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 || “蜜蜂的寓言”：奧爾科特的工作倫理與情感經濟
楊靖，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1872年，路易莎·梅·奧爾科特自傳體小說《工作》（Work: A Story of Experience）由波士頓“羅伯特兄弟”出版社公開發行。引人注目的是，封面上除了書名和作者（“《小婦人》作者”），還放置了一只小蜜蜂——它的右翼背負碩大無朋的“工作”一詞，如同打上烙印一般，令人聯想起殘酷的奴隸制的印記。不僅於此，正如萊希（Sarah T. Lahey）指出的那樣：在書的版權頁以及隨後各種廣告海報上，這只蜜蜂都堪稱是過目難忘的“顯在”。作為與閒散花蝴蝶相對應的小昆蟲，“忙碌的小蜜蜂”在民謠兒歌中從來都是積極向上的能指，然而在此處——無論是金色的昆蟲還是翅身的烙印——這些副文本（paratext）似乎並不意味着蜜蜂是勤勞而愉快的勞動者的象徵。相反，乍看之下，人們幾乎覺察不到蜜蜂的存在——因為它的身體輪廓和它授粉的花朵的輪廓基本上重合——暗示蜜蜂幾乎要被它的工作完全吞沒。這或許正是奧爾科特本人工作及生活狀態的隱喻。
英國17世紀著名“聖歌”詩人艾薩克·沃茨（Issac Watts）的一首教諭詩《避免閒散和嬉戲》（Against Idleness and Mischief）使得“忙碌的小蜜蜂”形象深入人心。18世紀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中則將人類社會比作一個巨大的蜂巢，將人比喻成蜂巢中的蜜蜂——“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勞累得精疲力竭，僅僅只是為填飽肚皮”，並認為每個人“出於自私”的貪婪忙碌恰好能成就“社會公利”。時至19世紀，在各類社會學著作中，蜜蜂不僅代表傳統的職業道德，還象徵任勞任怨的勞動哲學，而這正是新興美國資本家孜孜以求的“理想工人”的標準。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興起需要更多定時可用的、規範化的產業工人，由此也催生出一種新的工業道德規範——而奧爾科特恰恰對這一種道德規範提出質疑。
20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研究從傳統的文藝美學轉向更為寬泛的性別、種族、階級等文化研究範疇，但卻鮮少有人關注她對勞動問題的倫理學和經濟學思考。本文擬從蜜蜂這一意象入手，對奧爾科特《花兒的寓言》、《工作》以及《小婦人》等作品中涉及的“工作倫理”加以剖析，旨在說明奧爾科特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少兒作家”或“情感小說家”，相反，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道德倫理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反叛性”或“顛覆性作家”；傳記作家馬特森（John Matteson）也認為奧爾科特和她的康科德鄰人梭羅一樣，尤其擅長借助商業化術語對無所不在的商業現象和法則進行嘲諷。
如何在工作與休閒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藝術追求與家庭責任之間統籌兼顧，從而最終實現物質的豐裕和精神的完滿？奧爾科特提出以和諧溫馨的“情感經濟學”（或稱之為“非金錢的經濟學”）對抗無情競爭的政治經濟學，並主張以家庭之“愛的回報”取代單純的市場經濟法則（as an alternative to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place）。當然，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她的這一烏托邦願景根本無從實現，但至少為現代經濟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文學參照，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
