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峰 / 壮志未酬：朱经农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刘家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朱经农被王云五誉为民国时期的“全面教育家”，但在当代中国却几乎被遗忘了。他留学美国，深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坚持民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他是虔诚的基督徒，鼓吹宗教教育对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在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高声为教会学校辩护。他是资深的国民党员，一生追随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与西方教育学说融为一炉。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独立和思想自由，反对政府和党派的干涉。他是一位躬行实践的教育家，在政学之间多次转换，在湖南从事教育行政十年多，政绩卓著。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政，朱经农都以教育作为他一生的兴趣和志业。但舍学从政、从政误学也给晚年的朱经农带来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也是那个时代怀抱“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共有的遗憾。
[关键词] 朱经农 全面教育家 政学转换 教育救国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前言：被遗忘的全面教育家
从以上所列朱经农简历来看，他从20岁开始投身教育，在45年的职业生涯中，或在学校教书育人，或编写、出版教科书，或在学校和政府主持教育行政，其所从事的工作都是直接或间接与教育有关。王云五在朱去世后这样评价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致力之勤，成绩之优，方面之广，范围之远，就余所知，国內尚不多见”，并因此美誉朱经农是“全面教育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兼出版家、学者和诗人，在当代中国却几乎被遗忘了。与同时代的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相比，学术界对朱经农的关注和研究就太少了，这跟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极不相配，其中原因或许与他长期在国民政府任职、鼓吹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有关。最近几年有所改观，已有几篇文章对朱经农的人生经历做了梳理和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朱经农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为中心，对朱经农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教育理念的形成做一补充，这是以往所忽略的；同时，拟对朱经农在教育实践中政学身份的多次转换再做探讨，以说明他究竟是“游刃有余”还是“游移不定”。讨论这两个有联系的问题，对我们理解把教育作为一生兴趣和志业的朱经农当有所裨益。
一、一个基督徒眼中的宗教教育
朱经农是新教基督徒，这是事实，但有关朱经农的传记资料、年谱却很少提及。朱经农长子朱文长撰写的讣告中提到：“先君为虔诚之基督教徒，晚年信奉尤笃”。但朱经农何时信教，从属哪个教派，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心路历程如何，现在还缺乏可靠资料。这其中主要原因来自朱经农本人，他很少提及个人信仰。他在1926年一篇谈论宗教教育的文章中提到，直到十八、九岁他才听到福音，是他主动而非被强迫参加礼拜。以此推算，朱经农接触基督教应该是在1905年左右。
另外一个材料是他在1932年担任湖南教育厅长时，与长沙基督教职员联合会聚餐演讲，提到“余三十年前在上海某教会研究圣道，受洗归主。以后每到一处，与教会总有亲密的交谊”。以此推算，他应该是1904或1905年去日本留学前就已信教。“某教会”是哪个教会？这篇演讲发表在监理会的杂志《兴华周刊》，据此推测他可能属监理会。朱经农自1921年回国服务，在两个教会大学任过职（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和齐鲁大学校长），又在国民政府教育系统担任高官，这样的经历让他在教会教育界，特别是海外差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代表，他曾深度参与中国基督教教育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从1920年代末他担任中国基督教大学协作计划的顾问，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对基督教大学协作计划的制定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朱经农回国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无论是作为教育工作者还是基督徒，他都不赞成非理性的反对基督教和教会教育。1921年，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伯顿（Ernest Burton）带英美合作组考察中国教会教育。伯顿就基督教学校在中国的新学制中应该占有什么地位发表了意见，朱经农第一时间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伯顿认为基督教教育必须适应中国人的需求，而且应尽快将学校移交中国人办理；公立学校和基督教学校都不可缺少，各有长短，应有互助和通力合作的精神。这也是朱经农后来一贯坚持的主张。
