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戍 || “人權運動”與黨化教育的頡頏——知識分子、國民黨與私立光華大學
1929年，胡適、羅隆基等依託《新月》發起“人權運動”。“人權運動”作為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黨治的標誌性事件，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影響頗大。由於胡適、羅隆基享有盛名，研究“人權運動”的論著甚多，稍諳學術史者，都不會冒炒冷飯之譏而有興趣問津。不過，如果跳出思想史的脈絡，將其放在大學史的脈絡下考察，便會發現仍有頗大的擴展餘地。實際上，許多參與《新月》論政的學者，當時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私立光華大學教授。“人權運動”遭受挫折並走向失敗，也是以國民政府教育部訓令光華大學辭退羅隆基為標誌。那麼，相對於《新月》，在光華大學這樣一個高等教育場域中，“人權運動”與壓制“人權運動”是如何展開的？由於光華大學並非享有盛名，無人有興趣發掘相關史料，擴展這一事件的研究廣度。
由此，本文從光華大學這個微觀場域出發，討論大學史脈絡下的“人權運動”。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方面是討論“人權運動”與光華大學的關係，將宏觀的歷史與微觀的歷史結合起來並互相印證，展現另一個空間裡的“人權運動”；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對“人權運動”與黨化教育關係的討論，對國民黨建政後的政學關係予以研究。眾所周知，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對大學進行滲透和控制，政黨與大學之間矛盾和衝突不斷。由於“人權運動”的參與者基本都在大學任職，便不可避免將戰火波及到教育領域。或者說，“人權運動”本身便是這一時期政學矛盾的重要構成部分。討論大學史脈絡下的“人權運動”，有助於我們理解黨治時代之下，知識分子、政黨與大學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1928年冬，光華大學政治學系學生儲安平在校園雜誌《光華週刊》中說道：“以前中國的大學以北大和東南最為有名，而在去年則北大東南的名教授，羣集光華，這是校史上可紀念的一頁，也是可自驕的一頁。”儲安平所講的並非虛言。國民黨北伐後，北京的政治社會生態惡化，國立高校欠薪嚴重，上海成為國內最安全的城市，北平知識分子紛紛南下避難，在滬上尋找教職。國民黨建政後，接管國立大學，改變了北洋時期大學寬鬆的校園生態，很多政見不合的教授選擇出走他校。比如，江蘇省教育會控制的東南大學改組為國立中央大學，很多教授從東大離職，到上海各私立大學尋求教職。政權鼎革之際，國立大學的衰敗與空虛，給私立大學帶來難得的發展機會。
當時，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兼江蘇省財政廳廳長，對學校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委託副校長治校。光華大學的副校長一職原由朱經農擔任，其後由曾任北大、東大外文系主任的張歆海擔任。張歆海在任期間，以聘請名教授為己任。他積極利用北大、東大人事動盪的機會，聘請北大教授胡適、徐志摩，東大教授陳茹玄、廖世承來校任教。光華原本擁有錢基博、呂思勉、潘光旦、諸青來等學者，在張歆海的努力下，“是年國內名教授麋至光華，人文之盛為全滬各大學冠。”
1928年秋，廖世承繼任副校長，加大了邀請著名教授的力度，東南大學代理校長蔣維喬、教務主任董任堅，滬上名流張君勱、張東蓀等均來校任教。1928年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羅隆基、俄亥俄大學社會學博士吳澤霖、斯坦福大學博士沈有乾入職光華；1930年，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王造時、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全增嘏來校。
