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 || 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史敘事之建構
思想文化革命和社會力量的興起所涉及的深層次內涵是權力組合方式的轉變，從晚清至五四運動前後，國權下移和民權張揚這種現實對比促進了現代國家建構理念的再次躍升。科舉制度瓦解之後，士人身份評價機制走向多元化，同時各類社會團體所蘊涵的能量不斷加大，在民族主義和救亡啟蒙思想的多元張力中，孕育出革命文化的種子，湧現出各類社會改造運動，重組着帝制向民國轉型之後的政治秩序。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中國革命史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共革命史敘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即就是五四運動。因此，在政治言說與學術話語之間，五四運動具有顯著的交叉特質。
五四運動常與新文化運動並稱，事實上這兩個事件不僅在起源上頗具一致性，其影響也在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走向合流。在中共革命史範疇內，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醞釀，其分界線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術界基於各種討論立場和客觀事實，對於五四運動的性質多有爭論，但有一個相對的共識：五四運動是一場思想文化革命。這一論斷在周策縱、佛郎克、施瓦支等人的研究中不斷被強化和擴充。五四運動其烈度、深度和廣度不同以往，對民國知識階層的思想和文化觀念產生了顯著的形塑與影響。新式知識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五四運動的名稱也直接來自於參與五四的羅家倫等人。中國革命的走向和民眾的選擇，在“後五四時代”逐步實現。事實上，中國革命史敘事的形成與演變，與五四運動之間亦呈現着顯著的源流關係。
五四運動史是中共革命史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孜孜追求的研究課題，並一度以“專史”的面孔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與“黨史”、“革命史”的建構隱為一體，濃厚的階級話語和意識形態佔據了闡釋層面的主導性。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敘事框架內，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這樣的論說，在1949年之後歷史學者的各類論著和不同層級的教科書中多有呈現，是五四運動的主流敘事。
革命敘事源於對事件的表述、重構與再造。李大釗曾如此評述五四運動：“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作為一個事件的五四運動，已經超越了原本的界限而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意義集合體。以新中國的歷史學發展為坐標，革命史範式長時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唯一範式，主導着史學研究的方向。進而，五四運動的義理化詮釋也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不斷完成與擴充的。1954年，孫伏園在《回憶五四當年》指出：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改革開放初期，胡繩出版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史觀的指導下，對於包括五四在內的重大歷史事件闡釋作出了系統的論證。1980年代之後，學術研究的深化和各類新範式的湧現，如現代化範式、社會史範式、文化史範式、區域史範式、國家—社會範式等，包括對五四運動性質的爭論和反抗行為本身的再界定，亦派生和擴展出諸如五四精神、五四學、大五四、小五四、後五四時代、五四青年、五四黨人、五四時期、地方五四史等概念/說法，在微觀界定層面還存在着範圍上的“狹義與廣義”之分。改革開放之風帶來了學術的春天，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單調局面，深刻影響了研究的取向。新範式導向下的新解釋，並非是對革命史範式的消解，而更多是對一元化闡釋的有機延展。學術路徑的多元性充分說明了五四運動研究的多向可能，五四運動闡釋在話語體系的演進中呈現出強烈的時代特色和政治特質。頗為有趣的是，五四運動的學術詮釋與內涵界定，無論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文化運動”、“思想革命”、“社會改造運動”、“反啟蒙運動”、“反傳統運動”，還是單純政治史視野下的“愛國政治運動”、“群眾反抗運動”，都可以在各自的範疇內說得通，呈現出政黨五四、學術五四和五四本身的多維景觀，這種現象更多折射出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五四之後社會各界記憶的不一致。