蜜蜂的意象最早出現在《花兒的寓言》（Flower Fables）一書中，這是一本兒童故事合集，是年方16歲的奧爾科特為鄰居愛默生的女兒埃倫·愛默生所作。表面上看，《花兒的寓言》作者認同“忙碌的蜜蜂”這一工作理念，並在書中讚頌了勤奮、順從的傳統清教徒價值觀。書中的主人公像蜜蜂一樣，不辭辛苦，舍己為人，而那些懶散逾矩之人則受到嚴厲的懲罰。但細究一下不難發現，作者其實也主張休閒放鬆，反對過度勞作（認為過度工作貶低人的價值而不是改善人的生活），甚至敢於向這一不合理勞動制度背後的權威發起挑戰。通過故事書中的蜜蜂這一意象，可以窺見奧爾科特思想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工蜂普遍營養不良，它們累垮自己的身體，為蜂巢創造充裕的物質條件以便於蜂巢的後代繁衍——它們一方面是受壓迫者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勞動者——豈不正是資本主義文化商品機制下作家奧爾科特本人的寫照？
《花兒的寓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百合鐘與薊花冠”（Lily-bell and Thistledown）。該篇描寫兩位下到凡間的小精靈：前者是光明使者，後者則被稱為黑暗精靈。故事的道德教諭是：在善良溫順的光明使者影響下，懶惰成性的黑暗精靈最終認識到勤勉勞動和自我奉獻乃是實現靈魂救贖的唯一途徑——然而，像班揚筆下的朝聖客，這一目標必須歷經艱辛才能實現。故事一開始，他被小蜜蜂領進蜂巢，此處蜂王的座右銘是：“勞動帶來真正的快樂”——不幸的是，這一顛撲不破的蜂巢真理卻遭到黑暗精靈的質疑：他生性懶散，不喜歡此處的工作環境，蔑視此地的勞動體制——從未感到“真正的快樂”。像羅馬酒神巴庫斯一樣，黑暗精靈企圖用享樂主義對抗（並破壞）嚴格的紀律規定——他煽動蜜蜂去偷盜為過冬而貯藏的蜂蜜：“讓我們在這美好的夏日盡情享用、盡情歡樂……冬天還遠着呢，為什麼我們要虛度這美好的日子，辛苦工作就為了貯藏我們本應該現在就享受的美食。快來，我們現在享用的可是我們自己的勞動果實。不要理會蜂王的話。”可見，與蜂巢的“主流”價值觀不同，黑暗精靈強調自我放縱和及時行樂，更像是一種“異端”。
很顯然，奧爾科特小說描繪的是蜂巢，影射的卻是人類社會：蜂王壟斷了整個蜂巢的物資調配權，親自部署屬下分工合作，採花釀蜜。然而身着長袍、戴着鐐銬的“工蜂”在各自的崗位上並不開心，因為它們無從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在此，奧爾科特含蓄地將蜂巢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兩個概念聯繫起來——這種聯繫在蜂王不停地讚美“勤勞”品質時表現尤為明顯——蜂王說道：“要使我們的家園美麗可愛，那麼必須依靠我們的辛勤勞動。在這裡，我們所有人組成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沒有悲傷顧慮，大家和諧共處。蜂王努力想成為一個明智而仁慈的統治者，所有人都必須服從她的命令。”但奧爾科特隨後的描寫卻揭示出：儘管蜂王聲稱蜂巢是有愛的大家庭，是命運共同體，人人享有平等和自由，但實際上她卻像母系氏族的家長一般進行統治。她給予臣民的是威嚴而不是慈愛——蜂巢的結構設計和經濟秩序說到底都是為最高統治者一人服務。蜂王再華麗的詞藻也無法掩蓋這一事實。
奧爾科特用象徵勤奮工作的蜜蜂這一意象去影射美國現代工業制度，可謂是一大發明。黑暗精靈故事的前半部分表明一種烏托邦理想：通過自由享用自己生產的勞動成果，人們將工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後半部分卻證明這只是一套安撫和麻痹勞動者的說辭。由此，“百合鐘和薊花冠”的故事不僅揭示出資本主義工業化體制下惡劣的工作環境，同時也對工業勞動背後的社會理念提出質疑：黑暗精靈反對蜂王以及其嚴格的管理策略，從某種意義上便體現出女作家對19世紀社會勞動制度理論和實踐的不滿，以及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反抗。如果說在《花兒的寓言》中，這種反抗的態勢在作家筆下只是一股潛流，則在成熟期的作品如《小婦人》、特別是《工作》中它已轉變為公開的“憤怒”。