就政治背景與思想派別而言，光華大學的教授們多名列新月派。1927年7月，胡適、徐志摩、張歆海等創辦新月書店，發行《新月》周刊，撰稿人多有光華教授的身份。胡適對新月派知識分子在光華的聚集起到牽針引線的作用，正如當時的論者云：“那時胡適博士在光華撐大旗，於是凡他這一類英美自由主義者，都被拉入光華講學。”又有論者稱：“羅隆基博士在《新月》上，拖胡適之博士的尾巴，因而得法，因而光華大學教授，這是誰都知道的。羅博士是王老表（指王造時）的同鄉，又因王老表在《新月》上拖他的尾巴，如是乎王老表光華教授矣。”上述論斷雖係反對者的諷刺性文字，卻也是對實際情況的某種反映。
新月派與光華大學的另一關係，在於後者為前者提供了某種平台，從而擴大了新月派的規模。1928年，胡適等組織“平社”。根據《胡適日記》，1928～1930年參加“平社”聚會的光華教授有徐志摩、羅隆基、吳澤霖、潘光旦、沈有乾、全增嘏、王造時等人。其中，吳澤霖、沈有乾、全增嘏等與新月派本無淵源，皆因新月派骨幹均任教於光華，同事關係使這些學者加入新月派。徐志摩在致胡適的信中，提及“光華方面平社諸友”，亦說明此時光華教授在“平社”中佔多數，兩者關係緊密。另外，光華大學也使諸青來、董任堅等不參與新月派集會的光華教授，成為《新月》的投稿者，參與新月派知識分子的論政。
相對於教書育人，光華大學諸教授更感興趣的是用輿論影響政治。王造時的自述頗能表現這批知識分子的典型心態：“在什麼地方教書？在國立大學抑是私立大學教書？清華和北大是理想的教書地方，如果以教書為終身事業，那是不應該成為問題的。但是我要談政治、發議論，北平離政治中心太遠，不方便。到南京去教書嗎？中央大學是CC系控制的，官氣很重，壓力很大。所以想來想去，還是在上海私立大學教書比較好，觀察實際政治比較有言論自由。”身在大學而心繫政治，代表很多光華大學教授的典型心態。由此，他們在校園外展開政治批判，既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學校的政治生態。
胡適、羅隆基等在《新月》發起“人權運動”，相關研究已經極多，在此不予贅述，需要補充的以往被忽略的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董任堅等人的言論。
1927年，諸青來出版《三民主義商榷》，從學理上對三民主義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批評。整本書先引中山學說，繼而援引西方政治學原典和經濟學知識指出孫中山的謬誤，最後提出自己的商榷。他總結道：三民主義“本不成為主義，無所用其信仰，即只認為是一種主義，信仰不能強迫，三民主義之地位，最可不過與其他主義相等，或從或違，與仁不仁問題，風馬牛不相及也。”1928年，諸青來在《新路》上發表了長文《建國大綱質疑》，從革命、外交、財政、土地等十幾個方面反駁《建國大綱》。其後，他又表了《國》、《容共》、《新偶像》等三則“黨國閒評”，對國民黨進行深入抨擊。
1929年6月，胡適在《新月》上發表《人權與約法》，呼籲國民政府儘快制定約法，保障人權，諸青來第一時間去信回應。諸青來認為，訓政時期即使有約法，此法亦不會表現民意，人民仍不會享有自由。而且，國民黨一大提出的政綱已經規定人民自由權，即使沒有約法，按此政綱執行亦可；若不執行，即使有約法也是徒然之舉。其後，諸青來再度致書《新月》，與胡適深入討論憲法、黨治等問題。1930年2月，諸青來將《三民主義商榷》再版，並寫了新序：“我國改建共和，歷十餘稔，不圖專制淫威，於今為烈，思想之受鉗制，言論之被束縛，以較周厲監謗，中世教皇之禁異端，有過之而無不及。欲保持思想之自由，則聖諭式之遺囑不可不打破，恢復言論自由，則八股式之主義政綱不可不糾正。”諸青來對國民黨抨擊之激烈，而且直接挑戰孫中山的權威，在當時的言論界並不多見。
