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钱为何不能催生——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本文是中国老龄化问题系列文章的小结，基本完整展现了我当前全部的观点，对热点的问题（无论是公共讨论领域还是研究领域），都予以了正面回应。

人口研究和人口政策领域有两个看似极为矛盾的情况：一是各国都知道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天然会降低生育率；二是生育率低的国家仍然会用经济刺激手段去催生。

一方面，生育率看似并不取决于“经济状况”，甚至经济状况越好，生育率越低；另一方面，除了改善“经济状况”，仿佛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催生手段。

这种矛盾，不但体现在民众关于生育的广泛讨论中，也体现在人口研究和人口政策制定的广泛讨论中。

我简单讲讲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结论。关于这些结论的分析，可以详见《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一、工业化后的经济增长导致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1、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劳动力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教育、培训时间不断延长，学历要求不断提高，导致就业时间不断延后，对职业稳定性的追求导致城市中的就业人口，不断推后初婚年龄和一胎生育年龄，从而使育龄期越来越短。

2、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新的文化观念兴起。受就业需求扩大的影响，女性普遍就业并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回报，女性不再依赖男性就可以独立生存，出于经济依赖的婚配大幅降低，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逐渐瓦解。

3、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就业是“企业-个体劳动力”的关系，而不是“家庭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城市化的家庭并不依赖子女作为家庭劳动力而存在，受城市化就业需求的影响，城市化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支出会随着城市就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经济增长持续，类似薪资的就业岗位没有扩大，那么对高薪资就业岗位的争夺将直接导致城市家庭的子女培养支出不断扩大。最终出现当前的局面。

二、既然生育率下降是规律性现象，先发国家为什么还要追求生育率提升

因为经济增长模型和分配模型总体上还是以人口增长为前提的，老龄化除了养老支出问题外，还有需求不足的问题。对小国而言，人口过度减少还将面临种族危机。在先发国家进入老龄化后，通过移民、外劳提升本土人口数量、解决中低端服务业需求问题，同时通过全球化将中低端产业外迁，进而获取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使得支撑其经济增长的人口总量依然能够保持增长。在这个阶段，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实现了“共同繁荣”。

但基于族群改善的需求、文明传承的需求，移民和外劳并非最佳选择，因此先发国家不断通过控制移民和外劳人口占比来维持本土族群的优势地位。但如果本土族群的数量持续下降，那策略的总体效果也不佳。因此，提升本土族群的生育率是一件不得不为的事。

更何况，后发国家逐渐追赶，并且也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相比较而言，本土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欧洲的东亚国家，即便人口减少，在族群维系方面的压力都不会太大。从文化观念来看，东亚国家依赖移民与外劳也不可能成为政策选择。

三、既然经济增长会降低生育率，为什么先发国家还要通过经济刺激手段提升生育率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生育率下降的前提下，提升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只能是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些共性问题。这些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包括：

1、强化工作保障。降低育龄女性对失去工作或职业通道下降的担忧，降低陪伴男性对失去工作的担忧。

2、降低育养支出。尤其是降低城市育养支出，教育、医疗服务公共化。

3、变革育养观念。形成社会化的育养观念，打破子女的家庭从属性，一定程度上鼓励非婚生育，例如瑞典。

这些手段并不能逆转生育率低的问题，但在一定时期，可以缓解生育率过低的问题。请注意，上述策略都是先发国家在后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后，针对其本土的策略，而不是针对中国现实的策略。但中国当前许多专家提出的针对本土的策略，正是完全照抄上述先发国家的策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质疑的。

四、中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和先发国家不一样

尽管各国人口问题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相生，但与先发国家持续城市化进而实现海外扩张的全球化不同，中国作为人口巨量的后发国家，走上了另一条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简言之，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劳动力群体并非先发国家传统意义上完全离开土地和乡村进而完全入住城市的“工人”，而是身份上仍然属于“农民”、在家乡保有一定耕地和宅基地但实际上长年在各个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而城市户籍管理同时还产生了虽然身份上不再是“农民”，但其实并非当地常住户籍人口、没有固定居所的新一代“流动人口”，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工”二代。因此中国的人口结构不能只从年龄结构上去看，更要从中国人口大迁徙的历史去看。这些情况，都是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独一无二的。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还未完成。城市化并不等于城市建设，人口与城市的深度契合并未实现，历史形成的流动人口数量仍然高达3.7亿，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先发国家的人口总量。

二是中国生育率的陡然下降是曾经严格一胎化的结果。育龄女性数量的减少是一个长达几十年人口政策的结果，只是反应在今天而已。相应的反应还有曾经农村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导致的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些政策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出台的，对其评价时，应当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而不能仅仅站在今天去看。但人口问题就是有历史性，曾经的选择必然影响今天，而今天的选择也必然影响以后，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五、中国的生育率是否还有提升可能，政策取向应当是什么

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追求生育率回升，或者说，为什么要追求用各种干预的方式去实现生育率回升。如果不进行干涉，是否会实现自然回升。

这涉及经济增长模型和分配模型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模型和分配模型仍然是以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那么必然追求生育率恢复，否则，相关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的理据就会缺失，发展将失去方向。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此前讲的，先发国家通过全球化的方式，将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作为其自身的劳动力储备在经济增长中予以使用，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是否还有这个契机和可能？