以淵源而論，清末民初思想界和社會形態近乎革命性的劇烈變化，進一步促進了文化與政治的轉型，成為五四爆發的前奏。愛國救亡、民主科學、文化啟蒙三個關鍵詞成為“五四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德先生”、“賽先生”和“莫小姐”等簡約表述也構成了五四精神的基本話語。從社會抗議的直接出發點來說，乃是社會各界不滿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和日本對華的侵略，即“裡應外合的日禍、賣國的秘密外交”，舉起反帝與愛國大旗，主要是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面孔呈現的。而五四運動的影響，卻並不局限於單純的政治層面，而是形成了一個涉及思想文化、社會組織和知識變奏的多面體。在反傳統思維和啟蒙主義的導向下，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和舊禮教，客觀上促進了社會革命的演進歷程。政黨因各自理論源泉的不同，對於五四運動也有不同的闡釋，在野的共產黨傾向於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而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更願意從思想（文化）運動的角度來定義五四運動，一度宣傳為“從西方文藝復興到東方文藝復興”，這是明顯的思想文化史路徑。與此對應的是，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將5月4日設定為中國青年節。1941年5月3日，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青年喲，人類的春天》一文，頗含革命年代的浪漫主義基調：我們把“五四”定為青年節的意義，也就是這種意識覺醒的明白表示了。我們希望：“五四”運動時所表現的那種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遠保持下去，而今後無數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運動的朝氣向前躍進。繼承五四，推進五四，超過五四。使青年永遠文化化，使文化永遠青年化。傾向中共一方知識分子的五四敘述，進一步加強了“五四價值”的意識形態特質。
毛澤東認識到，五四運動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在1919之後也出現了傳播廣泛的局面，產生了“資本主義已成強弩之末，社會主義之實行，不過方法問題與時間問題”的初步趨向。在中共革命史的解釋體系中，民主主義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分水嶺就在於五四運動，並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強調無產階級作為獨立政治力量出現的重要意義。在延安時代，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青年運動的方向》等文章初步確立了五四評價的政治基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層面的歷次紀念活動與社會各界不同程度的研究行為，加強了五四運動的事實闡釋，五四其意義與價值已經遠超於一般的事件史，儼然為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符號與界標，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趨向。1967年，《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的規律”，中共高層將五四運動同正在發展的文化大革命貫通起來，革命的意義在歷史延續中新舊演替。因此，“自五四運動以來”成為一個固定的敘述模式，借此描繪個人的成長，揭示社會之變遷，似乎都離不開這樣的開篇。在政治史層面，五四運動這種“典型化”解釋，確實具有某種“單調”色彩。諸多概念的產生、譜系的重構和話語的移易，呈現出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也和相對“單調”的五四政治化解釋產生了一些齟齬。
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來說，政治話語主導着歷史事件的意義詮釋。意識形態與五四運動解釋之間，從民國時期已然不可割離，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對此頗有不滿。關於五四的研究，胡適晚年就曾說：“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國民黨對於革命史的建構、三民主義的實現，在敘事模式上從“政治抗議”和“社會參與”的角度，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也是充滿政治色彩的，並把青年學生的一系列行為與三民主義理論刻意掛鉤，“五四運動，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豎起主義，學生起來，發動了一個嶄新的劃時代的文化運動”，進一步導引和塑造五四運動解釋走向國民革命的路線，相對漠視了五四爆發的偶然性。