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鵬飛 || “澳門學”再認識——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為視角
近四十年來，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由澳門本地學者率先提出和大力倡導的“澳門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進展。無論是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之界定和釐清，在“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之梳理和闡釋，在“澳門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研究工具之提煉和總結，在“澳門學”研究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歸納和概括，在“澳門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建構方面，所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分量的獨到思考，還是在特定意蘊的“澳門學”研究領域所湧現和積累的研究成果及其產生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使其成為“澳門研究”中的一個最具標識度、彰顯度和指向性的學術流派和學術現象，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之煌煌成就和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提及的：其一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放置於具有深厚底蘊和豐沛資源的澳門歷史和澳門文化這兩個特定的場域；其二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視閾放置於“中西交匯交流交融”之“全球史觀”的理論維度，努力推動實現此一“地域學”的“本土化”、“中國化”和“國際化”。
但是，必須同時實事求是地指出：就筆者個人化的觀察——迄今為止，“澳門學”研究距離化境的目標也許還在路上，其學術探索和理論探索尚未全面完成從自在到自為、從自發到自覺的創新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三大體系”尚未全面完成有機構建的基礎性任務。之所以如此言，可能有些“危言聳聽”，但絕非空穴來風，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證——“澳門學”研究大體上還停留在“本土化”、“中國化”、“國際化”的初創階段——一方面其研究隊伍和“學術圈”除了少數的北京學者和里斯本學者外，基本上局限於嶺南一隅，即主體的澳門本地學者和部分廣東學者；另一方面其研究成果及其學術影響力的狀況也基本如此。無論是在祖國內地學界以及海外華文學界，還是在美歐西方學界，某種程度上還處於存在比較大局限性的層面，澳門本地學者所自我設計、自我期許的爭取實現該項研究可以彰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的種種努力，尚未能得到中外學界廣泛而熱烈的關注、重視和反響、回應。也就是說，迄今為止，“澳門學”研究大致還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還沒有能夠全面進入中國學術和國際學術的大視野和話語系統，或者至少說還沒有進入其前沿狀態——當然，對於“澳門學”研究者所進行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以及其所取得的卓有成效之階段性成果，是任何人都心懷敬意的。
造成目前“澳門學”研究這種堪稱微妙境遇的制約單元，同樣是錯綜複雜的，如背後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不僅僅有澳門微型經濟體之偏小、偏弱的經濟體量及其影響力，而且還有長期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對外形象——“大航海”進入輪船時代以後，自單一依賴“造船”、“製炮”和“三大傳統手工業”，至單一依賴鴉片走私、苦力貿易和賭博業，即使是“九九”回歸以後“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發展目標、發展路徑日益明晰和堅定，但是其“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即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發展定位和發展藍圖，還沒有演進為可觀的現實存在。憶及“九九”回歸前後筆者一再倡言之“經濟香港”、“文化澳門”論——“‘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澳門模式’的特殊價值何在？簡言之：‘經濟香港’、‘文化澳門’。”即筆者當時曾經明確提及的——傳統觀念“大香港、小澳門”的“大、小”之分，僅僅具經濟層面的意義，對“新”、“舊”澳門“文化特區”的地位、作用解讀、論證不足。作為西方文明衝擊而成的中華文明圈兩個傳統的“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東方明珠”之“國際經濟中心”的風光和“東方寶石”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異彩，交相輝映。“葡人治澳”的“舊澳門”時代之“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舊文化”，即所謂“中西合璧”的“海島文化”、“海洋文化”或曰“中西交匯”的“鹹淡水文化”、“混血文化”，乃“澳人治澳”的“新澳門”時代之“新文化”建設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基礎。“新香港”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是重心，是支撐點和增長點，是優勢和特色；“新澳門”社會發展，“文化建設”是重心，是支撐點和增長點，是優勢和特色。凡此種種所論，就曾經在學界尤其是在海外學者中引起過不大不小的非議，批評者的焦點是所謂“經濟香港”、“文化澳門”論，有“重澳門輕香港”之嫌，或曰“藏污納垢的文化沙漠”，不堪負載“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之盛名，或曰“以淺陋的殖民地文化為底蘊”的“澳門學”，無法與“以經濟奇蹟為內涵”的“香港學”比肩。對於此一“喧嘩”，本人長期保持了緘默，也主要是囿於“文化澳門”論的經濟基礎支撐，即使是在“九九”回歸以後也長期沒有走出畸形發展的死胡同，而無法理直氣壯所致。
同樣，我們回到“澳門學”研究本身檢視，也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諸多令人思想困惑之處。我們以“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為例——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在長期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過程中，已經取得一系列主要聚焦於“三大體系”構建方向上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如以“綜合”和“交叉”為“特色”，以及以“特色”建“優勢”；如不僅要“往回看”，而且要“向前看”；如不僅要“國際化”，而且要“中國化”，等等。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和意識到，初始狀態的“澳門學”研究，與可以比附的但其早已成為一門比較成型和成熟之國際顯學的“敦煌學”研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典型者如“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已經拉開距離、已經固化的歷史結晶體，而“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則是由遠至近而沒有拉開距離的、正處在進行時態的現實性“活體”。這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且至關重要的缺憾，也是筆者長期所關注的一個問題點——那就是“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和“澳門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不否認，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也並沒有忽視、沒有規避“一國兩制”因素在“澳門學”研究之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構建、在“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對於兩者的關係，相當一部分學者還有頗具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的學術探討和闡釋，如知名學者楊允中先生、吳志良先生等。但是就整體性而言，對於將“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將“一國兩制”因素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作為“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支撐和主要驅動力的思想自覺、理論自覺、學術自覺，還是有所欠缺的。本文的問題意識正聚焦於此。試淺析之，以一己陋見就教於方家。
1986年11月，時值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前三輪外交談判告一段落，即將迎來決定性的第四輪外交談判，並將最終簽署明確“1999年12月20日”澳門移交之中葡“聯合聲明”的前夕，亦即自1553年開始的葡萄牙在澳門地區居留及其後進行殖民統治的逾四百年歷史，即將以外交談判和簽署雙邊國際條約的方式劃上句號，而全面開啟“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之新時代和全面開啟澳門同胞在中國澳門當家作主之新征程嶄新一頁之前夕，一年前剛剛成立的旨在集聚澳門本土研究力量、自主構建澳門本土之“澳門研究”學術體系和學術話語權的民間社會團體——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在中葡談判“颱風眼”的澳門，舉辦了一次以“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澳門的社會科學學者和資深媒體人陳樹榮（時任《澳門日報》副總編輯）、黃漢強（時任澳門《華僑報》副總編輯）以及楊允中等，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以“澳門學”來整合和統領“澳門研究”的問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和理念，並得到了與會者的普遍認同和積極響應。由於此前一水相隔的香港本地學界，也在自“舊香港”至“新香港”社會轉型和嬗變的“過渡時期”裡，打出了創立“香港學”的旗號，兩相觀照，頗令人耳目一新，加之“澳門學”主要倡導者之學界翹楚和資深媒體人的地位和影響力，所以儘管一開始“澳門學”的概念和理念，還沒有經過嚴密的學理化論證和邏輯闡釋，但是“澳門學”一詞，很快成為通常意義上的“澳門研究”領域風靡一時的學術術語。
