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参照系与内循环： 新兴政策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点击图片观看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演讲）

作者简介：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摘 要: 对国内大循环的注重，以及强调创新之于新发展格局的意义，是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新兴政策范式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理论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出发，提出内循环意指生产率、企业盈利能力和实际工资率的并行增长。内循环的实现涉及三重条件，即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批判地检讨了自列宁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围绕这些实现条件的分析和相关争论，并结合马克思的框架讨论了熊彼特所注重的产品创新和新部门的开辟对于内循环的重要意义。实现国内大循环，必须达成上述三重实现条件的耦合，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建设具有新型举国体制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

关键词: 国内大循环；参照系理论；实现条件；国家的经济作用

2020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重申了这个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里提出，“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的变迁。[1] 对国内大循环的注重，以及强调创新之于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解读。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 “参照系”理论，提出国内大循环（以下简称内循环）意指生产率、企业盈利能力和实际工资率的并行增长。马克思所定义的内循环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循环提供了理论基础。实现国民经济的内循环涉及下述三重条件，即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在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围绕这些实现条件提出了不同理论，尤其是围绕内循环的经济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属消费不足论，强调工资增长对于国内有效需求扩张的先导意义，另一派则以列宁和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为代表，强调投资品部门的优先乃至自主增长对于国内市场扩张的决定性意义。如何协调这两派意见，提出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理论，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此外，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熊彼特所注重的产品创新和新部门的开辟，对于市场扩张和需求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该纳入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实现内循环，必须促成上述三重实现条件的耦合。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依靠市场的自主调节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建设具有新型举国体制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

本文由四节组成，第一节绍介了马克思的参照系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界定的内循环的含义；第二节论及国民经济内循环的三重实现条件，即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第三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内循环及其经济实现条件的理论；第四节略论了国家在内循环的形成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注释：

[1] 政策范式是英国学者霍尔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由相关理念、价值和规范所构成的框架，它规定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并影响着政策决定者和执行者的行为。参见Hall, P., ‘Policy Paradigm,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5, No.3, Apr.1993, pp.275-296.

1.参照系理论与内循环的含义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讨论了与内循环相关的问题。马克思假定：“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成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此外，他还说：“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1] 这类假设意味着，《资本论》中的主要理论基本抽象了国家以及国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参照系理论，其功能是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或其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作用，并借此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正当性。

等式（2）可用于表达马克思所谓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以生产率进步为前提的剩余价值生产。由等式（2）可以看到，首先，若假定实际工资率不变，生产率进步的好处将完全转化为剩余价值率增长；其次，生产率进步并不排斥实际工资提高，在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只要实际工资率的提高速度不超过生产率，就会带来生产率、实际工资率、剩余价值率（它表征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三者并行增长的局面。

上述三个变量的并行增长，就是马克思在其参照系理论中所定义的内循环。参照系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提法，其特点是假设一个理想状态（即完全竞争市场），以解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静态效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看法，从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发展一个自己的参照系理论，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作用。如孟捷提出的：“需要强调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我们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这一理论也可拓展为对市场经济一般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的解释，换言之，该理论也可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这是因为，第一，在《资本论》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个别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过往40年的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和私人企业一样，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参与这种竞争。第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过度剥削不再是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主要途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增长主要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这个特点和公有制企业的目标模式是相契合的。” [2]

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纳入参照系理论，意味着企业对盈利能力的追求不会像在马克思理论中那样具有同样的强度。虽然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对于国有企业也是重要的，但企业的社会和政治责任的存在，必然会改变企业的目标函数，降低盈利能力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前述内循环所要求的企业盈利能力、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率的并行增长，就有可能松动，即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率增长的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未必需要始终保持增长。这一制度特征有助于减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达成内循环的难度。

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循环概念，有助于我们辨析一些常见的观点，比如，有一种见解认为，内循环的根本条件是实际工资率和生产率的同步增长，这种见解忽略了，内循环不能脱离企业盈利能力的同时增长，如果利润率下降，投资就会遭到削弱，生产率进步和实际工资的提高都会受到影响。此外，这种见解还忽略了，实际工资率和生产率的并行增长，就是内循环本身的内容，而不是内循环的条件，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并行增长的条件。[3]