1928年葛武棨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之關係》、1929年印維廉的《中國革命史》和1943年國民黨福建省軍隊聯合特別黨部編寫的《五月的革命運動》（“宣訓叢書”第一種），基本皆秉持類似論說。中國共產黨五四敘事所呈現出的意識形態特徵，也是歷史上形成的。1926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五月各紀念之宣傳工作》的通告，視五四為“紅色五月，帝國主義者所提心吊膽的五月快到了”，“我們不放過一點宣傳的機會，同時也不簡單的妄動”。1937年，張聞天撰寫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將五四運動定性為“工商學聯合的廣大群眾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眾革命”。處於“在野黨”之際，中共鼓勵學生運動和遊行抗爭，弘揚五四帶來的精神力量，並試圖將之擴展化和實踐化，特別是1945～1949年國統區民眾運動的勃興，五四代表的政治反抗和運動機制，都是“第二條戰線”運作的應有之義。因此，立足於政治立場和五四價值界定層面，意識形態的介入是“革命之所以成功和革命運動如何解釋”的必然選擇。
五四運動之後，在革命文化的催引下，形成了一個淵源有自的現象群，事件意義不斷泛化。新式文化活動和社會運動的五四化，演變為一個日常生活話語。1919年之後，被五四青年學生認可的新式服飾如旗袍、白衫黑裙，也一度被稱之為“五四裝”。惲代英在《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一文中指出：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八個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時濫俗的格調了。然而這總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運動的心理。這些人崇拜五四運動，正如前十餘年的人，崇拜三代之治、先王之道一樣。可見，五四運動造就了一種帶有潮流性的政論話語。從歷史學關注的領域來說，五四運動客觀上促成了“學潮史”研究對象和學人群體的擴展。僅以五四運動後十年為例：1922年，五四運動的餘波尚未完全褪去，顧倬出版了《學潮研究》一書，考察了學潮發生的來龍去脈與社會環境；1925年12月，常道直、余家菊合寫了一本書，名為《學校風潮的研究》，由教育雜誌社編纂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乃是最早關於“學潮”的著作之一，對1924年校園發生學潮的12種成因、地域分布與社會反響現狀做出了初步分析，並自覺運用了社會科學的方法，頗有創見；1927年，世界書局出版了查良鑑《中國學生運動小史》一書，此書對於中國歷史上學生運動、參與政治狀況及1927年之前的學潮成因做出了梳理，是中國較早關於學生運動的通史型著作。這些關注學生運動現象的論說，很難說與五四期間浩蕩的學生抗議沒有聯繫。
五四運動呈現出的運動縱深，以及社會各界參與的廣度，甚至超越了發起者和知識人本初的規劃與想像。“北京學界之有四日義舉，舉國有血氣者莫不敬服”。學生群體的縱火和暴力，在五四親歷者和同時代人看來：“最大多數的學生，實在沒有這種預備的”。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忱暫時消退之後，五四之後該何去何從？以1919年為坐標，社會各界的躁動和思想界的分化有一個明顯的轉折。五四運動使得新文化更為廣泛流播，也使得“改造社會”與“救亡圖存”更具迫切性。然而，思想呈現的價值需要在社會實踐和行動方略中予以完成，“後五四時代”諸多政治方案，又是起源於五四時期而合流於社會改造運動之中的。在新文化運動延續的線索中，五四運動可以看作一次社會力量的集聚與釋放，並進一步推動了社會思想的革命。1937年，陳伯達在評價五四運動時，便有一個類似的表述：“五四：這只是表示這個新文化運動整個時代的里程碑”。形格勢禁的政治社會環境和眾聲齊奏的思潮市場影響着知識人心態的走向，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無形勾勒着五四前後的文化界，各顯神通而無統一的傾向，對新舊知識人產生了極強的思維塑造和影響，也給五四繪製出多重底色。事實上，發軔於晚清的“家庭革命論”，五四之後也更為流行，新知識階層呼籲打破宗法社會而倡導家庭革命，以推進社會機體的進化。五四運動成為革命的必經之路、必然結果和必要過程，思想、政治與社會變革，是“五四餘波”帶來的延伸結果。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46～1947年中國政壇出現的“新五四運動”呼聲，也是對於五四意義的二度詮釋和重新確認。故而，五四運動的價值與內涵，關切着政黨合法性和中國革命的完成機制。