在《小婦人》一書中，馬奇家四姐妹在康科德家中自發組建了“忙碌蜜蜂協會”，它要求每一個成員都要從事某種有用的工作，比如縫紉或者編織，來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無疑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勞動和工作狀態。與此同時，在《小婦人》第十一章“實驗”中，借馬奇太太之口，奧爾科特提出一個重要的見解，即休閒娛樂也可以像忙碌的蜜蜂那樣富有成效——馬奇太太設計的第一個“實驗”便是讓女孩們知曉“只有娛樂沒有工作，和只有工作沒有娛樂一樣糟糕”，因為無所事事的生活滋生的是厭倦而不是幸福。而當姐妹們宣稱，周末“我們要像蜜蜂一樣工作，並熱愛它”時，馬奇太太又提醒道：“只是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像奴隸一樣工作。工作和娛樂都要留出固定的時間，讓每一天都有用且有趣。好好利用時間吧，由此也證明你理解了時間的價值。”換言之，她要求她的女兒們不要像蜜蜂（奴隸般的工蜂）一樣工作，而是首先需要明確人類有限的工作能力和無盡的欲望之間的界限。通過平衡“工作和娛樂”，女孩們既能發現工作中的樂趣，也能發現娛樂中的樂趣，便是最理想的狀態。可見，奧爾科特在此嘲笑的不僅是流行的女性小說，如蘇珊·華納《遼遠的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中泛濫的情感主義，還有資本主義清教倫理中“忙碌的蜜蜂”這一嚴格的工作理念。
1868年《小婦人》的出版，極大緩解了奧爾科特的經濟壓力，但她念茲在茲的“工作”問題並未徹底解決。當初《花兒的寓言》一書中所使用的“忙碌的蜜蜂”意象，只是部分顛覆人們對於工業勞動的理想化認識；《小婦人》也提出勞動與閒暇應當統籌兼顧的理念，但囿於題材（“一本寫給女孩的書”）所限，並未能進行深入探討，因此需要在隨後的《工作：經驗的故事》一書中就此問題進一步加以深究。在這兩個出版時隔將近20年之久的文本當中，奧爾科特將注意力從廣義的勞動階級（“工蜂”）轉移到一個更加明確的群體：那些介於勞工階級和中層階級之間的女性。相比於前兩部作品，《工作》書寫的不僅僅是一位追求獨立自主的女性通過克服性別偏見走向成功的故事，它也為普通讀者就勞動和閒暇如何取得和諧一致的問題樹立了樣板，同時對清教工作倫理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弊端進行了強有力的針砭。
自傳體小說《工作》採用線性敘事模式，講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離開養父母出門闖蕩，經歷幫傭、演員、家庭教師和有償陪護等多種職業考驗，最終實現個人經濟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故事。正如一些批評家所說，這部小說的主旨在於宣揚“有償工作”可以給女性帶來體面的生活——在1870年代這種言論可謂“相當激進”。更重要的是，通過克里斯蒂求職屢屢碰壁的經歷，奧爾科特試圖揭示女主人公外出尋找工作時受到的阻力並非來自於工作本身，而是來自於她的動機——她在小說一開頭便發布“獨立宣言”——即便在家庭收入足以維持生活時仍堅持離家外出工作，以實現個人價值。在小說的後半部分，甚至當女主人公步入婚姻生活以後，她仍未像時人預期的那樣甘願做“家中的天使”，而是選擇再次走上社會，繼續自己的人生追求。從某種意義上看，“叛逆的”克里斯蒂也正是作者奧爾科特本人的寫照。
故事的轉折點是克里斯蒂的自殺。在之前種種求職失敗的遭遇後，克里斯蒂選擇成為金先生和科頓小姐的私人裁縫。在此期間，克里斯蒂與一個名聲不佳的女人雷切爾（Rachel）成為朋友（後來發現雷切爾是男主人公戴維的姐妹），旋即因交友不慎遭到解雇。此後，克里斯蒂希望通過辛勤工作努力養活自己，並拒絕了各類好心人的幫助。正如故事敘述者所言，儘管克里斯蒂“知道哈里（前追求者）很樂意捐錢，伊諾斯叔叔（養父）也樂意借錢給她，但她既不會祈求他人也不會借錢”。疾病、饑餓和長時間工作讓她變得虛弱和沮喪，某一天當她沿河散步時，終於下定決心跳河自殺（幸而獲救）。至於自殺的原因，克里斯蒂坦白說：“我病了；我工作太拼命了；今晚我不是我自己；我欠了錢。人們對我感到失望和擔心；而我如此疲憊和虛弱。我只想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借克里斯蒂之口，奧爾科特揭示出正常工作和過度工作之間的巨大差異及其危害性：由於遭遇冷血雇主，她被迫在惡劣的條件和過度的壓力之下工作，命懸一線。此時，奧爾科特顯然已注意到當時美國社會工作倫理的矛盾性：即勞動階級在被工作救贖的同時，又飽受其壓迫。
