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保丨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

提要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地区就成为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后300余年间，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内地移民是汉代南部边疆开发的生力军，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王朝多民族国家整体的主要社会基础。

关键词：两汉时期 内地移民 交趾地区 南部边疆 统一

越南是我国山水相连的邻邦，中、越两国有着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在自秦汉至北宋初期的1000余年历史中，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一直是直属于古代中国的版图，为中国封建王朝统一管制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唐代以前，我国史籍习惯称这一地区为交趾，具体以汉代的郡县区划而言，则其包括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两汉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对僻处岭南、百越聚居的交趾地区三百余年的稳固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大批内地移民的进入有着重大的关系。内地移民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代多民族国家整体的主要社会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汉代中原内地移民交趾的问题，虽有一定的关注，不少有关越南历史发展的演变[1]、中国移民越南史[2]、中越文化的渊源关系[3]、东南亚史[4]等方面的研究多有所涉及；一些学者将历史概念中的岭南地区作为整体考察，也论及到了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5]但诸家论著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或因出于宏观统筹的需要、或因各有侧重、或因将交趾地区置于边缘、从属地位之故，加之史料记载的零星片断，所以往往内容简略，结论笼统。迄今尚未见有学者对该问题作一专门而系统的讨论。为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认真爬梳史料，并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拟就汉代进入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及内地移民在汉王朝统一交趾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失当之处，敬请批评教正。

一、汉代进入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

终极两汉，自汉武帝在交趾地区设郡置县之后，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兹就几种常见于史籍记载的移民情况，分述于次：

（1）实边戍守。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收服南越之后，于岭南地区设郡置县，建立统治机构，元封五年（前106年）为进一步加强对南部边疆的统治，又于岭南之地设交趾刺史部，以俾政治、军事上的统一监管。但实际操作表明，仅凭行政上的效力，显然是不够的，《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曰：“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文化上的落差，妨碍了国家政令在南部边疆的推行，为殖边，更为风化，所以汉武帝随之“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6]越南黄高启所著《越史要》也云：“古时我国人以布缠身，音话难晓，武帝徙罪人杂居其间，复教我国人，使之知汉文、解北话。”依据文献所记载的交趾当地土著居民己“稍知言语，渐见礼化”的民风状况，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汉武帝南迁入交的“罪人”数量是十分庞大的，且决非汉武一代所能达到，而是两汉长期奉行移民实边（以“罪人”为主）这一政策的结果。

除为整齐风俗、推进封建统治而移民实边外，两汉王朝又为巩固和加强对南部边疆的控制，而迁徙内地居民入交屯田戍守，进行武装镇摄。此亦为汉代经略岭南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既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扩大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以赵充国之言，“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7]所以，伴随着对岭南的经略，汉王朝亦积极移民“屯戍”，以巩固既得成果。《后汉书》卷86《南蛮传》说：“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所谓“郡兵”，即是汉廷在交趾地区的屯边戍守的武装力量，故也称“屯兵”。在两汉近400年中，因此而先后派遣来的中原内地居民人数，自然也不会少。如史载“中平元年（84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8]由此不难推测，汉王朝在交趾地区的内地屯戍移民的规模之大。“郡兵”长期在边地戍守，屯田自给，安置家业，大多数人“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安乐而不思故乡”，[9]他们不再返回内地故里，而定居落籍交趾地区。两汉中央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移民入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被迫移殖来的内地居民，与当地土著居民融洽相处，传播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共同开发生产，所以在客观上促进了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民族融合。