能夠看出，五四運動已經成為一個與文化轉型、知識人交際網絡和新政治思潮互動的觀察切口，而不單單是一場政治運動。除此之外，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社會影響的持續性和關鍵性，引發了不少西方學者的關注，這些討論也加深了中國對於這一事件的理解。五四運動發生與1910年之後的國際社會走向，如美國、日本與歐洲思潮同時期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各種要素之間的作用與排斥，諸多研究可以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場景更為豐富與充實。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之後的五四運動史研究，其縱深超越了之前的“單線”解釋，多元範式的引入，自然就呈現出思想文化的內在張力和“複調”色彩。從“單調”到“複調”乃至多元化線索，反映了五四運動史持久的生命力和學術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中國新式知識階層開始走向自覺。現代媒介與講演形式對於思想界和社會成員走向“緊密化”的作用甚大，五四前後一系列新式報章、現代媒體和城市講演，加上一些群體組織的創設與發展，產生了一個微妙的“化合”與“拉近”效應，促使富有朝氣的青年學生和試圖保障自身訴求的工人階級得以在距離上融入起來，並在五四運動中展現出這種新變化帶來的動力與能量。所謂街頭政治、遊行拉幅、罷課罷學和示威抗議，儘管在清末時期已有雛形，但真正的社會化和組織化，實際上完整呈現於五四運動。由於新式文化和各類思潮的催化，借助類似於《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等報刊，形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黨”與“同人”。這樣一種亞文化和小圈子，與新聞記者的時政報告相聯合，助力着抗議網絡和集會模式的成熟化，對於五四運動的產生和五四之後的社會組合，具有機制層面的價值。美國學者施瓦支的研究也說明這一點：“如果沒有《新青年》先生們的支持，他們在闡明喚醒中國的想法時，也不會有充夠的信心”。
從革命的構成和演變來說，20世紀中國革命首先是以反帝與反封建為目的。其次，文化界域的革命也一直伴隨着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舊文化給一新估價，又介紹了許多西洋思想”。精於五四運動研究的美籍華裔學者周策縱，對於五四運動便有高度的概括：“它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給予五四一個全方位的定義與認知，而不是局限於政治運動的解釋。實質上，這一認識的來源很早，1949年之後不少學者也秉持此觀：“五四運動不單是政治上的革命運動，同時也是思想、學術和文化上的革命運動，後來中國思想與學術的發展有賴於五四所給的刺激”，五四運動帶來全方位的社會革新，是事件爆發與影響的現實結果。
中國革命形成之機制，五四是一個節點性事件。在軍閥政治與政黨政治轉型期間，中國革命的動員網絡，五四之後實現了多種政治力量的有機組合，成為民國社會走向的思想起點和革命運動的範本。正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與多元，在思想上對於民初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衝擊甚大，動搖了傳統文化的根基，產生了“走什麼路”的政治與文化追問，特別是五四後的文化釀成和學術新造，被看作“學潮以後的中心問題”。20世紀歷史的走向也確實證明了，青年學生的革命化、工人階級力量的擴展和社會各界對於革命的服膺，都是建立於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餘脈之中，這個事實使得中國革命具有不可迴避的“五四特質”。在中共革命的話語中，“五四”以後中國文化鬥爭的主題就是“歷史唯物論—辨證唯物論與唯心論—形式主義”之間的鬥爭，社會各界選擇“革命還是反革命”，這些都是建基於“五四餘波”之內的。進一步來說，五四之後的社會各界，在“革命化”道路上，衍生出相當強度的改造力量，不少知識人甚至呼籲“家庭革命”、“生活革命”，把個人置於社會中，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等運動遙相呼應，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互滲，顯示了五四摧枯拉朽的重構功能。選擇“走社會主義”與五四運動之間，具有思想源流上的關係，這也是中共革命敘事以五四為基點的原因之一。
五四似乎顯示着一個變動時代的到來，“這回五四運動，如狂風怒潮的掃蕩了全國，我們大家覺得幾年裡邊，終有一個大事業生出來”。知識界相當熱鬧，“形勢大變，只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五四之後社會力量的崛起是客觀的，1949年蔡尚思評述五四之影響，甚至言及應“設立學生節和群眾節”，以張揚五四蓬勃之精神。1919年之後，另一個與中共革命直接相關的現象就是涉及共產國際、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相關的書籍報刊迅速增多，社會主義成為眾多思想流派的一支，階級、剝削、唯物辯證法等觀點擁有了一定的話語市場，並被不少知識人所認可和傳播。新舊、中西和不同文化類型的交鋒，成為五四前後一個思想界的忙碌場景，社會革命及改造思潮最終取得了相對優勢的地位。在“後五四時代”，解除了思想禁錮的知識人，頻繁介入政治活動，無論思想立場和實踐方式為何，基本都奔向了革命運動的洪流之內，使得中國革命呈現出不同的路徑。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前後，發生了分化。但是有一個共同點：無論哪一派皆稱自己為革命派。知識人參與革命或者具備的泛革命意識，“參加革命的人完全被超常進步的、與中國傳統完全決裂的觀念吸引了”，這樣一種激進與反傳統的色彩，成為五四運動的遺產。
