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
[提要] 刘廷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及教会领袖。1921年春至1926年秋，刘廷芳作为燕京大学神科及宗教学院的首位华人执掌者，对学院的学科定位、发展目标、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宗教生活等，予以设计、制定与实施，形成特色鲜明的高等宗教教育理念，在该院初创时期起到了重要的规划、组织与开创作用。
[关键词] 刘廷芳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教会大学 宗教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社会科学类)“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项目号：2016WZDXM009)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刘廷芳(Timothy Tingfang Lew，1891～1947)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蜚声中外的杰出华人巨擘，在学术、文化、教育、政治、宗教等诸领域贡献卓著。学术方面，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心理学的先驱之一，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汉语学习心理学的始创者；其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学习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by Mean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of Some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至今影响犹存。文化方面，他是一位“热情的诗人”，出版过《山雨》等诗集，翻译过世界名著，文学造诣颇深；担任过《生命》月刊、《真理周刊》(后二刊合并为《真理与生命》)等期刊的主笔，创办基督宗教属灵刊物《紫晶》。教育方面，他曾经协助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创办燕京大学，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首任华人院长，将该校的神学建设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学科，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等宗教教育的发展；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助理、心理学系主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主任等职；兼任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与教育学系教授。政治方面，他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对民国之法制建设倾尽己力。宗教方面，他曾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首任华人会长；倡导并践行教会本色化运动，极力促进中国教会本土化；被誉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基督徒之一”。然而，由于刘廷芳1941年赴美就医，英年客殁异国，加之其显赫之华人基督徒领袖身份，故学界对其之关注，与其于近代中国之卓著贡献极不相称。燕京大学乃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巨者。宗教学院是燕京大学成立最早、发展最快之学院，在该校早期历史上发挥过引领学风之表率作用。作为中国第一所基督宗教神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短短数年间，“一跃而为中华基督教神学教育之翘楚”；“在中国高等神学教育领域，曾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被誉为远东第一流的神学教育机构”。刘廷芳作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在该院初创时期起到了重要的设计、组织与开创作用。刘廷芳于1891年1月8日出生于浙江温州永嘉县大同乡(今鹿城区)，乃家族第三代基督徒。刘廷芳祖母叶氏中年丧夫，未几携子女受洗入教，曾担任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创办之温州育德女校校长。刘廷芳父母早年均就读于西方人创办之教会学校，父亲刘世魁乃内地会牧师(同时也是医生)，母亲李玺曾继承叶氏出任育德女校校长。刘廷芳自幼成长于教会，少年时在内地会创办的崇真小学完成初等教育；1905年，入读英国传教士蔡博敏(T. W. Chapman)担任校长的温州艺文中学。