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強 || 辛亥革命時孫中山在國內的政治影響
人是歷史的主體，已是歷史研究的共識。然而，關於歷史人物的研究，還有很多值得拓展和深化的空間。如關於歷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動，或混淆“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的品評，造成歷史人物生前與身後形象的重影或臉譜化特徵，或拘泥於歷史人物本尊具體的行為和言說，難以剖析歷史人物跨時空的直接、間接影響及個人與集體思想的關係。
若能打通歷史人物本尊活動軌跡與其跨越時空的多元歷史形象和多樣性形態，重新梳理清末逋逃海外的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國內各階層、各重大事件中的影響，細緻地呈現這類影響的實際形態，特別是如何重現他們的言論和思想在國內傳播影響的具象化，無疑有助於豐富晚清歷史人物研究的複雜內涵。
以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國內的實際影響而論，由於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2月25日返抵上海期間，他因身在國外並未親身參與國內革命，當時即引起某些政敵和同道的非議，後來也成為坊間詬病他重理論、輕實際的口實。本文以辛亥革命時期各方關於孫中山與革命的論述為依據，細緻梳理孫中山對國內革命思想、革命政權及革命領袖的具體影響，希望能夠呈現一位不在革命現場的革命領袖對於辛亥革命影響的具體形態，不僅可以避免以政論為史論，而且能夠正確認識和理解歷史人物多樣性的影響。
一、制度的規劃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爆發，以及隨後各省陸續光復的革命形勢，標誌著中國在20世紀第一個全國性革命高潮的到來。按照蔡廷幹一個月後從武漢帶回的信息，武昌起義“純粹是軍事行動”，言外之意則是此次新軍活動與孫中山多年來倡導的革命無涉。如果武昌起義的新軍僅是“純粹的軍事行動”，那麼所爭的無非是改善新軍待遇，或表示對湖北疆臣大吏的不滿，至多不過逼宮清朝統治者變革政治或軍事，表達在清朝體制內的政治訴求罷了。然而，細繹武昌起義後民軍的制度建設，不僅衝破中國兩千多年皇權體制的藩籬，而且顯然是在孫中山關於革命程序設想和革命制度建設的規劃之內。
在武昌起義之前，湖北革命黨人已經在籌組革命後的新政權組織和人事安排，即組織軍政府和推舉“軍政府組成人員”。在起義的次日，10月11日，諸公群集湖北諮議局，再次籌商軍政府的組織和都督人選，最後推舉黎元洪出任都督。此後陸續宣告光復的各省，在革命政權組織方面也紛紛成立軍政府，推選都督。
既往研究多關注各省軍政府的人事問題，對軍政府的組織淵源脈絡及法理問題往往關注不多。需要指出的是，軍政府的制度設計源於孫中山革命建國的軍法、約法、憲法的革命程序，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81年，學者已經注意到，在同盟會成立之前，至晚不過1904年，孫中山已經形成革命程序的系統性思考與設想。其中最關鍵的依據是刊載於1904年《大陸報》的一則“孫文之言”，稱：
今青年之士，自承為革命黨者雖多，實則皆隨風潮為轉移，不過欲得革命名稱以為誇耀儕輩，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之規劃者，捨孫文以外，殆不多見也。吾嘗聞彼黨人述孫氏之言曰：……中國數十行省之大，欲囊括而恢復之，必有數統帥，各將大軍數十百萬，各據戰地，嗚叱往來，即使諸統帥慕共和之治，讓權於民，為其舊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偉業，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陳橋之變所由來也。欲救其弊，莫若於軍法、地方自治法間，綰以約法。軍法者，軍政府之法也。軍事初起，所過境界人民，必以軍法部署，積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遠戰地，則以軍政府約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則受軍政府節制，無則由軍政府簡人任之，約以五年還地方完全自治，廢軍政府干涉。