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鼓吹收回外人教育权最力的当属以青年党人为主的国家主义派，其代表人物是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他们从1923年起出版《国家主义的教育》、《国家主义教育学》等著作，以《醒狮》周报作为舆论阵地，阐述他们的教育主张，要求无条件全面禁止教会教育和殖民教育，收回教育主权。1925年2月，朱经农在自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了国家主义派的教育主张，这激起了对方的辩论兴趣，因为自他们提出国家主义教育两年来，教育界还从没有反响，公开批评也只有朱经农的声音。陈启天就在《醒狮》发表长文，反问朱经农是否真赞成国家主义的教育方针，有何理由反对收回教育权等。
朱经农针对陈的诘问做了回答，解释他赞成国家主义是因为“正当的国家主义与民治主义不相冲突”。关于收回教育权，他主张分为几个层次：包含政治侵略意义的学校应该立刻收回；教会学校在政府注册后，应允许继续存在，因为教会学校不过是私立学校的一种，文明国家大半容许其存在。另外，中国教育现在未能普及，多一个学校，儿童就多一点受教育的机会，只要教会中小学课程与国家所规定相合。他在之后一次演讲中对此又做了阐述，指出教会学校当下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缺点，主要问题是不遵照国家所定的新学制课程。他认为中国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可以暂时允许教会办小学，但必须遵照国家规定；中学也可以让他们聚精会神办几个好的实验学校，以供其他公立学校借鉴；大学是无所不包的学府，应有自由容忍的态度，应允许各种宗教学说进入校园，只要他们不违背国情。无论哪种学校，都应该向中国政府立案，按国家规定办学，取消强迫参与宗教仪式，注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他试图说服国家主义教育派允许教会学校存在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即中国教育尚处于萌芽发展时期，师资、经费都还很缺乏，“教会教育殊足补我们力量之所不及；但为了社会的要求，我们不妨要他们改良，以求吻合我们的限度”。
在和非基督教人士的辩驳中，朱经农发展了他的宗教教育观。他认为宗教在教育中有其特别的功用，一方面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强迫别人信教是应该反对的；强迫人家不信教，也是错的”。信教自由为文明国宪法所保障，信仰问题应由学生自由选择，家长和老师都不得干涉。他认为信仰与国家主权也要分开来看，这与政治侵略完全是两件事。另一方面，宗教教育也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实验，宗教的宗旨“不过是劝人为善，学道爱人，并无政治侵略的意义在內，似无绝对不准留存的必要”。他认为教会学校可以有宗教教育，但反对教会学校实施强迫式的宗教教育。西教士们认为选修课方式会弱化宗教教育的效果，朱经农总以自身信教经历为例，说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认为如果他的父母以他们的方式给予信仰指导，他可能就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对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说，只会把宗教看成婚姻，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父母之命。因此，朱经农认为强迫式的宗教教育绝对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师生在最大程度上心对心的个人交流，才能真正赢得学生的信仰皈依。
朱经农和同时代其他拥有基督徒身份的教育家如晏阳初、陶行知等略有不同，他一直把宗教作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关怀，并公开鼓吹宗教对教育培养的重要性。1923年初思想文化界开启“科玄论战”，朱经农就积极撰文参与，从八个方面对玄学派代表张君劢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关于张氏对物质和精神的划分。此后，朱经农意犹未尽，在1924年3月又完成一长文《科学与宗教》，投给胡适准备创办的《努力》月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介绍该文內容：“十分之八是为科学辩护，十分之二是为宗教辩护，因为我是一个诚实信宗教的，我又是极端推崇科学的。我为宗教辩护的地方或者为兄等所不许，兄等尽可发表意见纠正我的错误，不过大家不牵涉意气为是”。
