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藏生死书》: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
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
学者萧功秦曾感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但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了死亡教育。
“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
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
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
王一方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
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
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
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
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
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
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
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人为什么要死亡?”
“人死后会去哪里?”
“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
“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
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
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
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吃早餐时,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
“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墓园好美呀!
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
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
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
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大家才来意思一下:
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
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
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
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乔布斯一生颠覆了四大行业:用iMac颠覆了电脑,用Pixar颠覆了电影,用iPod颠覆了音乐,用iPhone颠覆了手机。
正如iPhone开启智能手机时代一样,这四大颠覆,各自都开创了一个时代。
乔布斯为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因为17岁时,死亡教育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从那时开始,过了33年,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
于是,他决定“向死而生”,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生活,如此才有了震惊世界的四大颠覆。
所以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的最伟大发明。”
乔布斯为何说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很多时候,尽管生命依然在进行新陈代谢,但我们并没有活着,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活着。
只是在死亡刹那,或经过死亡体验后,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生命。”乔布斯说。
为何说经过死亡体验后才有了真正的生命?“死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知道生的可贵。
一个人只有在认识到自己是有死的时候,才会开始思考生命,从而大彻大悟。
不再沉溺于享乐、懒散、世俗,不再沉溺于金钱、物质、名位,然后积极地去筹划与实践美丽人生。”乔布斯说。
孔夫子有句老话:“未知生,焉知死?”
就是说生的事情还没搞明白,谈论什么死?
但死亡教育开启了新角度:未知死,焉知生?
冉克雷维说:“提早认识死亡才会深刻人生。”
巴雷特说:“只有认知死亡,才可以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
蒙田说:“预前考虑死亡就是预先考虑自由。”
萨瓦特尔说:“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作家曲冰讲过某电视台记者袁君的故事。
那是2010年,一位富豪的妻子找到袁君,“想请您给我老公主持葬礼。”抑郁症,夺走了他老公45岁的生命。
读完富豪的生前日记后,袁君深深震撼。他决定在这次葬礼上做一件事情。
那天葬礼上,袁君公布了富豪一天的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之家小孩子一天的花费。
“他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不是在自己会议室,就是在别人会议室。天天应酬,天天开会,天天拼命赚钱,但他并没有享受到金钱带来的愉悦。”
他最大的快乐竟来自于一次汽车抛锚,“我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步行去公司。那天太开心了,我在路边看到了迎春花。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一次看见它,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
那一天,葬礼结束后。
另一位参加葬礼的富豪握住袁君的手说:“谢谢您,这场葬礼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那一天,袁君回到家后,没有像平常一样看片子找选题,而是破天荒地下了厨房,做好饭,然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
“这场葬礼,也让我的灵魂开了窍。幸好我还有时间、还有健康,还能好好地善待人生和生活,好好地善待每一个重要的人。”
2012年,心理学者陆晓娅,在北师大开设了“生死课”,教导学生认识死亡,认识生命。
一开始,她并没抱什么希望,因为中国人太忌讳谈论“死”了,“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会这么多。”
她对“生死课”的作用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但没想到它的作用竟然会这么大。
“陆老师,上了这个课,我重新拿起了画笔。”“陆老师,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
有一位学生,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但她自己却很抑郁,觉得毫无意思。上了“生死课”后,她学起了烘焙面包。
烤得非常漂亮,还教给许多人。
她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我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去画画不一定要成为大画家,去学架子鼓不一定要成为伟大鼓手,去学烘焙面包不一定要成为糕点大师,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
“我为什么要开设‘生死课?,就是想通过讨论死亡,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对人生负起责任来,需要去寻找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找到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大意义。
在《西游记》中,我们大呼过瘾的情节之一,就是美猴王火烧阎王府,勇销生死簿。
我们惧怕死亡,因而妄想逃避死亡。
但正如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盛大节日。
它终将到来,我们无从躲避。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
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
很喜欢毕淑敏的一句话:“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
面对死亡,我们都要补课。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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