“軍政府”的名稱，孫中山或襲自歐美歷史，或從留日學界倡軍國民主義演化而來，唯其“綰以約法”為獨特的創制。及至中國同盟會成立後，1906年秋冬間，孫中山、黃興和章太炎等人擬定《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仍延續“軍政府”的革命政權組織思路，刊發《軍政府宣言》等文件，其中規定革命的第一期為“軍法之治”，凡脫離清政府的各地，軍民皆受軍法節制，“既破敵者及未破敵者，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至於軍政府長官則定名為“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向國民頒發政令布告。
《革命方略》關於軍政府與各處國民軍的關係，亦略作約定：
不過，《革命方略》並沒有詳細規劃軍政府內部的組織設置，所謂軍政府與軍都督“交通後，另設規則以處理之”，都為軍政府後來的制度建設和組織設置留下變通的空間，這也成為各省軍政府組織參差不一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實上，正因如此，如何組建軍政府的各部各司，成為各方力量在各省相互制約與平衡的取捨標準。例如在推舉黎元洪為湖北都督之後，湖北革命黨人即在軍政府內部設置謀略處，作為裁決和處理軍政府一切大事的實權機構。後來各方又圍繞著湖北軍政府組織條例進行政爭。
此外，孫中山提出的在軍政府與地方自治之間“綰以約法”，後來演變為“約法之治”。“約法”這一制度規劃也在湖北軍政府成立後迅速見諸實施。1911年10月中旬，宋教仁等人在湖北擬定約法，後來頒布為《鄂州約法》。有的獨立省份也仿照湖北，頒布臨時約法。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也積極擬定和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中國的共和體制勾勒了一個基本框架，成為國人建設共和體制的堅實基礎。
在外國人看來，革命後各省的新政權雖然是“軍事政府”性質，但是已打破中國此前兩千多年的政治體制，走上了共和體制的道路。10月13日，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日報》（The Denver Daily）報道稱：“反抗軍宣布中國為共和國”，而“黎元洪當選總統”，又稱：“若消息無誤，革命者將於今日使中國成為共和國，政體為共和體制早已宣布。革命黨人將擔任要職。”這個報道自然有很多不實之處，如將黎元洪當選都督解讀為當選總統等。不過，外國輿論對革命政權性質的判斷，至少偏向積極的評價。
二、革命的吹鼓手？
辛亥武昌起義後不久，《時事新報》館編輯發行《中國革命記》，述各地革命情形。首冊刊有《論中國革命之由來》，論述孫中山倡導和傳播中國革命思想的貢獻，稱：“吾國革命主義之傳播，蓋遠在十餘年前。光緒丙申，有粵人孫文創立興中會於廣東，糾合同志，欲起革命軍，事泄，遁至英格蘭”，“於是往來歐美及南洋、日本，鼓吹其主義”。而其他傾向革命的輿論還冠之“革命元祖”名號。
不過，由於孫中山當時不在國內，其與武昌起義的關係，時人頗有異辭。1911年11月10日，承袁世凱之命的談判代表劉承恩、蔡廷幹至武昌，提出和平方案，要求承認“君主立憲”，與黎元洪代表湯化龍等議和。劉、蔡隨之帶回黎元洪致袁世凱的信函。有意思的是，袁世凱的親信蔡廷幹返回北京後，於16日專門找《泰晤士報》（The Times）在華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會談，透露他所了解的革命內情。在會談時，他們談到孫中山在武昌起義中的作用，蔡廷幹稱：