在艺文中学时，刘廷芳曾在美国教会报纸上发表《江浙铁路事泣告同胞书》一文，呼吁国人集资修路，勿丧路权。1908年，刘廷芳赴上海入读美国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创办之圣约翰大学预科。作为身处新旧时代交替大潮中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与西方新知洗礼的刘廷芳，渐趋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为颇具睿见卓识之青年。刘廷芳由西方教会培养长大，对教会之运作非常了解，所以，他对教会创办教育机构之办学宗旨，以及许多不合情理之管理制度，颇为不满；对西方传教士蔑视鄙弃中国文化之言行，更是愤慨至极。在圣约翰大学期间，刘廷芳屡次在上海《通问报》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察与主张。他指出，教会学校之传教士教职员，虽有满腔热忱，然因自身缺乏足够学识，故只能造育出思想、文化、知识、价值观偏差扭曲的教会青年。所以，他极力主张，教会应指派具备专门知识之人才兴办学校。刘廷芳的系列文章，很快引起著名美国传教士、金陵神学院教授司徒雷登的高度关注。司徒雷登对刘廷芳的看法早就深有同感，且一直试图进行改革。然而他发现，改革只能在既成体系下运作，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更不能单打独斗，所以，需要志同道合者来共同实现。司徒雷登非常欣赏刘廷芳的才华，便请《通问报》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与其会晤。后来，也正是在“贵人”司徒雷登的推荐、力促之下，刘廷芳获得奖学金，1911年负笈美国深造。刘廷芳抵达美国之后，先入读乔治亚州乔治亚中学(High School of Georgia)，一年后进入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1913年插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四年级学习。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并继续在该校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然后继续在该校研究心理学。同年，开始在与哥伦比亚大学隔街相望的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修习神学。191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文凭，获纽约协和神学院“最优成绩奖学金”。1917年秋转入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并于翌年6月获该院神学学士学位。1918年，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宗教教育学权威乔治·A. 柯(George A. Coe)教授的助教，“成为第一位在美国神学院教非中文课程的中国人”。1920年，以学位论文《汉语学习心理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刘廷芳曾担任中国北美基督教学生会刊物《留美青年》主编，并于1916～1917年出任该会会长。1920年2月18日，由美国极负盛名的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牧师主持，刘廷芳在曼哈顿公理会教堂(Manhattan Congregational Church)被按立为牧师。不久之后，刘廷芳返回中国。在美留学近10年，刘廷芳凭借自己的优异成绩及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在中国留学生界闻名遐迩，广获赞誉。刘廷芳归国之时，恰逢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之际。1919年6月，在中外基督教会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司徒雷登，接受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的聘请，执掌燕京大学。他在满怀革新之志构划燕京大学宏伟发展蓝图之时，“亦为其向来主张建立的一所全国第一流的神学研究院留有显著的位置”。他曾表达自己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期冀：“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燕京大学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它将拥有一所宗教学院，在其中越来越多的既熟谙本国崇高的历史遗产，又受过西洋最好神学教育的中国籍教员，将本着他们自身的宗教经验，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务求其合于二十世纪的知识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亦把一切由西方历史因袭而来的无用之附加物，悉数扫除。”然而，司徒雷登建立中国第一流宗教学院的愿望虽然具备“天时”与“地利”，却欠缺“人和”——没有合适的人选来负责具体实施。