奧爾科特筆下的小說主人公常常是典型的“忙碌的蜜蜂”，通過不斷的勞動來獲得幸福——正如克里斯蒂在故事的開篇所說：“世界上有很多工作，而我不懼怕它們……（我）總能找到一份工作。”這位年輕的女主人公想要通過外出工作使自己過上一種充實的生活——很顯然，任何事情都沒有工作更令人感到幸福。克里斯蒂為斯特林太太的草莓園除草時，鮑爾斯牧師看到她“像蜜蜂一樣哼着”，在沉默中帶着微笑進行勞作。鮑爾斯牧師認為勞動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拯救失落的靈魂。他宣稱“一想到勞動二字便會讓精力充沛的人振奮不已”，並建議克里斯蒂完全信任“工作的力量”。這一說法當然也是源於時人的共識：人們只有通過工作才能獲得幸福。因為工作不僅能滿足物質需求，更能帶來道德和精神的享受。比如克里斯蒂在離開家時曾發布“獨立宣言”：“如果我能掙錢，我就不會乾坐着等其他人給予我獨立。”正如奧爾科特在小說題詞中引用的卡萊爾名言“工作有無窮的意義，無所事事只有無盡的絕望”：從表面上看，《工作》是一部關於女性外出尋找工作的故事，但它也在更深程度上對19世紀普遍的觀點——勞動帶來無窮無盡的益處和回報——提出了質疑。經過一番打拼，克里斯蒂意識到相比於辛勤工作，與家人共享的閒暇與休息也同樣重要。因此在小說結尾，她不再排斥依靠之前積累的財富為生——即使其中一部分是由男性親友提供。克里斯蒂告訴她的孩子：閒暇並非羞恥之事，而是和工作一樣有意義。她本人對於繁忙工作所帶來的壓力有過親身體驗，所以希望孩子未來能夠充分享受閒暇和娛樂。當然，奧爾科特的這一烏托邦理想在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很難有立足之地。
儘管早在1860年代初奧爾科特便已着手，但直到1868年《小婦人》的成功出版使她名利雙收之前，《工作》這一工作一直處於“擱置”狀態。由於南北戰爭的爆發以及她在文學界聲望的不斷增長，這部當初曾命名為《成功》的小說在市場大獲成功。克里斯蒂的故事引發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對其所處困境的同情與共鳴：那些獨立女性，她們富有才華、熱情洋溢，出於生活的需求、天性的釋放以及對道義的追求，她們勇敢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尋找支持、快樂和屬於自己的家園。
作為“新女性”的代表，克里斯蒂在《工作》中將她對“偉大行動”的渴望、對自我犧牲精神的渴望，以及對愛與責任的渴望融為一體，並由此掙脫了傳統家庭道德和經濟的雙重束縛，這無疑是對《小婦人》“家中的天使”主題的一種突破。在小說後半部分，克里斯蒂遇到男主人公戴維·斯特林，一位花房管理員，同時又是一位社會改革家，投身於以西奧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為首的爭取“勞工權利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奧爾科特將戴維的工作刻意加以理想化——他把與其母親同住的家作為一家托兒所來經營：“專心料理他的花朵”，而且“從不涉足名利場”——19世紀中期新英格蘭地區轟轟烈烈的禁酒、廢奴、男女平權等社會改造運動並不在他關注之列：他的信條是伏爾泰所謂“看好自己的園子”。或許正是這樣一種人生態度打動了克里斯蒂。經過尋尋覓覓，她終於找尋到真愛，之前所遭受的痛苦終於得到雙倍的回報。美滿的婚姻讓克里斯蒂明白“家裡終究才是女人要呆的地方，學會如何完美地煎牛排、煮茶以及製作一個美味的布丁，這種工作，若是能得到男人們的讚許作為回報，也是值得去做的”。現在克里斯蒂才意識到，“她之前各種躁動的野心都已經消失不見”——然而，這種幸福快樂極為短暫：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使得這一切戛然而止。在克里斯蒂支持下，戴維毅然應征入伍奔赴前線。