在武昌時他曾問道孫中山在這場革命中起了什麼作用？人們告訴他，孫中山在起義中沒有起任何作用，起義純粹是軍事行動。與蔡廷幹會見的革命者以幾分蔑視談到他不過是一個革命的吹鼓手，沒有參加過任何實際行動，為了保住性命總是躲到一邊。他們說儘管在日本受過訓練的人當中有一些曾是孫中山的黨人，但不能說孫中山在當前這場革命中起過任何作用。這條材料屢經學者和坊間引用轉述，作為武漢革命者定位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依據。不過，其中尚有許多信息值得深思細品。其一，他們將孫中山定位為“革命的吹鼓手”，強調孫中山在革命思想和輿論方面對辛亥革命的影響，缺乏親身參與這場革命行動。這個“革命的吹鼓手”到底是武漢革命者的原話，還是蔡廷幹的概括，抑或是莫理循的理解，似乎難以釐清。其二，作為袁世凱的代表，蔡廷幹顯然還有探查革命內情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了解孫中山與武昌起義及各省革命的關係，因此專門向武漢方面的革命者詢問孫中山與武昌起義的關係，得到了武昌起義不是革命、孫中山並未發揮實質作用的回答。他向外人莫理循透露的“革命內情”，顯然對於袁世凱有利，不僅可以達到矮化孫中山的目的，而且還揭示出革命陣營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其三，袁世凱一方無法迴避孫中山與這場革命的關係，無論其是否在國內親身領導民軍，都必須盡可能弱化革命、孫中山的影響和作用。無論蔡廷幹從武漢帶回來的觀感真實與否，但最重要的是需要向外國方面傳播這樣的信息。事實上，蔡廷幹的目的達到了，莫理循很快就把他們的會談內容向《泰晤士報》中國新聞的負責人布拉姆進行了彙報。
綜合而言，蔡廷幹關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關係的記述，直接反映出革命的對手方最期待的答案。其實，同樣的表述早在四年之前就曾出於法國駐華公使巴思德（Edmond Bapst）之口。1907年，因革命黨在國內的活動影響，清政府以孫中山來“指稱那股威脅它的力量”時，巴思德就稱孫中山按照歐洲方式生活在國外，“太注意使自己遠離危險，而其他人卻在冒著風險”。
問題在於，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影響力，並不能僅以本尊的活動軌跡來衡量。特別是他們的言論和思想能夠通過各種途徑和媒介，實現跨越時空的滲透與傳習，深刻地制約不同時空接受者的思維與行為。從各方意見來看，孫中山多年的革命思想與宣傳對辛亥革命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革命的吹鼓手”固有貶低孫中山的意味，但也有難以否認的思想鼓動作用。
況且政治尚有名與實的分別及聯繫，借虛名影響實事，也是政治常情。10月30日，湖北軍政府的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就由查光佛假借孫中山的名義，以總統孫文之名刊發兩份革命布告，既可鞏固湖北革命和軍政府的革命合法性，又宣揚“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為現今必要之舉”的影響力。這些布告還獲得各類報刊及文獻彙編的轉載。
以孫中山之名頒發革命布告，對於湖北革命政權爭取列強的中立產生了重要作用。據田桐稱，武昌起義後各國駐漢口領事起初對革命政權頗為敵視，以“義和團”視之，德國領事甚至主張向武昌民軍開砲，此事為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羅氏與孫中山熟識，“適劉仲文草一布告，署臨時大總統孫文之名”，羅氏在會議上聲稱“武昌布告，臨時大總統為孫文。孫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張共和政體，甚有規模，安可以義和團目之？”各國駐漢口領事團遂嚴守中立，並頒布中立文告。
由於各地信息傳遞不暢，各方所掌握的孫中山、各省軍政府、革命內情自然有許多不盡不實之處，而且在政權形式選擇與權力角逐之中也著重偏向己方的政治利益。
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論》第11號上發表西本願寺中國布教僧水野梅曉的《孫逸仙在長江一帶的聲望》一文，稱在過去三年間，遊歷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時，有一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新軍軍官稱：“長江一帶，民族主義思想風起雲湧，他們都崇仰孫逸仙，並願在他手下為達成漢民族的獨立而奮鬥。”而湖北政界中熱衷於地方自治的少壯派政治家認為“真正能夠救清國，為漢人謀幸福的，說實在話只有孫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孫逸仙幾乎當作神來尊敬”。最後總結稱：“我旅行長江一帶，發現學界、軍界、政界，而至於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孫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實。由於我不認識孫逸仙，所以就不敢論其人物，但我相信，孫逸仙這種聲望、受尊敬，絕非來自策略，而當是孫逸仙的天爵和天位。”這類言論顯然是以革命同道中人宣揚孫中山在長江一帶的政治影響。