（2）军士流散。封建王朝在边疆的统治，或因文化冲突，或因“土流”权力之争，或因吏治腐败，或因剥削残酷，所以时有反抗发生，当统治者恩抚怀柔，甚至动用戍守在边的郡兵力量也不济于事时，无计可施，最后便出兵征伐，其结果又为边疆地区输入了一批流散不归的内地军士移民。《后汉书》卷24《马援传》云：“（建武十九年，43年）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马援自建武十八年进军交趾，仅一年便基本平定了“二徵”之乱，并未遭到多大抵抗，由交战而损失的士卒自然很少，因不适交趾地区湿热天气环境染疫身亡者当然会有，但《后汉书》卷86《南蛮传》说：“……（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10]可见，马援出征所率军队均由南方征调，兵源地与交趾地区的气候差异并不大，尽管文献记载的士卒人数可能存在出入，但可以推测，马援征服交趾“二徵”之乱后，必然收编了当地不少的降众，而且还当有一定的郡兵被整合在了一起，所以，至建武十九年马援所率部众便达到了二万余人。由上分析，我们说史书记载的：“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在万人以上，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因此不难肯定，当回军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士卒流散在了当地。如《水经》卷36《温水注》载：“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冷岸南面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则正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3）政治流放。谪迁远荒、发配边疆，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处罚所谓“获罪”吏民常用的方法，《汉书》卷6《武帝纪》说：“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前后两汉，此类事件常有发生。西汉末在继续沿用政府主导性的岭南移民政策——迁徙社会下层触犯律令的“罪人”于岭南边郡外，也开始大规模向该地流放或因政权斗争的失败或由于贪赃枉法而遭贬逐的官僚贵族及其妻、子、家属，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合浦郡，仅《汉书》记载就达十二起，交趾三郡虽未见诸记载，但作为西汉王朝流放罪人的传统地区，自然不会例外。王莽代汉后，曾两次下令把“罪人”“投诸四裔”，[11]其中“相当多的人被流放到交趾、九真、日南各地”。[12]

东汉以后，由于外戚的专权，以及宦官与外戚的轮流擅政，朝政日趋腐败，各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朝权，彼此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所以史书记载中出现了更多的因宫廷争权斗争而导致的政权官僚集团的流徙，其中不少便被流放到了南部边疆的交州地区。如《后汉书·梁统传》说：“松（梁统之子)，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58年)，迁太仆。松数为私书请托郡，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县飞书（李贤注曰：飞书者，无县而至，若飞来也，即今匿名书也）诽镑，下狱死，国除。（松弟）竦字叔敬，……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梁恭途中自杀，梁竦后获释回京，“有三男二女，肃宗（即汉章帝）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83年)，遂谮杀二贵人，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13]《资治通鉴》卷46《汉纪三十八》也有类似记载：汉章帝建初八年，“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庆，诸窦闻而恶之。皇后欲专名外家，忌梁贵人姊妹，数谮之于帝，渐致疏嫌。是岁，窦氏作飞书，陷梁竦以恶逆，竦遂死狱中，家属徙九真”。又如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阴皇后多妒忌，宠遇浸衰，数怀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者；帝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案之，劾以大逆无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辅皆考死狱中。六月，辛卯，后坐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父特进纲自杀，后弟秩、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14]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与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谮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15]延光四年（125年）春，汉安帝病死于出巡章陵的途中，皇后阎姬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以其宗师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婿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16]北乡侯刘懿被立为帝即少帝，数月而身亡，“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比景”。[17]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去世，灵帝即位，时太后窦妙父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而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武，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比景”。[18]又当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外内”，光和二年（179年）司隶校尉阳球上奏“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后王甫被处死，“尽没收财产，妻子皆徙比景”。[19]由上所载，可见东汉时地处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己成为朝廷安置政治流放官吏及其家属的重要地区，这些人被迁徙来以后，大部分便定居在了当地，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

（4）避乱流寓。由于两汉王朝在南部边疆的交州刺史部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体察并尊重各民族特点，推行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正确的统治方针，故交趾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而两汉中原内地，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其后期均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大量中原内地居民为逃避战乱而不断南迁进入交趾地区，如汉太傅胡广“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平帝时大司徒马宫辟之。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父贡，交阯都尉”。[20]又如士燮先祖“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21]