于是乎，他想到刚刚学成归来且成就斐然的刘廷芳，认定其乃不二人选。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相交甚笃，谊若师生。刘廷芳1911年赴美深造之前，为报答时任金陵神学院教授司徒雷登的知遇、推荐之恩，曾答应回国后到金陵服务。然至其归国之时，司徒雷登已执掌燕京大学，故其无需再赴金陵履约。同时，司徒雷登也一再邀请刘廷芳赴京，辅佐其执治正处于起步阶段的燕京大学。据司徒雷登写给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麦吉弗特(A. R. McGiffert)之函称，刘廷芳从美坐船返国，甫抵上海，便获得东南大学所送来的心理学系主任聘书。其后，他还获得多所大学的邀请，其中，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北京大学两校，均力邀其出任心理学系主任之职。故此，燕京大学为聘到刘廷芳，对其承诺许多优厚条件，包括燕京大学创办机构之一——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任命其为该会驻校代表；其薪金及住房待遇与西方传教士相同；还特批其可于校外兼任其他职位。正是因为燕京大学的承诺，192l～1926年，刘廷芳除出任该校神科科长及宗教学院院长、校长助理之外，还兼任过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与教育学系教授。据悉，刘廷芳还曾被邀请担任北京高师校长，但他坚辞不受，且离京三周以示拒绝之决心。此足见刘廷芳其时献身燕京大学之坚毅信念。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15年的汇文大学神科。汇文大学神科乃由地处北京、天津、通州三地的若干圣经和神道学堂发展合并而成，其核心是汇文大学神学馆(亦称“神道学科正班”)和华北协和道学院。1905年，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通州创办潞河书院，后该书院发展而成华北协和道学院。1912年，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之怀理书院和英国循道公会(Methodist Church)在天津所设之圣经学堂合并，诞生汇文大学神学馆。1915年，汇文大学神学馆和华北协和道学院再度合并，创立汇文大学神科。其时的参与者，如刘海澜(Hiram H. Lowry)、厚巴德(W. T. Hobart)、万卓志(George D. Wilder)、方泰瑞(C. H. Fenn)、甘霖(George T. Candlin)、金修真(Thomas Biggin)等，均为华北地区神学教育耆宿。1919年，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正式成立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神科亦随之改称燕京大学神科。严格意义而言，燕京大学神科是由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华圣公会(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华北教区组成的跨宗派联合教育机构。在燕京大学校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与宗教学院有关的中英文名称。1915年，始称汇文大学校神学馆(Theological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1916年，改为汇文神科大学(College of Theology)；从1918年起，英文名改为School of Theology，以表明其神学研究院之地位;1919年燕京大学创立时，中文名改为燕京大学神科；1925年，神科易名宗教学院，英文名则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Religion。刘廷芳加盟燕京大学时，神科科长乃美以美会传教士厚巴德。司徒雷登和刘廷芳原本计划用数年时间实现神科科长之新老交替。然而，由于厚巴德即将回国休假，刘廷芳任教不到半年，即于1921年3月9日被神科教员一致推选为科长，众望所归地成为中国当时主要神学教育机构中第一位华人最高负责人。此显然出乎刘廷芳本人之预料。所以，他采取“防止保守派攻击的保护性措施”，坚持只出任神科代理科长。1922年11月20日，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正式批准对刘廷芳神科科长的任命。刘廷芳履职燕京大学后，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在基督宗教界崭露头角。1921年，他便出任“北京证道团”创办之《生命》月刊主笔。1922年5月，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廷芳被公推为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一份重要的教会宣言。该宣言是“中国基督教会第一次以全国名义对国内、国外，全体信徒和全世界教会作正式的布告”。在5月4日的大会发言中，刘廷芳以一篇“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报告征服与会代表。