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

迎建党百年

作者简介：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特殊的使命型政党。为了深入理解党的经济作用，本文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第三，党的意识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现实生产关系的型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制度变迁；三维市场经济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取得的。在这 70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一个整体。关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讲话里作了如下深刻论述：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了深入理解党作为经济制度的意义，本文拟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第三，党的意识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现实生产关系的型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注释：（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 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在 2013 年 1 月 5 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时就曾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1—112 页。）

01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

1949 年建国之前，毛泽东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使命，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

改革开放以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也以类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所谓“第二次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参照而言的；作为又一场革命，改革同样具有毛泽东所描述的功能，即破除妨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这相当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这种性质和作用作一个分析。

在考察由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一般认为，生产力的根本提高是这种过渡的先决条件。然而，生产力的这种在“事先”意义上的因果作用，只能解释世界历史过程中那些直接符合必然性或一般性法则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偶然性或特殊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在历史制度变迁中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由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变迁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承认制度变迁有两条道路，还需要对第二种制度变迁路径与生产力的关系以及两种制度变迁路径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解释，换言之，必须对世界历史中分别代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加以协调处理，以便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制度变迁理论。笔者曾提出，在存在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场合，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引发了生产力质的进步的前提下，才会导致生产方式的具有不可逆性质的整体变迁。在这一变迁中，生产力发挥了“事后”意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或可称为结构因果性作用）。笔者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迁，即不仅通过政治权力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最终促成了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称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将上述两种制度变迁道路融合为一，带来了经济社会形态的最终嬗变。（5）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明确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十月革命后，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出发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6）

笔者曾将这个回应称作“列宁晚年之问”（7），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有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不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落后的俄国，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第二，列宁问：凭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如果说第一点涉及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第二点则涉及制度变迁和必然性法则的关系。列宁试图将这两方面相结合，体现了他对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自觉意识。

作为革命家，列宁在革命前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以解释俄国革命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作关于革命的特殊性或偶然性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有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的建党学说，其中包括先锋队党的理念以及工人群众阶级意识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一个先锋队党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链环。十月革命是在列宁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这个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在特定条件下开启的时间窗口，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握机遇、改变历史。

类似的，在中国，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偶然性理论。从其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最先是从回应下述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为帝国主义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8）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个战略判断不断得到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上述特殊性理论的成功运用，意味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开启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变迁道路。列宁和毛泽东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必须最终和第一条道路相结合才有意义。列宁晚年之问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9）毛泽东则通过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回应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为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他重新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而言，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着不变革上层基础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10） 这些论述一方面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明确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意义最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1）他还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结论。（13） 上述这些论断在涉及两种制度变迁道路之间的关系时，体现出和前人观点之间的连续性。与前人不同的是，邓小平指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就在更高层次上接纳了历史必然性，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抑或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向第一条道路转化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转化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为促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并通过这一作用界定了自身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型政党的特质。通过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此还应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何以仍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的。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深刻矛盾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而且几乎将中国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与此同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 19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是时代的必由之路。

还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 18 世纪产业革命后的崛起和发展，虽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从未证明自己是地球上合理而普世的制度。直至今天，依然存在着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宰全球的格局。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提供的 2017年数据（以不变价格计算），全球发达经济体以占世界 13.98% 的人口，在全球 GDP 中占据了59.36% 的份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那里最先得到深入的分析。依照她的见解，发达资本主义宗主国必须仰仗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这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还能顺利地再生产，它就不是地球上全面流行的普世的经济制度，因为它必须吸吮外部市场的营养；另一方面，一旦资本主义将自己普世化，资本积累就会因为剩余价值实现困难而崩溃。（14）卢森堡的理论在论证上尽管还有缺陷，但她正确地触及了一点，即发达资本主义是依靠剥夺性积累，而不止是内源型积累（即单纯依靠本国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积累）而生存的。这一点不仅在她所处的时代是真实的，在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生产上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普世的经济制度，但其政治精英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一点。这一事实在 2019 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格外刺眼地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它表明，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一制度不能自动带来繁荣和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它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制度。根据世界银行按 PPP（购买力平价）统计的人均 GDP 数据，1990 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 是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 19.63 倍，到 2018 年，这一差距扩大到 22.54 倍。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数据，从 1970 年到 2017 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含中国）人均 GDP 之比，从15 下降到 9.2，但如果剔除中国，该比率从 10.9 下降为 10.8，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走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建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为缩小全球南北差距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发展了中国，而且增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注释：

（2）《毛泽东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09 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79 页。

（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13—114 页。

（4）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67—69 页。

（5）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49—50 页。（6）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 • 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76—777 页。（7）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5 期。（8）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97—106 页。（9）在革命后的著述里，列宁反复提到，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劳动生产率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6 页。（10）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5—326 页。

（11）邓小平同志 1980 年 4 月至 5 月 4 次谈话的节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11 页。

（1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13）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3—114 页。

（14）〔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9 年。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三维市场经济

在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的因果链条和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所指认的因果链条，即通过生产力发展来改变生产关系，是不同的。列宁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但来不及将其认识概念化。这里笔者乐意介绍张闻天同志的一个研究，他在 1960 年代初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论生产关系的两重性》，该文在 1979 年发表于《经济研究》。) （15）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首先体现在生产关系的类型上，即可将生产关系区分为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其次，这种两重性还体现为功能的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这两重功能可以直接统一，但也可能彼此分离。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的影响，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推动。（16）

政治权力、政治关系之所以能够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可以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在世界历史上，诸如宗教、血族、政治等制度型式，都曾承担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并因之构成了基础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的位置事实上是变动不居的。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以前的各经济社会形态，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之一，便是承认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不是两种类型的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在其功能上的区别。在其早年的文章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17）；他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 , 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18）

