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松 | 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
明初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在元末长期战乱、群雄割据纷争的背景下拉开序幕的。人口密集区的移民向人口稀疏区自发流动，往往不易察觉其迁徙的缘由，但强制性移民则不同，尤其是跨区域远距离的移民迁徙，离开了明朝政府的组织推动是难以办到的。川滇迁民远徙胶东半岛，不是自发移民，而是朱元璋为消除反侧势力，将四川地区明玉珍政权的支持者迁往异乡的战略布局。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行的关于自己祖先迁自“铁碓臼”的传说，正是当年这一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
关键词：明初；胶东半岛；四川；云南；移民传说
明初胶东半岛[1]在移民来源上的多样性，[2]与整个北方地区别无二致。其显著特点唯在胶东半岛有一些地方，则称其祖先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地区——四川或云南。[3]与北方地区人们普遍将山西“大槐树”作为祖先的来源地不一样，胶东半岛四川移民则将原乡归结为一个很难理解的小地方——“铁碓臼”。这一现象反映出胶东半岛在移民源流上，与北方其他地区是各有所本的，这应是中国移民史上又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个案。[4]
胶东半岛明初川滇移民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一个偏处西南边陲，一个远在山东半岛东北部海湾，二者为何联系在一起？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民国地方志编者，在解释明初“云南迁民”由来时，提出“山后徙民”说，[5]强调华北地区是其迁出地，无形中强化了移民的经济性质和自发迁徙特征，自然淡化了明政府组织下强制性跨区移民的本质属性。近年来学者力主明初政府强制性移民说，相继提出了胶东半岛移民多为卫所军人遣戍调防、[6]军户屯田、[7]罪徒流徙[8]迁入的观点。诸说虽然近理，但对明政府为何要劳师费神地从川滇输出军卫和流徒的动机问题，仍未作出实质性的回答。
明初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在元末长期战乱、群雄割据纷争的背景下拉开序幕的。朱元璋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局势，采取铁腕措施，以雷霆万钧之力强制推行人口移徙政策，在洪武朝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移民浪潮。人口密集区的移民向人口稀疏区自发流动，往往不易察觉其迁徙的缘由，但强制性移民则不同，尤其是跨区域远距离的移民迁徙，离开了明朝政府的组织推动是难以办到的。明朝政府之所以要远徙川滇移民到胶东半岛，必定事出有因。如何从历史深处将这个“因”——外迁川滇移民的内在必然性挖掘出来，这是破题的关键之所在。
本文以明初移徙政策的产生与实践为主线，从四川移民源头切入，围绕明朝国家大政方针与移民迁出地关系中的相关问题开展讨论，通过历史文献考证，钩沉索隐、历史拼图，认为众多川滇迁民远徙胶东半岛，不是自发移民，而是朱元璋为消除反侧势力，将四川地区明玉珍政权的支持者迁往异乡的战略布局。偏处西南的川滇迁民分属四川、云南两省，但却是在明朝政府的精心组织下，于同一时间——明初，因同一事由——铲除明氏政权在四川的残余势力，一起被迁至胶东半岛的。这一跨区域移徙行动是洪武朝移民政策继续的表现，它深刻反映着明代专制主义制度的本质。民间文献中的“洪武二年”，实际上就是“洪武初”或明初的泛称。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行的关于自己祖先迁自“铁碓臼”的传说，正是当年这一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透过这一个案的解剖，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家制度对明代移民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移民历史与移民传说关联性的理解，而且这也是移民史研究活力与价值的一种展示。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每当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新政权统治者为巩固其军事、政治成果，通常会采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行动，以达到铲除旧势力根基、消弭反侧隐患的目的。移民史学界将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迁移行为，称为“政治性的或控制性的”移民。[9]台湾学者徐泓依据《明史稿•食货志》关于“朝廷所移民曰移徙”的解释，将发生在明朝历史上的“移徙”行动，定义为“在政府策划下的强制性的国内移民”。[10]强制性移民是贯穿于洪武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史称“太祖时徙民最多”，[11]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次数之频繁堪称罕见。可以说洪武之世是中国历史上继秦皇、汉高之后，又一个强制性跨区移民达到巅峰的时期。
朱元璋在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移民，主要是以服务军事占领为目的，洪武初期的多次移民行动均发生在军事征伐并取得胜利之后。当新政权统治确立之后，他同时又将人口迁徙与医治战争创伤、复兴社会经济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这样，随着朱元璋征战南北军事活动的依次推进，在不同区域内所开展的移徙活动，其侧重点自然各不相同。