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基督宗教式丧礼家祷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礼堂举行，刘廷芳担任主礼。同年，刘廷芳出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位华人会长，成为中国基督宗教界影响颇巨的领袖人物。另外，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分别于1922年4月11日和1923年4月12日批准刘廷芳的副教授与教授资格，使其成为燕京早期仅有的4名教授之一。自1921年春至1926年秋，刘廷芳作为燕京大学神科及宗教学院的执掌者，在该校宗教学院初创时期起到了重要的设计、组织与开创作用。二、刘廷芳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改造
刘廷芳执掌燕京大学神科(宗教学院前身)之初，所面对的是一个基础非常薄弱、师资颇为短绌、生源甚是匮乏的艰难局面。不过他接手之后，迅即推出一系列改造方案，力图将该教育机构建设成具有鲜明国际化、本色化、研究型、跨宗派和学术自由色彩的宗教学院。神科虽为燕京大学创立最早之科，但亦是该校创校时基础最弱之科。首任科长(或主任)厚巴德，自1915年汇文大学神科创设之始即担负此职。然而，他已近退休之年，还要兼管美以美会之圣经学校，“对实际宣教比对神学研究更感兴趣，很想从此种他所力不从心的职位上退下来”。厚巴德在燕京大学神科第一份年度报告(即1917～1918年报告)中，形容神科的匮乏状况几近《圣经》中的老底嘉教会。司徒雷登1920年3月13日致函正在美国为燕京大学筹款的路思义(Henry W. Luce)时，亦谈及神科之惨状：“目前教育水准如此之低、神学生如此不满或至少缺乏热情，完全不能吸引热忱和受良好训练之文科学生(主要由于师资欠佳)，以至我无勇气在本校宣扬教牧事工，或在中国其他地方为神科做广告。”故此，司徒雷登本人不得不每周在神科授课12小时。刘廷芳出任燕京大学神科代理科长之后，为尽快扭转其时颇为被动的局面，首先提出并贯彻五项改造举措：一是神科的民主管理；二是鼓励教员著书；三是每位教员均应在当地社区从事某种基督宗教服务；四是教员应尽可能代表学校为全国和国际基督宗教运动提供服务；五是教员应与大学发生密切关系。刘廷芳所提出的上述举措，显然为其时英美一流高等宗教教育机构所秉持之教育理念。1922年8月12日，刘廷芳在燕京大学神科的开学典礼及他本人就职神科科长的仪式上，发表题为“一个大学的宗教学院的任务和标准”的英文演讲。他称，大学宗教学院应成为服务者之养成所、保守普世公教二千年来丰富精神遗产之场所、先知导师应募会合之场所、研究真理实验真理之试验场、灵性艺术家之工厂、铸造基督化人格之场所。随之，他以“教会广涵主义”为旗帜，以英美一流神学院校为蓝本，对燕京大学神科进行重大改造，使原先以单纯教牧训练为基本导向的神科，开始向以学术研究为主要诉求之宗教学院的目标迈进。刘廷芳对燕京大学神科的改造，首先体现在对学院的重新定位。他把神科过去仅为职业训练之单纯功能，扩展为职业训练和学术研究相结合之双重使命。《燕京大学1920至1921年各科简章》介绍神科时，仅称其“是向中国学生提供训练教牧圣工完备的、尽可能与英美神学院相埒的课程”。由刘廷芳主导制定的1923～1924年度《燕京大学神科简章》，则将神科定位为：“向中国教会提供教牧人才，使他们在圣艺上有充分的技术训练，尊重本民族的优长的历史遗产，掌握圣经学和神学的最新发展，以及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最新趋势。理智地同情改进全体信众团契的努力，使他们能对教会为时代之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需要所持主张和使命抱有热情；使他们对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和基督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体验；使他们抱定宗旨全身心地投入教牧事工，作为为国为主服务之至上机会。”此可谓刘廷芳改造燕京大学神科之重要教育思想。为提高神科的教学和研究水准，刘廷芳还在1923～1924年度的《燕京大学神科简章》中，细化列出一系列规范举措，以充分保障其实施。具体包括：“(1)制定严格的入学标准，规定新生入学前须有在一所被认可之中学毕业后四年的预备，这便使神科入学标准‘达到英美最好神学院的水准’；(2)在学生中学毕业和入神学前的四年预备期间，为其设定一严格神学预科课程，该课程包括国文和两门外语、自然和社会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科目；(3)此种神学预科课程由燕大文理科提供，神科密切配合。神学预科课程均与大学文学士学位挂钩，学生顺利完成第一年神学本科课程后便可得文学士学位；(4)准备在近期内使神科近半数课程成为各类选修课，以便使学生充分发挥个人兴趣和专长；(5)神学本科第二、三年课程为专业课，以使学生得到牧师、圣经教员和教授、宗教教育主任、青年会干事、社会工作干事等教牧专业训练；(6)提高英文程度，规定神科一般只用英文教科书，只录取入学前已有相当英文训练之学生，如此方无碍于英文授课及使用有关英文参考书。而1920～1921年度燕大神科还招收英文欠佳的学生，只是规定此类学生毕业时只可得神科毕业证书，不得获神学士学位。”