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许：在西方，当科学理性，取代了人对上帝的信仰后，人的意义感、道德判断，便只能寄生于现实，因而极易被丑恶的现实俘获，成为体制的顺从者、制定游戏规则者的帮凶。

《中国周刊》：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徐贲：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今天它已经普遍化了。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普遍粗鄙是国人的精神癌症《中国周刊》：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粗鄙化的表现为什么?徐贲：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粗鄙的本质是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

一个不讲理的人，为了把自己包装成讲理的人，通常会从三个方向造成逻辑谬误：影响听众情绪，影响说话者形象，影响话语的逻辑。上一篇已经说到“情绪性谬误”，这一篇要说的是第二类谬误——“形象性谬误”，它指的是在说理时故意造成相关人物或好或坏的形象，导致听众产生非理性的信任、喜欢，或是厌恶、害怕和不信任，以此影响他们对说理的接受方式和意愿。01

▌公&民不服从的三重涵义苏格拉底不服从陪审团对他的“独立思想有罪”的判决,在无望改变判决结果时，仍然坚持思想的抗争。因此，苏格拉底常和另一位悲剧英雄安提戈涅一起，被援引为最早的“公&民不服从”典范。

现代犬儒主义虽然有某种不满现实的意识，但却放弃了道德坚持或良心行动。它持“世界不可能变好”的彻底悲观主义，因此乐于奉行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何必认真、难得糊涂，甚至浑水摸鱼的生活态度。

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的性别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据估算，2020年适龄的未婚男性已经超过3千万人。“3千万光棍”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光棍危机”越来越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光棍危机”的后果是什么呢？仅仅是人们所忧虑的骗婚、天价彩礼、外遇出轨、代际争夺、财产争夺、单亲增多，以及性疾病、同性恋泛滥等问题吗？

这种环境对人们有思维方式定型的作用，被定型者会把某些十分干瘪的、与现实并无关系的教条和假大空原则，当作“科学真理”“先进科学”甚至“宇宙真理”，不仅自己确信无疑，而且还不准别人提出疑问。

其实，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早就指出了暴力革命的一贯套路。与君主专制剥夺自由、独享特权的劣迹相比，成功上台的革命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暴力，缔造更彻底的专制。

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和我一起阅读古希腊悲剧《菲罗克忒忒斯》，其中涉及“友情”和“义务”冲突的问题。主角涅奥普托勒摩本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但是精明狡黠的奥德修斯怂恿他，去欺骗神箭手菲罗克忒忒斯。他与神箭手成了亲密的伙伴，为了赢得特洛伊战争，在骗取了菲罗克忒忒斯的信任后，他乘机盗走了对方的弓箭。

再比如，境遇不佳者会认同其他境遇不佳者，而不是境遇好的他人。这有点类似于人们平时所说的“同病相怜”，但重点不在于“怜悯”，而在于寻找能在心理上能分担不幸的同伴，希望跟自己一样倒霉的人越多越好。

数年前，曾有过一场关于“沉默权”、“犬儒主义”的激烈争论。徐贲老师作为该争论的中心人物，持续发表观点，探讨知识分子的生存、责任。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失语”、“犬儒”等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徐贲老师当年的这篇文章，更显清醒、珍贵。有一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义务为遭受不公者说话”。不应该批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冷淡，主要理由是“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为许可”。

掩耳盗铃，是国人熟知的一个成语，典故来自《吕氏春秋·自知》。故事里本来是“盗钟”，后来改成了“盗铃”。话说，春秋时晋国贵族范氏被灭，百姓都跑到范氏家中偷拿东西。有人拿了一口钟，想背走，但钟太大，无法背走，便用锤子砸，结果钟发出响声。那人担心别人听到来争夺，便捂着耳朵继续砸钟。

许多人误以为人文教育只是单纯的文科教育，只是文科教师的事。其实，人文教育课是一种又文又理的“通识”课。人文教育的本义，就是关于人的自由的教育。学文也好，学理也罢，其对象和创造都在于人。人文教育先得有人的自由意识，知道什么是人应有的幸福、德性，什么是好的公共秩序，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观的知识者。

伊索寓言里有一个《太阳与风》的故事。太阳与风争辩谁是最强的，它们进行了一场比赛。风看到一个穿着外衣的行客，就说：“谁能使这个人脱掉外套就算赢了。”于是，风开始狂暴地呼啸，但是它吹得越凶，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轮到太阳出场，它把阳光撒在了行客身上，行客感觉暖烘烘的，于是把外套脱下来，搭在了手臂上。

对心灵鸡汤利弊的评估，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尤其不能脱离特定的权力和责任关系。心灵鸡汤之所以被诟病，最大的原因是它用错了场景——让老百姓接受“认知行为主义”的精神幻觉治疗，究竟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第二层的反思是——这种冲击其实有现成的历史参照：文艺复兴，就是“处理巨量信息”的先例，它是“向过去寻找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就是“理性和自由意识的觉醒”，它是“向未来寻找自由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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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心情并非外部强迫使然，如前所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促使我们自然而然于胸中升腾起这般感情。我们怀着这样的感情，守候在天皇陛下身边，我们时刻等待着被召唤，准备着尽卑微之力，化作盾牌保卫陛下。

这里有一群三观正的读书人，与你分享思考，推荐好书。我们一起通过阅读，变成更好的人。

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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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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