戰爭期間，為救助一名逃亡女奴，戴維不幸中彈。彌留之際，他懇求克里斯蒂繼續完成他未竟的工作：“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有那麼多美好的工作值得去做。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待一會，再多盡一點力……你能代替我的角色，並且做得比我還好。親愛的，不要悲傷，工作去吧，漸漸地你就能從中感到慰藉。”克里斯蒂帶着繈褓中的女兒潘茜，回到家中，接管戴維的花房，繼續其未竟的改革事業。叔叔的遺產給了她經濟上的援助，因而得以與昔日的工友重聚，重新建立起一個充滿姐妹溫情、互幫互助的“愛”的大家庭——由此將家庭之愛與社會工作融為一體。
在奧爾科特看來，克里斯蒂獲得的這種愛的回報也可算是美德在“道德市場”（moral marketplace）中理應獲得的酬勞。“美德”一詞最初是指男性公民通過參與公共生活，將大眾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政治行為。根據古典政治理論家的說法，女性無法涉足政治領域是因為她們缺少一種“理智”——她們更熱衷於攀比享受、飛短流長，因此會玷污男性世界的“美德”。但是，19世紀初，政治活動不再被認為是“美德”的體現，該詞更多被用來形容女性的自我奉獻和虔敬純潔。造就美德的重任落到了女性手中，女性作為母親和家庭管理者，她們肩負傳播美德的責任和義務，並由此獲得“共和國母親”的封號。顯而易見的是，美德意味着女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犧牲，這種高貴品德也是對市場競爭中的“大男子主義”的抵制和消解——根據“道德市場”學說，市場運作被視為一個長期作用過程，而家庭生活則提供了某種暫時緩解，讓人在得到身心恢復後以飽滿的精力再次投入冷酷無情的市場競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作》絕非傳統意義上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它的前半部分展示出獨立女性能夠從事的不同工作崗位，後半部分則着力刻畫女性從事社會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儘管兩個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抵牾之處，但女作家仍不遺餘力地試圖居中調和。鑒於戰爭時期英雄主義一詞的特定涵義，奧爾科特反對將無私奉獻形容為一種女性獨有的美德（戴維的犧牲即為反證），而是將理想的自我奉獻延伸至整個社會，將其提升到一種道德責任的高度——既適用於男性，也適用於女性；既適用於整個社會，也適用於單獨個體。《工作》再現了一個將（男性）美德和（女性）自我克制兩者融為一體的模式，以此代替殘酷的市場競爭機制。
“道德市場”是宗教改革後的新教/清教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融合的產物。根據這一法則：市場會獎賞那些兢兢業業、胸懷壯志、才華橫溢之人，而懲罰那些慵懶墮落、急躁冒進、揮霍無度之輩。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社會矛盾的緩衝與和解。不同於叢林法則主導的競爭市場，“家庭避風港”作為一種情感象徵，通過為男性提供家庭生活的情感慰藉來減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破壞性影響——這既是從激烈競爭中的暫時逃離，也是投入下一步競爭的動力。在奧爾科特的筆下，家庭生活好比是一個稀缺品“倉庫”，其中藏儲着忠誠、合作、自我奉獻等資本主義競爭經濟中缺失的社會價值——其作用無可比擬，亦無可取代。通過將婦女的工作領域從狹隘的私人家庭擴展到廣義的社會生活，小說將為公共利益而犧牲的美德與女性情感的無私精神融為一體——女性將家庭勞動視為“無私奉獻”，以此緩和男子個人主義與商業競爭帶來的影響，並構建出一個“任何一種勞動形式都能得到合理報酬”的經濟，以此來解決道德自我犧牲與經濟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