11月17日，即蔡廷幹向莫理循透露革命情形的次日，湖北《中西日報》居然刊出一份湖北共進會鄂部總會志願書，稱：“謹祈本會參謀長宋教仁保送，本會總理劉公承認，本部特派員譚人鳳申報軍政府大總統孫中山註冊。”有學者指出，這應是當時湖北人杜撰此前共進會的志願書。此說應無誤，但應注意的是刊發這個志願書的湖北革命界人士，認可孫中山為“軍政府大總統”。因此，“革命的吹鼓手”之稱難以呈現孫中山在湖北革命運動中的實際政治形態。
同日，有人在《申報》上發表評論，品評與革命有關的人物，其中稱黎元洪為“一介武夫，素不口談革命”，但於此次起義能夠“措置裕如，孤守武漢半月有餘，以為革命軍之基礎”，對於革命的“建樹之功，實非鮮尠”。至於孫中山，則稱：
孫文，數十年來專心一志，以謀中國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無此觀念，而於彼獨先其繼之也。屢僕屢起，人人無此堅忍，而於彼獨不屈。其現在也，人人不料有此偉大之結果，而彼尚奔走於海外，以為國是之前途計。不急急於歸國，以就淺近之榮譽。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創之大功也。首創革命之大功，延續了此前章士釗編譯《孫逸仙》一書時稱譽孫中山為“革命初祖”的思路。《申報》是辛亥革命時期較早轉向革命方的報紙，早在10月23日便以《孫逸仙之言》為題，刊出其1905年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關於“民族主義”及“共和”的演說辭，積極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除了假借其名義、舊文新刊等形式外，孫中山在獲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也積極向外國爭取支持，宣傳中國革命的原則和未來執政計劃。他在離美赴歐之前，曾發表一通“對外宣言”，後經由舊金山的革命黨人郵寄給列強駐華代表。孫中山以其名義向他們保證革命政府將承認此前條約中確定的外債，希望他們曉諭在華的國民，“革命政府將採取一切措施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違令者將受到軍事法庭的制裁”，還呼籲各國支持中國革命，“對真正扶助民國的國家，將給予種種優惠和榮譽”。
以後見者之明，孫中山在武昌起義後赴歐洲遊說接洽之行的成效，自然可以利用各種記載進行客觀的評估。無庸諱言，此行並未取得什麼實質性的外交成果。然而，在中國革命形勢和未來政治走向不明朗之時，政治人物的出牌未必只打實牌，利用虛張聲勢來保留底牌的神秘性，恰也是政治運作的一種重要規則。在民軍方面，孫中山歸國可能帶來的政治資本是巨大的鼓舞力量，而在袁世凱一方，則又可以成為向清皇室施壓的力量，至於孫中山在海外的實際活動狀況或許反而容易為當時各政治勢力所忽略。
三、革命領袖與總統人選
辛亥革命後新政權組織的建制，歸根結底還是在推翻帝制之後如何建立一個以民權為基礎的共和體制。不過，在共和肇始的初級階段，與從帝制到共和的體制和觀念的巨變不同，權力的角逐仍成為新政權的常態：在各省表現為軍政府都督、各部門的人事安排，在民軍籌劃組織的“中央政府”方面則表現為總統職位的競逐。
“總統”在清末曾譯為伯理璽天德（音譯）、大統領（日文轉譯）。關於“總統”概念與人選問題，在孫中山的清末革命生涯裡，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如1900年孫中山致函劉學詢，希望由平山周面託劉學詢主持國內革命大局，“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推舉劉學詢的事，或為權宜之計。因平山周奉令回國，未能赴上海將此函交付劉學詢，此事不了了之。