太祖霸业之兴，始于陈友谅大汉政权之亡。在元末群雄中，雄踞江、汉的陈友谅号称拥兵60万，[12]素以“地险而兵强”著称。[13]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一举歼灭陈友谅及其主力之后，接着又出兵攻取武昌，消灭了大汉政权。至此，“其所据湖南北、江西诸郡皆降于大明”。[14]大汉政权虽亡而根基犹在，其众多散兵游勇令人生惮。针对东南用兵在即，扩充军力刻不容缓，为此朱元璋早就制定了“降其兵”“为我用”[15]的方针。八月，朱元璋命左相国徐达率师巡行荆湖等处，谕之曰：“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继款附。然其间多陈氏部曲，观望自疑，亦有山寨遗孽凭恃险阻，聚众殃民。今命尔按行其地，当抚辑招徕，俾各安生业。或有恃险为盗者，即以兵除之，毋遗民患也。”[16]十一月，朱元璋在处置陈友谅旧部降而复叛事件时，下令“尽杀所缚卒”，并“籍其散卒三千七百余人分置抚州部伍中”。[17]此举意在分化瓦解大汉残余势力，同时借以充实壮大自己的军力。洪武开国后，“朝廷尝遣使下县，取陈氏散卒”。从“他县率多以民丁应数，规免己责”[18]的记录推测，这次针对“陈氏散卒”的收取行动，似有指名定役、按丁摊派徭役之嫌。明代徭役之征，旨在“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19]而此刻明政府却专以“陈氏散卒”作为佥派徭役对象，其意在假借名目以行惩罚之实。
继平定湖广、江西之后，朱元璋又取得了扫平东南的军事胜利。随即他又将惩处“陈氏部曲”的经验推广至江浙地区。吴元年（1367）九月朱元璋克平江，执张士诚。十月即将一部分张氏部将、故元官吏以及支持张氏集团的地方富豪徙往濠州。十一月攻下方国珍的根据地庆元后，又徙方国珍所署官吏居濠州。由于雄厚的财力是张士诚、方国珍赖以长期割据江浙地区的基础，为了铲除诸豪强的统治根基，朱元璋将打击的重点指向江南富豪，下令将其移徙至有重兵把守的凤阳居住。此举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当然也不排除借助富民落户当地，确保稳定的税源，使凤阳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北伐中原，直捣燕京，廓清元室，是朱元璋一统天下的最终目标。在北定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将针对群雄余孽的移徙政策推广运用。鉴于北方地区是蒙古统治的腹心，旧势力基础雄厚，盘根错节，非用强力铲除不可。为此朱元璋发布诏谕告诫前方将官说：“若留诸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他根据“汉光武命冯异平三辅营堡”的历史经验，强调对待降者必须坚持：“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璧无使复聚。”[20]洪武元年（1368）六月明军攻克大都。八月朱元璋“命征元故官送至京师”。[21]九月又“命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22]次年十二月再迁北口子的蒙古降民于临清、东昌等地。朱元璋对于这批边地蒙古降民特别在意，专门制定了安置原则：“骁勇可用者”征调为兵，“月给米赡之”；其余的人，“悉处之临清、东昌之地，令其失所耀。”[23]可见推行跨区移徙、异地安置政策，不失为明初政府为杜绝反侧隐患而一贯坚持的重要方针。
其后，鉴于全国局势日臻稳定，消除群雄旧部和故元敌对势力反侧隐患的任务基本告一段落，通过移民政策来调整人口 31 47963 31 15290 0 0 3568 0 0:00:13 0:00:04 0:00:09 3568与土地的分配，以促进地区经济复兴和京师繁荣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于是，除尚待平定的川滇地区外，在全国其余地区，经济性移民遂成为主流，及至成祖之世，“移徙者鲜矣”。[24]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遣将分水陆两路征蜀。六月汤和军自夔州抵重庆，夏后主明昇母子诣军门降，宣告大夏政权灭亡。七月傅友德兵围成都，夏丞相戴寿率其部投降，傅友德“按兵入自东门，得士马三万”。[25]八月蜀地悉平。
明朝接管四川后，为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建立和稳定新的统治秩序，推行了双管齐下的移民政策：一方面，从经济上着眼，为填实四川的空虚局面，决定从湖广迁入大量劳动人口；另一方面，从政治上发力，为铲除旧政权根基，着手将残存的明氏旧部势力迁离出去。关于前者，有明人撰写的《招民榜文示》为证：“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26]关于后者，即有关移徙明氏残余势力的史事，由于种种原因湮没无闻，为此颇有发覆之必要。
伴随着大夏政权的解体，一支原来由其掌控的约有20万人数的军队，[27]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沦为乱兵溃卒，散处于民间。为了加强对四川的威摄控制，明朝首先在成都府治南六里建置了四川境内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28]接着，朱元璋又向驻兵保宁的傅友德、驻兵重庆的汤和颁布敕令：“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众。因籍其丁壮，置各卫以分隶之。”[29]洪武五年，“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御指挥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洪武六年，“指挥万亿招集四川旧将士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至京师”。洪武十一年，再“遣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30]收集起来的溃卒人数尚且如此之多，散落在民间的溃卒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于此。