這裡，有我們必須關注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澳門學”的發軔、“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直接的誘因和驅動力，就是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的付諸實踐，就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探究“澳門學”的歷史底蘊和亮色，這是繞不過去的門檻。
澳門回歸，也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將其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徹底結束其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徹底結束其與祖國內地分離而長期孤懸海外的悲痛歷史，是澳門開埠以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轉折點。它昭示着，澳門從此將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與祖國內地有機融為一體，共同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攜手奮鬥；澳門同胞從此將真正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主人，與祖國內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榮光。而且，澳門回歸，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核心要義和基本特點，是“一國”與“兩制”的有機統一，“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不僅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祖國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澳門建設好；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是“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澳門自身競爭力”的有機統一。同時，澳門回歸還是在中國澳門“廢除殖民主義”和“保留資本主義”的有機統一。因此，我們講——“一國兩制”是中華文明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和偉大貢獻，有機構建了“和平、發展、合作”時代國與國之間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實現民族國家統一、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共生的新路徑、新模式。我們講——“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且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在這種解決方案和制度安排下，澳門歷史發展中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方面，所積累積澱的一些不可替代之“優勢”和“特色”，將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當然，必須適應澳門回歸的歷史性轉折，在“一國兩制”的新時代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自澳門開埠以來，在“大航海”的帆船時代，澳門作為中西交通和中西貿易的重要中轉站，曾經締造過長達幾個世紀“海上絲銀之路”（亦即今日通行的“海上絲綢之路”之稱謂）的經濟繁榮期，也正是以此為依憑，同一時期澳門作為被中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廣東地方政府所默認的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文化特區”，也曾經出現過一段至今仍然為學界津津樂道的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之中西文化交匯、交流、交融的文化繁榮期，以“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為底蘊和亮色的澳門文化，即發軔於此。儘管其後由於“大航海”進入輪船時代的澳門，因為沒有深水港而導致其中西交通和中西貿易的重要中轉站之“壟斷”地位喪失，而不得不走上單一依賴特種行業維生的畸形發展道路，導致其經濟凋敝和文化凋敝，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着“四大支柱產業”（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建築地產業和金融保險業）的漸次勃興，而艱難地走上經濟現代化道路之後，才有所恢復元氣；儘管由於1849年以後葡萄牙徹底排斥中國政府對澳門的有效管轄而開始實行全面的殖民統治，開始全面地以“宗主國文化”壓制澳門本土的中華文化，但是，“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的澳門文化並沒有斷流，而是頑強地自發和自在地和時興時衰地在野火中叢生——當然澳門開埠以來幾百年未經歷戰火侵擾的歷史機緣，也是澳門這座保留了大量的有形和無形歷史文化遺存、歷史文化遺產的“中西交融”、“中西合璧”之“活體博物館”，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條件。而“九九”回歸以後，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申報成功的第31處世界文化遺產之“澳門歷史城區”，就是其具象化的集中體現和顯著標誌。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葡人治澳”的“舊澳門”時代，澳門文化構建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是掌握在宗主國、掌握在殖民統治者手中的。“舊澳門”時代的澳門文化，從本質上、從根本上論，是葡萄牙征服和統治東方的殖民地文化，是僅僅雜糅和兼容了“中華元素”和“東方風情”之“西方中心”本位的拉丁文化和基督文化。儘管“舊澳門”時代的澳門文化，也可以從主體上簡析為葡人文化、土生葡人文化和華人文化三個支流，但是作為外來統治者的葡萄牙人，雖然在人口結構上始終沒有佔據“統治地位”，但是，從里斯本延伸和移植來的葡人文化，卻一直是受保護的、享有“壟斷權”和“優越感”之“官方文化”，而華人在人口結構上的主體地位，並沒有同時贏得其在文化上的“主體地位”，使華人文化成為“主流文化”，直至“九九”回歸“葡人治澳”將止而“光榮撤退”之際，華人文化被壓制的“民間性”，也沒有得以根本性的改變，甚至連中文，都沒有取得與葡文同等的“官方化”地位。
因此，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直接催生了澳門同胞當家作主的主體意識的萌發，催生了澳門同胞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意識的全面復甦，催生了澳門同胞重構以“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為底蘊和亮色的澳門文化之中華文化主體、主流和統領地位的思想自省和自覺，催生了澳門同胞在迎接“一國兩制”新時代，進行澳門新文化建設進程中“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化”，而重新建立“中國澳門”本位的澳門文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學術自省和自覺。其率先探索和突破的領域，就是澳門文化的意識形態主陣地——“澳門研究”。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範式，對於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進行適應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一國兩制”新時代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梳理、重新闡釋，這一歷史任務，就成為愛國愛澳的澳門同胞尤其是澳門本土的文化人和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而“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就是其中最直接、最強烈的歷史回音。
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正式提出以後，伴隨着中葡談判開啟的澳門回歸進程的不斷推進，伴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以及“新澳門”的籌備，在自“舊澳門”至“新澳門”社會轉型和嬗變的“過渡時期”裡，在澳門歷史第一次湧現的澳門本土化指向之“澳門研究”的學術大潮中，澳門本地的文化人和學者也適時對“澳門學”研究之基本問題，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研討和論證。這種研討，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同時也吸納了部分香港、廣東、北京學者以及外籍學者參與其中，通過舉辦各種專題研討會、座談會，發表訪談和學術論文等形式，各抒己識、仁智互見。這種研討，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前沿意識和創新意識，其聚焦“澳門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研究視閾和研究維度問題，已經直接涉及“澳門學”研究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構建問題，涉及“澳門學”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構建問題。