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以“總統”（The President）名義，發行中國革命政府軍債券，債券面值一百元，上印“一九〇六年元月一日總統孫文”，下刊白日徽章，兩面分別為英文與法文，語意相同。當時清朝官方的探報，則將署名譯為“伯理璽天德孫汶”。這應當是孫中山在辛亥前明確自稱“總統”的例證。
不過，法國駐華公使巴思德於1907年6月評估中國政局時，並不看好孫中山在未來革命政權中的地位。巴思德判斷稱：“即使滿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會被請來當中國的領導人”。原因在於孫中山長年不在國內從事革命行動，逃避風險。豈料在四年之後，孫中山在國內的政治威望不降反升，在武昌起義後成為各方討論中華民國總統的重要人選之一。
1911年10月29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致電外交部，針對中國局勢的變化，認為清朝統治者似乎不可能妥協，而民軍方面又“沒有任何一位起義領導人被看成是整個革命黨的代表”。換而言之，就是說民軍方面群龍無首，缺乏一位具有旗幟性的革命領袖。
巧合的是，10月30日，就在朱爾典認為武昌起義領導人缺乏革命黨代表的第二天，湖北軍政府方面便刊發《中華民國公報》，將孫中山冠名為中華民國總統，且以此名義發布革命布告。這或許也是蔡廷幹赴武漢時，想要了解孫中山與這場革命運動關係的原因。
孫中山後來稱，獲聞武昌革命的消息後，“道過聖路易城時，購報讀之，則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這種自述或許很容易被解讀為自誇之詞。事實上，孫中山當時雖不在國內，卻成為海內外分析中國革命形勢發展和中國政局走向難以迴避的政治人物。
梳理辛亥革命時期的各方輿論，可以看出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確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代表滬上立憲派的《時事新報》館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就開始博採各方輿論，編輯出版《中國革命記》，後共出30冊。出版於辛亥九月的第1冊，在“傳記”欄專門介紹“孫文”其人，不僅刊布孫中山的照片，而且對孫中山革命履歷進行了評述，尤其是突出他最早倡行革命之功績，以及在日本與黃興等留學生組建“中國革命大團體”（即中國同盟會），共謀推倒清政府，最後總結稱：“今日革命軍突起，數旬之間，天下響應，共和政體不久將成立，則孫文之功固偉矣。”同冊的“文牘”欄，還轉載了《中華民國公報》上的《中華革命軍總統檄告天下文》與《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檄告天下文》兩份檄文，只是沒有像《中華民國公報》那樣直揭孫中山之名，而是以“□”代替。這可能也有虛位以待之意。
10月29日，黎元洪在給袁世凱的信中稱：“今億兆同心，共謀‘共和立憲’之福胤，自主將以至下士，勇往無前，皆有犧牲一切，惟求公眾樂利之決心，絕無有人懷卑鄙自便之見，借大眾之熱血，以耀少數之虛名，謀少數之利益”。“誠以吾國方有萬死一生之危運，共和不成，必致瓜分”，若能“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這似乎為首次提出以袁世凱為總統人選。
隨著各省革命形勢的發展，各立軍政府，推選都督人選，確有各自為政的情形。由此而衍生的兩個問題：（1）如何組成一個“中央政府”；（2）如何推選一位領袖。這兩個問題也構成各省軍政府權力競逐的關鍵，尤以湖北、江浙兩方的競爭較為突出。據上海《申報》館所編《中國光復史》稱，11月7日，鄂軍都督黎元洪通電各省，從對外交涉和獲得各國承認為交戰團體的考慮，認為各省不宜“分建政府”，倡議“已起義各省共同組織政府”。據此，則以黎元洪為都督的湖北軍政府為首倡獨立各省組織政府。因當時通信不便，加之鄂、滬之間電報一度中斷，其他省獲知該電的時間及響應，都較為滯後。無獨有偶，11月11日，在上海的趙鳳昌等人也醞釀推動組建“臨時政府”，作為獨立各省的統一機關。
此外，11月11日，山東巡撫孫寶琦一度宣告山東獨立，照會英國駐威海衛办事大臣稱“業已將山東省建設臨時政府”，自署“總統”之銜，用黃帝紀年，但又在照會上加蓋“山東巡撫”關防。同時還以“總統”之名電飭煙台軍政分府保守治安。這頗令英方疑慮。