這就是奧爾科特所倡導的“情感經濟”，這種經濟將兩種對立的形象——如獨立與依賴、工作與閒暇、自我奉獻與利己主義等——合為一體。就像奧爾科特在《工作》一書中所做的轉換：將自我奉獻重新定義成“為愛而工作”，由此將工作（尤其是女性的工作）想象成一種市場競爭的替代品，並堅信“愛的回報”是一種和金錢一樣有形的報酬。換言之，《工作》試圖用家庭之愛來代替經濟報酬，讓愛成為一種理想的工作動力，並以此構想出一種合理公平的補償來掩蓋社會不公和不平等。這一方面揭示出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背景下的社會矛盾以及性別歧視，另一方面也表明作家力圖對上述經濟制度進行改良和變革的願望和幻想。在像奧爾科特這樣的改革者的想象中，讓家庭與愛作為回報成為競爭性經濟制度的有益補充，不僅能夠促進生產發展，也能適度鼓勵消費，從而得以有效緩和階級、社會矛盾。
正如批評家所說，《工作》一書體現出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小說在承認上流社會與底層貧民之間存在嚴峻社會差異的同時，又幻想着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以及膚色）的民眾（尤其是女性）能情同手足。作為中下層代表，一開始，克里斯蒂希望能找到像家庭教師那樣體面的工作，但是她並未能如願。後來，迫於生計，她只好放下尊嚴，轉而投向私人裁縫、有償陪侍等低人一等的服務性行業。與戴維結婚後，女主人公決定回歸家庭操持家務——在此，奧爾科特並沒有貶低家政勞動，而是堅信它能給個人帶來報酬，並且對社會有益處。也正是秉持這樣的觀念，克里斯蒂在故事結尾重返故鄉，並組建了其樂融融的婦女大家庭。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奧爾科特的這一套“情感敘事”與她本人的政治理念可謂格格不入：她提出一種對勞動的的獎賞——即有別於常規的資本主義交換經濟的“愛”的回報，試圖以此解決男女之間，乃至各個階級之間所面臨的異化、剝削和壓迫等問題。然而，作者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冷漠與殘酷似乎一無所知——這種經濟是由一種機械化的計算手段支配的，而非仁慈或需求：“仁慈在這樣一個以金錢為主的經濟社會中未免過於奢侈。” 因此小說最終沒有解決女性自我奉獻和獨立（經濟和人格獨立）之間的關係。小說在開頭就指出，在有償工作的世界里，女性必須要努力把握、找尋機會去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並實現生活獨立。然而，當克里斯蒂認識到市場經濟的無情之後，感到滿心厭惡，並由此轉而投身到充滿溫馨親情和女性情誼的情感經濟之中。如此看來，小說在轉了一圈之後，由終點回到起點，又回到了情感主義的老路。
奧爾科特為調和、緩和階級矛盾做出了富有建設性且極具想象力的貢獻，但是《工作》一書的矛盾之處也一目了然，比如作家一方面讚揚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即韋伯所謂“禁欲的”新教倫理——但另一方面又揭示其不合理之處。在小說中，奧爾科特假設，物質的成功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獎賞具有普遍性。通過這一假設，奧爾科特用自我奉獻必將帶來的回報來撫慰和平衡女主人公此前的艱苦奮鬥，可謂順理成章。這也是美國中產階級普遍崇奉的工作倫理。他們相信“禁欲”（自我克制）乃是獲得長遠收益的方式——今朝存款，明朝享用；今朝工作，明朝休息；把現時的幸福延期，那麼將來定會收獲更多的回報。這種“道德經濟”似乎向所有人作出承諾：只要願意承擔和忍受暫時的犧牲，那麼人們物質上獲得成功的機會是均等的；這一信念由此為“禁欲”的新教倫理做出了令人欣慰的背書。
