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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琴 ||清末民初美部會復興華南傳教事業述略
袁琴，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80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開啟了基督教新教在華傳教之序幕，華南地區成為其最早的活動區域。1830年，美部會派遣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前來廣州，逐步奠定在華南傳教的基礎，遂與倫敦會同為早期華南地區的傳教先驅。鴉片戰爭後，因傳教重心逐漸北移和受美國內戰的影響，美部會在華南地區開創的傳教事業自60年代起趨於中斷。儘管如此，華南地區對於基督教事業而言依然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進入20世紀以後，基督教在華南地區的傳教事業快速發展，數十個歐美傳教差會在廣東建立了傳教機構。與此同時，美部會亦踏上了華南傳教的復興之路。目前，學界關於美部會在華傳教事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鴉片戰爭前在華南地區的傳教活動，尤為關注的是傳教士個人，如裨治文、伯駕（Peter Parker）、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在廣州或澳門的相關活動；二是鴉片戰爭後在福州和華北等地區的傳教活動。對於清末民初美部會在華南地區所復興的傳教事業，相關研究較為少見。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清末民初美部會復興華南傳教事業的背景和開展的傳教活動，並探究該時期美部會所採取的傳教策略以及傳教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更加完整地呈現美部會之在華傳教事業。
鴉片戰爭前，因缺乏接觸中國人的途徑和溝通媒介，基督教在華南地區的傳教工作收效甚微，中國基督教團體人數的增長幅度很小。當廣州的傳教工作被中外戰爭打斷後，傳教士曾一度遷往澳門，而1858年簽訂的條約，容許基督教在中國內地傳教，則為其進一步返回廣州開闢了道路。傳教士獲得了自由傳教的官方認可，傳教事業有了較大改觀。雖然從19世紀中期開始，基督教的傳教重心出現北移趨勢，但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對於整個基督教事業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此後前來廣州的傳教差會與傳教士人數明顯上升。至20世紀初，傳入廣州的外國差會共有15個，其中，美國9個，英國3個，德國2個，美國、加拿大聯合1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差會有：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信義會（Lutheran Church）和同寅會（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Mission）等。同時，傳教士人數也明顯增加，廣州還陸續出現了女傳教士。就傳教方式而言，傳教士們通過不同的工作來傳播基督信仰，開堂布道，宣講教義，而醫療、文字出版、教育、慈善等工作則成為整個傳教事業的核心。隨著越來越多外國差會的進入，中國步入了基督教百年傳教的歷史新階段，華南地區亦呈現出各差會百花齊放的局面。作為美國的一個海外傳教組織，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簡稱“美部會”）於1810年成立，是緊隨倫敦會和荷蘭傳教會之後，第一個進入中國的美國差會。1830年，裨治文牧師來華，開啟了美部會在華傳教事業。然而，因華南地區排外情緒較重，傳教效果並不理想。隨著鴉片戰爭後五大通商口岸的開放，大批西方差會湧入廣州及其他口岸，競爭日益加大。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更多區域，進一步促使基督教傳教重心整體北移。