在這場大討論中，以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其創辦宗旨為：“研究社會，服務澳門，面向社會，聯繫實際”）為代表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紛紛成立的一批澳門民間社會組織和學術團體，1984年葡澳當局成立的先後定位為“慈善機構”（1984～1988年）、高等教育建設和管理機構（1988～1992年）、人文社會科學建設和管理機構（1992年～）的澳門基金會，1988年澳門基金會接管後的私立東亞大學，以及1991年由東亞大學轉制而來的公立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成為主要的組織和推動力量；以《澳門日報》、《華僑報》等主流媒體，以及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會刊《濠鏡》、先由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主辦後由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學術刊物《澳門研究》等，成為主要的陣地和平台；以陳樹榮、黃漢強、楊允中、吳志良、湯開建、錢乘旦、郝雨凡、劉澤生、金國平、章文欽、林廣志、李長森、朱壽桐、林發欽等長期從事“澳門研究”且有造詣、有建樹的一批澳門學者和部分廣東學者、北京學者，為主要的學術研究力量，形成第一批有價值、有分量、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成果，為“澳門學”研究的真正發軔，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這場大討論，以1986年11月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以“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為濫觴，以1989年4月由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舉辦的“關於建立‘澳門學’問題”學術研討會為全面啟動，以“九九”回歸將屆一周年之際於2000年11月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帶有“瞻前顧後”之總結和展望意義的“‘澳門學’的對象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告一段落，期間累計近二十場不同側重點的學術研討會、座談會和直接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近百篇深淺、詳略不一的發言稿和學術論文。在這場大討論中，相關學者聚焦“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主要就“澳門學”研究的學科性質和特點、“澳門學”研究的對象和重點等關節點，展開了集思廣益、見仁見智的梳理和闡釋。
關於“澳門學”研究的學科性質和特點，相關學者的意見是比較趨同的——即“澳門學”儘管孕育和發軔於因歷史上長期作為中西交通、中西貿易、中西文化交匯、交流、交融的“獨木橋”、同時現實和未來發展中仍將繼續承擔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國際通道”、“超級連絡人”，而鑄煉出“中西交融”、“中西合璧”鮮明特質的嶺南一隅澳門，但“澳門學”絕非僅僅是澳門的，“澳門文明”在中華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的獨特地位，決定了“澳門學”必然也是中國的、是世界的；“澳門學”研究絕非單一領域、單一專題、單一向度的單一學科研究，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內向本土化與外向國際化相結合，涉及澳門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和對外關係等多領域的綜合性的交叉學科研究。“澳門學”研究絕不能自我設限、自我封閉，而應充分體現其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要有構建和豐富中華文明新形態、新範式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新範式的戰略高度和博大胸襟。
關於“澳門學”研究的對象和重點，相關學者的意見，則存在有一定的分歧，概言之，大體上有兩種主要的取向：
其一，歷史的維度。即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重點，是澳門歷史，是“舊澳門”文化，是以澳門開埠以來在澳門的中西交通、中西貿易、中西文化之交匯、交流、交融過程中，所積累積澱下來的體現“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特質的各種歷史文化遺存、歷史文化遺產的集成——包括澳門卷帙浩繁、未曾斷檔的中西歷史文獻（僅僅如已整理編輯出版的《澳門專檔》、《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中葡關係檔案史料彙編》、《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粵澳公牘錄存》、《澳門問題史料集》、《廣東澳門中文檔案史料選編》、《葡萄牙東坡塔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錄：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民國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外文部分）》、《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等歷史文獻集，以及發掘和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的《澳門史新編》和《澳門編年史》等著述，即可窺其豐富程度），基本上可謂是“活化石”解剖，是“故紙堆”研究，是拉開距離的對於“過去完成時”的研究。如果說“敦煌學”研究，是以中華文明史上第一次對外開放的高峰——“陸地絲綢之路”的輝煌為底蘊為支撐的話，那麽“澳門學”研究，則是以中華文明史上第二次對外開放的高峰——“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為底蘊為支撐的。也就是說，通過還原歷史現場和本真，彌補歷史空白，以歷史研究觀照現實，以歷史經驗“以古鑒今”體現當代價值。
其二，現實的維度。即以澳門社會現實問題為前沿意識和導向，凡是與澳門歷史與現實發展相關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領域的諸問題，包括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帶來的“一國兩制”因素，均涵蓋其中。不僅關注“舊澳門”的舊文化，而且重視“新澳門”的新文化。不僅“往回看”，而且“向前看”。可謂包羅萬象，與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高度同構或曰是其集大成者。
當然，同時必須明確指出的是，“澳門學”研究的這兩種主要的取向，在這場大討論中，一方面，並非絕對涇渭分明、相互割裂、彼此對立，而是相互包含，時有交叉和兼容的；另一方面，均沒有將“澳門學”研究僅僅局限在單一“地域學”的自閉層次，而都是具有“中國本位”的自主意識，都將其放置於高度開放的“世界歷史”之“國際化”的宏觀視野下。
這裡，“澳門學”首倡者之一黃漢強先生所論，是具有代表性的——“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發展和現實存在的“澳門社會”、“澳門文化”。他明確指出：“澳門學”，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性。即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也就是說，“澳門”這樣一個充滿特殊活力和魅力的社會，實在是一座待打開的“博物館”，是一個待開發的社會科學的“富礦”，亦是一面可給中小城市發展借鑒的“樣板”。“研究它、剖析它，便會發現其中許多特殊性及特殊的規律。無論是認識中國對外開放史、東西方貿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抑或了解一個中小城市參加國際市場而促進自身發展的規律性，澳門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相關學者在“澳門學”研究創議階段的大討論中之開放、包容、寬鬆的自由發揮心態，為“九九”回歸後“一國兩制”新時代“澳門學”的持續深化研究，奠定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和可資參引的規範。
二、“一國兩制”建設：“澳門學”深化研究的支撐力
澳門回歸以來，在“澳門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和重大成就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的同時，關於“澳門學”問題的深化研究，亦即“澳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構建的工作，也在持續推進，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令人振奮的新氣象、新局面，迎來了“澳門學”大討論的第二次高潮。
“九九”回歸以來的二十餘年間，澳門的“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大、比較好的成就和影響力，有三個至關重要的背景性、基礎性、支撐性的條件——
其一，是“九九”回歸前停滯不前陷入嚴重困境的澳門經濟，在回歸後重新煥發了青春，走出了一條繼續保持祖國內地對外開放之“國際通道”和“超級連絡人”的“傳統特色”和“區位優勢”，全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的經濟發展新路，創造並維繫了年均兩位數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經濟實力、經濟影響力攀升至其經濟現代化之旅啟程以來的最高點。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例證——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和人均GDP、入境遊客數量、博彩業毛收入和博彩專營稅、進出口貿易總額六個基本可以反映澳門經濟典型特徵的指標，在“九九”回歸之年分別為493億澳門元和14,718美元、744萬人次、130億和48億澳門元、339億澳門元，而到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2019年，則分別為4,451億澳門元和81,893美元、3,940萬人次，2,925億和1,024億澳門元、1,029億澳門元，均可謂“大躍進”般的非常規增長。當然，“賭權開放”是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引爆點和驅動力，由此而帶來的旅遊博彩業“一業獨大”對於澳門經濟健康發展之“利”與“弊”的雙重影響，也是我們觀察和分析澳門問題時無法漠視和迴避的“兩難”境遇。這裡，我們僅僅單純論及的是“九九”回歸後澳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日益提升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影響力，對於澳門“一國兩制”新時代澳門新文化發展的支撐和推動的正面作用。
