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 | 无奈与无力：国民党政府对 “七•八事件”的评估和处置
[摘要]1949年7月8日，噶厦在印度“驻藏代表”黎吉生的唆使下突然发动“七•八事件”，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等驻藏机关人员及其眷属、仆人等。这是_场严重的分裂事件，国民政府不能不处置。驻藏办事处陈锡璋认为噶厦并未公开宣布分裂，在国民党的统治 已经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噶厦限期离藏的要求，将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国民政府一方面劝说噶厦同意驻藏办事处人员返回拉萨，维持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一方面，派关吉玉到塔尔寺主持十世班禅喇嘛坐床大典，作为对事件的回应。驻印大使罗家伦与印度政府交涉，抗议印度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危害中国主权，关注印度乘机侵占中国领土。虽然国民政府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对事件的发生与处置无奈、无力，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
[关键词]“七•八事件”；陈锡璋；罗家伦；印度对华战略
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崩溃、人民解放军统一中国大陆之际，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处于重要国防线上的西藏却在7月8日发生了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的事件。这次事件，无论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上，还是中印关系史上，都是一次重大而严重的事件，国民党即使正在退出执政党地位也不能不注意。虽然学术界对事件发生缘由、过程与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处置作了一些研究[1]，但是尚未探讨国民政府的处置。因此，笔者对此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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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事件”的发生与陈锡璋的处置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这给噶厦带来震动，被誉为藏族革命家的平措旺杰指出：“随着1949年的到来，拉萨的空气充满了煽动和紧张。报纸上登载的文章越来越表明中国共产主义最终要赢得对蒋介石的胜利。西藏政府对于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会统治中 国的前景日益担心。”[2]在这种情况下，企图竭力维持西藏现状的噶厦中的分裂分子“在为如何阻止共产党入藏而冥思苦想”[3]。6月，原驻藏大臣衙门驻扎了藏军,“扎什城兵营的藏兵也增多了”[4]。按照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陞祺所说，他在事件发生前夕辞职离藏时却“一点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地方”，到了锡金甘托克后才从锡金王室成员那里“知道拉萨发生了遣送国民党人员一律出境的事情”[5]。7月7日，西藏官员大会议决“给予办事处2周时间离开西藏”[6]。7月8曰，然巴噶伦对陈锡璋说道：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甚烈，国民党的军队或官员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藏政府对贵处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此重责。现在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议，西藏噶厦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请你并转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印，噶厦已派定 —名乃兴引导员和一名代本军官，带领军队妥为照料和护送至印度边境。再者住在西藏境内的汉人和康巴中有共产党，我们也分不清究竟是谁，不过西藏是佛教圣地， 是绝对不容留共产党的。[7]