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类型学划分，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区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场经济 1.0、2.0 和 3.0。（19） 市场经济 1.0 对应于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斯密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理论上的反映。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 2.0，凯恩斯以及更早的李斯特是这一市场经济类型在经济理论上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市场经济 3.0，其理论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两条标准，用于界分这三种市场经济类型：第一，根据经济和政治，抑或市场和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作界分。作为市场经济 1.0 的理论反映，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是一类制度，政治是另一类制度，在经济制度的运行中，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不应发挥实质性的干预作用。与此相反，对应于市场经济 2.0 和 3.0 的经济学理论则主张，经济和政治的区别是相关制度在功能上的区别，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关系在内的制度形式也可以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从而嵌于经济之中。第二，根据不同市场经济类型中的行为主体来作界分。在市场经济 1.0 中，私人企业一般被认为是唯一的主体；在市场经济 2.0 中，纳入了担负投资责任的国家；在市场经济 3.0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方面囊括了竞争性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功能也被进一步拓宽。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三维主体，即非公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构成的市场经济，简称三维市场经济。（20）三维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 3.0 是对市场经济 2.0 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关系、政治权力的嵌入及其所担负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和结构性宏观调控手段，以及所谓多层级产业政策，引导其他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2、通过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剩余所有上的关系，使后者转变为具有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经济主体，由此带来了县域以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格局。3、通过由各级政府支配的公有企业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政治权力决定或影响投资，在此前提下，政府或者直接充当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或者承担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供给、或者成为投资银行家以实现金融资产的增值等等。4、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凭借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和关系，借以取得租金并从事战略性投资活动，推动当地的投资和增长。

注释：

（15）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 年第 10 期。

（16）参见笔者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 1—27 页。

（17）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 年第 4 期。

（18）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62 页。

（19）孟捷:《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经济纵横》，2016 年第 11 期。

（20）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 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03

作为经济权力的党的意识形态

在谈论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的这种嵌入性时，还应涉及党的经济作用。笔者曾提出，党的经济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或者政党的国家化，一方面便于党利用国家机器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政治领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党要依靠技术官僚和科层进行统治，党的政治主体性也有可能因此而遭削弱。（21）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另一重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笔者称其为非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22）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也有可能构成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意识形态是缔结和构造生产关系的原则。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看，不仅生产力中包含观念因素，生产关系中也包含观念因素或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因素或意识形态作为缔造生产关系的原则，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的要素，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23）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即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的意义体现在，一旦改变某种经济意识形态，同时也就改变了经济本身。譬如，一旦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就将是全面私有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搞活国有企业，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两种经济意识形态，分别代表了两类在现实中缔结和建构生产关系的原则。

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意识形态还是指导国家战略性宏观经济管理的终极依据。最近，在一篇系统分析中国何以在高铁领域实现跨越式赶超的文章里，路风教授提出，独立自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嵌入了国家结构，构成了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根源，每当中国被迫回答自身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迫使相关政策转回自主创新的方向。这是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24）

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机器或科层并不能自动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部获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一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的关键所系。这种政治自主性，即党不为资本所俘获，也不为官僚所俘获，是党保持其先进性和最广泛代表性的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党的意识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发挥作用，同时也代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党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从而作为一种经济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不仅在于这些意识形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在于这些建构性原则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自身演化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中国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诉求。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是党的意识形态中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在市场经济中引入国有部门和经济计划，最早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多部门（或多种市场）组成的整体，每一部门或每一市场，服从各自不同的规律；与此同时，这些不同部门又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一整体。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三部门或三种市场的模型来概括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第一是普通产品的市场，马克思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构成的再生产表概括地表达了这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个观点经过卡莱茨基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采用另一套话语对这个矛盾做了不同的表述，将其称作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马克思不同的是，凯恩斯不仅要对这个市场的矛盾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为其疗救开药方。在《通论》里，凯恩斯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 1.0）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第二种市场可称为“生产的条件”的市场，或由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所谓基础设施）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规模过大，收益高度不确定，且投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等因素，若听任私人资本运作，将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将这种生产的条件之供给不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25）第三种市场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紧密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在金融资产市场上，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得以繁荣的条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家相结合，利用制度性权力创造出大卫 • 哈维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资本加入金融资产泡沫的游戏。（26）金融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频仍，是现代市场经济所面临的第三重矛盾。在上述情况下，要保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国家在所有市场的干预和介入活动就变得不可或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而且合乎现代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这一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已成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笔者曾提出，将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以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7），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政治哲学品格的部分，可以和冷战后流行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并列，作为当代世界两种代表性意识形态来看待。（28） 冷战结束迄今，美国和西方世界沉醉于这种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即新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市场经济 1.0，是人类经济组织所能达到的历史顶点。这种历史终结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般历史哲学的包装，但其实质是为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等级体系以及这一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服务的，具有反动的保守性质。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改革作为没有完成时的革命，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没有句号的开放的过程，显现出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和历史终结论的信众相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是解放的、主动的，更适于承担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使命与责任。

注释：

（21）下述著作指出了这一点，见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4 页。曼德尔曾结合苏东巨变，分析了官僚化给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后革命社会带来的危害。见 [ 比 ]厄内斯特 •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李民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

（22） 孟捷：《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东方学刊》，2019 年第 1 期。

（23） 参见笔者在《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中对此问题的讨论。

（24） 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管理世界》，2019 年第 9 期。

（25）〔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6） 参见孟捷、龚剑：《金融资本和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8 期。

（27）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67—69 页。

（28）孟捷：《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东方学刊》，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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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守勋    审核：张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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