其二，祖國內地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來經濟快速、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地。祖國內地的GDP，在澳門回歸祖國的1999年僅為約1萬億美元（人均約1,000美元），世界第七，為世界第一的美國12%左右，而到了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2019年，則為14.4萬億美元（人均約10,000美元），2010年超越日本以來已經連續十年世界第二，現為美國的70%左右。澳門回歸二十餘年來，中國經濟全面崛起進入了不可遏制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而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全面崛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供給者，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作為中央政府直轄下的特別行政區，在有機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自覺搭乘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發展的“快車”和“順風車”，充分享有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發展的“紅利”，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與祖國內地日益深化之“互補互利、協同發展”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中，把“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和“澳門所需、國家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將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祖國內地因素”最大化、最優化，以澳門的獨特地位、獨特優勢和獨特貢獻，演繹精彩紛呈的“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與祖國內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榮光，共同享有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也就是說，正是“九九”回歸以後在與祖國內地共同推進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澳門”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包括知名度，才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點。
其三，“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成為“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示範區”。對此，歷屆中央政府的領導人在澳門回歸祖國一周年、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時親臨澳門視察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在歷年接見來北京述職的特區行政長官的重要談話中，包括2018年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均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這裡不再冗述。
對比“一國兩制”偉大試驗的率先垂範地——“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儘管“一國兩制”香港實踐也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但是同時其行穩致遠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中有那麽一部分人對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以及香港“基本法”的理解和貫徹，不僅根本談不上全面準確，而且是有意識地加以肢解、加以割裂，有選擇地取捨。他們拒不承認“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香港“基本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們將“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將“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是特別行政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將“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與“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祖國內地因素”是“香港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對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根本宗旨的“兩個基本點”，僅僅認同和接受其“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一面，而不認可、不接受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另一面。事實上是對“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以及香港“基本法”，進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所謂“民主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真本土派”中的少數極端分子，實際上是“逢特區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極端反對派和“攬炒”派。他們甚至幻想在香港回歸以後、在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以後、在中央政府直轄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仍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某種範圍內使“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祖國內地”有效隔離或分離，使香港擁有“完全的政治實體”或“半政治實體”的超然地位。從“香港價值至上論”、“香港利益至上論”一直到“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自決論”、“香港獨立論”，在這一“反共又反華”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而且，在他們的背後，還有西方社會在遏制和封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之戰略考量下的全力支持和直接干預。如此，基於此一消極因素作祟，香港回歸以來，從“反二十三條立法”運動、“反國民教育”運動、“反‘8·31決定’”運動，一直到非法“佔中”、“旺角暴亂”、“反修例”風波等等，極端事件層出不窮，一度嚴重危及“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底線，讓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充滿了困惑和擔憂。一直到2020年中央政府祭出確保“一國兩制”香港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重拳——以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依歸出台香港“國安法”，以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為依歸修改和完善香港民主選舉制度，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進行全面、徹底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開啟以“人心回歸”為基本內容和主要特徵的“第二次香港回歸”之旅，才使“一國兩制”香港實踐行穩致遠的光明前景再現，才“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
因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長時期步履維艱，與“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一路凱歌行進，形成比較鮮明和強烈的對比，不能不令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對於“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的“亂”和“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治”，陷入深深的思考；對“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作為主流價值觀的“愛國愛澳”根本原則深入人心，“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的優良傳統即“澳門精神”發揚光大，全面實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全面實現“三個有機結合”和“三個不可偏廢”的成功之道，陷入深深的思考。這也正是習近平主席所深刻總結和高度概括的——“九九”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在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澳門進入到經濟發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歷史新階段，進入到澳門同胞共享偉大祖國尊嚴和榮耀感最強的歷史新階段，譜寫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章。澳門雖然很小，但是在國家“一國兩制”偉大試驗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獨特。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堅持把“一國兩制”原則要求同澳門實際相結合，勇於探索和創新，使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許多亮點。“俗話說，桌子上唱大戲——擺布不開”，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卻證明：“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小而富’、‘小而勁’、‘小而康’、‘小而美’，小的桌子上唱出了精彩的大戲。”也就是說，“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和鮮明特色，值得我們認真梳理和總結。它讓我們堅信，“在中央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必將譜寫出新的精彩篇章，澳門這朵祖國的美麗蓮花必將綻放出更加絢麗、更加迷人的色彩！”