五四運動的爆發兼具偶然性和必然性兩種特性，5月4日的示威遊行有其突發性的一面，而運動的迅速擴張並持續甚久則是一個社會力量勃興的必然結果。在五四前夕，“公理戰勝不了強權”和“弱國無外交”思想的流布，加強了學生群體潮動的愛國情愫，“拿來主義”遭到了某種質疑，關注社會內部的變動成為部分知識分子的復興訴求和手段，“有人比擬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實在不能說他過當”。民國前期思想界處於相當混沌的狀態，拉斯基、克魯泡特金、拉狄克、基爾特、費邊主義等多重思潮，無政府主義有着顯著的影響力，勾勒着複雜的政治圖景，“學界思想界均有所謂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顯的俄國派之分”。這樣一種思想領域的格局，不僅給知識人走向帶來了多重可能，也反映在社會改造與建設的實踐之內。五四爆發乃至餘波延續，傳統文化分裂和新型思想的洶湧，不免帶來了迷茫和彷徨的選擇困境。針對無政府在當時的流播，陳獨秀曾撰文評論：“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因此，如何以適應潮流和中國現實的政治理念統攝民眾，建構起現代國家的機制，面臨着巨大的爭議和派別的分異。
革命的發生和勝利不是一個虛幻的結果，有着實際且具體的動員手段和行進邏輯，包含着革命理念、革命組織、革命動員、革命力量和革命事件等多個維度的內容。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受蘇聯影響下的革命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共產革命和階級鬥爭為綱領的革命路線，並在1920年代與國民黨的“國民（三民主義）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共同構築起三大革命思想陣營。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的分化是一個必然趨勢。革命由“過去的一黨獨導發展為多黨競舉的局面，三黨對革命的積極認證和遐想式期待，將革命建構成為一種與自由、解放相關聯的強勢政治文化”。革命風起雲湧，包括農民、工人、學生在內的社會群體，在動盪中維持着艱難的平衡。與傳統中國底層抗爭的無序性和相對簡約的訴求不同，精英的集體抗爭往往予以政治發展某種方向性，並在適當的時機可以演變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力量。五四運動之後，接受不同層級教育和身處不同地域的青年學生，面臨多樣的政治選擇和職業流向，形成了政治參與界面上的理念組合與分布格局。青年學生趨向革命或認同社會進化，具有在政黨競爭中“組織起來”的迫切性。五四之後，社會各界呈現出“或曰改造，或曰革命，其精神則一而已”的局面。可謂，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予社會整合一個強勁的思想根源。
五四運動及其精神逐步演變為現代革命的源動力之一。在這種邏輯下，五四釀造的激進主義在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的雙重規定中繼續延伸，思想激蕩和愛國情緒被革命黨善加利用，鑄造出民族主義革命的機體。政府在引導學生之際，也多加防範，“實恐工學互相團結，以為對付中央之舉”。瞿秋白的描述或可以看出五四餘波隱約的轉向：“五四時代，大家爭着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着闢階級鬥爭”。1924年，陳獨秀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做了充分論析：“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階級話語逐步擁有了無可比擬的社會影響力。到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人善加導引五四遺產，張揚青年學生蘊含的抗爭力量，賦予五四新意義：“中國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學生在文化落後的國家，始終居於先知先覺的領導地位，發難的火炬是執在他們手裡的”。不難看出，國共兩黨都十分注重五四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意義和民族主義精神，有人甚至直接宣稱五四運動的本身原是一種抗日運動，從而將五四時期的反日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銜接起來，以此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全民族抗日的決心和信心。可見，五四運動建構的意識形態，對於中國歷史走向的影響非常深遠，而不斷賦予的新意義則是五四精神的時代價值和五四符號象徵的折射。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表述或可以便於理解中國革命的“五四性”，他指出：“無論五四運動如何失敗，五四運動實開中國革命的新紀元。