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S专家视点】刘尚希 | 应对疫情 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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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优化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当前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怎么发力，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以应对全球公共风险的视角看疫情防控

在疫情影响下，传统的思维看到了需求不足，所以就要刺激需求。刺激需求一个是财政手段，另一个是货币手段。现在舆论更多的是要求财政手段加力，扩大基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来应对当前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这个问题从经济学来看，是需求问题和供给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风险问题。在既定条件下的需求和供给都是相对确定性的问题，有一套成熟的应对方式和相对确定的研究路径；而公共风险问题，则在社会科学中还是一个新问题，公共风险的一个基本属性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时刻都在演变，难以预测。

现在受疫情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全球。中国的经济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全球化过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疫情风险如果在全球蔓延开来，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种回波效应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会进一步衍生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不能再局限于国内来考虑问题了，要从更加全面的全球公共风险的角度来应对。





应对疫情，提振市场信心是关键

财政政策积极有为，从经济来说，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大上基建项目就能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在疫情条件下，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基建项目需要人和材料，现在很多地区和企业复工复产都遇到了困难，企业维持生产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大上基建项目何以实现？很显然，用传统的扩张需求的思路来应对当前的疫情是不合适的。

那么疫情过后是不是可以采取这种措施来弥补我们受疫情影响的损失？我认为这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依靠政府基建投资的办法，主要是政府配置资源。如果市场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市场的预期没有改善，只靠政府来唱独角戏，政府投资乘数将会很低，起不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除非政府的投资和减税降费等政策能够改变市场预期和企业的运行方式，能够使民营企业信心大大增强，才有可能取得良好成效。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很难的。唯有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才能增强信心，改善企业预期。而改革却要比发债上基建项目要难得多，其效果肯定也要好得多。


抓主要风险，警惕财政风险灯下黑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风险社会。这需要一种以风险为导向的分析方法，在多重风险中进行权衡，抓住主要风险注入确定性。就目前来看，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疫情风险。但是等到疫情过后，最大的风险就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民间投资还是处于低位的状态，市场预期还是不能改善，那么，即便政府减税降费和财政投资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恐怕也很难解决目前经济面临的困难，经济下行的态势也很难真正地扭转。所以，需要根据当前和疫情结束之后的不同主要风险，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我们现在讲财政政策积极有为的时候，要防止风险灯下黑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了疫情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等公共风险，而忘了财政风险。实际上现在财政风险正在急剧上升，超越一定临界点，财政风险反过来会对金融、经济以及对整个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其他领域公共风险的叠加因素，导致国家公共风险升级。因此，要意识到财政的能力是有限的，财政可持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应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形成风险灯下黑，以为我们现在的财政没有问题，有无限的能力，这就可能造成新的更大衍生性风险。这是我们当前在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和注入确定性的时候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在高风险社会，需要构建风险权衡理论，尤其是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权衡，是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问题。

（根据刘尚希院长在《财政科学》专题沙龙 2020年第一期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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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黄蕾  高小萍

编辑：李雅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