光華大學教務長董任堅，主要從教育的角度談論學術自由的問題。他在《新月》上發表文章認為，大學的目標是探求真理。只有在思想、言論和信仰絕對自由的教育環境中，才能獲得真理和知識。大學教授有自由發表學說的權利，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約束。教授的職務雖然是大學任命，但其研究的成果與發表的言論，目的是為社會探求真理，直接對社會負責，學校當局在學識上無能力、在道德上亦無權力干涉。
胡適、羅隆基、諸青來、董任堅等一批光華大學教授在校外抨擊國民黨的言論，亦對光華大學校內的思想傾向和輿論生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他們不免將抨擊黨治、呼籲人權的言論和活動逐步引入校內，使這所大學開始帶有某種抗爭色彩。
1929年10月，光華大學《政治學刊》登載了胡適的文章《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其中提到，政府諸公口稱訓政，自己的所言所行卻不足為訓。當政者必須先用憲法來訓練自己，才有資格訓練民眾走上共和的大路。1929年12月4日，胡適來光華演講《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是他發表在《新月》上的同名文章，認為國民黨提倡古文是逆潮流而動，獨尊孫中山是壓制思想自由，造假新聞是政治壓迫輿論。國民黨才是真正的反動勢力，長此以往必將造成思想的僵化，阻礙國家進步。
羅隆基在校內抨擊黨治實為常事，學生沈雲龍記錄道：“在光華禮堂兼飯廳上演說，極富煽惑性，學校當局對此素來放任，未予糾正。”潘光旦經常在課上發表政治見解，“每課必對黨義痛斥”。在國民黨看來，潘光旦的言論“尤為可惡”。沈有乾曾在《新月》上發表文章諷刺國民黨說：“現在叫我做起文章來，當然要引孫中山先生，並且千萬務必稱他先總理，雖然我並不是國民黨員。我自從發現了這些秘訣以後，文章做得一天好似一天。”他也將類似的諷刺批評帶入了課堂，以致黨部方面報告他“反對黨義，批評政府鑿鑿有據”。
王造時常常在校內發表激進言論。1930年的雙十節，光華大學舉行國慶慶典，正副校長無一人出席，參加的學生不足百人。王造時嚴厲批評國民黨，認為現在一般民眾因國民黨連年內戰，不能安居樂業，無法享受國民應有的福利，所以中國的的國慶“實在沒有什麼可慶”，只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國慶。他呼籲，中國青年應該團結起來，負起拯救中國的重任，“不與軍閥妥協，不與軍閥合作”，將來才可能有真正屬於全民的國慶。
胡適、羅隆基、諸青來、董任堅、潘光旦、沈有乾、王造時等人在校內外抨擊國民黨，實際亦因自己身在大學，對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之舉頗有切膚之痛。其中最感到壓迫者尚不完全是教育部，而是負責推行黨化教育的國民黨中央訓練部。1928年8月，中央訓練部要求各大學設置黨義課。1929年初，規定每半年對各級學校黨義實行情況進行總檢查。1929年10月，通令全國各大學教授全部研究黨義，每天至少要有半小時自修，每週至少有一次集合討論，討論結果報告教育行政長官和當地黨部，最後呈報中央訓練部考察。同時，學校應在每週一上午舉行總理紀念週。這些規定將黨義奉為金科玉律，將孫中山奉為教宗，打破了北洋以來大學獨立的傳統，自然引起一般教授的不滿。
更使一般大學教授不滿的是地方黨部急於扮演一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和裁奪者的角色，對名望和資歷均遠在其上的教授們發號施令。就如上海市黨部，聚集了潘公展、吳開先、童行白、陳德徵、陶百川等一干年輕氣盛、意志堅定的黨員。他們本身並無耀眼的出身和學歷，亦無甚政治資歷，借北伐、清黨時期急需用人的機會，投靠黨國搖身一變成為地方黨部要員。這些黨部要員多為極右的三民主義捍衛者，市黨部宣傳部部長陳德徵便曾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提出“嚴厲處置反革命份子”案，一度引起輿論大嘩。這些職業辦黨的青年以黨權壓迫教育、干涉言論，必然與胡適、羅隆基、王造時等崇尚自由的知識分子產生矛盾。