另外，刘廷芳还对神科进行专业化改造，设立旧约、新约、宗教哲学和神学、宗教教育和宗教心理学、宗教伦理学和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礼拜和说教、教会政治和管理等9个分支。刘廷芳对燕京大学神科的改造，其次体现在建立“以中国教员为主的、颇有研究气象的神学教员队伍”。有学者认为，“这也许是刘廷芳对燕京宗教学院最大的贡献”。刘廷芳接掌燕京大学神科之初，师资极为匮绌，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教会内外乃至留美学界交游甚广的刘廷芳，正式出任神科科长后，求贤若渴，积极网罗英才。洪煨莲、简又文即是他最早引进的两位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陈垣能长期兼职任教于神科，亦与刘廷芳之重视功不可没。很快，燕京大学神科就建立起一支以中国教员刘廷芳、洪煨莲、简又文、诚质怡、徐宝谦、许地山、赵紫宸等为核心的师资队伍。同时，有步济时(John S. Burgess)、寇润岚(Rowland M. Cross)、巴尔博夫人(Dorothy D. Barbour)等外籍教师。另外，还有陈垣、朱有渔等兼职教授。燕京大学神科的诸多教授，不仅当时在国内闻名遐迩，而且在国际教会界亦声威极盛。1924年，刘廷芳联合燕京大学李荣芳、洪煨莲、简又文、陈垣和当时还远在东吴大学的赵紫宸，成立一个学社——中社，宣称要用“下一个十年来研究本色教会”。刘廷芳向司徒雷登表示，此五又四分之一个中国基督宗教学者必须同进同退，在尝试本色化计划方面“给教会机构最后一次机会”。在刘廷芳心目中，这一学者团体显然是燕京大学神科的核心，而赵紫宸又是这一核心中之关键人物。刘廷芳在宗教学院1925～1926年的年报中阐释，燕京大学5年前曾拟有一份神科欲聘请之基督宗教领袖名单，但随着赵紫宸的加盟和其余3人的应聘，宗教学院搭建拥有最有前途之中国基督宗教神学学者的国际性神学教育班子，已宣告成功。刘廷芳将享有“中国神学教育第一人”盛誉的赵紫宸引进燕京大学，被视为其对该校宗教学院建设的杰出贡献之一。留学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赵紫宸，1917年曾为刘廷芳主编之《留美青年》撰稿，故刘廷芳应对其有所知晓。据刘廷芳后来回忆：“民国十年，我识赵紫宸，一见如旧，谈改良圣歌朝夕不倦，我们两人订交，改良圣歌的志愿，是一个极重要的媒介。……但我平生最得意的一事，却正在此时期成功，这便是请赵紫宸加入燕京宗教学院为教授，继续我开始而未成功的工作。”自1922年始，在刘廷芳的推动下，燕京大学便向赵紫宸任职的东吴大学启动商调事宜，但屡遭东吴拒绝。后来，燕京大学又出现经费困窘，故连赵紫宸本人也一度感到北上落空。1923年4月，赵紫宸第一次应邀访问燕京大学神科，并作“宗教—哲学”讲座。该校神科师生的勤勉治学，特别是刘廷芳的过人才识，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24年，东吴大学终于有所松动，同意刘廷芳提出的让赵紫宸每年至燕京大学任教一学期的折中方案。赵紫宸致函刘廷芳，称已看到“在中国神学和宗教生活中伟大燕京运动的前景”，并决意辞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准备次年入京。然就在其1925年7月准备举家迁京时，不慎摔跤骨折，延至1926年才赴京任教。刘廷芳曾说，赵紫宸是其“努力四年之久，才从东吴大学聘请而来加入燕京宗教学院的”。事实上，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赵紫宸实现其多年神学教育理念和抱负，提供了崭新的平台。赵紫宸亦不负众望，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标志和灵魂”人物。在刘廷芳的不懈努力之下，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很快建立起一支明显超越国内其他宗教学院的师资队伍。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干事葛德基(Earl Herbert Cressy)统计，1925～1926年度中国10所神学院共有教员97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9人，拥有硕士学位者34人。该年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有教员13人，仅少于金陵神学院教员人数，但拥有博士学位者则为10所神学院拥有博士学位教员总数的44%，拥有硕士学位者则为10所神学院拥有硕士学位教员总数的18％，其高学位教员比例之高为他校难以企及。刘廷芳对燕京大学神科的改造，还体现在将学院的发展目标定位于“达到英美最好神学院的水准”。1935年的《韦格尔报告》建议把中国的神学院校分为三级：初级是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专收高中毕业生，通常教以四年课程；中级是圣道书院(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专收初中毕业生，通常教以三年课程；高级是神学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专招大学毕业生，并教以一至三年课程。刘廷芳谙熟西方国家高等宗教教育机构的发展目标及具体要求，故自接掌燕京大学神科之始，即对其发展目标定位较高，就是要“达到英美最好神学院的水准”。燕京大学神科较早便具备神学研究院的基础，1920年已规定入学新生需具有大学肄业两年以上的水平。