同時，美部會在華南的傳教士相繼去世或離職，致使華南傳教事業無人料理。至1866年底，美部會決定停止在廣州的傳教活動，將曾創下的傳教事業轉給了其他差會，並將傳教重心轉向華北等地區，以開拓更為廣袤的傳教區域。此外，美國內戰造成的社會分裂使宗教復興運動漸趨沉寂，美部會的海外傳教事業亦受影響，致使在華南地區的傳教事業長期中斷。到了19世紀末，美部會決定再次開展華南地區的傳教活動，主要原因是為了滿足那些曾經在美國居住過的華人基督徒返回中國後的宗教需求。19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的廣東人前往美國並皈依了基督教。每年都會有一些來自紐約、波士頓和其他東部城市，以及更多來自加州的華人信徒返回自己的家鄉。當他們返回後，不僅感到需要接觸美國傳教士以維繫其宗教熱情，而且希望家鄉的親人朋友也能分享此“無價之寶”。因此，美國的華人信徒們請求向華人傳教的美國傳教士協會（Ame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自己的家鄉建立傳教機構，以滿足他們返回家鄉後和親人朋友對福音的渴求。同時，那些為華人信徒服務的傳教士也認為，有必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把海外和華人基督徒家鄉的工作連接起來的傳教機構，以照顧他們的宗教生活，並防止他們因受到親人朋友的影響而重新陷入偶像崇拜，從而確保其基督教信仰的延續。如有可能，還可以讓這些華人信徒充當中介和代理人，從而擴大基督教對周邊的影響，以此加大福音傳播的力度。當時，因美國的大部分華人旅居加州，美國傳教士協會在加州華人中的傳教任務已經很重，無意開展更多的海外傳教工作，故代表加州的華人基督徒請求美部會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傳教機構。正致力於福州和華北傳教事業的美部會經過慎重考慮，於1882年表決通過再次派遣傳教士前往華南地區開展工作。由於加州的華人大都來自香港附近地區，故在1883年2月24日，剛在舊金山被按立為牧師的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因有在加州華人中布道工作的經驗而被派往香港建立傳道團，以便為從加州返回的華人信徒開展宗教服務，並在時機成熟時向周邊地區拓展傳教事業。
從美部會復來華南開展工作，到本地教會基本實現自立以前，根據傳教人員和傳教中心的變化，美部會復興的華南傳教事業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一）香港為中心，局面初開（1883～1890）喜嘉理初來華南傳教採取的主要方式是福音布道和開辦學校。他於1883年3月底到達香港，在一位本地華人的幫助下，很快開辦了一所英文夜校。半年之內，該校的學生人數由最初的4、5人發展到25至35人。其中，很多學生也參加當地政府開辦的學校。同時，他還開辦了一所主日學校，入讀情況也不錯。隨著香港工作的開展，喜嘉理打算訪問周邊地區，尤其是從加州返回的大多數華人的家鄉——四邑地區。前期，他得到一位曾在芝加哥和波士頓的華人中間傳教，後在中國從事聖經工作的牧師瓊斯（David D. Jones）的協助，並首次遊歷新寧（今台山）地區。至1885年，喜嘉理已幾次前往周邊地區訪問布道，出售聖經，試圖喚醒人們對基督教信仰的興趣和認知。瓊斯則住在當地人家裡，與之共食，希望通過近距離接觸以獲得中國人的信任。香港傳道團成立的初衷是在香港建立一個傳教中心，在一位賢明能幹之人指導的教堂和學校裡，將基督教影響集中起來，並以某種直接的方式促使廣東的城市和鄉村基督教化。喜嘉理的工作即圍繞此目的展開，並且取得初步成效。然而，三年的經驗似乎表明，從長遠來看，香港並非重要傳教工作的最佳中心地點，而且傳教工作開始時所設定的確切目標也不太可能實現。因此，傳道團將計劃和目標做了一些修正，讓喜嘉理直接到廣東和鄰近地區未經探訪的人群中傳播福音。即在香港總堂的監護下，去周邊地區建立分堂，並且將這些地區作為傳教工作的重點。一方面，香港總堂的傳教工作繼續進行。除了接待往返美國時途徑香港的廣東人，香港的學校教育也受到重視。在1886年的前10個月內，香港開辦的3所學校共招收了207名學生，平均每天的上課人數為156人。來自這些學校的134名學生參加了香港政府的考試，125人通過。