因此，面對國民黨積極推行的黨化教育，光華大學一直陰奉陽違執行。以黨義課為例，光華曾按照訓令設置黨義課，並聘請本校畢業生潘樹藩擔任黨義教師，但潘樹藩經常不到，即使偶爾上課，僅講述各社會主義派別思想，“而絕不折衷解釋於三民主義一種原則之下”，以致授課半年，未提黨義一句。潘離職後，校方並未聘請教師接續，黨義課長期停開。1929年5月，教育部派員視察光華稱：“該校圖書儀器尚欠完備，黨義未專設課程，尤屬不合，應飭於最短期內，從設備課程兩方面切實擴充整頓，以圖漸臻完善。”不過，從事後來看，光華大學並未落實教育部的命令。對於國民黨要求的舉辦總理紀念週、悼念孫中山逝世、紀念國慶等活動，光華大學校方亦幾乎不予執行。光華大學校內的現狀與光華教授在校外發表激烈抨擊國民黨的言論遙相呼應，必定會引發國民黨的嚴重不滿，使後者採取各種手段予以打擊和反對。
光華大學從聖約翰大學獨立而出，本身便是學潮的產物。國民黨興起後，此種激進血統與黨派主導的學生運動合流。1925年，光華設立了國民黨地下區分部，包括成員5人。1926年，光華大學及附中的秘密黨員已經達到百餘人，並以“共進學會”為名秘密活動。國民黨建政後，在光華成立了法華鄉獨立區分部，以學生胡越、王志聖、夏賡英為執委，黨員活動公開化。胡越、王志聖等光華學生還一度擔任上海學聯主席，是上海乃至全國學運系統中的風雲人物。對這樣的職業學生而言，學生的責任是參與政治，是繼續革命。
然而，時代的發展已經不利於此種“革命傳統”的延續。隨著國民黨執政地位的穩固，黨內限制學生運動的聲音日益顯著，此種聲音尤其被大學院及後繼者教育部所認同。1927年下半年起，戴季陶要求學生遠離政治運動。1928年8月，蔡元培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取消青年運動”案。1930年1月，國民黨中央第67次常會決議規定，校內學生團體不得侵犯學校行政。這一系列被稱之為“戴季陶—蔡元培路線”的政策，使大革命以來喧囂的學生運動逐漸走向沉寂。落實到光華，這一政策導致建校初期“革命精神”的低落，各種國民黨學生組織的活動，參加者寥若晨星。與此同時，校園中持不同政見教授的存在，以及普遍蔓延的抗議氛圍，導致國民黨學生集體的邊緣化。面對此種情境，他們的心態相當複雜。一方面，他們惋惜光華這種“革命精神”的失落，懷念大革命前夕革命激蕩的氛圍；另一方面，他們從捍衛黨國意識形態出發，對持不同政見的教授以及消極放任、實質袒護他們的治校者表示敵視。
1928年3月孫中山的忌日當天，學生九點半在食堂開紀念會，教職員無一人到會。百餘同學鞠躬並宣讀遺囑靜默三分鐘後，旋即散會。隨即有學生在《光華週刊》發表文章諷刺說：“那一校負責的人，不要說他那天沒有來參加這個會，那些教授們、職員們、先生們、同學們（大半）也都沒有前來”。因此，國民黨學生們認為，教授們的“革命性發生了疑問”。同時，亦有學生自嘲，將參加孫中山忌日的同學們稱為違反大學院停止民眾運動政策的“反革命”：“三月十二日是孫總理逝世三週紀念，照例開會追悼。本來這種會，也算一種民眾運動，也不該去參加的。偏有二十幾位反革命的學生去追悼。”作者痛惜光華精神的冬眠，期待“有朝一日春雷動”。
1930年國慶，有學生聽畢王造時在校抨擊國民黨的演講後，表現得極為憤怒。在他看來，光華這樣一個從聖約翰大學脫胎出來，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宗旨的大學，國慶慶典竟然沒有一位校長副校長參加，也沒有在會場上聽到慷慨激昂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只聽到批評國民黨的消極言論。這位學生本來想在會場上喊出“中華民國萬歲”，卻如鯁在喉，沒有機會喊出。下午他跑到日本人創辦的東亞同文書院，看到學校中張貼著“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學生在開大會，發表宣言，他感到“說不出受的什麼樣的恥辱”。這位學生評價道：“希望革命的光華活躍起來，不要忘了你的母親（五卅慘案），要繼續著你降生時的熱烈與勇敢——革命到底！”