刘廷芳在对其进行改造时，则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前文已述及)。正是因为刘廷芳早期对燕京大学神科的高目标、高起点定位，所以，该校的神学教育很快在国内脱颖而出，引领风尚。1930～1931年度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简章》，则进一步要求“本院正科生，须具大学卒业资格，入学前，须交文凭呈验”。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宗教教育发展史上，“只招大学毕业生为正科生的神学院，只有燕京一家”。1925年3月，燕京大学神科正式易名为宗教学院，以彰显其在提供神学教育的主旨之外，兼负全校的宗教教育和研究之责。此标志着在刘廷芳的改造之下，燕京大学神科已由神学职业训练机构向宗教研究机构转型；亦意味着燕京大学对宗教研究功能之强化，使其在学术上更贴近或依附大学；同时表明对神学职业功能之淡化，使其在组织上更疏远或独立于教会。1926年秋，刘廷芳在任职燕京大学6年后，前往美国休假兼作演讲，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创建与改造正式告一段落。当然，刘廷芳1928年回国之后至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之前，一直任教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且与时任院长赵紫宸相得益彰，对该院之建设与发展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刘廷芳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教育理念
刘廷芳有近10年的美国留学经历，先后就读于多所著名大学，尤其是在世界一流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研习深造，获得学位，稔谙英美一流宗教教育机构办学理念之精义，且深得要旨，故其在执掌燕京大学神科、宗教学院及后来任教该院期间，为建立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核心教育理念，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与实践。
1922年刘廷芳在燕京大学神科开学典礼及他本人就职科长仪式上的英文演讲，乃是其对燕京大学宗教教育理念之全面阐析与蓝图构想。他指出，一所优秀的宗教学院应具备如下标准：
一是成为“服务者之善成所”。刘廷芳认为，宗教学院应当造就为消恨说和的服务者，向人宣传善意；应当造就宣传福音的服务者，向每颗无告心灵宣传人子的福音；应当供给提倡合作的服务者，有至公无私的赤诚，有大无畏的勇猛；应当供给能为崇拜的圣公服务者，有崇拜技能与美德善性。
二是成为“保守普天公教二千年来丰富的精神遗产的场所”。刘廷芳认为，宗教学院应当在设备上、布置上、人才上打造一个宝藏中心，使全国信徒可以来此考查、研究、欣赏教会所承袭的文化产物；应当对这些文化产物予以保存、介绍、整理、译述和发扬。
三是成为“先知导师应募会合的场所”。刘廷芳认为，宗教学院的使命不仅是保存与介绍宗教已有的文化与已往的历史，有充分的欣赏，对于历史的继续性尽相当的义务；而且，它的眼光既要后顾，且要前瞻。倘若一个宗教学院要在中国为整个教会作恒久的贡献，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先知导师应募的场所和出发的地点。不仅国内的先知导师能来此广播他们所得的天启，并且使世界各国的先知导师也能闻风来此集会。这样的宗教学院所给予信徒的教育，必会含着先知导师的烈火，放胆宣传他所先知先觉的使命。
四是成为“研究真理实验真理的试验场”。刘廷芳认为，宗教学院应该用虔诚的精神，用崇敬的精神，用无畏的精神，去做研究与实验；不为个人自私的欲念所侵扰，不为团体自私的权威所压制，不为有善意而无理智的优雅所束缚。研究的魄力不在多虑多忧的黑荫下支持生命，能长在朗如中天赤日的真理光辉之下进行，除却不彻底之忧，除却不能忠心实行到底之虑。此外别无所忧，别无所虑。与研究携手同行的，便是试验。每次从研究所得的真理，必须通过试验而寻找到出路，成为救世救人实际上可以应用之方针，使教会不得不接受，使民众因为教会的采纳施行而获得真理的实惠。要使普天下后世之人，回首看见这宗教学院，是一个惟一的场所。
五是成为“灵性艺术家的工作室”。刘廷芳认为，无形的真理，不见得能使人有益，一个宗教学院因此又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灵性艺术家的工作室。在此工作室中，凡在灵性生活上有经验的人，可以使他创造的想象力在创作中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使灵性的经验与理智的成绩得到表现的机会。
六是成为“铸造基督化人格的场所”。刘廷芳认为，一个宗教学院自始至终，必不可忘却，它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铸造基督化人格的场所。它的环境，它的生命，必须在它范围中的人物的生活上，留下不可埋灭的基督化痕迹。宗教学院是要创造基督化的服务者，基督宗教服务者的最高任务是要培养人格。
以上诸条，乃刘廷芳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早期所制定之标准。他一直视之为自己的梦想，且12年后将该演讲译为中文发表时仍称，“仔细思量，我还是在做这样的梦”。