之後，香港的學校繼續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並且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另一方面，廣東的傳教工作也開展起來。喜嘉理先後八次長途跋涉，前往廣東省的部分地區及毗鄰地區，至少有一次還深入到了廣西省。他親自拜訪從美國回來的華人基督徒，出售基督教文學作品，並尋找適當機會在公眾場合甚至挨家挨戶傳播福音。通過這種方式，他完成了3,200英里的行程，其中步行1,000英里。在此過程中，他出售了23本聖經，7,588份經文，5,000多份宗教冊子。至1887年，喜嘉理在新寧廣海設立基址，隨後，海晏、長沙塘之基址也相繼成立。他的主要工作是查看這些堂點的運行情況，並抽出少量時間在各處布道和出售經文及冊子。同時，他還訪問了陽江和其他地區，認為這些地區仍有廣闊的開發空間。至1890年，美部會在華南地區已擁有1個總堂及3個分堂，6位老師，2處教堂（26位成員），6所普通學校（318名學生），並且發放了4,000份聖經或冊子，20,000份其他書籍等資料。喜嘉理通過艱辛的耕耘和努力，初步打開了華南傳教的局面，他的前期探索為美部會復興華南傳教事業奠定了基礎。（二）廣州與香港，齊頭並進（1891～1910）為了擴大在華南的傳教事業，美部會委派戴勒（John R. Taylor）及夫人莉蓮（Lillian B. Taylor）前來協助。戴勒夫婦於1890年10月14日到達中國，先在廣州待了一段時間，學習語言並熟悉已建立的堂點。一年後，傳教工作有了一些變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開設的7所學校中（4所男校、3所女校），有一所學校招收了44名學生，其中包括26名女生，18名男生；另一所學校招收了15名女生和4名男生，美部會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了男女同校的問題。與此同時，美部會在鄉村地區也已擁有了3所學校，校址分別設在大蓢及鶴洲等地。然而，在崗位上堅守了八年的喜嘉理，因積勞成疾不得不返回美國調養身體，香港的工作暫由戴勒夫婦接替。美部會於1892年委派伍賴信（Charles A. Nelson）及夫人珍妮（Jennie M. Nelson）前來增援。戴勒夫婦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轉移至廣州。香港傳道團更名為華南傳道團，傳教中心由香港改為廣州。這種調整是為了使美部會在華南的傳教工作更加集中和更有效率，並不意味著傳教的目的和方式有著實質性的改變。香港堂點繼續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以廣州為中心的工作也陸續開展起來並成為重點。但在1894年春季，廣州發生了鼠疫，並向周邊蔓延。到了5月25日，傳教工作被迫暫停，學校也被關閉。美部會及其他差會的傳教士幫助當地民眾轉移到安全之地，並展開了慈善救濟工作。6月，戴勒夫婦由於身體原因返回美國。喜嘉理在美國調養期間修讀醫科，並於同年6月獲得醫學博士學位。隨後，他攜帶新婚妻子麗齊（Lizzie W. Hager）回到廣州（麗齊夫人於1895年3月在廣州病逝），隨行的還有陳麗小姐（Nellie M. Cheney）。廣州的工作主要由伍賴信夫婦和陳麗負責。伍賴信於1895年2月在廣州開辦了一所青年男子培訓學校，珍妮致力於為城市中的婦女工作，並照看幾年前開辦的一所女子日校。陳麗在語言掌握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並於1896年開辦了一所女子寄宿學校。隨後，他們管理著廣州教會的中心學校和市區的兩個教堂，同時服務於那裡的婦女並照看女子學校。分堂的工作主要由喜嘉理負責，包括香港、開平、新寧、廣海、海晏等地。這些地方十分廣闊，並且教堂、學校和信徒的數量都與日俱增。同時，喜嘉理的醫療知識和技術也派上了用場，成為他在華南地區傳教的輔助手段。除了協助廣州醫院的工作外，他主要是在鄉村做一些小治療和發放藥品，有時還去病人的家中施診。1896年的聖誕，喜嘉理與巴色會在廣州的傳教士瑪麗（Marie Von Rausch）結婚。婚後，瑪麗協助喜嘉理的工作，幫忙照看香港的女校，並在教堂給婦女和孩子講授基督教教義。由此，以廣州和香港兩個城市為主線，並向周邊地區輻射擴展的傳教體系逐步形成且趨於穩定，以伍賴信和喜嘉理為核心的傳教士們相互協作，使華南地區的傳教事業逐步走向繁榮。