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阅读经验中，都可能积累起一些对他影响至深的著作，就是他能够从中找到“重要东西”的那些著作。在文字多得读不完、人忙得没时间读书的今天，更需要格外留意那些最能帮到自己的读物。
这些著作不一定是公认的经典，但一定是对阅读者有过重要启发作用的著作。我在本书中谈及的作品，都与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那就是“20世纪的恶与抗恶”。
▌人性：“恶”需要阅读来发现
美国已故思想家托尼·朱特在《反思20世纪》中说，20世纪末至今的知识分子，大多回避“恶”的问题。他感叹道：“现代世俗社会对‘恶’这一概念感到不舒服已经很长时间了。自由派人士对它的不可调和的道德绝对性和宗教暗示性感到尴尬。20世纪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宁可选择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类更理性化、更工具化的说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纳粹毁灭犹太人，国际上越来越反感极&权主义，于是‘恶’的概念慢慢地潜回道德思维、甚至政治思维的表述方式。
汉娜·阿伦特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她在1945年写道：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另一位恪守宗教传统的波兰哲学家科瓦考夫斯基说得最好：“魔鬼是我们的经历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见过太多认真对待预言时的恶魔态度。我认为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道德不在场，不是某种变形或颠覆，而是一种顽固的、不可救赎的事实”。
在21世纪的今天，关于“恶”的思考不仅是哲学或神学的思辨，也是对20世纪极&权统治历史的现实思考。
▲汉娜·阿伦特在阅读
阿伦特等知识分子通过思考恶、判断恶，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并且，他们阅读写作的目标是明确、有效的，就是在认知、道德上对抗那些“恶”的知识保镖。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指出，纳粹极&权的“现代性之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我们要把握这个现实，但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已经不能为现代人提供必要的智识和规范资源。因此，我们急需的是一种对恶的“后灾难”思考。
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的根源是与社会规范绝对相悖的“邪毒”欲念或行为。但是对恶的“后灾难”思考，却有着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极&权之所以能存在，并鼓动人们参与大屠杀，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对此泰然处之、自愿服从，不能做出独立的思考、质疑和判断。
20世纪那些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不只是出于少数人丧心病狂的邪恶，也是那些“追求体面生活的善良民众”以无条件的忍耐、迎合，去配合邪恶造成的。
这些历史劫难是诗人弥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它们让人从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去透视恶，并藉由对恶的认识，衍生其他的思考：人性的黑暗面、心理进化机制、非理性的选择、集体噤声和沉默的螺旋、自由与奴役、定罪和审判、高尚的目的与残暴的手段、记忆和见证、陨落的神祇和破碎的信仰、知识分子的背叛和政治犬儒主义……
▌梦魇：恶就是把人变成“非人”
在给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阿伦特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恶不是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极端不把人当人的现实制度罪行。无论是把“有用的人”当作多多益善的“螺丝钉”，还是把“无用的人”当成废料来处理，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把人当成多余之物，都是对人的绝对非人化。恶便是这种非人化的集中显现，它的可怕在于它总是发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成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将人变成“非人”，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对人类个性的毁灭。制度性的暴力摧毁和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价值，使人成为“多余”，阿伦特称此为“人性的现代放逐”。它经常并不需要真的杀人，而是将人变成非人或废人，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把他们当作与予与求的一次性用具或废弃之物。把人变成废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绝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想法从他们的头脑里清除出去，代之以强行灌输的“正确思想”。这种从最初级教育开始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强的X脑窒息了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的智慧，消解了人的行动勇气，使人立不起志愿、挺不起脊梁、未老先衰、头脑空空，犹如被主人豢养的家畜或牲口。把有个性的人变成千人一面奴民，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能让专制统治完全放心的“新人”。这样的芸芸众生就此成为与专制独裁统治目的相一致的，特别有利用价值的顺民。阿伦特是见证了20世纪极&权的一系列灾难，才形成“多余之人”想法的。她看到“杀戮远不是人对人所能进行的最严重残害”，更严重的非人化残害，经常发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和“和平”的政治秩序中，与这些精致的恶相比，旧专制粗糙的谋杀相形见绌，成了一种“有限的恶”。