从全球人口研究的共识来看，目前只有非洲和印度仍处在“人口红利”期（印度将在30年内出现拐点），东南亚的人口结构仍然具有一定的年龄优势。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还能像当初的欧美一样，有足够多的技术、产业、资本向海外转移，进而支撑起本土的收益扩张吗？同时还要避免这种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本国产业空心化现象。我认为海外扩张仍有空间，但完全复制当年欧美的海外扩张几无可能。

那在此前提下，基于人口增长的经济模型和分配模型就势必遭受挑战。这就是Charles Goodhart此前提出的因中国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人口大逆转”问题。我认为，这个“人口大逆转”不只是中国的逆转，更是近二百年来欧美老龄化前提下的全球性人口大逆转。换言之，以人口增长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分配模型将遭受最严峻的挑战。从中国本土来讲，人口增长已经抵达极限；从先发国家来看，作为其最重要海外劳动力储备的“东亚人口红利”，也因为中国的老龄化而抵达极限。而印度与非洲事实上无法替代东亚曾经的角色，因此，自英格兰工业化以来的全球劳动力人口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滞。这一结论是我在阅读了大量欧美人口史、殖民史、移民史资料后得出的。

很显然，未来已来，但人类社会还未做好准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先发国家在全球化和海外人口红利之中沉睡太久，他们目前只看到了中国外贸带来的挑战，并没有看到全球化和全球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海外研究滞后，而中国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导致如何突破以人口增长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分配模型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时代赋予的理论创新需求。但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突破的勇气。

长期看，我认为近二百年来的老龄化将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进行下去，换言之，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结构将不可逆转的老龄化，并伴随着少子化进程。除非完全依赖外来人口进而让本土族群逐渐沦为少数族裔，这个进程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在一定时间长度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后，人口结构将再次趋于均衡。所有的问题，将出现在再次均衡前的过渡期内。在这个问题上，东亚诸国要比欧美诸国更有承受力。因为东亚诸国的本土人口数量足够多，在族群维系上的压力比较小，在过渡期内可以不考虑移民和外劳这两个欧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长期趋势下，是否提升生育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当然不是。今天先发国家提升生育率的表面目标是“代际平衡”，这是靠移民和经济刺激来作为政策手段的。但未来提升生育率的意义很可能不在于恢复到“代际平衡”这个目标上，尤其对中国而言，提升生育率的意义应当是“过渡期平稳”，背后真正的目标是“远期均衡”。换言之，如果我们以“代际平衡”为目标，很可能出现本末倒置的政策追求，为了催生更多的人，出台更多不合理的政策，这些政策最终对于人口增长非但无用，甚至会反过来损伤在世人群。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过渡期平衡”，那么急功近利的政策就不应予以考虑，那些直接复制先发国家，针对已经完成城市化人口的刺激政策，就不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从先发国家经验来看，对城市人口而言，人口刺激政策的效果是比较差的，生育率有所提升的国家，代价无不巨大。只看生育率回升的比例，而不看付出的代价，不考虑中国是否有同样的承受能力，尤其是，不考虑对中国大中城市人口实施刺激后，对人口数量占大多数的小城市、乡镇、流动人口和农村人口的伤害，这些政策建议，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过渡期”生育率回升的政策作用目标不应当是大中城市的户籍常住人口。因为这个群体跟先发国家城市化人口所遇到的生育问题是一样的，要激发他们的生育意愿，总社会成本和单位社会成本都将非常高，效果很可能还不显著。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有任何生育刺激政策或政策建议公布，都会遭到这个群体的民众嘲笑。目前大中城市常住户籍人口育养一个子女至成年，至少需要投入近百万元，任何补贴最终都是杯水车薪，而最终这部分补贴还要由其他群体共同承担。

因此，政策作用的目标应当是中小城市、乡镇，尤其要结合3.7亿流动人口的未来进行考虑。实际上，这部分还没有完全城市化的民众，还没有显著出现城市化居民那些不愿生育的原因。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被压抑，主要是他们并没有被他们打工的城市接纳为本地居民，当地的生活成本也让他们难以立足。这部分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其实是最可改善的，或者说，如果需要政策刺激，那么针对他们的刺激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在总成本既定的前提下。但前提是，他们不能继续长期漂泊不被任何城市接纳，人要安家，才可能生育。我国的人口调查研究早些年就已显示，流动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常住人口，但实际上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低。

大都市圈的发展策略与在过渡期提升生育率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这些冲突反应在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上。是否长期需要巨量低效的服务业人口去支撑大城市的运转，这是一个需要从根本上思考的问题。如果长期执行这样的策略，那人类社会最高密度的都市老龄化就将在二十年后出现于我国的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那究竟会是怎样一幅场景呢？

无论从长期趋势着眼，还是考虑到过渡期目标，我都认为，真正关注和重视在世的人群，才是经济发展的正途。为了延续因历史而导致的不平衡的今天，就想依靠人力去扭曲还未出现的明天，其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一个谁都无法预料的未来。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上述分析和建议是否被关注或被采纳，都不影响人口趋势的长期性。巨型都市圈策略其实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如果继续下去，它最终带来的问题，将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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