东汉末，中原动荡，南迁的内地人士更多，顾野王《舆地志》载：“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贼，出自（至）交趾，资财巨万，僮仆数千，于此筑城为家”，[22]尤其是“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23]这一时期，中原内地因军阀混战，局势大乱，但僻处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却因为边吏治理的得力，继续维持着稳定发展的局面。当时汉中央王朝委任在交趾的地方长吏士燮不仅“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皆乐业”，而且“体器宽厚，谦虚下士”，[24]所以大量中原内地居民其中不乏文人士大夫为躲避战乱，纷纷南下移居到交趾地区，“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25]如“（许靖）字文休，汝南人（汝南郡，在今河南、安徽交界一带地区）。举孝廉，为尚书郎，典选举。避董卓乱，往依会稽太守王郎。及孙策渡江，走交趾以避难。士燮厚加礼遇”。[26]“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27]桓晔“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交阯，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28]又如陈国袁徽亦为避乱而流寓交趾[29]等等。当然，见诸文献记载的南迁之士，多为达于政理的官宦之家、名重一时的雅儒望士、满腹经纶的博学之才等社会名流，而名不见传的民间百姓，由于战乱而避地并定居交趾的必然更多。

除以上所说的中原内地人口南迁交趾的几种途径之外，还有其他情形，诸如游宦、经商、工艺及民间自发性的迁移等，进入交趾地区留居下来的，惟不详于纪录而己。以经商贩运而言，由于交趾三郡地处汉帝国与今南亚、东南亚及欧洲诸国海上贸易的交通枢纽，内地商贾出入者至繁，势必也有为数不少的落籍于此。再如民间自发性的南迁，随着政治上的统一，中央王朝于此广置郡县，加之连接五岭南北旧有交通线路的修复、疏通、巩固和延展，以及新的交通线的开辟，如建武十六年（40年）光武帝为南征交趾，“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30]而马援之征又“开辟了一条由合浦到达浪泊（今越南北宁省境内）的新交通线路”。[31]再如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嶠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32]等等，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沟通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往来联系的传统交通线路，而且还有新的拓展。这些都为中原内地人口自发性的向南迁移进入交趾地区铺平了道路，创造了便利，由此而寓居交趾三郡的内地移民自然亦大有人在。

关于两汉中原内地的居民南迁交趾，不但有确凿可信的文献记载可供我们查考，也有丰富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南迁汉人在交趾地区的生活画面，如越南历史学家杜文宇说：在今越南河内地区，“雄王文化发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止不前了。不论考古学家的锄头挖到哪里，发现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汉式古砖墓，随葬品也都是汉式的”。“这种墓分布在沿海地区、红河中游地区，以及平原和山地等广阔的地带。可以说在公元头十个世纪之中，这是比较普遍而豪富的墓葬。它代表着一种文化，那时这种文化在我们国土上似乎占着统治地位”。“至于这种墓的种人，我们很容易地分辨出来，主要是汉人，还有一部分是己经汉化了的本地人”。[33]英国学者布塞尔亦指出：直到公元初年，马援远征告捷之后，华人才开始大规模移殖，在清化发现的后汉砖墓中有关于这件事的考古资料。詹斯博士发掘出的最引人入胜的墓葬物中，有一些是农舍的模型，有的或许还是地主的宅第，有四方形的庭院，围以垣墙，内有各种建筑物。有的住宅里还有家用器具，如炉灶、水槽等。这些东西对安南早期的华人居留地提供了生动的写照。[34]