陈锡璋首先要了解的是然巴这段话的含义。—方面，他认为噶厦驱逐驻藏办事处人员是“七• 八事变”而非“七•八事件”[8]，因为然巴强调“暂 时”“断绝政治关系”[9]。当时任噶准之职的夏扎•甘登班觉进一步说：然巴不仅未说“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还强调了“为了汉藏情谊长存”；“藏政府”“西藏噶厦政府”两词也改为“西藏地方政府”[10]。另一方面，陈锡璋认为然巴强调的是“凡是中央军政人员所到之处，就是将来共产党所到之处”[11]，因而要求办事处人员在规定期限内返回。昌都总管拉鲁说，噶厦在指示他驱逐蒙藏委员会驻昌都委员的电文中，强调的也是此点： “驻西藏的国民党办事人员和在藏汉人不宜继续留藏。因为几乎整个内地都被共产党解放了，国民党即将覆灭，若留住旧汉人，将来替换这些人办 理政务的共产党代表可能会来。根据噶厦商议精神，决定驱出包括国民党政府办事处人员在内的汉人。”[12]
可见，陈锡璋认为噶厦宣布只是暂时断绝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关系，并未宣布分裂。因此，陈锡璋的反映平静，他说：“那末我即电请示蒙藏委 员会，俟回电后答复。”然巴拒绝：“国民党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再说，邮电已被封锁，你已无法通讯了。”[13]陈锡 璋说：“我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就这样一走，是不对的，等我考虑一下再谈吧。”[14]
所谓考虑，就是如何回应噶厦。当晚，他和办事处其他人员讨论了“对藏政府此举动应如何对待”，认为：“第一,西藏是我们的领土，虽然他们目前和我们断绝关系，我们始终看他们是自己人，所以此刻我们不宜以对等方式，向藏方提出什么抗议和保留什么条件，自己家里的事，将来自己会有办法解决。第二，国民党是何情况，我们不知，从藏方此次举动看来，想是已经垮台。西藏驻南京代表早已撤退到印度的噶伦堡，尚无回拉萨的消息，而藏政府亦拟将我们送到印度，未尝不是还保留一个犹豫期间。因此，我们还是到印度向驻该地使领馆探明内地情况，再作计议，较为相宜。”[15]
如此看来，陈锡璋在不了解内地情形的前提下，判断国民党已经垮台。他认为噶厦“断绝关系”虽然为事变，但属于家事，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基于这样的看法，陈锡璋7月9日晨对特工人员常希武重新阐述了然巴所说：我们噶厦政府同中央政府都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现在我们得到密报，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机关中潜伏有共产党，拉萨的汉人和康巴人中也有共产党。究竟哪个机关里有共产党人，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为了我们的政教大业不受其害，也是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经噶厦会议决定，中央政府驻藏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眷属在我们规定的期限内—律离开拉萨。[16]
陈锡璋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机关”“中央政府驻藏机关”等词语，认为然巴仍然强调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按此，应称为“事件”，而非“事变”。这样，陈锡璋对于然巴所称办事处“潜伏有共产党”之问题，就易于接受了。其实，噶厦官员确认只有平措旺杰“是共产党的一员 ”[17]。
对于噶厦限期离开的要求，陈锡璋也接受了。当时为噶伦之一、随后被罢官的曲吉尼玛说：所有人员“分三批遣返回内地。第一批是1949年7 月11日离开拉萨，第二批是7月12日，第三批 是7月20日”[18]。从7月8日到7月20日，为期13天。陈锡璋提出分西康、青海、印度三路返 回，噶厦则以“西康和青海两路都不平静”[19]为 由拒绝，要求只走印度一路。[20]