之後，雖然受到義和團運動和群眾性反美愛國運動的影響，以及瘟疫和颱風等自然災害的侵襲，美部會在華南的傳教活動遭受了一定損失，但從整體來看，傳教事業仍欣欣向榮，他們不斷開拓新的傳教區域。例如，美部會在香山的欖邊和石岐等地建立了分堂，由伍賴信負責。其中，石岐的鄉村工作較為成功，增加了許多內容，並為年輕人開設了一堂極好的晚間聖經課。在欖邊，由於這裡的人流動性強，他們經常去夏威夷、美國和澳大利亞，所以工作並不活躍。並且，美部會還在澳門開辦了一所女子寄宿學校，由陳麗負責。但因學生人數很少，加之陳麗後來離開美部會，暫時沒找到合適的人接替，故該校未能很好地發展下去。此外，在廣海受洗的人中，至少有一些人來自上川島，這讓喜嘉理相信，他們不久將能夠在這座他曾經探索過的島上進行積極的工作。（三）廣州為中心，縱深發展（1911～1924）1910年，因身體狀況不佳，喜嘉理結束了長達27年的在華傳教工作，與夫人再次返回美國。隨後，華南傳道團的工作主要由伍賴信夫婦負責，並由楊真信（Obed S. Johnson，1909年加入）、維達（Vida L. Johnson，1907年加入）夫婦以及劉信恩（Edna Lowrey，1907年加入）、莫路得（Ruth E. Mulliken，1910年加入）、戴約信（S. Josephine Davis，1911年加入）等女傳教士協助。伍賴信擔任傳道團秘書並負責堂點的一般事務，珍妮主要從事婦女工作及男童小學的教學工作，楊真信照看一般事務，維達從事教學及婦女工作，劉信恩擔任女子學校校長，莫路得和戴約信從事教學工作。喜嘉理走後，美部會決定放棄將香港作為傳教士的居住地，以便把工作重心完全放在廣州。當初，喜嘉理大多數時間都是去訪問距離香港或廣州100至200英里的周邊地區，並取得較好成果。至1912年，喜嘉理曾經監管的31個分堂，有28個繼續由傳道團照看；開設的7所學校還有6所，7位聖經婦女還剩5位。因此，廣州承擔起了之前由香港監管的工作，目標是儘快實現這些地方的教堂及工作上的獨立。辛亥革命的爆發，廢除了一些傳統習俗，人們的思想得到一定解放，更多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婦女也走進了教堂。隨著廣州傳教事業的擴大，美部會將其在香港所持財產的股份轉賣給了當地自立教會，所獲資金用來支持在廣州購買土地和修建傳教士住所，這標誌著以廣州為中心的傳教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廣州，不僅教堂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學校教育也取得一定發展。其中，兩所學校的開辦較為突出。一所是廣州男童小學及寄宿學校。該校建於1914年1月，招收了62名學生。“二次革命”爆發後，學生人數銳減，學校被迫關閉，並於1915年1月重新開放。該校的工作先後在伍賴信及夫人的管理下開展起來，而中國人提供的資金為校舍建設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另一所是廣州華南女子學校。該校建立之初擁有72名學生，由5名老師授課，課程包括縫紉、刺繡、繪畫、音樂、植物學、地理、數學、英語、體育、生理學及聖經等。學校的宗教氛圍濃厚，幾乎每個女生在畢業之前都成了基督徒。為了給畢業生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學校努力增加一門高中課程，並用中文教學。該校發展勢頭良好，以至需要尋找更大的空間來容納不斷增加的學生，甚至迫於有限的住宿條件而不得不拒絕接收超額學生。此外，傳教士愈發意識到印刷品對於傳播基督教的重要性。隨著識字率的提高、學校的成倍增加以及受過教育的青年不斷湧現，教會人士不僅感到有必要為中國人提供良好的閱讀條件，並且認為可以通過發放印刷品使人們更加關注基督教信仰。時逢政府批准採用簡化字或注音字母，很多未接受過教育的人都可能在短時間內學會讀書甚至寫字，從而刺激了印刷業的發展。廣州的傳教士們掌握了這一新工具，將教會學校作為工作坊，努力集資開展印刷工作。伍賴信等人特地製作了書籍和傳單，翻譯了專門改編的材料，以此作為傳播基督教思想的一種有效手段。