光華的國民黨學生期待“有朝一日春雷動”，實際是希望能夠得到黨部的支持。實際上，大學院及後繼者教育部停止學生運動的政策，一直被黨部系統反對。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陳果夫便呼籲學生們嚴密組織起來，認為只有積極組織青年運動才能抵禦國民黨政敵顛覆大學的活動。所以，在蔣介石沒有明確表態的前提下，中央訓練部一直在指導各級黨部，組織學生參加黨務工作，鼓勵學生捍衛意識形態。就地方黨部而言，運動學生亦有另外一個目的，即奪取大學的領導權。就如上海市黨部，在干涉市政府行政受阻之後，將目標轉向教育界，將掌控教育權作為爭奪的重點。由於光華大學不上黨義課、不搞紀念週，骨幹教授在校外發起“人權運動”，使國民黨學生與地方黨部的訴求一拍即合。
1927年5月17日，上海市黨部宣傳部部長陳德徵受光華“三民主義講演班”邀請來校演講。9月29日，第五獨立區分部在光華飯廳召開黨員大會，討論宣傳三民主義的方法，陳德徵再度到會，演講《如何才算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參加學生達三百人之多。1928年夏，上海市黨部將光華大學納入上海市第九區黨部，直接指導該部黨員活動。
中央訓練部有資助“失學革命青年”入學的政策。上海市黨部遂與各私立大學接洽，派遣讀書甚少的黨政骨幹免試入學或插班，以實現打入大學的目的。“奔走革命，於茲五載”的楊樹春原在大陸大學肄業，經“某重要機關切實函保”而進入光華，廖世承最初拒絕收留，卻無力阻止。入校後，楊樹春擔任第九區黨部第五分部主任，“以學校的上司自居”，在校主要的活動便是捍衛黨化教育。據稱，光華常有“包庇反動壁報，摧毀本黨言論，組織國家主義黨部，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狂呼口號”之類的舉動，楊樹春則針鋒相對，“嚴防反動傳單之發散，促學校舉行紀念週，宣傳黨義”。胡適在校內講中國文化、民權，羅隆基講自由、訓政、黨治等，都曾受到楊樹春等不同程度的反駁。據楊樹春稱，胡適、羅隆基等被他駁斥得“悻悻而退”。楊樹春還曾以拜謁為名，進入潘光旦家中，在書架上搜尋有無“反動書籍”。國民黨學生范兆琮不參加區分部會議，楊樹春便援引中央訓練部的懲戒條例，對其進行毆打。此行為被廖世承記大過，楊樹春認為廖係“干涉黨務”。
光華校內的各種逾矩情況，都被楊樹春等記錄在案並彙報給上級黨部。其中一個報告是校訓“知行合一”不符合“總理遺教”。1930年夏，第九區第五分部呈文市黨部和中央訓練部，稱：“光華大學校訓知行合一與總理學說知難行易大相抵觸，請予令飭修正”。對此，中央訓練部命令教育部予以干涉，稱：“查知行合一與總理學說知難行易學說不能相容，總理已於學說辭而闢之，此種訊條高懸學府，貽誤青年思想，良非淺少，亟應加以糾正，惟此事關教育行政，函請貴部改正為荷。”由此，教育部訓令光華加以改正。然而，此訓令並未引起廖世承的重視，反而“一笑置之，視若無睹”。
1930年11月4日，羅隆基被捕，原因是第八區黨部向警備司令部控告他“侮辱總理”，是“國家主義領袖”，有“共產嫌疑”。由於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擔任財政部次長，當晚便將羅隆基保釋。羅隆基被保釋後，將秘密抓捕的前因後果在《新月》上揭露出來，認為“軍警干涉學校，拘捕學生和教員，這不是被拘捕者某人的恥辱，是全國教育的末路。”
對羅隆基被捕，光華學生有強烈反應。政治學會的學生召開大會，請羅隆基報告被捕經過及原因，對無故抓捕教授是否合於法理等事進行討論。這次大會有四百多學生出席，圍繞人權問題有“嚴正之表示”。會上，文學院院長潘光旦發表演講，對國民黨進行譴責，對羅隆基表示同情。這些學生又於次日晚，集體登胡適之門，打算在光華發動一場聲援羅隆基的大運動，要求約法保障。然而，未等這部分學生發動運動，國民黨學生已經開始策動驅逐羅隆基的學潮。光華與復旦的賽球風波，成為學潮爆發的引線。