大批中原移民的进入，促进了交趾地区人口的急剧増长，所以到西汉晚期，交趾三郡的人口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岭南北部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根据《汉书》卷28《地理志》所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交趾郡，户92440，口746237；九真郡，户35743，口166013；日南郡，户15460，口69485。[35]东汉时因宫廷斗争而引起的频繁的政权官僚集团及其家属的谪迁流放至交，又加民间自发性南迁的高峰，交趾地区的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増长，九真郡的人口数己达209894，日南郡达100676，[36]相较于西汉末，分别増长26.4%、44.89%。交趾郡虽缺乏记载，但由前述西汉交趾三郡的人口数字反映出，内地移民在南迁途中，因“地利”之便，其集聚程度由近及远而呈现高低趋势，于是乎越靠内之郡，其人口数量就越多，交趾一九真一日南。故即使以交州其他六郡的人口増长率平均值推算其人口数也当有853695。[37]诚然，其中有当地土著居民自然増长的因素，但主要必是由内地移民的迁入及其人口孳生所导致。由于内地移民数量在交趾地区的不断増多，所以便编入户籍，与当地非编户齐民的“夷人”相区别，如有史曰：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两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160年）诏复拜夏方为交址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38]文中“县人”，无疑当指内地移民。又如史载：汉武帝元封（公元前110年一前105年)末，担任日南太守的邓宓，“善于柔远，民夷怀之”。[39]此处“民夷”并举，可证“民”即为内地移民。再如《后汉书》卷31《贾琮传》说：中平元年（184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所云向政府缴纳租赋的“百姓”，显然亦当为南迁的内地居民。汉代推行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人口登记，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租赋徭役的来源。但因世居交趾三边郡的百越族群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内地，所以汉王朝对其采取依俗而治，“毋赋税”[40]的经济政策，即只要求蕃酋土长定期朝贡象征臣服的少量方物土产，“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当金”。[41]而无定额赋税。既然交趾三郡的土著“夷人”并无封建国家的租赋负担，也就可以推论政府对他们尚未有严密的户口登记，由此而言，两《汉书》所提供的交趾地区的户、口统计，当主要为内地移民。

二、开拓：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统一的强化

一批又一批的内地人口迁移流落交趾三郡，不仅増加了南部边疆的开发力量，而且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经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及处于绝对领先水平的中原文化，加强了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交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汉代南部边疆与中原内地的整体性发展步伐。

(1)殖边，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两汉时期，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的交趾地区，不仅在内地移民“流官”的积极营治下，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如任延、锡光在九真、交趾二郡教民稼穑，授予当地耕犁、垦辟、铁器农具制作之法，鼓励开荒，[42]马援于当地大规模兴修水利[43]等，尤其是大量中原移民的开发垦殖，更直接推进了内地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的不断推广，扩充了中央王朝的殖边力量，所以汉代交趾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就农业而言，一方面，农业耕种己由“烧草种田”，[44]“仰潮水上下”[45]而垦食其田的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粗放型原始农作方式向精耕细作的封建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如越南学者说：“（汉代）农业生产方面转变的主要表现是：铁制的农具和牛耕的技术得到推广。自公元初期开始，在平原地区，牛耕的技术基本上代替了‘火耕水耨’的技术。水利工程仍然继续发展。在北部平原的大河两岸渐渐形成了河堤系统，挖掘了很多运河，疏通了许多河道。……已经懂得使用各种肥料，使土地更加肥沃。以上所说的各种技术措施，给农业的精耕细作打下了基础”；[46]另一方面，农作物耕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47]《水经注》记载：“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更于草甲萌芽，谷月代种，種稜早晚，无月不秀，耕耘功重，收获利轻，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48]可见，最晚在东汉时期，交趾地区己出现了双季稻，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东汉成书的《异物志》也说：“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49]当时，交趾地区的粮食除能接济、满足本地区之外，还越海出口到合浦郡，“（合浦）郡不产谷食，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50]其次，就手工业而言，随着中原内地不少手工业者进入交趾地区，一则推动了当地一些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如桑麻种植和养蚕丝织手工业，《水经注》卷36《温水注》云：“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正因为有了两汉时期的发展基础，所以到了晋代交趾地区的蚕桑丝织业更为进步，“一岁八蚕茧，出日南也。桑则大小二钟：小桑孟春培之，枝叶繁茂。自三月至八月，皆养蚕云，收丝事织”。[51]《安南志略》也载：两汉以来，交趾“男耕贾，女蚕绩”。[52]又如纺织手工业，史载：“马援在交趾尝衣都布单衣，都布者，络布也。络者言麻之可经可络者也。其细者当暑服之凉爽，无油汗气。炼之柔熟，如粧椒茧绸，可以御冬。新兴县最盛，估人率以绵布易之。”[53]《南方草木状〉也曰：“箪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五六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石追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54]这些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交趾地区的人们在吸取内地纺织经验的基础上，己经懂得了就地取材纺织制作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衣着布料。另则，非但诸多金属器物或工艺品因内地人口迁徙而流落交趾地区，如法国学者O·阳士指出：东山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许多重要的器物“是属于（中国）西汉时代的器物”。[55]具体如出土用具最多的铜壶、铜簋，其中的扁壶、大壶“恰如V·戈鹭波所推断的，乃是属于中国汉朝的艺术品”。[56]而且在相应的内地手工业者的专业知识传授下，汉代交趾地区的金属开采、冶炼和加工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如任延守九真后，“乃令铸作田器”，[57]说明东汉初的交趾地区不再单纯依靠从中原内地输入铁器，而在内地移民的教导下开始对铁矿原料进行加工冶铸。故史载：汉时交趾“煮海取盐，其白如雪，边民服役安南者，皆盐铁利也”。[58]