按照明初军制规定，各卫所军士的来源或是从征而来，或是征集而至，或是由投降的群雄和故元将士所组成，他们的驻防事实上构成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移民。被编入卫的明氏溃卒，随着卫所驻防变动，其后相继被移徙至全国各地。洪武六年由万亿招集的一支为数4756名的“四川旧将士”，被发戍到了京师。[31]洪武十年朝廷有令：“遣神策卫镇抚余忠往四川招集明氏故将丁氏校卒。”其所征得的士卒自当编入南京神策卫军营充役。而配称为“故将丁氏”的大夏将领，非“伪夏平章丁世贞”莫属。长期驻守大夏川西北边境的丁世贞，在败退梓潼庙夜宿时，“为帐下小校所杀”。[32]旧部瓦解后，溃卒散处民间，遂成为明朝重点收集的对象。御史大夫丁玉在收编了这支溃卒后，随即奉命“出境”，参与“西征”。[33]这支丁氏旧部的足迹随后远及山、陕，乃至甘肃敦煌。[34]
在收编明氏散卒的同时，“伪夏故官”留下的一批庄田及其服役的庄户等待明初政府处理。朱元璋于洪武五年批准户部所奏：“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宜令户满三丁者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35]此举有效地消化利用了大夏政权所留下的遗产，有助于将其转化为明朝兵源、财源之资。被签入军的明氏庄丁，同收编入卫的大夏散卒一样，最终难逃远徙外乡的命运。
根据北定中原期间形成的对降官必须处于“我官属之间”、“可无后患”[36]的原则，朱元璋对于归降的大夏右丞刘仁等旧臣作了异地安置处理，授刘仁为应天府尹，其余“授职有差”。[37]因坚持抵抗被执的大夏平章吴友仁，被械至南京诛杀，跟随他的“其余将校”，即令“发戍徐州”。[38]随后又对大夏权臣戴寿进行了处置。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在诏谕云南时论及戴寿之罪：“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政使朕意不达尔土。”[39]不久，戴寿即蹊跷死于夔峡。[40]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戴寿遇难的长江水域，碰巧又在明开国将领廖永忠管辖之内。而廖永忠早年就有过“沉韩林儿于瓜步”的“不义”之举。[41]戴寿与韩林儿之相继死于沉船，疑窦重重，其后果颇值得深究。大宋红巾军领袖韩林儿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与龙凤政权的关系，从此文书上的龙凤史料，被销毁得一干二净。[42]大夏权臣戴寿的消失，则使亡夏政权在四川的残余势力失去了凝聚核心，这样的结局当然是明朝统治者所乐于见到的。
在追究戴寿罪责不久，朱元璋继又将明昇远徙到了高丽。“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43]贬居南京的明昇，因“言语小过”再次被远徙，这一事件显然不是孤立的。透过“小人鼓惑”与“衅隙”等字眼，可以窥见在“小人”背后或许有某种势力在暗中活动。为了防止四川境内的明氏政权残余势力东山再起，朱元璋断然决定将明昇远徙至异国他乡。
明朝接管四川后，社会上表面风平浪静，但是一股与新政权相对抗的暗流却一直在民间涌动。当地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会社组织的发展，为地下反抗力量的蓄积准备了必要的土壤和温床。四川本来就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较为浓厚的区域，自元代以来，白莲教在四川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专奉弥勒为“国教”，更在民间播撒了白莲教的种子。在大夏政权覆灭之后，一些对新政权感到失望的人，出于对明玉珍政权的怀念，开始用宗教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早在洪武六年，重庆就发生了“妖贼王元保”造反的事件。[44]经过短短几年的沉淀酝酿，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反明活动终于在四川爆发。
洪武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爆发了“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45]事件。由彭普贵领导的这次反明活动，一开始就“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眉县知县顾师胜率兵前往镇压，反被造反者所杀。嘉定、忠州等州郡的“土民”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乘隙为乱，燔掠城池，势甚猖獗”。[46]明廷遣四川都指挥音亮征剿，亦多次被打败。这次事件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十四个州县。至七月二十二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反明活动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事件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明政权势不两立的姿态，根源在于组织者彭普贵具有元末红巾军的背景。元末徐寿辉部起义军将士多依白莲教的规定，以“普”字命名。与白莲教关系密切的彭普贵，以“妖言”作为舆论工具，组织发动当地百姓造反。就在彭普贵起兵的前后，在全国范围内还发生了多起弥勒教造反事件。例如：在湖广蕲州有王玉二“聚众烧香谋为乱”，在罗田有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号惑人，欲聚众为乱”，在四川“广安州山民有称弥勒佛者，集众惑人”事件，在福建有僧人彭玉琳“行脚至新淦，自号弥勒佛祖，烧香聚众，作白莲会……称晋王伪号，置官属，建元天定”的事件，等等。其中，在蕲州烧香为乱的王玉二，其真实身份即系“陈友谅余孽”。[47]受此内外形势的鼓舞，隐匿民间的明氏政权人士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朱元璋的一通敕书证实：“即今四川土人以妖惑众而起，延及旧日明氏伪宫人等，皆乘时为乱。”“旧岁命尔西征，以今观之，非人事必然，甚有天意以相四川……若非命尔率丁氏旧日土兵出境，其四川之祸又非浅浅。若丁氏土兵未出境上（土），闻妖作乱，乘时蜂起，以四川各卫并都司官机谋调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逼耶！”[48]