19世紀前期傳教士形成的中國觀，對19世紀後期乃至20世紀前期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仍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美部會於19世紀後期基本沿用了早期的傳教方式。然而，時勢的改變又使之更加多樣化，傳教策略也呈現出新的特點。這是美部會面對中國社會變化所採取的策略性調整，反映了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未來趨勢。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藉助於海外華人基督徒19世紀前期，基督教來華傳教的同時，也在東南亞一帶的華人中間傳教，希望他們能將基督教影響帶回中國。到了19世紀中後期，這種針對海外華人的傳教策略更加廣泛和深入地被運用到傳教實踐當中，海外華人基督徒的主體性力量也愈發突出。美部會復興的華南傳教事業，不僅直接動因來自美國華人基督徒，而且許多工作都與在美國的廣東人有著緊密的聯繫。事實上，廣東籍的美國華人基督徒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基督教在家鄉的傳播。一些華人基督徒回到家鄉，往往扮演了傳道人的角色，有效地促進了基督教在家人和鄉親中的傳播。據1889年美部會年度報告稱：“已有1,000人成為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公理會成員，其他地方的人數也在增長。其中，一些人可能會回到自己的家鄉成為福音工作者。”例如，曾在第一公理會教堂接受古德溫（Goodwin）博士洗禮的陳遂昌，返回家鄉後便負責在海晏開展工作。他頗富才幹，召集了很多會眾，還組織建造了美部會當時最大的教堂建築。又如，新寧的教會和其他工作完全由加州華人支持。在喜嘉理的指導下，新寧每年舉行一次基督教會議，培訓傳教士和其他幫手，並“深化基督教生活”。此外，華人基督徒還在經濟上為教會提供大力支持。如光緒年間，華僑甚多的新寧縣“藉外洋之貲，宣講堂、育嬰堂、贈醫院、方便所、義莊，諸善舉所在多有”。華人基督徒為美部會的福音工作和其他傳教事業提供不少資金幫助。至1889年，美國華人基督徒已經為美部會在中國的福音工作籌集了2,500元。香山的海外華人，尤其是檀香山及澳大利亞華人的特別捐贈，使傳教工作保持生機，並得以持续發展。據伍賴信講述：“澳大利亞的華人捐贈了213元銀幣，成為石岐建立教堂和閱覽室的第一筆捐款。”事實上，海外華人基督徒對於傳教工作所提供的資金非常可觀，大大超過了美部會的直接撥款數額。他們通過在廣東的本地牧師和教會進行熱忱而有效的合作，為該工作的成功開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因此，海外華人基督徒的大力支持，對於美部會在華南地區傳教事業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大的意義和價值。（二）更加廣泛地深入廣東腹地1840年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使傳教士獲得在五個通商口岸傳教的特權，但不允許進入內地，並有法令加以嚴格限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隨著《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清政府准許外國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基督教新教各差會紛紛派遣傳教士進入內地各省創立傳道會，基督教勢力開始向中國內地擴張。但總的說來，當時來華的傳教士人數比較少，大眾對基督教還比較陌生，因此排斥心理比較嚴重，入教人數也不多。到了19世紀末，隨著海外殖民主義浪潮來襲，新教傳教士大規模來華，並在更多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更加廣泛深入地向中國內地滲透，試圖將基督教影響拓展至中國的各個角落。廣東是19世紀以來基督教新教由海上進入中國大陸的第一站。從19世紀初開始，新教各教會從最初的一個傳教點拓展到遍布廣東全省各地的總堂—分堂—布道區的傳教網路，表現出強烈的空間佔據意識，其擴散模式存在著多元化的特徵。這種現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尤為突出。各差會深知，要使基督教在廣東各地生根，就必須深入廣東內部的城市和鄉村地區，通過走平民路線使基督教在老百姓中建立起牢固的根基。美部會華南傳道團，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事實上，無論是喜嘉理負責的香港傳教區，還是伍賴信負責的廣州傳教區，最終目的都是通過這兩個中心地區向周邊輻射拓展，逐步將福音滲透至廣東內部的城市和鄉村地區。