組建臨時政府與推選臨時總統為一個問題的兩面，彼此既有緊密聯繫，又有一定的獨立性。針對各地紛紛組建臨時政府的提議（關於組建臨時政府的方案及分歧，另文詳論），11月14日，江蘇都督程德全致電各省都督，主張請孫中山回國組織臨時政府，稱“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捨伊莫屬”。程德全推舉孫中山的倡議，或兼有削弱湖北方面與挾孫自重之意。
11月15日，《申報》評論稱“近日光復省分漸多，各處紛紛宣告獨立，若不組織統一機關，不獨對內易衝突，亦恐對外無主歸，黎都督議設政府通電原文已載昨報”。後來探得江西民軍方面情形稱：“現因大局已定，適接武昌黎都督來電，有組織政府之議，當即公同會議，擬以武漢為華盛頓，即於其地先行組織臨時政府，推黎元洪為臨時總統，已經決議，電覆鄂軍政府核議矣。”這似是首次公開擬議黎元洪為總統之說。
在總統人選的討論期間，孫中山從海外致電上海《民立報》館，表達對民國總統人選的態度。他稱：“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吾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電文內容無疑擺出“天下為公”的政治姿態，也表現出一種“功成不必在我”的態度。
11月16日，《申報》評論指出，“組織臨時政府之事，凡與以前革命之經營無關，與此次未出大力於革命者，均不當預聞此事。若使預聞之，則於共和之前途，非徒無益。而又加之害也。”輿論矛頭顯然有所指，也可以解讀為有所期。
經過綜合權衡，一些軍政府關於組織臨時政府的人選更傾向孫中山，同時又注重平衡湖北方面的權重。11月1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召開，商討組織政府事宜，這個會議組織漸獲得民軍各方面的認可，實質上成為組織臨時政府的立法機構。同日，程德全再次通電各處稱：“敝處前日通電請中山先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計邀明察。惟事機急迫，未能久待。中山未回以前，擬認武昌黎都督為臨時政府”，同時主張由黎元洪領銜主稿致電清朝內閣一事。程德全此舉為統一和平衡民軍各方提供了一個權宜方案，引起各省的積極響應。
很快，各省軍政府陸續通電表達政見。江北都督覆電稱“沁電敬悉，電請逸仙先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未回以前，擬認黎都督代理臨時政府，敝處甚表同情。惟電商清廷派袁赴鄂，時機急迫，萬不能待，莫如各省急請代表赴滬會議，公舉大統領，速維大局。”安徽都督李烈鈞的意見相近，覆電稱：“電請孫中山先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未回以前，擬認鄂都督代理臨時政府。此論為現時第一要著，敝處極表同情。現寧省指日可克，宜聯邦以促進行，務達共和目的，大局幸甚。”安徽方面還立即派代表赴會，參與討論。
有的軍政府不僅通電贊成組織臨時政府，而且在通電中直接推選孫中山出任總統。滬軍都督陳其美在通電中引述“江北都督來電”時，特地強調應舉孫中山為總統，稱“各省獨立強半告成，若無統一機關，恐起外人干涉，亟宜各派代表赴滬，組織臨時政府，大統領一席，非孫中山莫屬”。貴州軍政府樞密院認為“組織臨時政府，自不可無代表之人。推孫逸仙總統，敝處贊成。但中央政府所在地亦須慮及，就目前形勢而論，總以廣東為宜，立不拔之基於南海，北向以定中原”。至於廣東方面，通電意見僅持“大總統一職，擬舉孫中山先生”之說。
綜合民軍內部意見而言，關於總統的人選，“各省代表多數擬舉孫文為大總統，次即黎元洪”。孫中山獲譽之高，固然與其革命領袖的地位有關，也有伴隨著革命聲勢發展而不斷提升的新聲望。後來《申報》刊發輿論，評議上海在當時的重要地位，除南北議和外，“一二日後，革命家首領孫文，亦將到上海。凡欽心革命黨以及與革命黨有關係之人，無不來此上海，以瞻仰革命名人之儀表，及領其言論”。這也反映出孫中山在當時南方政界的威望。
面對上海等地輿論越來越傾向民軍方面，袁世凱一方的政治動向也逐漸明確。11月19日，朱爾典稱，唐紹儀告訴他，袁世凱內閣的政策在目前輿論中被視為毫無希望，故已婉拒與袁內閣合作。唐期望的最終解決辦法是成立民國，由袁世凱擔任總統，目前正致力於此，而資政院議員與歸國留學生多數贊成建立民國，與唐的目標一致，“可能亦為袁氏本人所默許”。顯然，此時袁世凱一方已經較為公開地為大總統之位進行謀劃了。