比起暴力杀戮，废除人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是更严重、更可怕的恶，因为它摧毁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更是“人的存在本身”。恶与抗恶是本书的主题，从这个主题衍生出多个不同议题的讨论，编辑为四个部分。关注恶是为了抗恶，虽然我们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恶，但我们可以认识恶，增强我们对恶的免疫力，即使在恶展示它最迷人的诱惑力时，也拒绝与它合谋。这就需要从认识我们自己和构成我们每个人自我的人性开始。本书第一辑“人性”的主要内容是，恶能够将“好人”变成恶魔，除了制度和环境的力量，还因为人性中已经包含了恶的因素。专制权力或极&权制度并没有发明“非人化”，非人化的思维、心态和语言从古代就开始支配人的歧视、敌对和暴力行为。大卫·史密斯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中指出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生杀予夺的劣等民族、暴力革命中对人类同胞的肆意残害，都是调动了普通民众人性中原有非人化本能和意愿。制度的力量虽不发明，但却能利用、放大和加剧人性恶的因素。本书的第二、三辑“梦魇”和“暴力”涉及极&权统治的制度性作恶和普通人在其中的集体合谋，也涉及不止一种对暴力史的阐述。许多对极&权梦魇和暴力之恶的思考都是以创伤记忆、回忆、个人反思、文学创作等形式出现的，让我们特别生动、具体地看到恶的非人、毁人和不把人当人的残酷细节。暴力起先总是工具性的，但它很快便会被赋予本质的美好“解放”使命。既然暴力手段要达到的目标是高尚和伟大的，暴力本身也就变得神圣起来，被当作一种用血来为美丽新世界庆生的仪式和典礼。非洲反帝反殖运动的前驱人物法农也曾宣称：不使用暴力便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存在意识解放；暴力反抗对实现存在意识解放有净化灵魂的作用。他相信,“唯有经过暴力抗争,……人的意识才能有所转变，因此，暴力具有社会变革和存在意识的双重正义性。”但是后来，在许多非洲国家，暴力革命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而只是让自己国家的奴役代替了殖民主义的奴役。其实，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早就指出了暴力革命的一贯套路。与君主专制剥夺自由、独享特权的劣迹相比，成功上台的革命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暴力，缔造更彻底的专制。“大革命的成功世所未闻……旧的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专制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轻易便会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革命给一些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主子的错误和过失，自己成功地变成了主子。他们摆脱了主子的统治，却从主子那里得到了种种好处，从主子那里继承了当主子必须懂得运用的暴力手段、驭民谋略、政治权术、凶狠手段，还有君王的伪善和专制的野心。本书第四辑“挣脱”，关注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与反抗恶的关系。知识分子对恶的抵抗，不只是抵抗邪恶或不道义的权力，而且也是抵抗与之相安共存并推波助澜的文化、价值、教育、记忆方式和思维习惯。知识分子与恶的不同关系和对待恶的不同方式都是政治性质的，这使得知识分子政治成为这一辑的重点。知识分子经常是极&权之恶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但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成为极&权之恶的支持者或合谋者。奥维尔是最早批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与恶共舞的作家。本辑涉及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拥护苏联，只是凭幻想或想象，用一种遥远的意识形态来替代他们自己失落了的宗教信仰。对此，作为193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的克罗斯曼有一个中肯的概括：“事情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至斯大林和希特勒协定期间的岁月中，欧美方面无数的文人，被乌托邦吸引了去”。这些知识分子和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的，但历史证明，他们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得不到民主的时候，就自愿接受专制的选择呢？本书第一辑中埃尔斯特的《酸葡萄》给了我们合理的解释。里拉同样建议我们回到人自己，而不只是外部原因去寻找解释。他说，“20世纪的事件仅仅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亲暴政思想，其根源在不那么极端的政治情境下并没有消失，因为他们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如果历史学家真的想要理解‘知识分子的背叛’，那么他要去检验的地方就是——内心世界。”这就又回到了本书第一辑的人性议题。议题的巡回和交叉，可以当作“经典之外阅读”的一个提示：探讨恶和抗恶只是一个出发点，不是终结。在本书相互独立的多个议题之间，读者不妨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方便的联系，补充自己的问题，添写自己的想法，确认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结论。（全文完）本文编选自徐贲《经典之外的阅读》前言《阅读的镜鉴》。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 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巨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人文、思想和启蒙。徐贲老师的《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关注我们如何说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过去几十年，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因此，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还是关乎每个人的重要问题，都不可不读徐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