他們將傳教重心放在偏遠的鄉村地區，入鄉隨俗，學習當地方言，適應當地飲食習慣，並通過大量走訪與村民們直接接觸，力圖與之和諧相處。同時，通過醫療、教育、慈善等方式博得村民們的好感，從而為傳播基督教教義奠定基礎。經過多年努力，他們已廣泛深入到廣東內部地區，在四邑、香山、陽江、順德、客家等地建立了多個教堂、學校，並招收了眾多當地信徒，培養了不少本地牧師。（三）致力於本地教會的自立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中國社會的一系列變革，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一種明顯的趨勢，即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運動。一方面，中國基督徒對同胞的責任感不斷增強，更加熱切地關注其福音傳播。一些中國布道者開始爭取擺脫西方差會的控制，以建立適應本土文化的自立教會。這種思想和行動逐漸得到中國基督教界人士的支持。另一方面，源於19世紀中期西方傳教思想中的“三自”理念，經過多年的實踐，逐漸成為新教傳教運動中佔據主流的傳教思想。新教各差會逐漸認識到，基督教只有實現本色化，才能更加深入和穩固地在中國生存與發展。然而，要使基督教本色化，首先就要實現本地教會的自治、自養、自傳。因此，在中國南方地區，傳教士努力敦促本土皈依者實現自立。美部會也順應此趨勢，致力於培養本地自立教會，並與本地布道者合作，共同發展和管理當地的宗教機構。在香港，喜嘉理等人於1898年購得樓梯街2294地段開始建堂。教堂於1901年建成，取名為“美華自理會”。會友們於1912年集資2萬港元，購回教堂的全部產業權，並更名為“中華公理會堂”，正式宣布其為華人“自養、自傳、自治”之中華本色教會。之後，香港本地的公理會堂完全實現了自立，那裡的牧師已經能夠獨立照顧從美國回到家鄉的華人基督徒。在廣州，儘管當地教會成員們起初不願離開傳道團，但教會仍然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立。伍賴信也希望這些教會能夠盡早獨立，並有一位本地布道者分擔傳教士的工作。事實上，中國基督徒在接手廣州教堂和男子學校的工作方面做得很好，並逐漸開始參與管理。在1913年的全國基督教大會上，本地布道者們對自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並承諾提供500元銀幣支持傳教工作。該次會議的經驗表明，中西教會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美部會的工作即完全通過中國布道者和傳教士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來管理，且中國布道者的影響力日益增大。此外，在中國自立教會的工作中，由華人基督徒在舊金山組織的中國傳教士協會發揮了突出的作用。該協會獨立支持包括廣州在內的5個堂點或布道所的工作，由華人牧師Joe Jet管理。（四）順應教會合作的新趨勢隨著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向縱深發展，差會各自為陣的局面已無法適應新的傳教形勢，教會合作被提上日程。廣州、南京和北京的基督教城市聯合會便是合作的一種形式，並且發揮著極大影響。為了繼續擴大在華南的傳教事業，美部會通過與其他差會合作，以確保傳教工作保持更高的效率。例如，各差會代表在廣東聯合成立了羅伯特·馬禮遜委員會，伍賴信便是其中一名成員。1907年，廣州將舉辦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一百週年慶典。委員會計劃至少籌集10萬元，在該市建造一座基督教青年會大樓，名為馬禮遜紀念堂。馬禮遜委員會與基督教青年會合作，負責該項目的籌辦。20世紀初，面對中國新式教育的發展和挑戰，教育傳教出現了聯合趨勢。在1907年的傳教士大會上，各教會提議建立一所聯合大學和開展全國統一考試委員會舉辦的聯合考試。雖然聯合大學的籌建計劃沒有最終形成定論，但各教派並未因此而放棄合作，還開展了一些教會大學間的聯合實踐活動。在華南地區，聯合辦學進展順利。一是建立廣州基督教高等協和神道學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Canton）。