注释：

[1] 孟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现代市场经济——迈向以《资本论》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政治经济学报》第1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该文更详细地讨论了马克思的参照系理论及其实现条件的问题。

[2] 参见贾根良：“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清华政治经济学报》（后更名为《政治经济学报》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15页。贾根良将内需的扩张主要归于工资提高；将实际工资提高和生产率进步的并存，视为保证内需的“根本措施”，似乎通过提高工资就能造成生产率进步，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7页注释21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8-529页。马克思在 “六册计划”里曾计划撰写一册关于对外贸易的著作，但这一计划后来被放弃了。

2.内循环的三重现实条件

由前述参照系理论界定的内循环，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现实可能与之趋近的规范，只有在相关条件具备的前提下，现实市场经济才可能向这一参照系收敛。向参照系的收敛或内循环的实现，大致取决于三重条件，分别是科学-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马克思着力讨论了内循环的经济条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从反面即从内循环何以被破坏的角度讨论了相关经济条件。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涉及两个维度，首先，伴随生产率进步，资本有机构成在长期内呈提高趋势，其结果是一般利润率下降。其次，马克思还从经济周期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指出由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会周期性地出现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局面，即酿成危机。在下一节里，我们会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相关争论。

内循环的科学-技术条件，涉及投资于创新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由于科学技术知识并不完全是由企业投资创造的，因而这些知识存量的增长就具有外生性，需要借助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来促成其增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围绕科学技术条件的内生和外生性问题存有不同的看法。在《资本论》里，企业投资于创新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生现象。资本主义企业出于控制劳动和相互间竞争的需要，会将剩余价值尽可能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并通过这种投资推动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基本没有考虑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对投资的约束问题，马克思事实上假设，这些知识存量的增长始终是和积累的需要相匹配的。与此不同的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巴兰和斯威齐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将创新区分为正常的创新和技术革命这两个类型，并将技术革命归因于外生偶然因素。在巴兰和斯威齐那里，所谓“正常的”创新，被定义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源源不断地涌现的那种新方法和新产品”，它们是在竞争中由投资造就的。另一方面，则是 “划时代的创新”，即技术革命，则是完全外生的，在历史上也很少出现。[1] 巴兰和斯威齐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他们将技术革命全然归于外生性因素，并与所谓“正常的”创新截然两分，认为双方互无联系，则不免流于片面。现代演化经济学家家弗里曼，曾把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重大创新以及渐进创新这四种类型。所谓“正常的”创新（大致对应于弗里曼意义上的重大创新和渐进创新），往往是由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所引致的。[2]

内循环的制度条件，涉及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历史-制度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出现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流派，分别是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根据科茨的概括，他们“试图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两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内，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3] 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将《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形式相结合，发展了所谓“中间层次的分析”。以调节学派为例，它提出了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的概念。所谓调节方式（the mode of regulation），意指影响积累的一整套制度型式，涉及雇佣劳动关系、竞争关系、货币银行体制、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以此为前提形成了特定的积累体制，即资本积累运动规律的特殊运作方式，如所谓福特主义积累体制（the Fordist regime of accumulation）。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分析——后文还将涉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内循环问题的最为系统的论述，其理论得失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注释：

[1]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3和96-97页。

[2] 参见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 1987.

[3] 科茨：“法国调节学派与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之比较”，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3.内循环的经济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

3.1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种歧见

19世纪末，伴随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如下问题开展了争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具备相应的市场条件？“民粹派”理论家从消费不足论出发，一方面认为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和无产阶级消费水平的低下，使得俄国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所必要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提出，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竞争力的贫弱使其难以取得足够的外部市场，最终结论是，资本主义在俄国无法得到发展。以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以下简称杜岗）等人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一国市场的扩张主要是由投资品部类带来的，该部类的发展具有和消费需求无关的自主性，甚至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部类的增长。换言之，俄国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内循环的方式得到发展。[1] 列宁也参与了上述争论，他赞同那种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可以借助国内市场而发展的观点，并对民粹派的消费不足论见解持批判态度。列宁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论证了生产投资品的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2] 不过，列宁虽然赞同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最终消费无关，却反对杜岗的极端化见解，主张消费依然归根结底约束了投资品部类的扩张。