1930年12月3日，光華大學與復旦大學舉行球賽，光華球隊主體是廣東同鄉組織南鋒社，加油助威者是武進同鄉組織蘭陵社。兩社社員在球場發生矛盾，蘭陵社社員遭到南鋒社社員毆打。該事被廖世承知悉，將打人者帶到校長室調解，稱南鋒社社員野蠻，並令其簽字保證此類事情不再發生。南鋒社社員不服，認為廖世承稱社員野蠻有侮辱廣東人之嫌，極為憤慨。當夜，南鋒社社員在飯廳開會，楊樹春亦參加，決定以廖世承侮辱廣東人為名，動員學生發動風潮。
4日，光華大學校內出現反廖標語。5日，楊樹春以區分部常委名義，聯合區分部組織部部長許繼英、宣傳部部長江鵬等連署宣言張貼於校長室前。學校職員將宣言取下，楊樹春大鬧校長室，拍桌謾駡，稱張貼宣言是奉上級黨部的命令，廖世承無權阻止。8日，光華召開行政會議，校政委員一致主張開除楊樹春等。此時，校長張壽鏞回校，考慮到楊樹春等人的國民黨背景，提出“寬相繩於既往，嚴執法於將來”，希望鬧事學生改過自新，委託潘光旦等出面調節。然而，楊樹春等學生以為有黨部可依，已在幕後醞釀更大的組織——“反廖大同盟”。
12月9日，“反廖大同盟”分數十路張貼標語，其中歷數廖世承十二條罪狀，將廖定性為“東大學閥，孫傳芳走狗，五色國旗大同盟擁護者，著名國家主義派”，並列舉廖世承不設黨義課，不搞總理紀念週等罪狀。“反廖大同盟”向校方要求，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給予答覆。同盟還宣布罷課，附和者達兩百餘人。校中大部分學生同情廖世承，組成了“維持學校秩序委員會”，與“反廖大同盟”對壘。10日，光華教職員開會，議決對待學潮應該取嚴肅態度，開除帶頭搗亂的學生。楊樹春等知校方意欲開除學生，遂以抓捕共產黨為名打擊對手。10日晚，鬧事學生稱，校內出現共產黨傳單，“維持學校秩序委員會”的主要學生都被打成共產黨。楊樹春等學生又意欲放火燒校，光華成為恐怖世界。次日，張壽鏞宣布提前放假。
楊樹春等稱光華大學有共產黨活動，使地方黨部得以名正言順地介入學潮。11日，上海市黨部派四人前來調查共產黨傳單事件，從此由幕後走向台前。正如親歷者沈雲龍所言：“風潮之發生，是有其背景的。在貫徹‘黨治’者眼中，（光華）是被目為集‘反動派’之大成的。”學生趙家璧的回憶則更為明確：“國民黨反動派潘公展之流，蓄意把它納入國民黨的勢力範圍，指使特務學生楊樹春帶頭掀起學潮。”
12月13日，廖世承面對壓力，向張壽鏞提出辭職。14日，張壽鏞組織教授開會，議決派代表向教育部和中央訓練部說明真相，同時組織一個處理學潮的委員會，成員包括廖世承、潘光旦、羅隆基、徐志摩、王造時、吳澤霖、諸青來、沈有乾、全增嘏。次日，光華大學發布公告，開除楊樹春等14名鬧事學生。15日，張壽鏞致函廖世承表示挽留。學生黎兢以光華學生251人的名義上書教育部，揭發廖世承藐視黨化教育，要求懲辦廖世承，恢復開除學生學籍。
12月18日，上海市黨部常委對記者發表談話，巧妙地將廖世承與包庇羅隆基等新月派教授的罪狀聯繫在一起。其認定廖世承“原係東南大學學閥郭秉文之走狗，獻媚軍閥孫傳芳，當總理臥病北平時，在東大高呼打倒黨化教育……搜羅國家主義派反動份子，如羅隆基輩擔任教職，鼓煽學生……召集學生，鼓吹個人自由，希望煽動學潮，排除該校學生中之本黨同志，以達其製造整個反動後備軍之目的。”顯然，上海市黨部將意圖煽動學潮的罪名反安到廖世承、羅隆基等人頭上，證明楊樹春等學生發動學潮並非無視教育部令干涉校政，反而是消弭異議教授煽動學潮的“陰謀”之舉。
在將廖世承等定性為國家主義走狗的同時，上海市黨部開始請求中央訓練部介入，並正式提出驅逐羅隆基、諸青來、王造時、徐志摩等教授的要求。12月末，上海市黨部訓練部部長童行白致函中央訓練部，提出五項辦法請中央核辦，要求准許廖世承辭職，羅隆基立即撤職，諸青來、徐志摩、王造時等准期滿解約，聘期內由學校發聲明保證，不准再有反對黨義的言論。市黨部亦要求光華設黨課，舉行紀念週，改校訓，准許開除學生回校，惟每人寫一悔過書，承諾不准再發動風潮，否則將立即開除。由此可知，“驅廖”與“驅羅”實際互為表裡，表面是“驅廖”，實際是“驅羅”，根本企圖是對新月派知識分子進行驅逐，以期達到在大學里肅清“人權運動”之目的。