也正是由於“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巨大成就，“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研究”尤其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就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和比較充分的支撐和保障條件，有了比較新鮮、比較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思想內容，“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的客觀地位和作用也被進一步強化和彰顯。對比“九七”回歸前被熱議的“香港學”，在“九七”回歸後的歸於沉寂，“九九”回歸後澳門的“澳門學”則恆溫不減，始終是相關學者的思想興奮點。
“九九”回歸後之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發軔以來的第二場大討論，斷斷續續時急時緩一直持續至今。主要的策劃者、組織者，仍然是澳門本土的學術團體、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這“三大推手”。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的相關研究機構，以及祖國內地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的相關研究機構，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等，也程度不一地參與其中。除了廣州的《港澳經濟》和澳門的《澳門研究》等傳統的學術期刊外，全面改版後的《澳門理工學報》和祖國內地新創刊的《港澳研究》，也逐漸成為這場大討論的重要平台。基本的學術研究隊伍，仍然是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部分廣東學者、北京學者以及外籍學者程度不一地參與其中，作為主力的老一輩學者仍然在第一線，一批中青年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其研究成果的高頻呈現，一般集中在以“澳門學”或“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各種學術研討會上或學術報刊特定的研究“專欄”上。
“九九”回歸後之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發軔以來的第二場大討論，對於“澳門學”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熱點，與“九九”回歸以前的第一場大討論相比，大體上屬於延續和深化性質，並無太多的游離或突破，仍然是聚焦於“澳門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研究視閾和研究維度問題，聚焦於“澳門學”研究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構建問題，聚焦於“澳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之構建問題。這從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等單位自2010年開始連續舉辦的六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研討主題可見一斑——2010年的第一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等問題；2011年的第二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文獻調查與實證研究等問題；2012年的第三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等問題；2015年的第四屆重點圍繞“澳門學”的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等問題；2017年的第五屆重點圍繞“澳門學”與早期全球化浪潮、“澳門學”與“澳門精神”、“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等問題；2019年的第六屆重點圍繞“澳門學”與澳門民間文化等問題。當然，相關問題的研討相比上一階段，在學術厚度、視閾寬度、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以及規範性和針對性方面，均有了比較明顯的提升。
在這場大討論中，相關學者對於“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又進一步地形成了一些高度共識和主流意見，比較突出的主要有：“澳門學”研究，必須充分挖掘、利用、發揮澳門開埠以來幾百年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積澱下來的龐大而豐富的中西歷史文獻、中西歷史文物，以及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已逝的和尚存的歷史文化遺存、歷史文化遺產之研究資料、研究素材、研究資源的堅實支撐作用。而澳門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之傳統和基因幾百年未斷流、未斷檔的始終處於“正在進行時態”之“活體博物館”屬性，讓其與可以比附的“敦煌學”研究，既找到了共同點，也顯示出了巨大的差異性。“澳門學”研究，必須重視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橋樑”、“國際通道”進行中西交通、中西貿易、中西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所鑄造出的“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文明樣態的精神特質和底蘊之強勁牽引作用。因此，“澳門學”研究，既必須“往回看”，也必須“向前看”，在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之“澳門文明”、“澳門精神”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舊文化”中吸納積極的思想營養，而且更需要從現實發展的“新文化”中汲取正面的思想動能。“澳門學”研究，既必須“中國化”，也必須“國際化”，在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之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在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從中國的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中吸納積極的思想營養，並以此為根為魂，而且也需要繼續發揮其作為中國對外開放“國際通道”、“超級連絡人”的區位優勢和獨特地位，在既對內也對外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中，汲取人類文明發展正面的思想動能。也就是說，“澳門學”研究，不能是對內自我封閉的地域性小學科，而必須是對外全面開放的可以體現人類共同價值、豐富人類文明發展樣態的國際化大學科。
這裡，“澳門學”研究的一些代表性學者所論，是具有鮮明而突出的典型意義和目標指向價值的——
吳志良先生指出：澳門自16世紀中葉開埠以來，在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中西交流、交匯、交融作用。在眾多中國城市中，沒有一個城市像澳門這樣長期、持續地擔任過如此的角色，也沒有一個城市像澳門這樣在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中擁有如此特殊的地位。而這一切，不僅是澳門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和根本，也是中國在新時代全面實現現代化以及重新返回世界舞台中央可資利用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竭盡全力去挖掘、整理、研究、推廣、利用和弘揚。因此，構建“澳門學”，對確立澳門學術自主性和鞏固澳門學術話語權，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澳門學”不僅是知識的匯總與歸納，又是體系的建構與理論的昇華，既具有本土意義，也具有全球意義；“澳門學”既着眼本土，又要放眼全球。也只有這樣，“澳門學”才符合澳門社會古今同在、中外並存的客觀事實，才能真正體現澳門獨特的社會形態、人文風貌和精神，才能提煉出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價值和學說。吳志良強調，應該正確建立澳門的宏觀歷史敘事。“從遠古到澳門港口城市的起源及之後的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遷、澳門在早期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和在中國近現代史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澳門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典範意義，是此一宏觀歷史敘事的主線。建立一個符合澳門歷史事實和發展規律、真實反映澳門社會形態、人文風貌與精神的宏觀歷史敘事，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從學理上解釋‘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最佳方案這個重大課題，為‘一國兩制’的不走樣、不變形提供更多的知識增量和智力支撐。”
湯開建先生指出：“澳門學”的概念，關鍵是這個“學”字，這裡的“學”，不是指一般的知識學問，而是指一種學術分類或一定的科學領域，也就是說，這個“學”字是指學科而言，前面又冠以“澳門”二字，那就限定，這只是一門專門研究澳門問題的區域性學科。既然是區域性學科，那發生和存在於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均應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這一概念是十分清楚明晰的。“唯此一詞，可以較為準確地表述研究澳門的千景萬象。”那麽，建立“澳門學”需要哪些條件呢？關鍵是兩個方面：一是被研究對象的內涵量，二是研究者隊伍的數量和質量。如果被研究對象可供研究的內涵很大，而對這一對象感興趣的研究者又具有一定的數量和質量，那麽，這個“學”就可以建構起來。而“澳門學”的建立，在上述兩個方面的條件應該是完全具備或基本具備的。“以研究澳門歷史為例，四百餘年來澳門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中葡兩國對澳門行使的司法權、澳門經濟的興衰、澳門城市建設的發展過程、中葡關係、澳門與日本、與菲律賓、與印度、與越南、與泰國、與英國、與荷蘭的關係等均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既有研究價值，亦具可供研究的基礎。在歷史研究中僅對澳門檔案的整理研究即是一座窮數十年之力亦難以開採罄盡的寶山。以檔案存積的數而論，完全可以和著名的‘敦煌學’中的敦煌經卷媲美。”