自五四運動以後，有革命覺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義的新青年，在勞動階級之間盡宣傳與組織之力，以求中國革命的勝利，且更進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從敘事角度來講，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特別是中共革命史敘事的起點。1939年，毛澤東建構了一個革命史的詮釋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弘揚五四等於宣傳革命，五四成為一種“青年人的血統”，成為一種打破傳統、反對專制和謀求權利的符號與武器。故而，以五四運動作為標誌，在經典的中共革命史敘事中，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由舊入新，既是革命性質的變更，也有社會形態的變化。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合，促使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流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變化的樞紐，孕育出了一個“新時代”。以五四為基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被視為中國現代歷史啟動的樞機。
在國民黨的革命史書寫建構中，1928年之後將晚清至北伐運動結束的一系列事件革命化，建構出太平軍革命、義和團革命、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的理論邏輯，呈現出顯著的序列化特徵。孫中山“一意努力於革命事業之完成，以謀中國之富強”的目標，在歷史中最終完成。國民黨按照時代的需求賦予五四以新意義，“趕快在中國國民黨的指導之下，努力打倒軍閥及其所賴生之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以圖貫徹五四運動的使命吧！”同時，將五四價值與三民主義進行理論性闡釋，“五四運動之影響到國際方面，足以促進本黨民族主義的實現；五四運動之影響到政治方面，足以促進本黨民權主義之實現；五四運動之影響到經濟方面，足以促進本黨民生主義之實現”。在這兩種革命史敘事路徑中，五四運動都是一個關鍵點。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敘事具有超越於黨派分別的“五四特性”。
1920年代之後中國變革更劇，五四精神構成了社會運動的思想坐標。知識界對於五四運動的反應，影響了對於社會進步的認識。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致信袁同禮，自言：“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露，頓使人勇氣十倍”。郭沫若《青年喲，人類的春天》激情地指出：“五四”以來的二十二年間的進展，毫不誇張地，可以說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間的進展。1926年12月，許仕廉在《現代評論》雜誌撰文稱：救中國，一定要從社會改造入手。這是五四之後一種較為理性的認識。中國革命的“五四性”與“社會化”，源於五四運動帶來的多重影響，呼應着中國近代社會面臨的難局和政治轉型過程中的曲折。五四運動既是中國革命走向“社會”的基點，也是中國革命之所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坐標。五四之後，社會運動迅速蓋過了文化運動，實施社會改造成為知識界的思想重心。
革命思維、革命組織和革命階層形成存在一個適合發育的社會基礎。羅家倫善於總結和反思：“現在的思想革命，不是從前的思想革命了；從前是否定家族主義，現在是否定個人主義”。他進而指出：“一則促進了改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二則催生了許多社會的組織；三則提升了民眾的勢力”。五四價值不斷延展，“推倒了舊的社會基礎，而要創立一個新的”。後五四時代革命思想走向社會化，既是各個階層群體的整合，也是城鄉社區的進一步動員和聚力。新式知識分子從五四勝利中嘗到了社會運動的優勢，從而轉向社會改造和運動實踐。五四前後，各類新式社團和學會層出不窮，如新民學會、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武漢互助社、利群書社、北京工讀互助團等，代表了知識人對於社會改造的時代理解。
