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中医以及人民寻求治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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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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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生判定你生命只剩下30天，而可能治疗你疾病的药品都在国外，并且没有得到本国药监局的批准，属于“非法药品”。
面对这种困境，你是准备等死，还是通过非法途径购买这些没有经过严格上市流程、只是可能治疗你疾病的“非法药品”？
这就是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罗恩面临的生死抉择，而他选择了后者，并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了2557天。
这不是电影为了情节的杜撰，这是发生在美国达拉斯的真人真事。
电影主人公罗恩于1986年被诊断患上艾滋病，他在墨西哥接受了野鸡医生的“非法治疗”后，居然奇迹般的控制住了病情。于是，罗恩创立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进口、走私未经美国药监局（FDA）批准的药物，并通过地下网络卖给美国和世界各地的HIV感染者。
罗恩本人于1992年去世，他不但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让许多艾滋病患者得到了应有的帮助，并且同时推动了美国药监局对于危及生命疾病的新药的审批速度。
正如电影中，同情罗恩的法官说的一段话：“组建药监局的初衷本应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为了阻止人民寻求有效的医疗治疗......一个人濒临死亡，应该有权利寻求自己觉得有帮助的医疗救治。”
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让病人尝试各种方式来得到帮助，这是应有的权利，不应该被阻止，即使这种阻止是善意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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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大火，也同样反应了这种焦虑。
除了面对合法新药漫长的研发审批周期和疾病随时夺走生命的矛盾，还要面临高昂的、无法承受的合法进口药品价格和相对低廉的非法仿制药之间的矛盾抉择。
在这种生死抉择中，面对这些随时失去生命的病人，一味去空谈理性、科学，漠视他们的求生欲望，我想，这至少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如同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他只是想活着，犯了什么罪？”
病人希望得到有效及时的救治是合理需求，是正当权利，而新药上市周期漫长也并非无聊之举。
如果一个药品没有经过严格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可重复性的实验，那么药品不但不会治病，相反会变成害人的毒品。
而研发一款新药，从临床前实验到临床实验到审批上市，药品公司前期投入巨大。
以美国为例，一个新药的研发上市投入通常会达到5亿美金，从实验室走入市场要经过长达12年到15年的周期。
医药巨头罗氏公司曾经披露了创新药的相关数据。一款新药的研发平均会花费12年时间，需要投入66.145亿人民币，7000874个小时、6587个实验、423个研究者，而这只是为了得到一款新药。
而这些巨大投入还很可能因为某个流程无法通过，而导致前期投入全部打水漂的风险，在5000个临床前化合物中大概只有5个化合物可以进入临床试验，而这5个化合物中只有一个才能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病人。
所以，一款上市新药往往价格非常昂贵，当然，一旦成功，回报也会非常惊人。
总之，新药研发是个高投入、高风险同时伴随着高利润的企业行为。
药企首先是个企业，赚取利润是应有之义。寄望药企成为慈善机构，在付出如此昂贵代价的前提下，却把新药价格定的亲民可人，一不现实，也是让药企承担了过度的社会义务。
如果大家都对药企提出这样那样的道德要求，那么试问，以后谁还费钱费力去做新药研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到最后，药企和病患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谁会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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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通过研发新药赚到了钱，病人通过服用新药得到了治疗，这样的局面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
但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导致我们并不总是能保证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权衡利弊，放弃一些不重要的诉求来换取相对重要的结果。
当一条鲜活的生命即将消失时，我想，让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严苛要求暂时让让步，让濒临死亡威胁的病人对各种治疗途径和药品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相反，这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这也是我对于中医中药一直以来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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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医中药的争论，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大奇景。
参与者主要分两派。一派是以方舟子为代表的科学派，主要观点是“弃医验药”，即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废弃中医理论体系，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另一派是传统文化派，认为中医中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中国人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但不应该抛弃，反而应该整理发掘发扬光大中医理论和中药市场。
而我是“权利派”，一方面我认同方舟子对于中医理论的观点，认为中医理论并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基本要素，中药也缺乏严格的药品研发上市流程的检验，更多是安慰剂的作用，但我并不赞同科学派认为应该废弃中医和中药的观点。
作家冯唐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人要先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他在学西氏内科时，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说明，即使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对于很多疾病依然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有效，比如SARS，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次出现。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永远要保持谦和。
他的导师朗景和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妇科大夫曾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对他说：“尽管有些残忍，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的还不够多”。
我认为，在面对现代医学的方法暂时无效时，当生命已经无法等待严谨的科学流程时，让病人至少有权利去尝试某些看起来不那么科学和靠谱的方法，这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是对人类自身局限的清醒认识。因为疾病不会停止伤害，生命也无法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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