朱经农首先批评玄学家们把许多绝不相干的罪名加至科学头上，譬如科学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批评玄学家们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同时他也指出科学的局限性：“科学对于宇宙之谜，只发见了‘第二步’的原因，并没有得着根本的解决。”因为宇宙之谜得不到解决，由此就要想到上帝，在朱经农看来此即宗教产生的缘由：“因为世界上的人不能全凭理智，灭绝感情。对于‘虛空无着落’的宇宙，‘茫渺无由来’的万物，若不寻出一个根源来，于情实有所不安。人生百年，只如昙花一现。生何自来？死将安在？前途渺茫，了无归宿。在此黑暗中摸索，热烈之情感，将何向所寄托？于是不可知之境界中遂有种种假设。科学的止境即为宗教之起点。宗教是安慰情感的妙品，于人有益，而与科学并无不能相容之处。”据此，朱经农得出了结论：宗教与科学应该是相辅相成，不该相互攻击；科学家在没有得着充分证据以前，也不能“无端闯入不可知的境界中，无端推翻宗教的信仰”；而宗教家也不应凭着空想来推翻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更不应该无端仇视科学。
朱经农把科学与宗教的思考也融入他的教育思想。他在抗战中完成的《教育思想》专列一章“科学与宗教”，观点与上文基本一致。但该章以王阳明和文天祥为例说明他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在朱经农的理念中，王阳明的“良知”即是超绝时空的天理，就是基督教《约翰福音》所讲的“太初有道”的道；王阳明虽未直说神或上帝，但他讲的“理”是绝对至善，无始无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恰似耶教所谓的“圣灵”，至善之理，就是耶教的道。而文天祥的《正气歌》所讲的天地正气，“充塞乎天地之间，创造山川河岳，创造日月星辰。在人身上表现出来，便是浩然之气，便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便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朱经农认为这就是一种信仰，也是中国立国的精神，虽然名称各异，称神或称上帝，或称真宰，或称佛，“其实大家信仰中都有一个全知全能，大仁大爱，创造宇宙，化育万物的真神存在”。因此，朱经农强调不宜抹杀宗教信仰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因为教育即生活，人类生活不能缺少宗教的要素。在抗战时期，朱经农提出不仅要用科学建立“物质的国防”，也必须建立“精神的国防”，就包括不可忽视宗教，因为“天地正气，和內心的灵明，都发源于宗教信仰……不提倡宗教，信仰宗教，不容易产生‘视死如归’‘杀身成仁’‘从容就义’的国民”。
尤为注意的是，朱经农在这本著作中破天荒用了祈祷式的语言：“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大的爱心，更强的理解力，廓清许多误解，认识真正的天道”。朱经农在执掌光华大学时力倡“爱的教育”，即“先生与学生，同学与同学之间用亲爱精诚的精神相互合作”，反对“恨的教育”，“如果心里怀着恨的心理，要革命，要流血，要斗争，要清算，那么不必来”。虽然他的初衷是要避免学生卷入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但“爱的教育”显然与他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分不开。对宗教教育的重视，是朱经农异于同时代其他教育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从民本主义到三民主义的教育理念
朱经农勤于写作，有关教育的文章、演讲大多散见于报刊，只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两本著作，即《近代教育思潮七讲》（1941）和《教育思想》（1944），可以作为他教育研究的代表作。已有学者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朱经农的教育思想：儿童本位的基础教育思想；实用与育人相结合的职业教育思想；美与实相统一的艺术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学习并重的公民教育思想；知识与精神兼顾的科学教育思想。这个归纳比较全面，也很精当。本文无意就朱经农具体领域的教育思想展开论述，仅就他这些思想所呈现的教育理念做些考察。所谓“教育理念”，是指办教育的根本原则和目标。一个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与他的信仰、价值观密切相关，国家的教育宗旨也会影响到个人的教育理念。
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调查会议通过了沈恩孚、蒋梦麟两人的提案，确定中华民国的教育目标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所谓“健全人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强健活泼之体格；优美和乐之感情。所谓“共和精神”，就是发挥平民主义，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人人能负社会国家的责任。这个新宗旨发布在蒋梦麟主编、创刊不久的《新教育》杂志上，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也是杜威在中国的弟子们所追求的教育理念。1924年，已回国三年的朱经农对此宗旨又做了补充解释。他梳理西方学者关于教育目的的种种观点之后，认为1919年《新教育》创刊时所题的“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是教育目标的更佳表述。