总之，陈锡璋接受了“一律限期出境”的要求。[21]所谓“一律”，不仅指办事处人员，还包括“学校、电台、医院及其他有顶大嫌疑之人（胺此指国防部人员）”[22]。8月24日左右，陈锡璋一行抵达噶伦堡。9月3日，他接到国民政府驻印度总领馆转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的来电：“该处公物卷宗移交总领事馆，人员留印候命。”[23]陈锡璋才知新任委员长为关吉玉。此前，原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于7月中旬抵达加尔各答，对柳陞祺说“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他考察东南亚外交情况，经过印度”[24]。他留一封信就“离印而去”，信函由陈锡璋妻子及柳陞祺转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分行，将40余万卢比存款经费更换陈锡璋印鉴，由陈锡璋处理。沈宗濂在信封背后写道：“政府已毫无希望，可自决行止。”[25]这句话不仅指出陈锡璋要请示国民政府解决事件已毫无希望，还暗示了陈锡璋可以同中国共产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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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处置：劝说噶厦与派遣关吉玉主持班禅喇嘛坐床大典
从上来看，陈锡璋的处置并未请示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驻印大使罗家伦认为原因是噶厦 “当即把中央电台加封，不许对外通电，也不许他们向中央请示”[26]。但据常希武所说，7月9日被拆封的是“交通部拉萨电讯局的电台”，陈锡璋通过国防部保密局拉萨支台18时向重庆总台发“十万火急”电报：因为干扰大，讯号微弱，通报不畅，费时30分，才勉强发出。为了不发生差错，约定第二天8时再会晤”。7月10日8时，“与重庆总台会晤。通报顺利，收到对方收妥凭证后，立即通知对方：‘自今日起，停止联络。’”[27]蒙藏委员会发言人称：“本会亦接得驻藏办事处陈代处长锡璋相同之电报，并称：电台即日停止发报等语。”[28]按此，陈锡璋只报告了事件的发生，未及请示；蒙藏委员会接到了报告，但未抓紧时机指示。《中央日报》报道：“西藏内部已酝酿政变，中央派驻该地人员已被监视。政府于日前接获上项报告，已密切注视该事件之发展，并妥觅解决之途径。”[29]
此后，关于事件发生原因及性质的各种解释迎面扑来。西康籍监察委员格桑悦希批评：“报载最近西藏政变的内容有两点：（一）迫使中央驻藏人员离藏。（二）剥夺达赖喇嘛政权。这两件事凡是熟悉藏情的人，看来并不偶然，……他们曾经试验过好几次，不过没有成功而已。可惜十余年来主管边政的人，始终抄袭历史上筹边的一套老办法。”[30]这些说明，国民政府不了解事件实质，何谈处置？！
陈锡璋要求噶厦“出具说明此次要他们撤离西藏的原委”[31]。噶厦同意，于7月9日致电代总统李宗仁：“为中藏两方政府利益，并为西藏佛 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人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为检出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不使彼等任何一人乔装寄迹于西藏，西藏民众大会特请中国代表及其随员、无线电员、学校教师、医院工作者及一切其他可疑之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各自回返其原籍，以免妨碍现存中国与西藏间之法主与檀越关系。”[32]这封电文是英文，由噶伦堡转到广州，噶厦将中央政府代表说成是“中国代表”，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说成是“檀越关系”。蒙藏委员会7月29日证实此电时强调的是噶厦“上”电“中央”：西藏当局七月九日自印度噶伦堡转来上李代总统电称：为防止共党混入西藏，经民众大会之决定，请中央驻藏办事处电台、学校、医院等全体人员限期离藏。”[33]陈锡璋离开拉萨前，噶厦7月18日用藏文致函“请处长洪量为怀，抵达中国内地后，请蒋总裁、李大总统及各首长等顾念汉藏感情，本无嫌怨，（务）使一切疑窦消释为幸”[34]。可见，通过噶伦堡的英文电文与直接给陈锡璋的藏文信函语气不同。