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上述争论的意义在于，这是自《资本论》三卷问世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一国经济的内循环及其可能性所作的第一次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出现的观点，在此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争论中也经常再现。比如，在解释战后黄金年代消逝的根源时，斯威齐就继承了消费不足论，主张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可以归结为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矛盾。而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克莱曼重申了杜岗的见解，认为消费不足论无法驳倒杜岗的见解，如他所说：“消费不足论者并没有试图反驳再生产图式所表现出的可能性：尽管消费需求下降，但是通过对生产新机器的机器的需求的增长和机器生产的相对扩张，增长仍然能够无限地发生。消费不足论者只是出于对他们相信其为现实的教条的偏爱而忽视了再生产图式：这一教条即所有生产，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都是以消费为目的而进行的生产。”[3]

冯金华和孟捷曾对杜岗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考察，其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的两部类经济中，以投资品部类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推动增长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将最终依赖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某种合意增长率，在不能达成这种合意增长率时，积累和增长仍会面临实现困难的威胁。如果我们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视为科学技术知识存量增长的结果，则第一部类的自主积累能否实现，就取决于科学技术知识存量增长的速度。但问题是，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这种增长，往往取决于非经济的外生因素而难以得到保证。实现杜岗所描绘的投资品部类的自主增长，其条件若非不可能，也是格外严峻的。[4] 此外，即便投资品部类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自主积累而增长，并借此帮助整个经济克服实现问题，但在长期内，剩余价值率的增长难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3.2 调节学派论战后黄金年代内循环：一个批判的考察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间，消费不足论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斯威齐和垄断资本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对战后黄金年代的分析，也被一些批评家归于消费不足论。[5] 调节学派认为，在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出现了一种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方式，即他们所谓“增长的良性循环”，其特点是：以大批量生产及其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进步相联系的工资收入的增长；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以产能充分利用为基础的利润的增长；用于更新大批量生产设备的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6]

调节学派认为，上述良性循环的形成得益于两个 “黄金年代宏观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其一，投资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存量（资本-劳动比）是长期并行增长的；其二，消费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率是长期并行增长的。[7]  根据定义，投资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决定了产出-资本比的变动，因此第一组关系意味着，黄金年代的产出-资本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第二组关系里，实际工资率和消费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并行增长，一方面可以抵消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危机趋势，另一方面可以抵消实际工资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利润被挤压的趋势，使利润份额（或利润占比）大体保持稳定。由于利润率等于产出-资本比和利润份额的乘积，上述两组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战后黄金年代，利润率是长期稳定的。[8] 相对稳定的利润率结合以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促进了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

调节学派的代表之一、法国学者布瓦耶曾借图1描绘了黄金年代的这种内循环。如图所示，经过集体谈判，工会接纳了技术变革和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管理方则允诺工人分享生产率进步所带来的收益；核心产业部门的集体谈判进一步向其他部门扩散，保证了工人阶级消费标准和收入的持续提高；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促进了投资，为投资品部门带来了足够的利润；而投资又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使整个过程自我循环。依照调节学派的解释，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增长的良性循环是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扩张而实现的。

（图1  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内循环）

调节学派所指认的上述两种经济关系，造成了长期稳定的利润率。不仅如此，实际工资率和第二部类生产率的并行增长，还意味着剩余价值率在长期也是稳定的。这样一来，在调节学派那里，战后黄金年代就不存在以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并行增长为特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然而，在调节学派的文献中，我们似乎找不到对此结论的直接表达。调节学派及其拥趸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调节学派还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阶段论，该理论假设，战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居于支配地位的内涵型资本积累体制当中。[9] 这意味着，在调节学派那里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接纳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解释战后资本主义的参照系理论，另一方面，在其经验研究中，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他们的观点，战后黄金年代存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率的并行增长，但企业的盈利能力却是停滞的。调节学派的这种矛盾，被日本学者伊藤诚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如他所说，在战后黄金年代，由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工资的增长速度大体一致，“马克思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一种由于生产率增长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份额的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间并未发挥作用。”[10]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实际工资率虽然可以跟随劳动生产率进步而增长，但这种增长不能妨碍剩余价值率的长期增长，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列塔也曾指出，在战后繁荣的高峰期，即在1958-66年间，美国私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实际工资率，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以及利润率的相应增长。[11] 根据一些学者近年来构筑的数据，在战后黄金年代，美国剩余价值率在1947到1964年间是提高的，在1964到1973年间则呈现下降。[12] 剩余价值率在不同阶段的行为轨迹表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参照系，可以解释黄金年代的大部分时期。1964年以后，生产率危机和实际工资提高对利润形成挤压，扭转了剩余价值率此前一直提高的趋势，但这种转折并未否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意义，而是表明，战后形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在黄金年代晚期遭到了破坏。