越南有学者说：“越、中两国邻邦水连水、山连山，一代又一代互相交流文化。……在耕作方法和手工业生产方面，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施肥、戽水等农业技术和铁制工具己从中国传入越南。一些稻种、树木、药品、金银首饰、雕刻、印刷、烧制砖瓦等手工业都来源于中国。”[59]从上述汉代交趾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来说，显然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论断，但尚需补充的是，中原内地的移民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当然，内地移民对两汉交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不惟只是表现在农业、手工业两方面，商业贸易中亦有史籍记载的具体反映，“（交趾）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60]可见，作为海外商品集散地的交趾地区，内地富商巨贾的转输贩运，对其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起着不可或缺的流通作用。

内地移民定居落籍交趾地区后，须向政府缴纳租赋，成为汉中央王朝统治南疆三边郡的主要经济基础。虽然交趾土著夷人的田租赋税，可用地方土产予以替顶，“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61]但由于内地移民的广泛分布，封建赋税制度也在交趾地区得到了推广，如《后汉书》说：永元十四年（102年），汉和帝下诏免征“象林县更赋、田租、刍藁二岁”。[62]作为汉代南疆极境日南郡下的边远小县的象林县尚且己有赋税三种，那么可以推想在内地移民户、口更为殷实的位于日南郡北的靠内二郡（交趾、九真)，封建税制就当更加完备了。同时，赋税制度的推行也“反映了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己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只有在生产者获得较多的剩余产品，赋税制度才有推行的可能”。[63]此外，汉代交趾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可从国家统一钱币在当地的广泛流通得到印证，1945年曾在越南中部的清化省（汉时九真郡界）东山地区出土了大批汉代货币：“半两钱”及“五两（铢）钱”。[64]封建税制在交趾地区的普遍建立及国家统一货币的大量流通，标志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形成，汉政府通过各种税制，将南部边疆的交趾三郡逐渐纳入汉帝国一体化发展的封建经济体系之中。