7月20日，阎锡山以行政院长身份致电达扎、噶厦。他首先批评说：“防止共产党渗入西藏，亦为中央所注及。惟所派驻藏人员，均经审慎遴选，绝无共产党混迹其间，而各该驻藏人员多年来奉公守法，从无越轨行动。此次噶厦既无事实根据，复未来电呈报，竟片面通知各该驻藏人员全体撤退，于法于理殊多未合。”接着，他劝说：“前议迅再通知各该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以保持中央与西藏之固有关系，并对在藏汉民特加保护，是为至要。”[35] 41 37218 41 15289 0 0 3560 0 0:00:10 0:00:04 0:00:06 3559
7月25日路透社香港电称，国民政府曾打算派遣关吉玉入藏：“据香港标准报驻穗记者报道：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将于明日前往西藏， 重申中国对该地之主权。据日前拉萨讯：西藏有反叛中国当局及排斥中国官员之事。该记者引述可靠方面称：关氏携有礼品，以备赠送西藏要员， 并有西藏问题专家随同关氏前往。”[36]派遣关吉玉前往，当时并无可能。不过，蒙藏委员会7月 29日回应噶厦举动，强调“中央派驻西藏地方工作人员，均经各主管部会慎重选择，当无共产党徒混迹其间”，批评“此次西藏地方当局事前既未电请中央，乃遽藉口民众大会决议，以防止共党 活动为理由，强迫厉行剿共国策之中央政府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其用意何在，殊不可知，但该项措施，自失立场，违法悖理，则昭然若揭”，表示“中央现正等待事态发生之真实原因，判明后再作适当之处理”[37]。
可见，行政院与蒙藏委员会一致批评噶厦违背法理，要求噶厦同意办事处人员返回拉萨，维护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8月3日，行政院再次开会讨论西藏问题，“决于日内发表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38]。但是，未见行政院发表声明，仅见《纽约时报》载称：8月6曰代总统李宗仁致电噶厦“准许最近被驱逐的中国使团立即返回”[39]。国民政府已无可奈何！
对于国民政府的批评和要求，噶厦回了一次函。它一方面拒绝办事处人员返回，强调“中枢各职员嘱离西藏。此事系出于全藏会议表决，职是之故，不得不从权执行。仰恳中枢当局推念苦衷，鉴而谅之”；一方面表示“我中藏关系，当此万方多难之秋，极应根据前辈法王遗训，永久保持”，保证“在藏汉民，自应加保护，与藏民一视同仁，统希垂察为祷”[40]。此回函重新表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改变了7月9日电文所说的“檀越关系”。国民政府收到回函已是10月12曰，已从广州撤到重庆，阎锡山回电噶厦表示“凡在反共剿匪之列，皆应引为同志”，提出“握手言欢”共同反共，这种语气是先前没有的。他再次要求噶厦“明速表示欢迎中央遴选人员复驻拉萨，完全恢复固有正常关系”[41]。
虽然蒙藏委员会称“中央现正等待事态发生之真实原因”，但是噶厦悍然驱逐办事处人员显然违背了法理，无须再判明。国民政府虽然无可奈 何，仍然设法作了“适当之处理”，即以关吉玉为特使、马步芳为副使，主持十世班禅喇嘛的坐床大典。
在噶厦驱逐办事处人员之前，国民政府计划举行十世班禅喇嘛坐床大典。6月2日，李宗仁明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6月6日，蒙藏委员会决定由委员长白云梯前往主持。6月11日，行政院批文蒙藏委员会，“准在青海塔尔寺先行坐床，由中央派员前往主持办理”。6月27日，马步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名义致电蒙藏委员会并转十四世达赖喇嘛，强调“欣维班佛正身回藏有期， 群黎被辉，庶有攸归”。6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以关吉玉为专使，以“对班禅转世案素甚关切”的马步芳为副使。[42]这个过程表明，尽管李宗仁已 经发布了命令，但是坐床大典迟迟不能举行，国民政府仍在犹豫。
办事处人员在此之际被驱逐及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犹豫而决定举行，中外舆论难免认为与十世班禅喇嘛坐床大典有关。7月19日《泰晤士报》 称：班禅喇嘛“作为西藏僧侣最高精神领袖，仍然驻藏青海省塔尔寺，在汉人手中。但是，广州政府现在太软弱了，不能以他对拉萨进行有力的阻止”[43]。7月22日《中央日报》称：“第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定八月一日举行，中央已派关吉玉、马步芳为正副专使参与典礼，渠等或系为作先发制人之举措，期使坐床之典礼无法举行，乃藉机引起政变。”[44]事件发生后，《泰晤士报》依据“官方消息”称：“十世班禅喇嘛坐床典礼将于8月的第一周在青海省的塔尔寺举行，期望来自内蒙、华西、东藏许多地区的藏人领袖和喇嘛高僧参加典礼。”又称：“班禅喇嘛是国民党处理西藏问题的—张王牌。”[45]有人认为：国民政府宣布主持十世班禅喇嘛的坐床大典，作为对噶厦驱逐办事处人员的报复。[46]