但奇怪的是，與此同時，奧爾科特卻又通過克里斯蒂及其女伴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道德經濟”的虛幻性：市場無情，只會服從冷酷的競爭法則，“愛的回報”只能存在於想象之中。根據小說的刻畫，當時勞動婦女所遭受的社會壓迫簡直令人窒息：勞動時間長，工作環境差，而且隨時可能遭到解雇，毫無保障可言。事實上，奧爾科特本人也意識到“情感經濟”在嚴酷的現實中並無任何效力：家裡的男人不是離開（《小婦人》），就是去世（《工作》），根本不可能帶來道德的寬慰和經濟的補償。女作家為此既感到痛心疾首，卻又無能為力。小說《工作》一開始流露出的對於種族關係、階級關係、勞工條件以及性別不平等的控訴至此也就不了了之，反映出作家思想的矛盾性和軟弱性。可見，相比於之前《花兒的寓言》和《小婦人》，《工作》進一步深化了對勞動和工作倫理的思考，也深入揭示了競爭性經濟制度的弊端，但奧爾科特自始至終無法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
作品中反映出的這種矛盾性事實上也是作家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在奧爾科特文學創作生涯中，貫穿始終的除了繆斯女神，還有如影隨形的家庭經濟壓力。工作與休閒、天賦與責任、藝術靈感與商業化量產等矛盾衝突對她的創作實踐皆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於其父創辦“果園農莊”失敗欠下巨額債務，奧爾科特18歲開始通過教書、縫紉和寫作賺錢補貼家用，30歲左右接管家庭財務。正如她在1866年一則日記中所寫的那樣，“枯燥的一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感到不適，由未來必須要付款的賬單驅動着向前”，“夏天異常疲憊，大腦一刻不停，為了掙錢”。八個月之後，她再次抱怨：“累積的賬單使我糟心，讓我在經歷了長假之後又要去工作。比起魔鬼我更害怕負債。”奧爾科特將她自己視為這個家的“經濟支柱”，擔負起每月的支出和長期的債務。
同時，奧爾科特在日記中也表達出對於“勞動創造幸福”學說的堅定信念。像克里斯蒂一樣，她時常採用“忙碌的蜜蜂”這一意象形容自己快樂生活的狀態。1868年她寫道，“我在我的小屋子裡過着忙碌又開心的日子”，回憶起一年前，她說，“生日快樂，雖然我沒有禮物，但我身體健康，而且工作繁忙”。在她看來，“忙碌”幾乎必然和幸福快樂聯繫在一起。而她本人也一再選擇通過勞動（寫作）將自己從情感困境中拯救出來。比如她在此前的一則日記中寫道：“我發現當我感到失望或疲倦時，腦袋和雙手才是我的救贖……謝天謝地！終於償清了債務。”
長大以後，奧爾科特明白自己的定位既不屬於有閒階級也不屬於勞工階級。她“只是一位可憐的女人，將寫作視為一種體面的職業，為供養家庭而賺錢”。1870年代，《小婦人》獲得的巨大經濟效益讓奧爾科特步入有閒階級，但並沒有使她停止掙錢。在此以後，憑借源源不斷的版稅和稿酬，她不僅支付了全部家庭賬單——包括購置房屋，送妹妹梅（May）去巴黎學習藝術，不定期向慈善機構捐款，而且將部分資產委托銀行家親戚代為理財。
或許正是由於家庭（傳記作家稱之為“奇特的一家人”）長期背負的巨大經濟壓力，使得奧爾科特形成了“勤勞”的習慣。成名後的奧爾科特無暇享受《小婦人》帶來的巨大收益，而是繼續埋首工作，一刻也不放鬆。據說她每天堅持長時間工作，有時一天能連續寫14個小時。以1871年為例，當年她總共賺取7,654美元，卻還在超負荷工作，以至於第二年在創作《工作》時拇指永久癱瘓。她在日記中寫道：“忙於《工作》，一次性寫下三頁油印紙，比徹、羅伯茨和來自倫敦的洛都想馬上要到成稿……這就是我拇指癱瘓的原因，這使我餘生都沒辦法工作。”——在評論家看來，這一事件無疑極具反諷意味。
讓奧爾科特陷於“癱瘓”的寫作，除了《小婦人》系列小說和報刊登載的短篇故事，還有大量“鮮為人知”的驚悚小說，通常以巴納德（A. M. Barnard）筆名發表。對於這類純粹旨在賺錢的“哥特式”小說——總數高達38部，題材則涉及間諜、仇殺、吸毒甚至異裝癖，可謂無所不包（單從《面具之後》、《天才畸人》、《雙面生活》、《黑暗中的耳語》、《我的神秘女郎》等標題便不難想象其內容）——奧爾科特聲稱“它們都是垃圾，如果我繼續寫的話，它們會變得更垃圾，因為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煽情。我之前太盲目了，為了賺錢，傷害自己也傷害了別人。我知道這樣，因為我無法冷靜地讀這些東西，太令人感覺羞恥了”。在現實生活中，她小心翼翼地掩蓋真相，並在臨終前焚毀與編輯書商往來的所有記錄——直到1940年代，這一“雙面寫作”的歷史懸案方始告破。文學史上這類“雙面”作家並非個例，但像奧爾科特掩蓋得如此之好，堪稱絕無僅有。對她而言，保持嚴肅作家的形象在文學市場可能帶來更大收益。