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諸先生撰文指出：“澳門學”是由來已久的“澳門研究”的必然發展和結晶體。作為“澳門學”的學術基礎，“澳門研究”從一開始就透溢着中國政治歷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觀因素，這種關於“澳門學”的學術原生態決定了“澳門學”從最初發軔之際就越出了澳門本土自身的內涵，蘊含着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諸多深刻命題。澳門作為近500年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具有壟斷地位的“獨木橋”，以及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在西方走向中國、中國連接世界的大航海時代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澳門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須以澳門深厚的歷史及其研究為基礎，建構以澳門歷史和社會現實為核心內容，同時又能豐富世界歷史認知的知識系統，揭示出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澳門圖式及其學術範式，從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乃至世界和平的進程，提供有價值的參照。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澳門學”材料豐富多彩，立體多元，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其所構成的知識系統，不僅精彩豐綽，引人入勝，而且也為“澳門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澳門學”的知識體系，所呈現的這種宏大結構和獨特品性，歷史地同時又是現實地存在於世界文明的偉大進程中。“澳門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富有個性意義的存在”。“對於世界的中國學來說，澳門是中國文明乃至東方文明的最初模塊；而對於中國的西方學來說，澳門則是西方世界投射到中國視閾的原初鏡像。澳門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澳門學’在中國與世界知識體系中具有別樣的風情和魅力。‘澳門學’的全部學術指向近500年來中西文明交流史，指向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知，同時也指向世界文明史的學術重構。‘澳門學’具有豐富而深邃的中國近代史礦藏，具有廣闊而深刻的世界史內涵，具有在世界文明史和文明交流史中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隨着全球建構世界多元文化和諧交融的時代主題的明確化，它應該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更大關注，躋身於國際學術的顯學之列。”
劉澤生先生指出：“澳門研究”以及集大成者的“澳門學”研究，是一項涉及澳門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歷史、宗教、中外關係等領域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既有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又有澳門自身的特殊印記；既要研究澳門的古代歷史，又要研究澳門的近現代史；既要研究澳門這一特定資本主義社會在1999年回歸前葡萄牙管治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運行規律，又要探索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下澳門從“回歸模式”到“實驗模式”的歷史演變。“澳門研究”乃至“澳門學”研究，不應該僅僅是局限於“澳門”這一狹小時空的研究範疇。她既要研究澳門在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之前自身的歷史變遷，也要研究澳門在1999年回歸前葡萄牙管治下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演變，更要探索澳門回歸中國後，在“一國兩制”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趨勢及其在祖國統一大業中的示範作用。“澳門學”的形成與發展，需要有一個更高更廣的研究視野，需要一個跨越多學科、可以足夠包容的學術範式。澳門既有豐富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也有現實的影響與時代的特徵，可謂之為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之典範。“澳門研究”的特點與影響，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她本身的地理範疇。“澳門學”具有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進行研究的內涵與價值。儘管目前“澳門學”研究仍然有不少可供改進和提升的空間，但是，“相信隨着‘澳門學’探索、研究的逐步深入，隨着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與澳門學術自主性的確立並走向成熟，關於‘澳門學’這一學科的基本概念與內涵，將會日臻完善，‘澳門學’的研究成果將更加豐碩，‘澳門學’的影響也將更加深遠。”
三、“一國兩制”因素：“澳門學”深化研究的重要內容
客觀而論，對於“九九”回歸前和“九九”回歸後近四十年的“澳門學”研究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學術史梳理和評價，並非本文的初衷和要旨，筆者對其發展演進脈絡進行的粗線條勾勒，僅僅是本文主題闡釋的一個鋪墊。因為筆者在這一探究過程中，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近四十年來，關於“澳門學”研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或曰基本局限在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各種專題研討會、各種專題論文集、各種專欄文章中。當然，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是涉及到“澳門學”相關問題的。但無論是1999年以前關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指導的澳門回歸史的研究，還是1999年以來關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史的研究，總體上言，其中“澳門學”研究的探討是有意無意地缺位的。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講——迄今為止，“一國兩制”因素還並沒有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還並沒有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更遑論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突出者如目前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相關學者比較多的關注，是其中中西兩種文化、兩種文明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而比較少關注澳門與祖國內地“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相互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那麽，我們極言之，如果這一重大缺憾、重大疏離，不能從根本上、從整體上及時彌補、及時校正的話，已經在路上的“澳門學”研究，究竟還能再走多遠、走多深，可能都是個疑問。
自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出台並付諸實踐以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探索和構建，經歷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後“開創澳門新紀元”的全面建設，在取得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積澱了極其豐富而深刻的成功經驗——包括面對和破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各種矛盾和困難的成功經驗。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建設，給澳門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和深遠影響，不僅是澳門的“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基本背景和主要驅動力，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撐力和主要營養劑，而且也應該和必須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閾和範疇，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成為“澳門學”研究源源不竭的動力源、資料庫和資源庫。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即“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的探索和試驗，歷史性地構建了“兩個大局”（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背景下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中華文明”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一國兩制”文明範式。那麽，何謂“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對此，筆者始終堅持這樣的解析——“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實際上包含有兩層基本涵義：一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前的“國際爭端解決模式”與“國家統一模式”；二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後的“國家治理模式”與“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當然，無論就哪層涵義而言，即不管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通過當事國之間的外交談判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爭端問題；還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通過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大框架、大範圍內，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間、祖國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圓滿解決港澳地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全新試驗——“‘一國兩制’，馬克思沒說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中還從未有過。”“‘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所構建的“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巨大價值和意義也正是如此。