面對黨部逼迫，光華校方亦呈文教育部，提出解決問題的六項辦法。張壽鏞承諾，光華從此設黨義課，舉行紀念週，改校訓，整飭教員思想，嚴肅學風；對已開除之學生不准恢復學籍，由校方給予轉學證明。呈文並未提及解聘教授事，僅證明廖世承與國家主義派無關，准辭副校長專任中學主任。其後，徐志摩致函教育部職員郭有守詢問教育部將如何處理，稱“此事以黨絕對干涉教育，關係甚大。”1931年1月10日，上海市黨部將呈中央訓練部的五項辦法抄送光華。張壽鏞為抵制上海市黨部將“反動教員”全部撤職的要求，於1月11日提前貼出布告，稱教育部已同意張壽鏞的處理意見。1月13日，教育部的公文正式下發，將“驅廖”的要求擱置，只留下“驅羅”的要求：“唯該校教員羅隆基言論謬妄，迭次公然詆毀本黨，自未便聽其繼續任職，仰該校立即撤換”。
顯然，教育部對待此事的態度，不如黨部強硬。1930年是學潮頻仍的年份，據統計，該年清華、中央、中山、四川、青島、暨南等校都爆發了學潮。大學秩序混亂如此，教育部禁止學生運動的政策一以貫之。1930年12月11日，以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長、教育部部長的蔣介石發布《整頓學風令》，要求學生“思不出位”，嚴厲禁止學生干涉教育行政，否則解散學校亦在所不惜。此令剛剛頒布，光華學生便起學潮，並非蔣介石所樂見。因此，面對光華學生利用學潮驅逐校長、開除教授的要求，教育部從維護學風的角度並不完全贊同。
另外，張壽鏞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與蔣介石私人關係較好。這決定負責處理部務的教育部次長陳布雷必須顧及張壽鏞的因素。因此，教育部的處理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唯獨對羅隆基批評黨國一事，蔣介石和陳布雷均難以釋懷。陳布雷認為，羅隆基被保釋後仍批評黨，已經引起蔣介石的憤怒，必須解聘才能平息憤怒。
上海市黨部認為教育部袒護光華。1931年1月14日，童行白再度致函中央訓練部，重申立場並將前次要求聘約期滿後解聘徐志摩、王造時、諸青來、沈有乾等改為馬上解聘。不久，上海市黨部繼續要求光華方面必須恢復楊樹春學籍。張壽鏞仍函覆“未能照辦，應給轉學證”。上海市黨部遂再致函中央訓練部，請求查辦張壽鏞。1月24日，中央訓練部部長馬超俊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部酌核辦理。然而，教育部雖仍堅持必須撤換羅隆基，僅將與光華來往電文抄覆，並未查辦張壽鏞。
儘管張壽鏞堅決抵制黨部干涉，卻不得不遵從教育部令，以辭退羅隆基的代價換取學校的安寧。所以，教育部要求辭退羅隆基的文字，雖未直接出現在1月11日的布告之上，張壽鏞卻私下令人勸羅隆基不要來上課，每月仍奉送薪水。然而，諸青來、徐志摩、董任堅、潘光旦、全增嘏、沈有乾等都認為，此事係教育部直接訓令私立大學開除教授的先河，日後若教育部援引此例，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必將無法保障。1月11日晚，光華教授聚會，一致對政治壓迫教育表示憤慨，表示如官方逼迫，將集體辭職。在羅隆基是否應當撤職一事上，已經離職的胡適因為與光華的特殊關係參與進去。在胡適的遊說下，張壽鏞唯恐解聘羅隆基引發教授集體離職潮，亦稍改態度，到蔣介石處轉圜。然而，此種努力最終告以失敗。面對如此形勢，羅隆基只有辭職一途。徐志摩、沈有乾、全增嘏、潘光旦、董任堅等根據之前的約定，全部跟隨羅隆基辭職。用潘光旦的話描述便是：“終於教副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一部分文學院的教授，一起八個人，潔身引退。這大學到今日還在一蹶不振之中。”