所谓“健全的个人”，他列出的九条标准，包含了以前“健全人格”的全部內容，还增加了能与人合作、有公民常识和能力、了解世界与本国经济、保持家庭和睦子女受教育、能运用心思有所创作、要有适当信仰等等內容。所谓“进化的社会”，朱经农直接引用了杜威的观点，即团体之中各分子能通力合作，团体之间也能开诚布公，用和平方法改良社会。简而言之，朱经农完全遵循了其导师杜威教育哲学中的“民本主义”（Democracy）思想，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的核心。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弱点，朱经农又提出应加强的几个具体教育领域，分别是体育与卫生、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义务教育、平民教育。这些名词可以说是1920年代中国教育的关键词，朱经农是其中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不但协助朱其慧、熊希龄（朱的姑姑、姑父）及晏阳初创办平民教育促进会，与陶行知编写第一套平民千字课本，还在商务印书馆编制全套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把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学教育等思想贯彻其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以后随着国內政治局势的变化，朱经农职位也不断变迁，他对教育理念的思考和表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介入，这在他的论著中很容易发现。
“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源于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出席各方一致同意废止“党化教育”的提法，采用“三民主义”教育的新概念。刚从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转任大学院处长职的朱经农参与了新教育宗旨的起草。按他的说法，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当然要建立一个完全而切于现实情形的教育宗旨，以为领导全民实行训政、宪政工作的标准”。大学院的教育宗旨草案共有四条，前三条旨在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措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最后一条提倡国际主义，达到世界大同。1929年4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关于“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表述与朱经农的说法大致相同。此后，朱经农就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里以他的《近代教育思潮七讲》为例予以说明。
该书是朱经农在齐鲁大学担任校长时的讲义。1932年1月他携书稿赴上海，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巧赶上“一二八”事变，书稿葬身战火。他回济南后重新起草，绪论和五章的內容陆续发表在《齐大月刊》，但一直未能将全书编成一本系统的著作。他到湖南主持教育行政后，更难有余暇专门著述，直到1939年夏天湖南开办行政干部训练班，他担任近代教育思潮讲座，才将旧时残稿“有刪有加”编成讲义，两年后出版。
无论是旧稿本还是正式出版本，朱经农都在绪论（引言）中声明，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生机蓬勃，但立场互异，支派繁多，他只选择对近代教育潮流有重大影响、与中国现代教育有密切关系的思潮，并且要看这种教育思潮与中国环境是否适合，要站在中国教育的立场，来选择何种学说，最终目标是解决中国各种教育问题。这如同近些年来大陆教育界力倡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他从西方所选取的教育理论都给予“三民主义”的洗礼，最终改造成为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教育理念。下面举例说明之。
朱经农把儿童本位的教育列为近代思潮中贡献最大的一股。国民政府虽然规定“全力发展儿童本位的教育”，但实际上除少数实验小学略知根据儿童心理，选择教材，改良教法，大多数办学的人依然固执成人的意见，把许多不合儿童身心发育的材料强加给儿童。当时有些小学教材不但反对采用物话，并且反对采用白话；有些大城市教育部门居然通令各小学增加读经课程，想把“修齐治平”、“正心诚意”等等大道理，用“注入式”方法教儿童记忆，让儿童像鹦鹉学语一般在人前背诵。这些做法在朱经农的教育理念中，都是违背儿童本位的教育谬说。因此，他把儿童本位教育列为第一章，对自然主义者卢骚（卢梭）、爱伦凯（Ellen Key）、托尔斯泰等儿童教育学说做了细致的梳理，指出对中国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的地方。在该章最后，朱经农援引“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提出“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的教育中”、“使儿童个性群性在三民主义教育指导下平均发展”、“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导下具有适合于实际生活之初步的知能”等一系列实施原则。在这里，朱经农很巧妙地把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与西方自然主义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潮融为一炉。