(2)交融，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的文化整合。依前文所言，由于实边戍守、军事征战、罪人流放、贸易经商、政治谪迁、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等，内地移民大量进入交趾地区，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的交错杂居，改变了长期以来交趾地区世居民族大聚居的分布格局，从而为交趾地区落后的部落文化向中原先进的“华夏文化”靠拢提供了契机，而且不少出任地方边吏中亦多有重文兴教之举。于是，中原先进文化附依着内地移民的南迁而在交趾地区广为传播，交趾三郡的土著民族文化在与内地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不断向前发展。如《后汉书·南蛮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65]另有史曰：“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又言“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夷民，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66]的确，各为九真、交趾二郡太守的任延、锡光，他们在当地“制为冠履，初设媒娉”[67]、“建立学校，遵仁依义”[68]的举措，对于导引中原内地文化的南传及其延伸，改变当地落后的原始群婚制度，促进交趾地区的移风易俗及社会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故后人赞道：“领（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69]但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风俗的变迁，往往需要一个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所能达到的，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在文化传播方面，个别官吏的教化只能是墨渍式的，只有移民的文化扩散作用才能是席卷式地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70]从这个角度来讲，任延、锡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在交趾地区推行革其俗，变其礼的整齐风俗的改革措施，是有赖于长期以来中原移民在交趾地区的浸润作用的。综上所载，我们说汉代交趾地区的社会文化在大批内地杂居移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地方政府的推导下，不但中原内地的伦理规范、礼义道德等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内容己被当地人民接受和采用，渐入礼仪文明之境，而且，汉语言文字也在当地得到了运用和推广。所以东汉王充云：“巴、蜀、越巂、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71]如越南学者阮才书、章收所认为：“中国人来到这里以前，越南人还没有文字。汉人来后就把汉字传到越南来，从这时起，越南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文字，越南人叫汉字（从汉代传来）。中国文字除了记录中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文件之外，还成为传播中国学术的工具。同时，越南语言也一步一步地接受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使越语越来越远离初期的情况。”[72]我国学者亦指出：“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越南文化发展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自公元前二世纪，交趾地区使用了汉字，直到二十世纪。长期广泛地成为全国通用的‘正统’文字。”[73]

东汉末，既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又有礼贤下士、广纳英才的地方贤吏士燮的交趾地区，吸引着大批鸿儒博学之士云集于此，“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如“博通五经”的程秉，[74]“英才伟士”的许文休[75]等等。“其他放臣逐客，多中朝名士”，[76]如“虽处罪放”交州的会稽余姚人虞翻“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77]于是，“一时间交趾人文荟萃学术大盛，成为我国南方的文化中心”。[78]这些人不但对中原儒家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交趾地区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自东汉以后，特别是公元二世纪末叶，汉族的士大夫到交趾的越来越多。儒教比过去更得到普遍传播。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春秋》等书，在封建政权和士大夫开办的学校里普遍教授。”[79]

随着中原先进文化在交趾地区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东汉末的交趾地区“不但不是炎徼蛮夷之地，而是华风飒飒的学术粹会之都”[80]了，汉代的南部边疆也因此出现了更多的才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及入仕为官的理政之才，如“博览多识，名重一时”的刘熙，“字成国，交州人。……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乃即名物以释义，惟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释名》二十七篇，自为之序。又著《谥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嵩山下，有刘熙墓云。”[81]李进“交州人，（汉灵帝）中平间（184—189年)，代贾琮为交州刺史”，请命朝廷交州察举“依中州例贡士”，交州“人材得与中州同选，盖自进始”。[82]又如“李琴(也作阮琴）交州人。汉献帝初平中（190—193年）宿卫在台，遂与乡人卜龙等，以本郡所举孝廉数寡，正旦诣殿下，称曰：‘皇恩不平。’上问状，琴曰：‘南越偏，不为皇天所覆，厚地所载。’乃以茂才一人为夏阳令，孝廉一人为庐江六合令。琴终司隶校尉。”[83]总之，伴随“汉交州七郡，岁举孝廉，与中州齿”[84]的人才选举机制在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确定，交趾地区最终被完全整合到了“华夏文化圈”中。

三、维卫：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统一的巩固

内地移民与交趾当地原住族群交错杂居，他们相互通婚，[85]田宅相接，邻里相望，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融合，从而打破了这一地区土著部族原有的聚居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世居居民的人口结构模式，无形中形成为维护汉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统一的基石，汉王朝对交趾地区的统治也由此而日趋稳定和巩固。

(1)护边，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的稳定。尽管说地处岭南的交趾三郡远离中原，为汉王朝的边陬之地，但作为国家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帝国无不在为维护、保持其南部边疆的社会稳定、安宁而探索思虑，因为这是关涉国家全局利益的战略性的问题。西汉初，高祖刘邦在赐封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令中说：“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86]其实，秦王朝之所以能够在中原战乱频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依然维持岭南边疆的和平安宁，不独因地方长吏赵佗的理政之能，更在于他“颇有中国人相辅”，[87]特别是大批为戍守南疆而迁徙入岭的内地移民，因共居关系，有效地改变了当地土著“粤人”好相攻击的风俗。由此可见，中原南迁移民在维护秦代南部边疆的稳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当汉王朝征服南越国，再度郡县岭南时，便不失时宜地继续推行移民岭南的政策，并随着岭南经营重心的纵深发展而加大徙民入交的力度。其目的即在于保卫交趾诸郡县，维护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