调节学派片面强调实际工资率和生产率的并行增长，遭到了美国学者布伦纳和格里克的批判。布伦纳等人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四项推动需求增长的因素：第一，迫于竞争压力追加投资，形成对投资品的需求；第二，通过追加投资而追加雇佣劳动力，造成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伴随长期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工资会随之增长；第四，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在这四项因素中，只有第（3）项受到调节学派的重视，布伦纳与格里克据此认为，调节学派可视为消费不足论的当代代表。

布伦纳与格里克在批判调节学派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们写道：“关键显然不在于不会出现严重的有效需求问题，而是即便没有那些保证工人消费标准的制度，通过第一部类相对于第二部类的更快增长所导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积累本身便不会构成一个充分的机制，决定有效需求问题的出现。” [13]与此见解类似，曼德尔在解释战后繁荣的形成时也回到了列宁等人所注重的通过投资于第一部类以扩大国内市场的观点。曼德尔提出，由于中国等国家相继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具体形势下，这种结合（引者按：指市场扩张和剩余价值率提高这两个长期繁荣的形成条件的结合）不可能通过市场的地缘扩张来造就，而只能依靠第一部类的技术革命。只有一场如此深刻的大变革，才能同时导致所有工业部门的累积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提高，以及在消费品市场销售扩张（这意味着雇员实际工资的增长）的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大增长。” [14]

3.3新产品、新部门的出现与内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关于一国内部市场扩张的研究中，相对忽视了新产品和新部门的崛起对于市场和需求的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这种忽视归根结底与马克思相关，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假定，资本积累是在使用价值性质始终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在论及利润率下降理论时，马克思说：“这里完全撇开了下述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部门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同一个价值量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奢侈品的量会不断增加。”[15]这样一来，产品创新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扩张的问题就没有正式进入《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分析。不过，在《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体认到新产品、新部门的出现对于可持续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他从生产过剩中引申出新部门的意义：“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关于新部门的意义，他还写道：“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16]在这里，新产品、新部门的出现，作为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一方面推动社会劳动体系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使需要的体系日益扩大，从而使市场得以扩张；新部门的出现同时还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这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开辟了新的空间。总之，新产品、新部门的出现，为生产率、实际工资率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可持续的并行增长创造了新的条件。

现代演化经济学（或新熊彼特经济学）研究了产品创新对于战后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弗里曼及其合作者考察了创新类型在黄金年代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根据他们的研究，在二战后出现的扩张性长波中，技术创新的主导类型在前期曾以产品创新为主导，后期则向工艺创新转变。与这种转变相对应的，是投资类型从资本广化型投资向资本深化型投资的转变。资本广化型投资有利于就业和需求的扩张，对利润率有刺激作用，而资本深化型投资不利于就业，对产出资本比、进而对利润率有负面作用。[17] 在战后黄金年代后期，伴随投资类型的这种转变，最终导致过度竞争和生产过剩在主导产业部门出现，并为结束“增长的良性循环”铺就了道路。

注释：

[1] 下列文献介绍了这一争论，罗斯多尔斯基：“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樊纲译、左大培校，《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 “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重点标识为引者添加。

[3] 克莱曼：《大失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65页。

[4] 参见冯金华、孟捷：“投资品部类的自主积累和增长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能的——基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4期。

[5]  以下对调节学派的介绍参考了下述著作，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1-55页。

[6] Jessop, B,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in Michael Storper and Allen J. Scott, eds,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33.

[7] Glyn, et a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Marglin, S., and J.B. Schor, eds,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46-50.