朱经农在该书的其他章节中基本按此模式进行。比如第二章科学教育，朱经农认为这是近代第二大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潮。他先介绍孔乔治（George Combe）、斯宾塞、赫胥黎、培根的学说，然后引用孙中山、蒋介石等“党国先进”关于科学教育的主张，最后把它融入实现抗战建国的教育方针中。
如果比较一下上表中稿本和商务版本的篇章结构，不难发现两者內容大体一致，所谓“有刪有加”，只是旧稿本中的“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刪除了，商务版加了一章“三民主义与教育政策”，主要內容是对三民主义的要点、国民党教育政策的确立及实施方案、训政时期约法与国民教育、抗战建国纲领与战时教育实施方案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凸显了战时教育的特征。
比较这两个版本还发现一个变化，即稿本中的“民本主义与普及教育”，在商务版中变成了“民族思想与普及教育”，“民本”变“民族”。根据《齐大月刊》发表的文章，朱经农先解释了民本主义即democracy（民主，当时也作“民治主义”），是近代教育思潮中的第三种重要的发展，在政治上就是“民为邦本”、“主权在民”；用在文化上，就是教育机会平等；用在教育上，就是指导青年养成一种习惯，在一个团体之內，能够与人合作，同甘共苦，采他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如前面所述，这是他回国后以杜威教育学说为指导而力倡的民本教育理念，强调普及教育才是改良社会的途径，为全民政治的基础，民本主义的实现与普及教育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在商务本第四讲中，朱经农讲“民族思想”就是人民爱护自己民族的原动力，也就是爱国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意识，那么在危急时刻，就不能认识“民族至上”、“民族高于一切”的重大意义，就不能牺牲个人私利与成见，去挽救濒危的民族，爱护多难的国家。他引用普法战争是教育之争的例子，德国后来之所以崛起，是因为费希特大倡新教育、积极宣传教育建国之说。他又引用孙中山的话“中国退化到现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因此在当下民族危机之时，政府当局要依照抗战建国纲领，加紧普及教育，培养民族意识，借以加强抗战情绪，充实抗战实力，以完成抗战建国两大使命。这一章跟稿本的诠释完全是不同的重点。稿本讲民本主义思潮带来了教育普及，教育普及会加强民治社会，而这一章只强调了普及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族主义。从这个差异也可以看出抗战思维对朱经农教育理念的影响。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近代教育思潮七讲》还是后来的《教育思想》，朱经农都大量引用“总理”“总裁”言论，《思潮》一书第三、五、六章甚至设有专门小节讲述“党国先进”对科学、劳动、人格教育的主张，以此作为他论述的起点或根据。《思潮》在多处都强调了领袖言论的至高无上，指出国民政府所有教育政策与实施方案，都必须以“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为基本原则。朱经农作为早期革命党人，一生追随孙中山，笃信“三民主义”，也出版过“三民主义”的研究成果，是“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诠释者。因此，作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系统的一个重要成员，把“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与西方教育学说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倒也顺理成章。
但需要指出的是，朱经农自始至终反对党派把持大学教育，主张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他在1931年2月1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充分表达了这个观点：“现在中国的政客，看见教育界有一种潜势力，所以都想来操纵教育。……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抗战时期，国民党实施“教育统制”政策，对学术独立损害更大。抗战胜利后，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对此忧心忡忡，曾对外公开宣示，“党团退出学校，思想不能统制，大学教育必须做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从这点可以看出，朱经农虽然坚定抱持“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但并非无原则地支持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其教育理念的底色仍闪耀着年轻时所追求的“民本主义”的光辉。
三、舍学从政：游刃有余抑或游移不定？