有一種說法稱民軍方面亦對袁世凱進行合法的爭取。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武漢召開會議，議決“先規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群推雷奮、馬君武、王正廷起草，又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不過，劉星楠的記載，卻沒有關於聯合會討論推舉袁世凱為總統事項的內容。此事之有無，尚待進一步求證。
由此可見，孫中山、黎元洪和袁世凱三人，是辛亥革命時期各方討論未來中國總統的候選人。只是各方推舉的總統人選，固然可以反映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趨勢和輿論傾向，更重要的是，如何構建一個符合法理的選舉總統法案。
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12月3日擬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綱》，其中規定“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這也是孫中山回國後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時的法理依據。
12月29日，就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投票選舉臨時政府大總統的當日，張祝南在《中華民國公報》上發表論說，認為革命形勢自湖北首倡，全國響應，破壞舊制度之速亙古未有，“必速謀建設，建設之始，吾人所當研究者，非大總統之職任乎！大總統得人，庶政就理，自有條而不紊，居今日之中國，其能負此重大之責任而具有此完全之資格者”，捨孫中山之外，“匪異人任也”。綜合而言，孫中山出任臨時總統，於中國有利：其一，政治上之解決；其二，聲望上之解決；其三，權利上之解決；其四，報酬上之解決。最後稱，以孫中山任大總統，“雖為理想上之解決，抑亦事實上有不得不然者”，“吾故不能不崇拜孫逸仙，吾不能不以新立民國之第一次大總統企望之”。而最終的選舉結果，亦為推舉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
從萌發革命之志，歷十餘年的奮鬥，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職臨時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後來亦稱“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孫中山在國內的政治影響和政治威望，至此達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多年來奔走倡導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至此成為中國政治前途的首要選項，推動中國數千年的政治體制迎來一個巨大的轉折。正如學者評價稱：這不僅標誌著辛亥革命的勝利，也標誌著中國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的到來。
四、結語
歷史人物的跨時空影響本是歷史的常態，但歷史研究往往囿於人物的具體活動軌跡。這無疑如同管中窺豹，固然可見一斑，至於能否見其全貌，則只能視此一斑與其他部分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質。然而歷史人物的跨時空影響常常是一種異化的過程，尤其是政治人物由於不同政治需求更會呈現出多樣的面貌，不能簡單地由一斑推論全貌。
本文以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在國內的政治影響為例，揭示了孫中山的制度設計和政治主張在革命形勢高漲的過程中逐漸獲得認可的一面（儘管仍有異調），意在展現一位不在革命現場的領袖如何影響國內革命運動的事實。這種政治影響及呈現的形態，無疑是辛亥革命的大勢使然。如果將研究視野拉回到武昌起義之前，那麼孫中山在國內的政治影響必然更具多樣性，這便有待另文詳論了。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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