这样，大量南迁进入交趾三郡的内地居民，为汉王朝能够在遥远的南部边疆实现稳固统治、维护南部边疆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出任的边吏主要依靠边郡的内地移民实施对交趾地区的有力管理。[88]当然，就边疆稳固的卫守而云，往往直接见诸史记功劳簿上的均是经营有为的镇守边吏。由于“汉重牧守之选，崇其服章，授以符契”[89]的州郡之任在南部边疆的交州刺史部基本得到了较好的推行，如《文献通考》所云：“五岭以南，地方边陬。……爰自前代至于唐朝，多委宿德重臣，抚宁其地也。”[90]汉中央王朝多“精选能吏”、“简选良吏”，出任交州刺史州牧及交趾各郡太守，不少为官清正、恪尽职守的循吏贤官被任命到“南交”之土。作为本身即是一定时段内入籍交趾的内地特殊移民，他们的确为两汉交州地区特别是交趾三郡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任延、锡光在九真、交趾二郡的守边安民，马援平定“二徵”之乱后于交趾地区推行的一系列恢复、重建当地社会秩序的善后措施，都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巩固了边疆的稳定，[91]所以古人云：“南交自唐时己通中国，其名著于《尧典》，至秦汉隋唐而益盛。独其事散在诸史，鲜能会归于一。前后名将刺史都督之官其地者，无虑数十百人。如马援、士燮……之徒，尤表表著见。”[92]东汉后期，曾经一度由于出任交州的边吏（刺史、郡守、县令长等）多无清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不堪忍受剥削与压迫的交趾“夷人”掀起了数次反抗斗争，危及边疆的稳定与统一，边吏的贤明清治缘此而显得更加重要，所以汉政府再次加强了交州边吏的选拔，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93]出任交州地方长吏。如刺史周乘为整顿交州部“强宗聚奸，长吏肆虐，侵渔万民”的腐败吏治，奉诏察举，守正不阿，“时属城解绶去者三十余人”，“扫清一方!”[94]又如刺史张乔、夏方、朱儁，九真太守祝良等对顺、桓、灵三朝时期交趾动乱局势的有效控制,[95]日南太守李善“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96]再如刺史贾琮“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97]士燮在交趾的营治，使之“处大乱之中，……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98]维持着“独交州差安”[99]的稳定局面。但是，在我们充分肯定边官疆吏对于稳定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缓和当地社会矛盾，巩固两汉王朝对交趾地区的统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只有凭助大量内地移民的支持，他们才能有施政的社会基础。所以说，内地移民在维护两汉中央王朝对交趾三郡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确保南部边疆的稳定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2)固边，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行政统治的整齐划一。公元前111年，统一岭南的汉王朝，在交趾地区设郡置县的过程中，鉴于这一地区百越聚居，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边疆民族特性，采取了依其旧俗而治的边郡政策，经济上土长解纳土贡，不立征调；政治上虽置郡守，但“诸骆（雒）将主民如故”，[100]甚至还以这些当地的部族酋长“骆（雒)”将兼领县之令长。不可否认，这种酌依其俗、灵活制宜的羁縻政策，有利于郡县制度在交趾地区的贯彻实行，以及该地区的平稳过渡，实现中央王朝对它的有效控制，巩固多民族国家整体，并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促进交趾地区诸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保留了当地部族土长“世其民”的特权，也就等于削弱了中央王朝所派出的刺史（州牧）、太守、都尉等“流官”在交趾地区的实际操作权，故史书有云“长吏之设，虽有若无”，[101]从而埋下了土流权力纠葛的隐患。更何况，从长远来看，有悖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和发展的边郡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封建中央王朝最终是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措施逐步将交趾地区纳入到全国整齐划一的即“一用汉法”[102]的行政体系之中。为此，两汉政府通过始终不渝地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南疆的政策，通过内地移民的文化浸润“以新改其俗”,[103]实现国家在边疆的长治久安。如史论“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叛服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儋耳）雕脚（交阯）之伦，兽居（穴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四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104]范晔于此高瞻性地指出了文化“沾渐”对于汉王朝开疆拓土、维卫“四夷”之地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但这从根本上讲则又有赖于内地移民的长期熏染。由此而论，可以说内地移民为两汉封建统治在交趾地区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