自1921年从美回国任教北大，到1948年11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文教大会，在这27年中，朱经农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从事教育行政，一半时间在各大学或商务印书馆任职，中间经历了多次政学转换。在目前所见朱经农同事好友的回忆中，都对他的学问和行政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当代学者俞可称他“为学为政游刃有余”。徐保安对朱经农的职业选择和仕学挣扎做过分析，认为他终其一生并无一以贯之的人生职业设计，对为政还是为学游移不定，家庭生活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的职业选择。这两种看法都有事实依据，但仍有可议之处。学人从政在朱经农时代并不少见，著名者如丁文江、翁文灏等，这里面既有“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传统，更多是近代知识人为实现“学术救国”理想抱负的主动选择。这里结合朱经农几次关键的政学转换，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黃郛出任市长，到处网罗名彦，朱经农被选中担任教育局长。黃郛在就职演说中曾提到他的用人标准：“纯以专门学识与办事经验为衡，而因上海环境之恶劣，同时尤不得不注重于德性”。上海市政府的高级职员中有黄郛多年深知者，也有素未谋面者。朱经农就属后者，足见其专业与声誉优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在北伐胜利前，朱经农曾赴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回沪后同吴稚晖、杨杏佛等人秘密从事党务工作，成为受国民党上层信任的“同志”。此前，朱经农担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哲学教育部部长。根据所长王云五的说法，执掌全国第一大都市的教育，“当局认为舍经农莫属，浼之再三，义不可却”。这是朱经农第一次进入教育行政领域。他属下只有16位职员，在经费奇缺的条件下，居然把大上海各项教育事业部署得井井有条，而且他还兼任若干私立大学讲座。这让王云五在敬佩其学识之外，也不得不承认其“兼具行政的长才”。他当时的同事潘公展在回忆中这样评价他：“胸有成竹，不急就，不躐等，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为未来树立良好基础”。然而，刚开创新局面不久，黃郛请辞，朱经农随即引退。
朱经农辞职还有一层被迫无奈的原因。据韩戍的研究，由于朱经农任职光华期间对国民党学生有所压抑，他们就通过上海学联，控告朱经农组织大学同志会从事“反革命”活动，是“反动中坚、军阀走狗”。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因此召朱经农问话，朱对此极力否认，称组织加入大学同志会，系代表光华大学加入，否认在光华大学压抑国民党学生的事实。然而，学生拒绝谅解朱经农，连篇累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罢免朱经农教育局长的职务。朱经农最后被迫辞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朱经农应蔡元培之邀担任普通教育处处长。大学院改组分出教育部，朱经农又担任普通教育司司长，很快升任常务次长，仕途一路顺利。但由于中央大学的派系之争，教育部长蒋梦麟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发生冲突，1930年12月4日蒋被免职，朱经农也随后辞职，出任考试院考选委员。此时，中国公学学潮迭起，经费短缺，几乎无法维持，朱经农又被请来救火。但中公问题非常复杂，学生与党部之间矛盾不断，朱经农处于两者之间，“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得非常之苦”，他给胡适写信抱怨，想找机会离开中公。
机会很快就来了。齐鲁大学1929年申请教育部立案失败，学潮工潮接踵而来，学校陷于停顿。为让齐大从绝境中走出，齐大女生部主任麦美德（Luella Miner）向时任实业部长孔祥熙求助。孔在义和团时期曾保护传教士，被麦美德称为“护教英雄”，后资助他赴美留学。孔祥熙知恩图报，为帮助齐大迅速立案，亲任齐大校董会主席，1931年3月又兼任校长，但他不可能常驻校园，就推荐朱经农做校长。齐大校董会和美国、英国的差会立即开会通过了任命。他们对朱经农表示非常欢迎，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做过教育部次长，与中央政府有密切关系，能直接帮助齐大立案，更看重他是一位知名教育家，而且被誉为“基督徒君子”（Christian gentleman），因此深受齐大中外人士推崇。朱经农在1931年7月上任，12月齐大就顺利立案。齐大在校长空缺一年半之后终于有了理想的人选。
朱经农在齐大任职期间工作颇为顺利，生活也安逸潇洒。按他的说法，学校行政是由各学院院长分任，校长职务也很清闲，正好是他讲学、著述的好时光，“本拟趁此机会，补读平生未读之书，并对中国教育文化，作一系统研究”。但好景不长，仅一年之后，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却要求他去湖南担任教育厅长，重整湖南教育。朱经农“初无重入仕途之意”，因此坚持拒绝，但行政院却不顾他的意见，于1932年8月15日直接对外公布了任命。朱经农念其先人曾在湖南办理教育，只好答应先去半年，最多一年，并承诺一旦帮助湖南建立起新的教育体制，就立即回齐大。齐大校董会也同意做出牺牲，协助国家的教育事业，但要求朱给校董会一书面承诺，到期必须返回齐大。