伍賴信作為美部會代表被任命為代理校長和院長，兼任教會史教授。1914年10月，該校正式開學，招收了43名學生，開設了兩門臨時課程。1915年，八大差會聯合支持該校發展，招收了48名學生。同時，學校購買了開辦圖書館的書籍以及建造新教學大樓的場地。到了1918年，伍賴信繼續擔任學院院長，招收的50名學生中，有5名來自美部會。二是開辦廣州私立協和女子師範學校（Union Normal School, Canton）。該校由包括美部會在內的四大差會合辦，旨在為女子學校培養有能力且具有現代教育理念的中國教師。劉信恩作為美部會代表擔任該校校長。學校開辦之初就取得了顯著進步，擁有代表四大差會的8名學生。同時，該校計劃為學生提供現代化培訓，使其能夠從事小學及幼兒園的教學工作，並且設置了三年的課程以滿足該省市教育系統的龐大需求。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部會復興的華南傳教事業取得了較大成果。根據美部會1920～1921年度報告資料統計，美部會華南傳道團擁有1個總堂、33個分堂、11位傳教士、81位本地工作者、55個有組織的教堂及定期聚會點、39所學校（包括主日學校），共招收1,674名學生，本地捐贈金額為14,905元。儘管該時期美部會在華南地區的傳教成果不及福州和華北等地區，但在短時間內，華南傳道團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開創歷程，其發展勢頭並不亞於其他地區，可謂創造了華南傳教的奇跡。然而，美部會在華南地區的傳教活動，也非一帆風順。一些主客觀因素的存在，對美部會華南傳教事業的進一步擴大產生了極大限制。傳教活動的長期中斷，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華南傳教事業可能取得的更大成果。（一）當地社會的抵觸情緒阻礙了傳教工作的順利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迫使清政府開放中國全境，西方傳教士擁有了在中國自由傳教的特權，為西方在華傳教活動向內地擴展、傳教士開始廣泛深入中國內地和鄉村地區提供了便利。然而，傳教士的特權地位、傲慢行為以及更深層次的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習俗之間的巨大差異，導致傳教活動與中國民眾和地方宗法社會發生嚴重衝突，在全國範圍內頻繁釀成教案。儘管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當地政府對傳教士持寬容和默許態度，但民眾與政府彼此之間的不信任以及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反而加劇了民眾對傳教士的排斥和憎恨。華南地區，尤其是廣東，獨特的地理區位使其地域文化兼具開放性和反叛性。開放性使得民眾能夠坦然面對基督教，因地處邊陲而形成的反叛性又使他們嫉惡如仇。臨近港澳的香山地區，雖得風氣之先，但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極其強大的地方宗族勢力，以及列強的侵略行徑所引發的民眾對於帝國主義的仇視，使其對基督教的進入存在著極大的抵制。例如，喜嘉理於1885年訪問香山時，香山人民對外國人的進入產生了本能的反抗，表現出“對真理的敵意”。在四邑地區，廣海和海晏雖已設立堂點，卻因儒家思想對人們的束縛，初期收穫甚少。並且，因當時民智未開，四邑的傳教活動遭到極大破壞。據香港的劉粵聲牧師講述：“維時人心閉塞，風氣未開，教會屢遭殘害。一八九七年新寧廟邊，即翁挺生牧師本村，建築教堂及義學書館，村中羣起反對，懸紅鼓眾，磚瓦木石，擁搶一空……時喜牧到鄉維持，村人大肆咆哮，乃用穢物亂拋，衣服為其所污……一八九八年，開平龍口里，建造義學，村人羣起反對，工程尚未完竣，竟被匪徒焚毀殆盡……一九零零年，拳匪肇禍，倡言滅教，此時人心惶惶……”（二）人手和資金的缺乏限制了傳教活動的發展空間從人手來看，喜嘉理初到廣東時，雖然得到較有傳教經驗的瓊斯牧師的幫助，但瓊斯並非美部會成員，並且只協助其工作了一年，而培養本地布道者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僅憑喜嘉理一人難以完成。此外，初期從海外回來的華人基督徒，因在家鄉沒有合適的工作而難以維持生計，通常在短暫停留後又返回美國，故無法長期擔任其助手。