[8]  根据定义，利润率取决于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 即P/K=P/Y·Y/K，其中P为利润，Y为净产出，K为固定资本存量，Y/K是产出-资本比，P/Y是利润份额。

[9] 在调节学派那里，19世纪以降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即主要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外延型资本积累体制，主要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内涵型资本积累体制（即二战后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参见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Verso, 1979, pp.80, 87. 对此观点的进一步批评，可参见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20页。

[10] Itoh, M.,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41-42. 重点标识为引者添加。对伊藤诚的进一步评论，可参见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6-57页。

[11] 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Verso, 1979, p.99.

[12] Paitaridis, D., and L. Tsoulfidis, ‘The Growth of Unproductive Activities,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Phase-Change of the U.S.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2, 44(2), p.222, Figure 4.

[13] Brenner, R., and R. Glick,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1991, No.188, p.81.

[14] 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5, pp.168-169. 重点标识为引者添加。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392页。可参见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及以下各章的论述。

[17] Freeman, C., C. Clark, and L. Soete,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est Port, Connecticut: Green Wood Press, 1982, pp.157-159; 关于两类投资的不同作用，可参见高峰：《资本积累和现代资本主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7-232页。

4.内循环与国家的经济作用

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循环，必须达成前文所述的三重条件的耦合，为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包含两个方面：内生性经济作用和外生性作用。[1] 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是为了因应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或“市场失灵”所发挥的作用。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是建立在参照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市场失灵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通过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参照系理论，但与此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又不仅包含这样一个参照系理论，而是同时囊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分析（即市场失灵理论）。那些造成生产率进步的因素，同时又会导致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这些矛盾最终会给资本积累和生产率进步造成限制。换言之，资本积累在推动生产率进步的同时，又会破坏自身正常运作的经济环境，从而颠覆一国经济内循环的形成条件。为了克服或抵消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趋势，国家可以在构建内循环的科学-技术条件、制度条件、经济条件诸方面发挥作用，以促进现实经济向参照系即向内循环收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使其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的内生性作用。例如，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支柱之一，由于国有企业不必以盈利能力的增长为投资的唯一条件，因而有可能胜任如下使命：第一，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第二，在经济周期中充当经济稳定器；第三，开展某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激进创新；第四，为职工提供相对更高的工资水平（包括社会工资），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的内循环。[2]

在内生性作用之外，是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无论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有可能和必要在社会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尽可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这种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

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和外生性作用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外生性作用会影响和决定内生性作用的性质及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市场经济个别主体的利益，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价值，并在此前提下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自己的核心制度优势。在推动创新、并以创新引领新发展格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作为“企业家型国家”，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在私人资本因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难以在新市场、新部门进行投资的场合，主动担负起创造市场的任务，为战略性新兴市场提供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基础能力，加速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技术革命的来临，实现“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注释：

[1] 下述文章系统讨论了这一问题，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 参见齐昊、科茨：“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报》第1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3] 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英国演化经济学家马祖卡托，研究了包括苹果手机在内的若干案例，她指出，这些案例所涉及的技术创新，有许多都是由国家机构投资的，国家为推动新市场的出现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将扮演这种作用的国家称作企业家型国家，并认为国家应该从这些创新中取得相关收益，以便持续地担负创造市场的任务。参见Mazzucato, M.,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 London: Anthem Press, 2013.

英文摘要与关键词

The Framework of Reference and Economic Domestic Circ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 emerging policy paradigm 

Jie Meng

Abstract: Focusing on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s well as emphasizing significance of innovation for the so-called New Development Configur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China’s new policy paradigm as depicted by CPC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define the domestic economics circulation as a co-existent growth of productivity, profitability and real wag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theory, i.e.,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The realiza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depends upon triple conditions, i.e., the economic,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conditions. We retrospect the history of Marxist economics, critically investigating the analyses and controversies among Marxists about the triple conditions since Lenin’s era, while with an eye on the role of product innovation and appearance of new sectors highlighted by Schumpeter in fostering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To realiz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hinges upon a coupling of above-mentioned triple condition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role of state, to build up a new type of nationwide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theory, realization conditions, the role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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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守勋    审核：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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