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讲理的人，为了把自己包装成讲理的人，通常会从三个方向造成逻辑谬误：影响听众情绪，影响说话者形象，影响话语的逻辑。
上一篇已经说到“情绪性谬误”，这一篇要说的是第二类谬误——“形象性谬误”，它指的是在说理时故意造成相关人物或好或坏的形象，导致听众产生非理性的信任、喜欢，或是厌恶、害怕和不信任，以此影响他们对说理的接受方式和意愿。
01
因人废言
——你有什么资格谈这个话题？
因人废言的正式称谓是ad hominem（反对那个人），因为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就反对他的看法。几十年前最常引述的一条语录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人废言的另一种表现是“因为你没做过这事，所以你没有资格说这个事”。
例如，“神父有什么资格与信众谈婚姻的道理，他自己又没有结过婚，能懂什么？”同样，碰到外部人士及媒体的批评，就一律以“指手画脚”、“不了解情况”、“干涉内正”来全盘否定。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在理不在理，一概斥之为“无知”或“动机恶毒”，概不认账。
再一种表现是公域和私域不分，用私生活来攻击对手。美国作家沃尔夫、诗人弗洛斯特的传记中都有不好的生活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大作家。
在公共说理中，情况稍有不同，一个人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可信度，有的私德与公德是有联系的，如“诚实”。因此，什么是因人废言，需要在阅读时作具体的分析。
02
揣测动机
——你说这话是什么目的？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就是追究动机，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
例如前些年，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但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说：“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局长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哪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但是显然，在“吃饱”和“提出批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
再例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动机不纯”。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动机不应扯上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动机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动机再好，也是没抄。
03
误用权威
——XX的话你都敢质疑？
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对权威说法是否值得信赖，或证据是否与问题有关联，缺乏思考或分析。
几十年前，许多人一碰到争论，就会引用一段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要利用权威必须先树立绝对权威，然后以此威胁对方绝对服从。为了树立“两个凡*是”的权威，甚至制作了《M思想治好聋哑人》这样荒谬的新闻宣传片。
然而许多被利用的权威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某些名人在电视上充当某药品的代言人，但这些人的名气和药品的疗效，根本就是两回事。
04
比坏逻辑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你批评北大的孔教授骂人，他就问你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副总统切尼说粗话。你说恐怖主义不该滥杀无辜，他就责问你为什么不揭露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罪行。你批评官员滥权懒政，官员还没表态，百姓就跳出来说别人也有问题，他还指责你双重标准，根本就是居心叵测。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1977年3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卡特总统批评苏联的人&权纪录，苏联的外交官回答道：“美国今天的人&权纪录非常糟糕：成百万的人民失业、种族歧视、妇女社会不平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率攀升等等。”
05
稻草人
——到处都是假想敌
树起一个容易攻击或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威胁的靶子，然后拼命攻击，却是完全是自欺欺人、自我感动。具备这种思维的人，会以各种行动不断强化自己被迫害的妄想，甚至因此带来了真正的敌意。例如前些年，相晓冬在《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一文中说：“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60多年前，一篇《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篇《向骆家辉学习》欢迎新时期的华裔驻华大使了。这前后的两个大使，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两个时代——司徒雷登的离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骆家辉的到来，则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这些美国大使真有那么可怕吗？普通中国人害怕骆家辉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清廉、开放的外交官表演”吗？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通常是为此制造一个绝对的权威），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多年前的宣传口号，“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句顶一万句”……极度简单化是一种过度夸张，它会削弱说服的力量。把自己的状态、理想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用口号代替说理，用情怀代替逻辑。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几十年前的口号中有许多例子：“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你说我不对，我就是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得不对正是我说得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动不动就吓唬别人，说自己“不是好惹的”，这是一种流氓话语。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因政策失误导致经济崩溃，统治者总会把责任推给“外部势力”。再比如，几十年前积极参与迫害亲人的人们，喜欢把责任全部推给“组织”、“时代”或带头分子，仿佛自己是毫无选择的机器。这种谬误与人身攻击的逻辑是一致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把自己说成是某个问题的权威，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而不是相关说理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考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的“美国梦”解释到：许多美国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某教授对此非常不满意。这位教授说：“我20世纪20年代就在美国，知道所谓的‘美国之梦’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有没有到过美国，这与如何理解作家在小说中描述美国梦并没有关系。这位教授摆老资格吓唬学生，是虚张声势的无聊之举。又例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曾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说法，以此理由并不能证明美国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长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在无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长的身份和权威——我是堂堂北大校长，对美国的教育还能不了解吗？我的权威身份断定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不是一言九鼎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权威身份乱发谬论的例子。本文编选自徐贲作品集，标题和图片系编者所加。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 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人文、思想和启蒙。徐贲老师的《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关注我们如何说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过去几十年，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因此，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还是关乎“人之为人”的重要问题，都不可不读徐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