到1933年6月，距离朱经农承诺返校的时间还有两个月，两边就开始了密集的函电交涉。6月6日，湖南省主席何健率先给孔祥熙写信，要求朱继续留任，但齐大坚决不同意朱延期。多重身份的孔祥熙成为各方都游说的对象，他先是支持齐大校董会的意见，但接到蒋介石要求朱留任的电报后，又建议齐大再给朱一年假期。夹在齐大与湖南中间的朱经农无所适从，压力越来越大。各方电报你来我往，过程颇为精彩，这里不再详述。简要地说，朱经农在反复权衡中不得不痛下决心，于8月2日不辞而别离湘回鲁，但紧接着就是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在內的党国要人给他施压，最后朱经农不得不向齐大辞职回湘。这次舍学从政对朱经农来说是最难以抉择、也是最痛苦的一次。
齐大是英、美、加拿大的十多个差会共同支持建立的，差会之间、中外之间关系复杂，矛盾不断，难得如朱经农这样一位令齐大各方人士都非常满意的一位校长。朱经农的离去，对刚刚走上发展轨道的齐大而言是当头一棒。如果联想到齐大此后为寻找各方都满意的校长人选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三年多的寻找时间，齐大內部的分裂，这样的结局自然让齐大感到很不公平。
当然，湖南也需要朱经农，一个省的人口总比一个大学要多很多，这也是湖南方面用来说服朱经农的主要理由，这是国家教育建设的需要，作为一位有着学术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在这强大的理由面前欲辩无言。
齐大损失就是湖南受益。朱经农在湖南教育厅长任上居然一干就是10年半，省主席都换了三个。他或许是民国时期主政一省教育行政时间最长的官员。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整顿教育，很快取得了湖南人民和何健的信任。为解决乡村教育经费长期短缺问题，他创造性提出了“募田募山”的新方法：“欲谋一劳永逸，首在募田募山，田能收稻，可发实物；山能种植杂粮果树，亦可解决经济困难”。这里不去详列显示教育进步的数字，可以引用同事余先砺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之：
在那十年中，无论学制的革新、学校的增设、教学的改进，殆有如荊棘丛中，渐见生机蓬勃，光彩焕然，桃李满园，弦歌不绝，况值时局动荡不宁，政府拨迁无定，先生以其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精神，在动乱中求安定，在艰苦中求进步，用能诚朴做人，创造奇迹。
朱在任期间提前完成了国民普及教育计划，实现“一乡镇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考虑到当时湖南经济不算发达，而且还是在全民抗战的环境下，在当时就能实现基本的义务教育，堪称一大“奇迹”。
然而，朱经农在湖南的教育实践并非一帆风顺，除了面临教育经费、人才紧缺的困难，当地党派之争也蔓延到全省教育界。朱经农设法制止各级学校沾染党派色彩，对湘局稳定和中央政策的贯彻有相当贡献。
1943年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就把朱经农从湘省调来担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主持校务。由此可见蒋介石和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对他的信任，也有人由此把朱经农列为CC派。一年后，1944年3月蒋辞去校长职务，朱经农被陈立夫安排转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后，朱经农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据朱文长回忆，朱经农因从政已久，对于宦海浮沉，早有倦勤之意。这时王云五因为从政，就请朱经农执掌商务印书馆。朱对管理工人并无经验和自信，但他还是听从了王云五的劝说。他同时兼任光华大学校长，又回到他擅长的教育一线。
1948年11月，朱经农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任公职。会后他未及返回中国，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决定转道美国，从事讲学和教育研究，1950年8月到哈特福德神学院就职。《爱山庐诗钞》中有一张朱经农和传教士葛德基（E. H. Cressy）的照片。葛德基曾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跟朱经农熟悉，朱所以能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工作，应是葛德基的邀请。
从上面所述朱经农政学之间的频繁转换，可以看出他的官职都是随着政府任免而被动转换，有些是符合他意愿而就职，如上海教育局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职位；有些是他经过反复思考而痛苦抉择，如离鲁赴湘；有些则是权势者和老朋友的邀请。大部分职位选择几乎都受到外界影响，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阻力，并非都顺风顺水。因此，认为朱经农为学为政游刃有余，一切都在其掌握中，作为时人对朱经农学识和能力的赞誉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朱经农的政学转换确实频繁，显得游移不定，他在各个岗位的任职时间最长达十年半，短则一年半载，频率之高也是民国时期政治、社会剧烈变动的一个表征。需要廓清的是，这并非说明朱经农只是随波逐流，没有一以贯之的职业追求。他晚年在一次演讲中坦白他的专业学习经历。他出国留学时最早关注比较宪法、政府、国际法等政治学功课，但很快认识到“每一种政治变革，里面包含一种政治理想”，所以他的兴趣就由政治学转向思想史，进而又认识到“一种思想的传播，不能不靠教育”，因此，他又专习教育及人类思想进化史，“一直到现在，我的兴趣，还是在这一方面”。由此可见，教育是朱经农一生的兴趣和志业，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政，他从没有离开过教育事业，他不是书斋里的教育家，而是一位怀抱救国理想、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从这点出发，我们或许更能理解王云五称朱经农为“全面教育家”实乃不易之论。