刘廷芳在燕京大学期间，充分吸纳英美一流宗教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紧密结合中国高等宗教教育的实际状况，渐趋探究出一套既特色鲜明又自成体系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育理念。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关于教育目标。刘廷芳认为，“宗教教育自然需有他(它)的目标，基督教的宗教教育，是基督化的教育”；“宗教教育不是助人求得一种得救的地位，与其余的人区别。因为宗教教育是爱的教育。凡取这种态度，要为自己求得一种被救的地位，以示区别，是遗失了爱的精义。爱是活动的，外施的。爱人者决不敢受对方之爱，除非对方之爱能包容他所爱之人”。刘廷芳有关宗教教育目标之理念，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予以了很好的演绎。
二是关于教育需要。刘廷芳认为，宗教教育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组织教会”的需要，一种是一般社会的需要。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原本是“组织教会”的人才养成所，对一般社会则无直接贡献，因此，宗教学院应该有所改变，也预备为不做教会工作的人来研究宗教。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在大学里教书，但多半受过神学教育。依刘廷芳之见，宗教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便是间接服务于教会。
三是关于课程原则。刘廷芳对此有非常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宗教教育课程目标的原则应该是：必须有能够下定义的、能够达到的、能够证实的、能够测量的目标；必须是绝对个人的、以教育对象为中心的；必须满足对于个人灵性的三种需要：智慧的需要、忠诚的需要、技能的需要；必须是社会化的，其中心必须是基督化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宗教教育课程内容的原则应该是：必须符合完成宗教教育目标之用的；所采用的题材，必须顾及个人宗教生活的需要、宗教生活的才能与宗教生活的缺点，以求适应个人的需要、才能和缺点；课程的题材，必须对于社会经济的宗教需要现状有相当的贡献，必须满意地代表各种不一致的宗教经验和各种不同的表示方式。宗教教育课程方式与组织的原则应该是：宗教教育课程的文字方式与质量，必须与题材出源的高贵相称，必须配得上所关系的最高宗教兴趣；宗教教育课程的教材，必须注意印刷与装订，选择现代最良好的技术，使一切出品不愧被称为教育的产物；宗教教育课程的组织，必须根据进化心理学在宗教上应用的原则；宗教教育的课程，必须采用合乎科学的教育条件，采用合乎科学的教育学对于宗教所能贡献的最优条件。这一切，也是刘廷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所追求和秉持的理念。
四是关于师资队伍。刘廷芳为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打造成中国第一流的宗教教育机构，一开始就将视野置于英美一流的宗教学院，倾力引进世界一流人才。其时在美国宗教教育界正如日中天的纽约协和神学院，成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师资的主要来源。除了刘廷芳本人，还有诚质怡、洪煨莲、徐宝谦、简又文、许地山、步济时、寇润岚、巴尔博夫人、朱有渔(兼任)等，均曾就读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刘廷芳还曾与司徒雷登一起，试图通过美国著名教会领袖、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富司迪，使该校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建立正式的院际关系；并打算通过富司迪的游说，争取财阀小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Jr.)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资助。正是因为有纽约协和神学院，刘廷芳才得以在短期内打造以海归派神学菁英为核心的师资队伍。同时，由于刘廷芳一直活跃于基督宗教与学术活动的国际舞台，让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与世界保持接轨，为其“一跃而为中华基督教神学教育的翘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关于校园文化。刘廷芳参照英美宗教学院的办学模式，强化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校园文化活动。学院开设名人演讲会，每月一次；组织读书报告会，阅读中西名著；鼓励学生课余撰写文字，预备讲稿，讨论学问；引导学生关注国是，自由讨论宗教及国家之重大问题。宗教学院师生还与本校其他学院之基督徒师生联合，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工作，服务于大学附近各村庄及城中各教会，并兴办平民教育。学院办有《真理与生命》、《紫晶》两种期刊，供师生发表文章，介绍国内外基督宗教思想及各地教会事业，在教会及社会均影响颇巨。另外，学院还编辑出版大量神学宗教书籍，或为个人著作，或为翻译国外神学名家作品。