与官修史书记述之简略形成鲜明对比，保存在四川民间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则为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许多生动素材。如曹氏在洪武四年随汤和从征西蜀后，因“洪武十二年，巴蜀盐匪滋扰，势颇猖獗”，又奉命重返四川，“督兵进剿”。[49]表明盐场灶户在这次造反中充当了主力。“明昇初降”后，大夏政权在川南地区的影响犹在，“叙、泸士大夫慕进士刘桢之风（桢，泸州人，明玉珍谋主），志功名，尚风节。”[50]明玉珍的女婿吴正常，本是大夏平章吴友仁的族属。在吴友仁被执之后，“以川南宁静，遂挈其子仲富避兵井研，居焉”。[51]在川东地区长寿县，有杨氏后裔自称明玉珍的姨弟，立志“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图恢复”。后举兵反抗明朝，与明军“往复数十战”，最终被明朝招抚。[52]
联系到洪武定鼎前后朱元璋对于群雄余孽和故元残余势力的一贯处置措施，推测在平息彭普贵造反事件之后，在四川当会掀起新一轮移徙高潮。其移徙对象，除有先前收编的“溃卒”外，还有降而复叛的“叛军余孽”。
胶东半岛中传称先世迁自明初四川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以莱州府掖县为中心，包括莱州府的昌邑、潍县与登州府的招远、莱西在内的地区。莱州府有大量四川移民聚居，早在明代中后期的文献中即有所记述。莱州人吕时望撰文称：“念掖人来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吕氏系东莱故家。”[53]根据吕氏世系推算，八世祖吕孔良为明万历乙酉（1585）举人，七世祖吕时望撰写此文的时间当在嘉靖或隆庆之间。这可能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追溯四川移民祖籍来源的文本。此时距洪武大移民结束的时代不过一两百年，所述内容应该是可信的。民国年间《掖县志》编者在调查当地方言风俗时也证实：“查掖民多迁自蜀，故沿其旧音。”[54]如果没有明初以来众多四川移民的迁入，莱州境内断不会形成沿用蜀地“旧音”的现象。
迁入莱州的四川移民，有一多半来自成都府。[55]出身于莱州望族的毛贽，在乾隆十年(1745)私修的地方史志《识小录》中，追溯本地族姓源流云：“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余多成都人，永乐间所迁徙之小民也。”[56]在民国莱州地方志中，也保存了不少家族始祖于明初迁自成都的记录。如杜氏“明初由蜀迁莱，世居掖西，聚族为村”。赵氏“其先四川成都人，永乐时徙……各别为族者，皆于明徙”。潍县“考、李、徐、庄、梁、齐、刘、魏诸姓氏始祖，于明初由四川成都府迁居潍县”。[57]
除成都府外，还有祖籍来自成都府辖县的，如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广汉、金堂、内江、资阳；也有来自成都府属州辖县的，如绵竹、德阳。更有来自成都府以外各县的：如川西片区的雅安，川北片区的梓潼、岳池、射洪，川南片区的永宁、夹江、南溪、峨眉、泸州、隆昌，川东片区的丰都、奉节等。[58]
胶东四川移民的祖籍来源地主要集中于成都府，集中于盆地西部地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历来是四川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明氏父子的苦心经营下，川西地区以其雄厚兵源和经济基础，成为了支撑大夏政权的重要基地。亡夏之后，驻守成都的三万士马投降明朝，最后集聚于此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明朝有必要在此区大力推行强制移徙的措施，因此来自成都府的移徙对象必然多于其他地区。
川北片区是成都平原的外围地区，它扼守着通往成都平原的险关要道。在明军平蜀过程中，大夏军队凭借此区的险要地势，与明军激战于阶州、文州等城，[59]使明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事结束之后，当战胜者采取政治性移民手段对同情、支持明氏政权的百姓进行清算时，移徙对象多出自本区应该也是合乎情理的。
川南片区是元、大夏、明初湖广移民的叠压汇聚之区。早在元代中后期，便有大量湖广等地百姓，利用邻近巴蜀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入此区，[60]由此也首开了楚人迁川的先河。元末明玉珍溯江西进，建立大夏政权，定都重庆，明氏部众及其家属乡邻入川往依，大多聚居此区。亡夏后，明氏溃卒四处溃逃，他们既不能返回原籍湖广，而能够为之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只有僻处西南一隅的川南地区。彭普贵正是凭借这一社会基础，在此区积蓄力量，发动反明活动。事定之后，明朝为铲除旧势力复辟的温床与土壤，必然将此区作为清洗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胶东半岛四川移民很少有迁自川东地区者。川东地区之所以没有成为明初向外输出移民之地，与明朝灭夏之初四川力量对比，以及朱元璋在四川的部署有密切关联。亡夏之初，由于明昇母子的归降，使得大夏官吏将士尽归明朝，明朝几乎将大夏旧政权的政治、军事核心力量一网打尽。接着，朱元璋又在重庆设置守卫千户所，并将一批跟随汤和入蜀的外省籍的明军将士留镇重庆，就地安置，以增强大明政权的统治基础。这样，在莱州村落的移民分布中，少有川东移民来此建村。