余论：广被弦歌抑或一场空梦？
1942年9月，湖南省教育厅在耒阳开会，庆祝朱经农就任厅长十周年。余先砺和同事合撰一联，悬挂在戏台，以表彰朱经农十年成就，其联曰：
树木易，树人难，十载辛勤，敢云七泽三湘，遍栽桃李；
秋风清，秋月朗，一场粉墨，借使千门万户，广被弦歌。
面对各方的交口赞誉，朱经农却这样评价自己：“各项有关教育之数字，年有增益，咸改旧观。然以丁茲时会，复苦才轻任重，深恨未达成吾人之理想”。
1951年2月27日，就在他去世十天前的日记中，他对自己一生做了如下感言：
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绝不背党。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绝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事摧毀。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
这则日记可以看做是朱经农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对舍学从政、因政误学还是怀有极大的遗憾，他原本更愿意做一个书生。其实，朱经农此前就表露这样的想法：“我归国之后，大部分的时间，却消磨在教育行政中间。不是办地方教育，就是办大学行政事务。许多该读的书，没有机会多读，许多应该发表的思想，也没有功夫把他写成有系统的著作。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拋开一切行政工作，闭户读书，写几本粗浅的著作，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俗话说得好，若要好，学到老。我自己很惭愧，一切学问都没有研究得彻底”。
朱经农晚年流落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一路困苦和疾病，身体稍微康复就“努力读书，续事著作”，终于有机会潜心治学了。可惜的是，中道殂丧，他拟定的《中国教育思想简史》尚未完成，“遗稿盈尺”。如果假以时日，以他从事中国教育三十余年的经验，加之饱读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他或许能完成他计划中的皇皇巨著，造福于中国教育界。
但这样的遗憾不完全是朱经农个人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必然产物。朱经农的昔日老友王云五评价他是“身在教育，而心不忘国家与人群”。另一位同事潘公展评价他是“不只以言教而以身教的教育家”。有这样抱负的教育家岂能安于书斋著述？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教育行政，朱经农都是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只是个人际遇与时代环境让他壮志未酬，生发出“一场空梦”的感慨。
朱经农所谓“至今回思，一场空梦”，实际并不尽然。至少朱经农在湖南、在商务印书馆、在齐鲁大学等都留下了很多看得见的成绩，还有他主编的数种流行全国的教科书，他的教育言论和著作，今天都已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宝藏，值得进一步发掘。
湖南现代著名教育家刘寿祺曾长期在朱经农部下任职，1935年开始担任义务教育实验区主任和民众训练指导处干事。朱经农到中央大学和教育部任职时，刘寿祺跟随并担任秘书和督学，是朱非常得力和信任的助手。刘寿祺在1938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利用国民党政府职员的公开身份，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和地下党组织。他对朱经农有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虽在政界漂浮一些时间，却不是纵橫捭阖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正直无私、忠诚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真诚勤劳、立己立人的教育家。无论在耒阳、在重庆他对我党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起到了一些掩护作用，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虽不是完全自觉的主动的，但对党对人民是有益的。这是一个资深共产党员对更加资深的国民党员的评价，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党派分歧，立场客观，虽然不是中共官方的盖棺论定，但这样的评价可以称作是实事求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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