奧爾科特忘我的工作一方面出於家庭責任感（父親誇她是“忠於職守的女兒”），一方面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迷戀——仿佛“工作”一詞被粘貼在蜜蜂的翅膀之上。對於女作家而言，她非常規的成長歷程——自幼父親拿她做試驗品，以便了解“人性”；常年忍受饑寒交迫，很大程度上依賴親友施舍（愛默生是最大的“施主”）；緊張的財務狀況和清教文化氛圍都迫使她成為名副其實的工作狂。1886年10月16日，奧爾科特正經歷一種致命的病痛的折磨，她寫信給邦德姨媽（Aunt Bond）：“這麼長時間以來我都是推動這個家庭運作的輪轂（hub），所以很難學會‘不去做事’”。生病狀態下，她頗感失落，因為她發現自己很難丟棄養家餬口的重擔。對於奧爾科特而言，無法工作等於死刑，生病就是失敗，失去勞動的酬勞更讓她感到惶恐不安。因此，如何平衡工作和閒暇，以此來尋求一個介於自我享樂和承擔家庭責任的中間地帶，乃是奧爾科特時常掛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作》書寫的不僅僅是一個女性通過克服性別偏見走向成功的故事，它也為中產階級（以及中下層）的讀者重新定義了勞動和閒暇這兩個概念，並對19世紀流行的工作倫理提出了質疑。
奧爾科特當然明白，現實中的商品經濟完全不可能效仿小說中愛心滿滿的道德市場，為愛工作的情感理念也不可能真正取代市場經濟的嚴酷法則。如果真像小說中描繪的那樣，奉獻僅僅是將幸福延期，那麼生活中甘於奉獻之人肯定會得到大量且及時的回報——可惜現實將這一美夢擊得粉碎。晚年，奧爾科特被診斷為腸癌和紅斑狼瘡晚期。她的最後一則日記寫於1888年3月2日：“很好。頭腦好些，但不太方便進食。寫信。付給羅普斯30美元，付給諾特曼 4 美元。縫紉。寫點東西。”成長在超驗主義家庭的奧爾科特沒有像父親建議的那樣專注於塑造自我的內心世界，而是養成了終生記錄每一筆收入和花費的習慣。而此前一天，她記錄的是：“牛奶花費2.32美元，房租花費375美元。”
奧爾科特最後一則日記中表明：通過畢生勤奮的寫作，她盡心盡力地完成了這份利潤豐厚的“工作”。對奧爾科特來說，這是她從事供養家庭這一道德事業（moral enterprise）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符合她的“情感經濟”倫理——恰如評論家對《工作》封面上“忙碌的蜜蜂”這一意象的闡釋：“她們（工蜂）似乎死的很突然。似乎在最後的日子裡，甚至在最後的幾個小時裡，他們還在從事有益的工作。”或許這也是她構建浪漫的情感經濟學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通過自我奉獻所獲得的“愛的回報”遠高於市場價值。
由此可見，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奧爾科特在《花兒的寓言》、《小婦人》、《工作》等小說中表達的烏托邦願景根本無從實現，但至少為現代經濟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文學參照，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奧爾科特辭世不久，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康芒斯等人正是由此突破，創建旨在化解種族、階級、性別等社會利益衝突的“制度經濟學”學說。
即將推送
· 文學研究 ·
龔浩敏 || “意外”的社會政治倫理：以歐·亨利為例
但漢松 || 藝術共情的限度：《屈服》中的“9·11”紀念碑之爭
延伸閱讀蔣暉 || “追”/“悼”邁克爾·K：庫切公式與後殖民的敘事倫理
劉倩 || 後殖民主義視野中的世界文學
徐強 || 從五通佚簡看朱自清與舒新城的交往
袁洪權 || 鄭振鐸致趙景深、致巴金信劄三通考釋
宫立 || 樓適夷書劄釋讀
采编系统：
MPIJHS.cbpt.cnki.net
本刊网址：journal.ipm.edu.mo[网络编辑 陈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