胶东半岛四川移民的原籍分布，验证了这一区域的移民来源地与明氏残余势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而在当地居民中广泛流传的有关其先世迁自云南、“小云南”与“乌撒卫”的传说，也为探讨其与明氏政权的关联性提供了直接的线索。
大夏军在元末确曾有过远征云南之举。天统二年（1364）正月明玉珍在重庆称帝，二月遣部将万胜领兵远征云南。由万胜所领之军，号称三万，兵分三路：万胜由界首入，[61]邹兴由建昌入，指挥李由宁番入。三月万胜军兵至云南金马山，趁虚而入，攻陷中庆城，元梁王与云南行省官员弃城奔威楚，诸部悉乱。四月万胜孤军深入大理，在大理国总管段氏与梁王的联合攻击下，大夏军连遭失败。在孤军深悬、寡不敌众的形势下，万胜乃不得不引兵撤退而回。
在这三路大军之中，万胜所率中军是主力。万胜出兵的界首，在元代属永宁路管辖，毗乌蒙山区。生活在乌蒙山区的彝族乌蒙、亦奚不薛、乌撒诸部与永宁山水相连，雄挫部与他们“姻亲相结，滋蔓力强”。[62]明玉珍的大夏国在今叙永县东城设立永宁镇边都元帅府，对川、滇、黔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极尽拉拢争取之能事。当中路军出征云南途经此区时，得到了当地诸部“蛮酋”的全力配合和支持。大夏部将邹兴撰写呈进明玉珍的《奏表》证实：“初临乌撒，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马隆（别本作“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63]可见在万胜军穿越乌蒙山区进趋云南的途中，诸凡通道、安营、粮秣之需，滇、黔少数民族诸部无不施以援手。
大夏兵从云南败归四川之时，带回了产自云南的各种战利品。其中包括大象和良马。万胜在取得入滇首胜之后，“即遣侍中杨源表闻，获其象以献”。[64]除大象之外，万胜还带回了得自“罗鬼国”养龙坑的白马。[65]除各种战利品外，万胜理当还从云南带回了征自乌撒诸部的众多士卒。
戴寿是继万胜之后，成为大夏军队的执掌者。在明军灭夏的关键时刻，由万胜统帅的这支少数民族部队被部署到了西蜀最前线。坚守成都的大夏军队为了抵御明军傅友德部，曾经使用了一种罕见的战法：“以象戴甲士，列于阵前。”[66]由此推知，在戴寿执掌的成都军营中，肯定收编有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士卒。其后，当戴寿挈成都城投降，由其统领的“士马三万”归于明军时，这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自然回不了故乡。再后来，当戴寿被朱元璋论罪处置、蹊跷死于夔峡之后，作为戴寿旧部的降卒理当随同明氏余孽一道被遣散处置，乃至远徙至异乡。这样，这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也就成为了以成都为中转站的二次移民。
在胶东半岛没有比云南乌撒部众更早迁入的情况下，这部分移徙人群无疑就成为了胶东“云南迁民”的最早来源。至于在明朝平定云南之后，也存在着抽调滇、蜀卫军到胶东半岛换防的可能性，[67]但这些卫所军士，只不过是追循明氏旧部中乌撒士卒的足迹，随后跟进而至罢了。因此从根源上讲，胶东半岛川滇移民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因同一事由——铲除明氏政权在四川的残余势力，而被明初政府一起移徙至胶东半岛的。
洪武二年，全国统一大局已定，其时莱州府和登州早已归属大明版图，自不妨碍接收来自川滇的移民。在莱州半岛的民间传说中，居民多称“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入；[68]在当地建置于洪武二年的四川移民村落数量甚多。[69]问题在于，洪武二年四川仍归大夏政权所据，云南尚为残元势力控制。度以理势，这一年绝不可能有川滇移民迁入胶东地区。那么，应该如何来解读“洪武二年”现象？
首先，“洪武二年”是一种通行于全国各地用以表示明初的纪年方式。明初全国各地除需以确切年份来书写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来加以表示。其所涉及范围甚广，遍及北平、河南、山西、山东、湖广、江西、安徽、江浙等地区。[70]从历史的前因后果分析，洪武元年十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固然标志着元朝政权的覆灭，但元朝有生力量犹存，仍可固守上都开平，凭借蒙古草原这一战略基地伺机进行反扑。只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元顺帝病死应昌后，元朝旧政权大势已去，这才退守漠北和林，从此彻底丧失了主宰中原的统治地位，宣告了大元帝国的终结。而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朝纲初建，百废待兴，加之北伐正在进行，中原待定，许多大政方针还来不及施行。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诸如“凡立户收籍”、开垦荒田、赋役审编、婚姻嫁娶、延师立学等诏令的颁布，或始于洪武二年，或在此前后推出，[71]从而使国家机器强力干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印记得以彰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已纳入明朝统治的上述地区，流行“洪武二年”的纪年方式，用以代指明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洪武二年在四川地区最初本是一种出自“避忌”的纪年方式。早在明军平蜀之前，已有各种类型的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相与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为“蜀人楚籍”[72]的主体。在洪武四年明朝统治四川之后，这一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大夏政权，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了“洪武二年”。其后经过明清易代鼎革，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的涌入，为了将其与旧民相区分，民间遂以“洪武二年”作为识别明初迁入者身份的标志。以至到了民国年间，有地方志编者称：“土著有宋元时入川者，有洪武二年入川者，统称黄州人，俗称为本地人。”[73]或云：“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74]这样，“洪武二年”就成为了四川地区用以代指“洪武初”或明初的一种文本书写形式。