後來，雖然陸續有戴勒夫婦和伍賴信夫婦，以及其他傳教士們前來協助，但美部會華南傳道團的傳教士人數至多也就十幾個，難以顧全這片廣袤的傳教區域。況且，這些傳教士的流動性強、人員變動大，加之時常回國調養或休假等因素，導致傳教工作往往缺乏連貫性，職位空缺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大多數傳教士初來中國，對其了解不深。當他們來到華南地區，還需要花費一段時間學習當地語言、適應當地習俗，故無法立即承擔重要工作，從而降低了傳教工作的效率。從資金來看，華南傳教事業堪稱低投入高回報的典範。華南傳道團的資金來源除了部分由美部會直接撥款以外，更多是依靠當地信徒以及海外華人基督徒的捐贈。在有限的資金支持下，華南地區的傳教工作卻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據1897年美部會年度報告稱：“所有這些不同的工作都是在不到1,000元的撥款下進行的，這是一個節約和效率的極好例證。”然而，隨著傳教範圍的擴大，更大的空間有待挖掘，更多的資源和設備需要購買，資金不足便成了傳教事業繼續擴大的桎梏。傳教士呼籲得到充分的支持，他們表示：“我們並不反對減薪，但確實要求擴大本地的福音工作……事實上，許多有價值的事情需要得到關注，比如傳教士的住所、校舍和醫院，但這些都不得優先於直接的福音工作……我們需要更多資金，需要更加虔誠的‘本地人’來傳播福音。收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成熟，願我們的朋友可以幫忙收穫果實！”
19世紀初，美國掀起了海外宣教運動。美部會作為美國第一個來華差會，在華南的傳教事業進入了準備和開創階段。19世紀末，美部會復興華南傳教事業則處於整個基督教在華事業的迅速發展階段，進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這不僅反映了基督教轟轟烈烈的海外宣教運動浪潮再次來襲，更加反映了中國社會變革以及人民大眾自由思想的興起。表面上看，美部會再次派遣傳教士前來華南的主要原因是回應美國華人基督徒的請求。但從深層次看，其根本目的則是通過探索性嘗試，尋找再次來華南傳教的可能性，並借此機會復興和壯大在華南的傳教事業。從起初派遣喜嘉理一人進行初步探索，到委派伍賴信夫婦和更多傳教士前來協助；從初期建立香港傳道團，到後來更名為華南傳道團；從廣州、香港的城市地區為出發點，到香山、四邑等鄉村地區的大力拓展；從簡單直接的福音布道，到教育、醫療、慈善等工作的廣泛開展，都表明美部會在華南地區傳教事業的再次振興。近代來華新教勢力所使用的大部分傳教方法，所從事的世俗事業的基本類型，在19世紀前期幾乎都已經進行過初步的嘗試；新教在華傳教的基本模式，也在這個階段已經大致確定下來了；但美部會所復興的華南傳教事業，卻因應時勢具有某些新的特點，並在客觀上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然而，無論多麼興旺繁榮的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都避免不了凋謝的命運。在中國新舊社會交替之際，在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和壓迫之下，在民族主義思潮的迅速高漲之中，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反帝愛國的“非基督教運動”，矛頭直指在華基督教。並且，伴隨著“三自”理論的深入發展，廣大民眾的思想意識漸已覺醒，強烈呼籲擺脫外國差會對中國教會的控制，以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教會，力求實現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與此同時，中國教會的日益壯大，致使外國差會愈發無力維繫。如此，包括美部會在內的在華基督教差會自然別無選擇，只能順應形勢，紛紛踏上基督教中國化的道路。這是美部會華南傳教事業的基本結局，也是整個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宿命。
[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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