句一字不差的用语，虽然理论上还存在击椎生和唐璆相互引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那么就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即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唐璆的信写在之前的1908年1月21日，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其后的2月28日。这说明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可是，唐璆的信是一封涉及筹滇协会高层庶务兼调查部长云南人孙志曾的隐私，当时没有也是不便公开的私人信件，不可能为击椎生所看到和引用。那么，便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即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并不存在谁引用谁的问题。否则，击椎生的文章中怎么可能出现唐璆一个多月前写的信中的用语呢？因此，尽管本人迄今尚未发现诸如函札、电文或日记之类的原始文献中明言击椎生就是唐璆的直接史料，但就以上整体事实，特别是这两句一字不差的用语而言，在没有出现新的经得起检验的能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史料之前，我认为仍可认定这个在《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蔡锷，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

唐璆，字炼心，又名鉴，字金山。1873年4月2日出生于湖南武冈竹市（今属洞口）一个殷实之家。自幼习武修文，以国事为心。早年主张维新变法，支持贺金声大汉佑民灭洋军起义。贺金声兵败被杀后，受梁启超、陈天华“排满革命”思想影响，散尽家产，奔走运动，以谋暴动。不幸事泄，逃往香港、广西等地。1906年流亡日本学习法政。次年，加入梁启超发起的立宪团体政闻社，继而联络西南五省留日学生，倡议发起成立抵制法、英侵略的爱国组织筹滇协会。1908年由梁启超荐至《南洋总汇新报》任主笔。辛亥革命后，初任蔡锷云南都督府参议兼《滇南曰报》主笔，积两年边徼调查之功，著《云南土司问题》一文，为军政府的“渐进主义”筹边策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1913年蔡锷离滇赴京后，辞归故里湖南，先后任衡永郴桂道观察使、省长公署顾问和省图书编辑处处长、图书馆馆长等职。晚年潜心儒学、佛学，著有《炼心学果》一书。1928年2月22日病逝。唐璆是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史和地方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但是，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及其新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竟张冠李戴，将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8万余字的诗文收录其中，并据此以8000多字的篇幅专辟《维护利权》一节，作为蔡锷的生平业绩，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也是对唐璆的不负责任与不公，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按：作者曾业英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旃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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