那麽，我們進一步具體化深論，根據此一邏輯推理和事實認定，“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構建，其基礎、其核心，應該既包括“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的設計原點——“一國兩制”之“台灣方案”及其付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和平統一實踐的歷史經驗之積累積澱和總結提煉，也包括“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成功付諸實踐的突破口，即“率先垂範”試驗田——“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探索的歷史經驗之積累積澱和總結提煉。而“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這個與“一國兩制”之“台灣方案”相輔相成、互學互鑒、交相輝映之相對獨立的系統工程中，又是由“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兩個各具特色的子系統共同熔鑄而成。“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一切具共性的積極因素，自然是應該同時也必須是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的“一國兩制”因素；而獨具特色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一切探索成果，更是應該同時也必須是“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之“一國兩制”因素，且是作為其主題主線主流的“一國兩制”因素。
至於可以直接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一國兩制”因素，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全面、系統地展開，將另文撰述，這裡僅僅就具代表性的兩個基本關注點簡要說明：
一是“九九”回歸前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這裡主要是與“九七”回歸前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探索比較而言。
儘管澳門回歸基本上是依循和借鑒“率先垂範”的香港回歸之成功模式和成功經驗而進行的，但是由於“九七”回歸前、“九九”回歸前，“英人治港”、“葡人治澳”的歷史傳統及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狀況迥異，所以澳門回歸之路與香港回歸之路就有了千差萬別的“錯位”感。一如決定港澳前途的兩場外交談判——由於中英兩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政治地位”、中葡兩國對於澳門問題和澳門的“政治地位”的認識不同，原則區別如英國堅持“永久性改變”或“階段性改變”香港“主權、治權歸屬”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而葡萄牙則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國領土”，因此，中英談判、中葡談判，其推進之難易、繁簡、快慢的反差十分明顯：中英談判是“馬拉松”，漫長、複雜、曲折，起伏跌宕，正式會談前英方即有“以主權換治權”和“三方會談”之梗，正式會談中，英方又製造了“駐軍風波”和找“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麻煩，最後，由鄧小平“如果中英談判失敗，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地宣布收回香港的決策和對香港的政策，將被迫考慮改變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之“最後通牒”才打破僵局，才導引中英談判由“山重水復疑無路”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中葡談判是速戰速決，是“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是“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除了中葡雙方一度在澳門交接的時間問題上各執一詞（一曰“本世紀”，一曰“跨世紀”）卻又通過“緊急磋商”互諒互讓而很快趨同（1999年12月20日）外，基本上是波瀾不興，十分順利。另外，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在體現“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總的精神、總的原則以及基本結構和主要條款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時，在內容和形式上，也是有所分別，各有側重的。如中國政府對香港1997年7月1日、對澳門1999年12月20日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中英“聯合聲明”採取的是雙方分別宣布的方式，立場有異；而中葡“聯合聲明”則採取的是雙方共同宣布的方式，立場無異。而1993年頒布的澳門“基本法”從內容到形式、從基本結構到主要條款，均以1990年頒布的香港“基本法”為參考，保持了高度一致（兩個“基本法”都是由序言加九章的正文、三個附件和四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有關決定組成），但是，澳門“基本法”畢竟不是對香港“基本法”簡單的照抄照搬，而是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在具體條款上充分反映出了澳門的特點，突出者在經濟制度方面集中體現在“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政策、在政治制度方面集中體現在對於民主化進程之“雙普選”目標的模糊化或曰開放性處理。再如自“舊香港”至“新香港”、自“舊澳門”至“新澳門”的兩個“過渡時期”——由於香港在“九七”回歸前已經是發達的、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澳門在“九九”回歸前只能算是發展中的、“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兩地的社會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有很大距離，所以儘管香港雖然由於中英對抗之故政治形勢一度十分嚴峻，但是經濟形勢一直向好，經濟自由指數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排位始終名列前茅。對於這一點，無論是香港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滿意度都比較高，直面“九七”，他們更看重“一國兩制”中“不變”的成分。而澳門的情況則明顯不同，雖然葡萄牙人口口聲聲“中葡合作”，也奢談“光榮撤退”，但是，其“夕陽政府”心態始終作梗，根本沒有負起“聯合聲明”所賦責任，不僅舊的“三大問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久拖不決，新的“三大問題”——“經濟不振”、“治安不靖”、“移交不清”又接踵而至，使“九九”回歸前的澳門形勢嚴重惡化。對於這一點，無論是澳門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都非常失望，直面“九九”，他們更看重“一國兩制”中“變”的成分。因此，江澤民主席在“九七”之年香港“移交大典”上祝福“香港明天更好”，在“九九”之年澳門“移交大典”上希望“開創澳門新紀元”，意味深長！
二是“九九”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這裡主要也是與“九七”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探索比較而言的。
澳門回歸二十餘年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之所以被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所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個經常被我們所有意無意忽略的至關重要因素，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香港和澳門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基礎和歷史起點是不一樣的——比較由“舊香港”的“好”到“新香港”的“更好”之“難”，由“舊澳門”的“不好”到“新澳門”的“好”，可以言“易”。“新香港”的任何一點點“退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舉世矚目，一如“新澳門”的任何一點點“進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舉世矚目。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於英國人在香港“九七”回歸前精心設計的“光榮撤退”中預留了與未來的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相對立的某些或“顯性”或“隱性”的政治架構和政治勢力，導致“九七”後香港“去殖民化”和“人心回歸”的歷史任務艱鉅，香港同胞當家作主“港人治港”建設“新香港”的歷史任務艱鉅。而葡萄牙人在澳門“九九”回歸前“全面撒手”的“短期行為”，客觀上為“新澳門”徹底唾棄“殖民主義遺產”和“殖民主義心態”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排除了重要障礙。
當然，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除了以上這些客觀因素，“九九”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對於“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構建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是“新澳門”贏得“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示範區”美譽之決定性因素。