六是关于宗教生活。刘廷芳既是教育专家，又是教会领袖，所以，他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宗教生活也开展得颇具特色。学院每年举办宗教研讨会一至两次，讨论宗教社会问题；每周三下午组织灵修聚会，每月四次；专设宗教生活委员会，主持学院周一朝会及领导小组祷告会；每周五晚召开座谈会，研讨基督宗教重大问题，以期获得正确的认识。1924年，神科全体学生及相关教职员联合组成景学会，关注中国教会，研究经解或其他学术难题。景学会每月或每两周集会一次，演讲讨论基督宗教及相关问题；先由一二人宣读论文或演讲，然后会众参加讨论；讨论主题涉及中国民族与宗教、现代青年与宗教、中国教会之现状、现代宗教教育思潮等。景学会还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专题学术讲座，组织师生参加校外基督宗教学术活动。此外，宗教学院教师还经常率领学生进城，参观教会以及其他宗教机构。
刘廷芳所倡导创立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育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渐趋完善，为该院的迅速崛起并傲视群雄，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
四、余论
一般以为，基督新教在中国开创之宗教教育始于1866年。此后近百年中，虽然数十所新教宗教教育机构先后创办，但罕有能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匹敌者。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所以能在起步不久即飞跃发展，且一度居于中国高等宗教教育领域之领先地位，可以说，刘廷芳厥功甚伟。
有学者认为，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推司徒雷登、刘廷芳、赵紫宸三人。“司徒雷登身为燕大校长，是燕京神学教育政策的奠基和决策者；刘廷芳作为第一任华人院长，是宗教学院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任宗教学院院长逾廿载的赵紫宸，则是宗教学院的标志和灵魂。”然而具体情况则是，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开创时期，实际的掌门人是刘廷芳，司徒雷登只是起到了一个“后台”保障作用；而赵紫宸所开启的宗教学院的“再度辉煌”，也正是因为有刘廷芳前期所奠定的坚固基石。1926年1月20日，司徒雷登在评价刘廷芳于燕京大学之作用时说：“如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他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并且是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他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中国教徒更为杰出，对当前事物的较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更具洞察力和预见。”可以说，刘廷芳开启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辉煌历史，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也成就了刘廷芳的精彩人生。刘廷芳的价值是深远的，即便是今天，他依然为西方学者所重视：“他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他能与西方现代知识进行沟通，将它介绍给东方的学生。”
1925年3月，刘廷芳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信——我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的信条》一文。其言：“我信宗教。我信教育。我信两者能并行不背。我信两者能互助，则收益更大。我信宗教若忽略教育，有流入迷信愚妄的可怖。教育若仇视宗教，有流入偏僻残缺的危险。……我信寻求真理，是教育首要的事工。我信真理使人得自由。我信求真理的人当有充分的自由。我信教会学校，当有充分的自由，作一切研究学问的工夫。我信爱是教育的精神命脉，教育无爱，便成为机械的，无能力的，不能改良社会。我信教会教育，当时刻不离基督，用他纯洁无私的爱，灌输一切工作。”此可谓刘廷芳发展中国教会教育之拳挚心声，亦乃指引其铸造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辉煌历史之坚定信念。
http://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7_3/201703-085-09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