最后，“洪武二年”又是一种象征恢复汉族正朔的纪年方式。在宋、元、明王朝更迭过程中，华夏文明主体传承地位经历了由汉族——蒙古族——汉族的演变。作为宋、明间承上启下关键的大元帝国，其末代君主元顺帝，因出生于延祐七年（1320）庚申，故难免成为传播宿命性预言和民谣谶语的发力点。由于灭亡南宋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理宗景定元年（1260）庚申，这一年正好是第五个庚申，即“五庚”之年。越十七年末，宋祚终于在忽必烈手中结束。到了第六个庚申年，即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正好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出生，故时人呼其为庚申帝。又过了五十年，即到了洪武二年，庚申帝病逝，大元帝国寿终就寝，中原大位仍归汉人所得。这样，在宋、元、明王朝的更迭过程中，“五庚”就成为了蒙古终结汉人统治的预兆，而“六庚”则成为了汉人取代蒙古大位的象征。到了明清易代后，处于清朝统治下的汉人，也拿庚申帝阐述其微言大义，颇有以宋元比附明清境况之意，不难窥知其明朝遗民之正常心理。受此民族意识的影响，“洪武二年”又被赋予了终结异族统治、恢复汉族正朔的转折标志，所以孟森《明史讲义》指出：“清代学者颇主此说。”[75]及至清末民初，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在经历了“革命排满”与“清帝逊位”等重大事件之后，潜藏在知识精英体内的“光复汉族”意识又躁动起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洪武二年”这一颇能牵动民族神经的纪年方式，很容易再度成为了人们表达自己复杂心理情感的工具。
四川与胶东半岛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联系到历史上受元末蒙古统治背景下的长期战乱所带来的苦难，以及紧随其后发生于明初的强制性移民迁徙，出于一种对先世迁徙苦难历程的追思与缅怀，作为他们后裔的两地民众，更愿意将其祖辈迁入当地的时间，书写为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年份——洪武二年。这样，“洪武二年”作为代指明初的书写符号，自然就在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两端同时流传开来。
在中国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地方，由此形成了许多讲述自己祖先迁徙的动人故事。故事中所传称的这些移民发源地，并不一定是移民的真正祖籍地，它们大多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地和出发地。与北方地区民众普遍将大槐树视为祖籍地不一样，在四川移民集中的莱州、招远等地，广为流行的则是关于始祖从“四川成都府铁碓臼”迁来当地建村的传说。
为了弄清这一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我们有必要从诸多关于“铁碓臼”的传说中选择一些典型的观察样本。清道光《程氏族谱》载：“我祖宗海于大明之初永乐时奉旨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76]莱州市南十里堡乡地名志载：“明初，李姓从四川成都府南关铁碓臼李家迁此建村，取名碓臼李家村。”[77]招远市蚕庄镇地名志载：“明洪武年间，王氏祖由四川成都府华阳县南门外铁碓臼王家迁至莱州市西广儿头”。[78]根据这三个文本的描述，被人们视为祖籍地的“铁碓臼”，均位于成都府华阳县（今属成都市锦江区）偏南的一个地方。
史实表明明初政府果然在这一区域有过重大的军事建置举措。明朝设置四川境内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的时间，在洪武四年九月丙子。[79]当时，正值戴寿率大夏三万成都守军投降明朝不久。明军占领成都之初，新旧政权交替，局势难免动荡，为此亟须派驻重兵加以威慑。成都前卫之设置，既可满足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有利于承担收容、监管三万降卒的重任。其后，三万降卒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他们很可能就被集中在这座有重兵把守的军营中等待收编处置。
成都前卫的具体位置在成都府治南六里，其地属华阳县辖境，处在成都东城偏南、紧邻南门且与成都东门不远的地方。这一方位与上述文本所描述的“铁碓臼”地理坐标——“华阳县东门里”“南关”“南门外”大体相符。经过几百年的历史风雨冲刷，到了清初，明代成都前中右后四个卫所的公署均已遭到废弃。[80]设在华阳县的成都前卫署虽然在清初不复存在了，但建在卫署旧址上的前卫街却一直保存下来。民国年间地方志编者考证认为，“今县治前卫街即明成都前卫署址。”[81]后来，随着时代巨变和城市发展，前卫街也于近些年从成都地图上消失了。[82]
那么，成都前卫与“铁碓臼”又有什么联系？从四川的农村习惯来看，旧时农村用来舂米的碓臼（俗称碓窝），一般是以石材制作的，在日常生活中罕见有用金属碓臼——铁碓臼来加工谷物者。可见如果沿着舂米的实用功能去寻找破解答案，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有论者以历史上有舂米徒刑为由，断定碓臼是明初政府惩处罪犯的一种服役方式。并举出《成都通览》成都县衙中有“铁堆”作为依据，认为此“铁堆”就是“铁碓”之误，由此断言：“县衙中的碓臼是震慑罪犯的符号。”[83]事实上，在清末成都、华阳二县衙中，还能见到“半埋土中”的这种“铁堆”，其形状“如帽盒形”。[84]这显然与碓臼的外形特征不合。再说出现在清末的这一“铁堆”，与明初移民时代相距甚远，断与“震慑”明初罪犯无关。结合成都历史推断，此“铁堆”恐系铁器熔渣堆积而成，当与清初张献忠撤离成都，放火焚毁成都县衙有关。