對於“九九”回歸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所取得的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及其背後深層次原因，中央政府是有全面總結和高度概括的：“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總結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可以獲得以下4點重要經驗”：“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澳門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對此，學界也是有基本共識的，擇其要者，主要為——其一，“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必須把維護中央對澳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只有這樣，才能把路走對了走穩了，否則就會左腳穿着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其二，為保障“一國兩制”澳門實踐行穩致遠，就必須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水平；就必須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繼承和發揚愛國愛澳傳統，增強大局意識和憂患意識，銳意進取，勇於擔當，堅持從國家戰略全域和澳門繁榮穩定大局出發謀劃和開展工作；堅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在首位，把澳門建設得更美、更好、更繁榮。其三，澳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正視和高度重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全面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必須走“經濟適度多元化”之路，必須堅持走把“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和“澳門所需、國家所長”有機結合之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澳門特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其四，澳門經濟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善於從祖國發展大勢中把握機遇，更好搭乘祖國改革發展的快車；努力同全國人民一起共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譜寫更加精彩的“澳門故事”。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澳門同胞一定會抓住機遇、乘勢而為，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拓展發展空間、培育發展新動能。對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
這裡，筆者擬重點談談“九九”回歸後“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中關於“中西交融”、“中西合璧”特質傳承的一個典型例證——“中葡論壇”。澳門回歸二十餘年，“中葡論壇”在澳門正式成立並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澳門繼續保持並進一步強化其作為祖國內地對外開放，尤其是與拉丁語系國家和葡語國家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的“窗口、橋樑、國際通道”和“超級連絡人”之區位優勢和特殊地位的一個新的支撐點和助推力，成為澳門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進程和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戰略、發展目標的一個新的支撐點和助推力，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的原則基礎上建立和發展高水平的、穩定而深入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關係、共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紐帶和重要橋樑。“中葡論壇”的正式成立以及可持續發展，表明了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在認識和處理葡萄牙殖民統治歷史問題上的現實主義立場，將“舊澳門”與葡語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淵源由“歷史包袱”，有機轉化為“新澳門”對外開放和進行中西交通的政治優勢、經濟優勢、文化優勢和社會優勢，充分利用澳門的“紐帶和橋樑”、“通道和平台”的作用，充分利用澳門的“一帶一路”之“中介地”的作用，全面加強與遍及亞非拉歐四大洲、總人口逾兩億的葡萄牙及其前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聯繫，以“優勢互補、利益共享”及“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原則基礎、主要通過經貿合作實現中國與葡語國家包括中國澳門的共同發展，共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極大地豐富了“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內容和形式，極大地加強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在該地域的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猶記得2016年10月李克強總理出席“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關於“中葡論壇”之“跨洋大橋”的精妙之論——“來過澳門的人都知道，橋是澳門的‘生命線’。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都離不開橋。……澳門還有一座更長的‘跨洋大橋’，那就是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這是一座無形的橋樑。它以語言文化為紐帶、以經貿合作為主題、以共同發展為目標，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和平台作用，對推動中國與7個葡語國家加強聯繫已經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這個形象比喻，一直都是“中葡論壇”這個澳門的優勢和特色品牌、被人津津樂道的權威評價和宣傳語。同理，它對於“澳門學”研究的啟示之益，也是一樣重要的。
也就是說，與“九七”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探索比較而言，呈現出鮮明而突出特點的“九九”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探索，應該同時也必須是被自覺和有機地、全面和系統地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的“一國兩制”因素，是可以直接納入“澳門學”研究視閾和範疇、直接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的。
總而言之，“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構建，為澳門的“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應該同時也必須參照的歷史坐標系，積極回應這一時代呼喚，將為“澳門學”研究創造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和學術發展可能。“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既全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和為貴”、“和為上”卻又“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之開放、包容、多元的思想底蘊和精神特質，也充分體現了傳導時代脈動和世界發展大勢之“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與人類文明的當代價值體系的有機熔鑄體。而以“中西交融”、“中西合璧“內核為傳統、特色和優勢的“澳門學”研究，高度契合“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的內驅路徑和目標指向，也必將成為“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的一個主體性支撐和學術增長點。如果說舊中國時代“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不在中國”之論的背後，曾經有過無法言說的悲涼，而今在當代中國學界重新雄踞“敦煌學”研究高地之際，“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世界”之論，則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學界海納百川的學術自信。至於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由於直接發軔和成長於“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期和新時代，直接回應和觀照於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澳門實踐行穩致遠的時代呼喚，則始終秉持了“澳門在中國，‘澳門學’在澳門、‘澳門學’在中國、‘澳門學’在世界”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因此可以說，“澳門學”是澳門的，也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近四十年來，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相關學者關於“澳門學”的研討，有高潮，也有低谷。近一個階段，在推進到其“三大體系”構建這一具有前沿價值和意義的關節點上，在推進到其全面實現“中國化”和“國際化”這一具有突破價值和意義的關節點上，似有遭遇瓶頸而徘徊不前之勢。故本文願做一粒推波助瀾的小石子，希冀助力“澳門學”研究知難而上、激流勇進，不斷取得新成績，不斷開拓新局面。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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