1931年春季開學，光華大學舉行總理紀念週。張壽鏞正式宣布將校訓改為“格致誠正”，頗為違心地痛批過去自己推崇的陽明學說：“我光華以此為校訓，取曾子傳道之言，自較從前陽明之學說，為博大精深。”他還明確表示禁止教授批評時政，統一思想，提出：“至於教員思想，立於黨治之下，自當以不違反黨義為原則，至於將來由訓政時期，進為憲政時期，自然另有一種根本法律，談政治學者處於何種政體之下，自應以何種政體為依據，至於比較的理論，可自發揮，若一抵觸，則所不許。”同時規定，紀念週舉行以後成為常例。從此之後，私立大學亦不復成為自由知識分子汪洋恣肆抨擊政治的場所，中國教育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關於20世紀20年代末胡適、羅隆基等人發起的“人權運動”之研究，早已成為老生常談，近年來少有學者問津。然而，如果跳出傳統思想史的研究視野，從大學史的脈絡和維度考察“人權運動”，便會發現仍有頗大的擴展餘地。由於參與“人權運動”的知識分子們多半任教於光華大學，這場運動便不可避免地與這所大學產生交集，潛移默化改變了這所學校的政治傾向和輿論生態，使這樣一所學校成為“人權運動”的重要同盟。《新月》的政治批判與光華大學校內反對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運動相配合，使得光華大學成為與《新月》遙相呼應的政治場域。而國民黨對“人權運動”的打擊，除了一方面扣留《新月》、抓捕羅隆基，另一方面也是從光華大學入手，通過運動校內的國民黨學生，發動名為反對副校長廖世承，實為反對羅隆基、徐志摩、王造時、潘光旦、沈有乾等新月派知識分子的學潮，最後達到雙管齊下，既從“飯碗”上斷絕這批異議知識分子的後路以消弭“人權運動”，又達到在教育領域貫徹黨化教育之目的。以往的研究只是注重《新月》等顯性的輿論空間，對光華大學這個隱性的輿論空間完全忽視。研究在光華大學這個微觀空間裡的人權運動與反人權運動，無疑有助於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加深對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認知。
另外，“人權運動”也是這一時期政黨與大學矛盾的某種導火索和重要組成部分，壓制“人權運動”亦與國民黨建政初期試圖控制私立大學的行動混合在一起，雙方互相影響，糾纏難分。國民黨建政後，積極推行黨化教育，要求大學設置總理紀念週、開設黨義課，並扶植國民黨學生成立黨部，甚至對教授的學術自由和思想問題加以干涉。光華大學與國民黨當局屢次發生矛盾，癥結便源於此。不過，國民黨並非鐵板一塊，至少在執行黨化教育方面，便存在著教育部和中央訓練部兩種勢力。中央訓練部及其附屬的上海市地方黨部由於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則相對激進，充當了入侵大學的急先鋒，試圖利用學潮介入光華大學校政，最終實現驅趕新月派教授，逐步管控私立大學之目的。相比之下，教育部的步伐則相對穩健，一方面因為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色彩較為濃厚，意識形態色彩偏弱，另一方面也由於諸如光華這種私立大學，校長同時也是國民政府內的高官，對學校起到保護作用。黨政之間的折衝，稀釋了政黨入侵大學的力度，也提示了我們所謂黨化教育實際具有複雜面相。不過，儘管黨部勢力並未最終達到目的，卻也對大學起到了震懾作用。從此之後，諸如光華這種私立大學，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很難再容納那些身在學院、心懷天下的知識分子。私立大學從此重新調整與國家政黨的相處模式，從疏離、相對獨立與主動批判轉向屈服、順從，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光譜中逐漸趨於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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