关吉玉7月29日飞赴青海，8月10日主持十世班禅喇嘛坐床大典，8月19日回广州。其间，班禅堪布会议厅呈文关吉玉，首先指出“西藏为中国之版图，民族系中国之人民，而领土主权之完整，宪法内已有明文规定，不容丧失”。接着，呈文批评噶厦“遽然勾结外力背叛中央，驱逐驻 藏官员，形成独立局面，此种野心，举国同愤”。呈文进而提出：“若不以武力制裁，实难安定后方，巩固国防。我班禅大师为西藏政教领袖，职责所关，义不容辞。当兹时局严重，千钧一发之际，为完整西藏领土，为巩固国家主权，亟应从速回藏，主持大计。而审度现实，追思以往，若无自卫力量及充分武力，断难达到目的。”为此，呈文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建议由“西北军政长官”派兵1.5万名，由国民政府特派大员为专使率领，护送十世班禅喇嘛入藏；乙案建议“请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隶属之藏民干部大队更名为藏民救国总队”，护送班禅喇嘛入藏。[47]8月21日， 《中央日报》证实：十世班禅喇嘛委托关吉玉带回给蒋介石一批礼物，并表示“今后只有秉承中央意旨，在钧座领导之下，勉尽厥职，致力于西藏政教事宜，以期仰副高望于万一”[48]。一名接触过十世班禅喇嘛的“外籍人士”也于9月5日说：十世班禅喇嘛呼吁马步芳、马鸿逵“领兵进入西藏”，说“只要有一枝（支）部队，他即可在拉萨自立”[49]。
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没有早些承认十世班禅喇嘛，“是因为国民党希望对拉萨发挥某些影响，而且无论如何不与西藏官员相敌对”，此刻承认也许是其采取的“最后的一个大胆姿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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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探询到关注：反对印度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要特别指出的是：七•八事件”是印度通过其“驻藏代表”黎吉生唆使噶厦制造的。事件前夕，黎吉生与噶厦官员“秘谋反华、反共策略”，声称“愿意从多方干预和阻挠共产党进入西藏”[51]。他建议达扎说：“目前中国政局不定，要趁此机会把汉人驱逐西藏。”[52]作为驻印大使，罗家伦出面与印度外交次长梅农争辩。
（一）探询：印度政府与事件的关系
黎吉生和印度政府设法封锁消息。柳陞祺离开拉萨时，已知他辞职的印度“驻藏代表处”却询问他“准备几时回来”，以试探办事处是否知悉 黎吉生在策划，因而派他“有别的情况”。到江孜时，他想发电报告一路平安时被告知“线路断了，暂停发报”[53]。如前指出，陈锡璋7月8日晚就向 国民政府发电报告了事件的发生，然而至7月21日罗家伦才得知，这说明国民政府未及时通告驻外使节，也说明印度封锁消息的周密，罗家伦指 出：“这个事变从八日起至二十日止，都经守住了绝对秘密，印方的电报机关也不让任何中国人从拉萨和印度互通电报。”[54]
7月23日，罗家伦询问梅农：“黎吉生难道没有详细报告给印度政府吗？”梅农回称仅“有电报来，说西藏以中国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中有共产党分子，令其出境”[55]。在7月26日的交谈中，梅农称“最近”才接到报告，“谓陈锡璋于本月十八日在印度驻拉萨商务专员处赴副代表郭卡勒的饯别宴，十九日完成各处辞行的手续，二十日离开拉萨，陈离开拉萨时，空气至为融洽友好，西藏政府并且派有仪仗队送行”[56]。这个报告说明印度政府与事件的密切关系。
(二）责问：印度缘何称驻藏办事处人员为“共党份子”而唆使噶厦“叛变”
梅农特别强调黎吉生的“来电中确切说有共党份子”[57]。罗家伦询问：“是指少数人，还是指全体？”梅农回答“是指少数人，并非指全体”。可 是，他又声称陈锡璋一行88人都是“共党份子”，反复说“我们全外交部都在忧虑加尔各答的共产党已经够多了，再来这些中国共产党，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法，只要他们能立刻走，我们印度政府愿意给他们通行”[58]。