要回答“铁碓臼”究竟为何物的问题，须与成都前卫驻地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思考。试想失去人生自由的大夏降卒，在被集中关押在前卫的日子里，成天与军营相伴，能够给他们造成强烈感官冲击和心灵震撼的东西是什么？本文认为，首要的不外是明初军队的旌旗之制。
明代治兵束伍最重旌旗，军中旗帜名目繁多，旗杆制作十分讲究。旗杆旗头一般使用铁制的枪头，杆底端多用“木葫芦”。为便于宿营插旗，有的旗杆还须在底端木葫芦上再加套一个“枪头”。[85]这种加套在旗杆底端的枪头，以铁制成，呈圆锥形，上大下小，颇似一个微缩的“铁碓臼”，[86]活动自如，可加套可卸取。行军时卸下套在木葫芦上的枪头，便于挈举飞舞；宿营时再套加上枪头，以利于插在地上，起到插军旗树军威的作用。前卫营中旗杆林立，各色军旗迎风招展，金鼓号角齐鸣，体现了明初军队的强盛军力、精良装备与严整军仪。这一切都可能引起大夏降卒的诸多联想，通过明军与大夏军的横向比较，在他们心中难免会产生强烈的落差，以至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在成都前卫集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们，其后被明政府发遣到了四面八方。在客居异乡日久年深之后，人们也许记不清前卫驻地的名称，但对军营中所见到的点点滴滴却是记忆犹新，尤其是对于军营中的军旗以及套加在旗杆底端那一个个颇似微缩的“铁碓臼”的枪头，更是念兹在兹。以至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在将前卫营中这段难忘经历讲述给子孙后代听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铁碓臼”这一通俗形象的词语来代指其驻地。也许这一朗朗上口的说法更易于表达自己的心情与感受，同时也更能获得移民后辈们的认可。于是，一个关于自己祖先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的传说故事风行于胶东半岛、莱州海湾，至于潜藏在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随着年久代湮早已无人讲得清楚了。
在一个众多移民聚居的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省籍的移民后裔，受不同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其在传承祖先记忆、讲述祖先来历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例如最早进入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家族，凭借迁入时间早，较早地融入当地社会，故能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在当地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对于他们而言，认同“铁碓臼”、认同原乡四川，就等同于承认其社会地位。而对于成都府以外其他州县的移民后裔来说，将自己祖籍与成都府华阳县“铁碓臼”相“粘连”，则意味着他们对于迁入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社会地位最高的移民前辈的附会。应该承认，在以“奉节县铁碓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臼”[87]等方式来表达祖籍的人们中，确有一些人的祖先是以设在成都华阳县的前卫驻地出发外迁的，但也肯定有不少人是因为先世失考而随大流盲从的。在胶东半岛，也还有人宣称自己祖籍来自“大槐树底下铁碓臼”，或“奉林庄铁碓臼”，这一现象表明对“铁碓臼”祖籍地附会，不仅限于四川移民后裔，同时还扩大到了北方移民后裔之中。总之，随着定居日久，人们在祖籍记忆上难免彼此混淆、互相影响。这表明在胶东半岛这样一个多省籍移民聚居的社会中，已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多元文化融合的地域特征。
声势浩大的洪武大移民运动，为祖先移民传说故事的产生积淀了丰富的素材，离开了大移民运动这一深厚土壤，是断然不会生出有血有肉的移民传说故事的。以明初大移民为题材的反映祖先迁徙的民间传说（如山西大槐树、江西瓦屑坝、麻城孝感乡、山东奉林庄、江苏阊门、南京柳树湾等）流传于大江南北，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8]这些传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一个较为宏大的移民史背景下进行诉说和演绎的。因此，厘清移民史事是解读这些传说的前提。
然而，现存的移民史资料往往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反映古代人口迁移的资料大多掐头去尾，分散于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两端；保存在地方志和民间族谱中的资料支离破碎，官方文献罕有完整真实记录者；其情形有如梁启超先生所描述的：“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文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如电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89]为了复原移民史实，必须将散乱的“缺叶”“破片”衔接起来。