由于大量内地移民的进入而促成的中央王朝在交趾三边郡统治的社会基础的改变，即内地移民逐渐成为汉帝国在南部边疆的主要社会基础，所以交趾地区的土流势力发生消长变化，“流官”的势力与监管权不断得到伸展和加强，而“土官”的势力和“主民权”却逐渐退缩，郡县制度在这一地区的日趋巩固和发展，汉中央王朝也因之而进行政令归一的内郡化改革。尤其是马援平定“二徵”之后，于当地行政体制上“悉定郡县为令长”，[105]改变自西汉武帝以来在交趾地区实行的“诸雒（骆）将主民如故”的“自治”状态，逐步在交趾三郡推行与内郡并无差异的管理政策，确定划一而治的行政统治。

东汉末建安年间，交州刺史张津、交趾太守士燮为了争取交州与其内地诸州同等的地位，以牧为称，以使交州完全参入到东汉王朝内外一致的统治秩序之中，故“共表立州”，[106]汉献帝“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发，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107]标志着自汉武帝统一岭南，置交趾刺史部，到东汉末，交趾地区经过两汉王朝300余年的经营管理，此时完成了它在行政统治上的整齐划一的“内郡化”过程。后人也因此将其以“内郡”相视，充分肯定它在两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安南，古越地，虽在九州之外，或以禹旧服也。自昔置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有治，教化所及”。[108]“安南，古交趾也。唐虞三代，中国声教所暨；两汉以来为内郡”。[109]

四、结语

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如西汉后期，尽管由于中原内地的局势动荡而暂时阻隔了交趾地区与中央王朝的政治联系，然其仍能维守汉郡之名分，时任交州牧的邓让为避免战乱波及，一度闭境自守，但当闻知刘秀重建汉室以后，即主动“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110]可见，随着移民而推动的交趾与内地之间往来交流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岭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整体性发展趋势日益凸显。这由东汉创立之初，即有“徼外蛮夷文郎等慕义保塞，（任)延遂止罢侦侯戍卒”[111]得到更加深刻的体现。“文郎”为汉代最南边境日南郡（主要聚居在象林县）内的一个古老部族，远离中原，其尚且能在两汉“辞旧迎新”之际，“慕义”归款，由此透析出因内地移民长期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整个交趾地区的“夷民”对中原文化的强烈慕往和巨大向心力，并因此而在当地产生了对汉王朝的普遍认同。所以史书又有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112]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真徼外夜（文）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113]汉安帝延光元年（122年）十二月，“九真徼外蛮夷贡献内属”。[114]延光三年(124年)，“日南徼外蛮夷内属”[115]等等。甚至到了东汉末“黄巾起义”之后，刺史或州牧大多己由节制一方的封疆大吏发展为拥兵自守的割据军阀，“天下扰乱”的时候，交州刺史部仍是拱卫汉帝国南部边疆的柱石，继续保持与中央王朝紧密的政治隶属关系，纵使最边远的交趾三郡也不因“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废除贡职。[116]以此相较于北方连年战乱的动荡局势而言，虽己是强弩之末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东汉王朝显然在南部边疆却有所发展，这也为后来的封建王朝顺利实现在交趾地区的平稳统治，创设了有利的过渡条件。

按：作者陈国保，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原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2卷第4辑，第81—93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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