在7月23日的交涉中，罗家伦称“七•八事件”为“拉萨叛变”[59]。7月25日，他发表谈话强调“办事处人员绝非共产党”[60]，批评噶厦说“驻藏办事处的人员还不到十个人，如果其中有共产党，西藏当局应该向中央政府报告而不应该发生反叛，并把办事处逐出拉萨”[61]。7月26曰，罗家伦再次责问梅农：“究竟西藏政府要逼走办事处人员是甚么意思？”梅农回称：“西藏政府不免有点神经紧张，怕马步芳被共产党包围，向西藏退却。”罗家伦回说：“若是如此，那真矛盾极了，西藏政府—面怕共产党，一面不惜与反共的中央为敌。”[62]尼赫鲁亲自辩称：“谓西藏有叛乱或者政变的新闻，是无稽之谈。西藏根本没有甚么了不起的事。西藏政府为着它本身的原因，送走一些中国的居民而已。印度怡在这条路上，被要求让他们从此通过。[63]”
(三）抗议:印度干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在7月25日发表的谈话中，罗家伦强调说： “若干年来，中国在拉萨一直驻有一个规模极小的代表团，以象征在法律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64] 梅农却于7月30日提出取道印度的办事处人员“每人应当有一张旅行证件”要求罗家伦“致电外交部请示准陈锡璋发，或是由贵馆发给这种证件”。罗家伦反驳指出：“我只知道护照，不知道何谓旅行证件，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手续。我却知道西藏到印度来，并不需要任何护照。”梅农“诧异”地称：“西藏人到印度来不要护照？我还不知道哩！其实，我也不知道旅行证件是个甚么格式。”[65]罗家伦手持印度政府机关通讯社印度新闻社“屡次登载权威方面的消息”，就其中“解释西藏的事变”“否认中国宗主权一节”，责问：“当年英国野心最盛的时候，不过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现在独立后印度的报纸，进一步连中国的宗主权也都否认起来了，你们不免跑快了一点。太过份了一点吧。”梅农“良久不能作答，最后复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们不过承认西藏放在我们前面的既成事实”。罗家伦指出：“既成事实在后，恐怕你们答应在前吧？”警言：“我不愿意中印邦交上和中印民族间发生一道深刻的裂痕！”[66]
(四）关注：印度乘机“积极谋割藏边”
梅农宣称，“中国和印度虽然二千多年没有过军事冲突，将来若是有冲突的话，恐怕就是这些边界上罢”[67]。“七•八事件”发生后，印度政府即派驻锡金政治专员大雅尔“冒了严寒，前往拉萨， 住了几个月”，“其商谈的问题之中，最重要的是划界问题，想趁西藏政府彷徨的时候，商议一个边界的协定”[68]。
印度这种“积极谋割藏边”的活动引起罗家伦的关注。他在1949年12月17日致“外长”叶公超的函中指出：“印锡金行政长官大雅尔抵拉萨后，每日通宵会议商谈印藏划界事，拟将门达旺、察隅及科麦三地划入印境，正积极进行，欲于中共未入藏前，划定边界。盖恐共兵入藏，印无法图谋上述三地，现趁火打劫，夺取我领土以自固。故一面藉江孜驻兵换防机会，增加驻兵额至一千五百名，实际占领大喜马拉雅山北界各分水岭， 名为联合防共，暗中以武力威胁藏方就范。”他提出：“我急宜设法宣布此项阴谋，使印无成。”[69]
总结全文，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的处置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首当其冲的是陈锡璋强调噶厦驱逐办事处人员的原因是担心中共会以接收为名 派人入藏，并认为噶厦不仅并未公开宣布分裂，还强调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噶厦限期离藏的要求, 将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就国民党政府来说，一方面劝说噶厦同意办事处人员返回拉萨，维持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一方面，派关吉玉主持十世班禅喇嘛坐床大典，作为对事件的回应。就驻印大使罗家伦来说，与印度政府交涉，抗议唆使噶厦制造事件, 反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关注印度乘机侵占中国领土。国民党政府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无力处置事件！罗家伦1949年9月上旬到加尔各答询问陈锡璋“离藏经过”后飞往广州协商，9月10日左右飞回加尔各答,垂头丧气，什么话也不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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