本文以明初移徙政策的产生与实践为主线，将因他事而附见于史籍中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搜集起来，拼接为一个完整的移民历史过程：首先将发生在湖广、江西、东南、华北等地区的迁徙活动，联属为一种贯穿于洪武之世、盛行于全国各地的移徙趋势；其次将朱元璋处置明玉珍残余势力的细节，联属为四川境内一种政治性移民行为的客观存在；再次将莱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分布地，与明氏军队和残余势力活动区域相对接，联属为蜀、鲁移民迁徙交集的可能性；最后将明玉珍军队远征云南中乌撒等少数民族纳款供输，“象载甲士”现身成都阵前等细节拼合起来，联属为“云南迁民”与明氏旧部一起外迁的可能性。通过这样拼接与联属，一个看似漫无头绪的有关胶东半岛的祖先来自明初川滇移民的传说，变得有源可溯、有迹可寻了。
以大夏降卒叛军为主要对象的川滇移民，较之于一般经济性质的移民、军户遣戍调防屯垦的移民以及罪徒流徙的移民，具有更加突出的军事性和强制性。尤其是它还带有强烈的事前精心策划印记和统一布局意图，这却是其他移民所难以见到的。例如早在明军攻克北平之后、出兵征讨四川之前，朱元璋就曾经精心策划了一个与远徙大夏降卒相类似的强制移民行动，即将旧政权降卒部署到即将展开的巴蜀前线让其效力。为此他诏谕大将徐达：“所俘王保保部以及败而来降者，令从伐蜀，蜀平，就留以守御可也。”[90]可见在朱元璋的决策部署中，远徙降卒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和将要开展的战事、将要实现的政治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不失为明初全国棋盘上一枚重要棋子。
自明兴以来，胶东半岛倭患日益严重。太祖即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91]洪武五年三月置“胶州守卫千户所”。[92]六年以於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莱、登。[93]七年正月命总兵吴祯巡海捕倭。五月倭寇胶州。七月倭寇登、莱。[94]恰逢此时四川战事刚刚结束，明玉珍旧部势力需要消化处置。按照朱元璋远徙降卒的既定战略意图，将这批从四川收编起来的大夏降卒，部署到倭患严重的胶东半岛前线，让其在防御海寇的战事中效命，不仅有助于增加维护海疆边防、强化胶东卫所建设的力量，同时还能对明玉珍残余势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消弭反侧势力隐患、稳定四川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
根据朱元璋对徐达下达的“令从伐蜀，蜀平，就留以守御”的移徙诏令，以降卒叛军为主要对象的移徙行动，一般分为三个步骤实施：收编入卫、异地从征与就地留守。关于远徙大夏降卒至胶东的第一、二步骤，已如前文所述，有关第三步就地留守的结局，则为胶东地区不少四川籍移民后裔的家世案例所证实。如原籍“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的赵守义，于“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佥事，因家东莱”。[95]在莱州市境内，有几个乡镇就是因为明初曾有武官统兵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的。[96]参与当地许多自然村落建置的姓氏成员，除了以男丁为主外，也有父子、兄弟、亲戚同行者，更有“姊妹五人”[97]由四川迁入者。这种人员关系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这可能是一种先有“正军”先行，继有“余丁”随至的军户性质的迁徙方式。[98]还有的乡镇因向官府交纳皂户租而取名皂户（灶户）村，[99]这与明初“巴蜀盐匪滋扰”，参与反明活动的主力来自盐场灶户，是颇可以对接联想的。
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个案的探讨，印证了移民史与移民传说研究互补的重要性。强制性远徙降卒行动，原本是一个完整的移民过程，但由于移民迁出地与移民迁入地史料链条的断裂，依靠移民史研究，固然能证明外徙大夏降卒带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但却无法了解其移徙去向；依靠民间传说解读，固然能证明有移徙人群从四川迁入胶东半岛，但却无法弄清迁徙缘由与迁徙者的身世。只有二者结合起来，实现移民史与移民传说研究的优势互补，方才有可能将大夏降卒远徙胶东半岛的完整过程复现出来。
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个案的探讨，同时也为移民传说的解读带来新的启示。在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祖籍传说流行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声称始迁祖的身份为军户或“武官”，却很少有人提及“降卒”“叛军”的话题。分析起来这一现象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内幕长期不明。正如有史家指出：“许多事情，都有其内幕，而其内幕，在当时总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泄，更不能宣泄；局外人既不能宣泄，亦或不肯宣泄；必隔了一个时期，其材料才得出现。”[100]在没有获得新材料之前，移徙动机难以被洞察，致使人们无从了解个中真相，由此造成祖先来历失考，后世自然不会触及这一话题。其二是有难言的苦衷。最早迁入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先祖，在以防御倭寇名义入驻当地卫所之后，更乐于以“军户”或“武官”身份对外炫耀，而对自己身世经历则有难言之隐，讳莫至深。随着年深日久，这一话题也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在面对祖籍“来自何方”的追问时，他们才含蓄隐晦地告诉后代：成都府“铁碓臼”才是自己真正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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