改造社會需要有思想啟蒙與制度層面的前提。晚清之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革新，為五四發軔提供了現實的條件。社會各界公民意識的萌發與成熟，繼替了士人消退後新型學術與話語力量的位置，形成勢力強盛的社會參與理念，可以看作革命力量構成的來源之一。社會力量在皇權消退之後，其力量正式呈現出來，“專制是和社會力量不能並存的，所以專制存在一天，必盡力破壞社會力”。社會改造與社會革命之間，隱約建立了某種關聯，“如不及早圖社會之改造，恐待時機之到，激烈之社會革命，興起必不可免”，革命的邏輯也在社會改造中得以推進。一些較為激進的知識人亦宣傳：“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大半太重視國家大政，太輕視鄉村細務了。我們此後應該排起隊伍，向民間去。而要到民間去，學生先要放下自己的架子。別把自己看成是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當作待我改造的階級”。同時，不可停留於理念而應落實在行動上，“學運多以揭露社會苦難為主，並未深入思考而提出改善國家的建議和辦法，這種做法只能徒增國人悲觀而於事無補”。毛澤東在五四後不久呼籲：“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可見，走向社會的呼聲已經較有影響。
在革命蓬勃的年代裡，政治話語的不同表述會產生多樣的社會效應。羅家倫是一位優秀的學潮發動者和理論家，他敏銳地指出：“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一點沒有組織”。走向社會化的實質是對人的統合和集聚，並借此擴展革命力量的對比。民國學者查良鑑所言：“社會政治秩序紊亂的時候，學生運動可以做其他各項運動的先鋒”。在革命實踐中，容易合力“形成農工商學兵的大聯合”。而且，新學生不同於舊學生，“新學生既要研究學問，修養道德，更要鍛煉身體，服務社會”。1920年代之後，投身革命即為家、為國破家等話語口號的表述，無不顯示了“後五四時代”思想觀念凝聚化的特徵，學生“已是一社會勢力了”。1920年，惲代英在其言論中對於革命組織化的期許甚高，若黨派組織“真是純潔勇猛而有計劃，能充分謀破壞，亦能充分謀建設，那便革命可以說是救時的唯一良策”。也就是說，革命完成須在組織化的進程中才能夠有效地實現。儘管民國知識人的選擇是相對寬泛的，但是如果不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思潮不免會改變知識分子的選擇和行動。當然，也存在思潮過繁，缺乏政治共識，使得思潮與某一群體的結合具有不穩定性的問題。
學生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定位，被革命家賦予了獨特的社會價值。科舉之後新學勃興，學生的角色由“體國經野”到“國家希望”，蘊含着社會結構變動和民族振興的要素。五四運動為學生群體的團結和組織化提供了契機，“從前之知識階級不團結，宜就現在設法；現在之知識階級不團結，可向將來着手；將來之知識階級，大部分產出於現代之學校。今日之學生聯合會，或即其團結之基礎；以為團結在學校之時，尤宜團結於出學校之後；在學校時，宜以準備為範圍；出學校後，乃以實行為鵠的”。在民主革命時代，青年及學生是極富朝氣的積極力量。自五四運動之後，青年學生既是“驕子”也是“叛逆”，與政黨結合成為不可遏止的社會潮流，並且在“後五四時代”呈現出與國家走向關聯的特有圖景。正如杜亞泉的期許：“學校團結”和“終生團結”的背後，是一種組織性和社會化訴求，是一個構建政權和黨派力量的基本訴求。李大釗在《雙十與五四》一文中，把五四與辛亥革命並列，視為中國革命史上的標誌事件。在中共革命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其邏輯是首先“借助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詮釋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與中國革命的任務、道路等問題，使中國革命贏得了民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毛澤東說曾說：“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繼而，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期間學生與工人群體的革命性，關照視野不斷下移、走向社會，最終實現了政黨理論建構的革命基礎。
中國革命的社會化，是一個革命力量的多寡進而漸次發展的過程，社會動員在革命中進一步延伸。要救自己，便須得人人成為反帝、反封建的戰士。以五四之後時人對學潮的論析來說：“學生運動太重視學生自身，忘卻自身以外之社會。現在中國的學生只有若干人，投身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有覺悟有理想而從事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我恐怕把各種不相關的人減而又減，只剩下一個極可憐的少數”。在陶孟和的表述中，已經初步有了思想多元（特別是具有主導性的政治思想）而缺乏統一性的憂慮，“學生們好像一幅白紙，着上什麼色就是什麼色。我現在正努力着色呢，看將來成個什麼色？”確然，國共兩黨皆曾從思想、文化和政策中加以規範，引導青年學生走向社會實踐和認同各自的黨派教義，試圖統攝和利用學生這一不可忽視的力量。故而，整個20世紀中共革命和社會革命化其具體過程所呈現的是：個人的生活、價值的選擇和社會的終極走向之間，在不同思潮展演中，最終達到了某種一致，強動員性和被制度化成為選擇革命後的現實結果，“入黨是現在中國學生從事於救國的唯一道路”，並以國際潮流來強化其合法性，“加入政黨為今日世界各國國民之共同自由”。1920年知識人這個“驚人”的論說，代表了當時文化界已經萌芽的政治觀念。
五四運動之後，政治主義和組織建設的融合就成為革命網絡制度的兩個向度。從學生群體到整體社會力量的發動，工農群體和政黨建構理念的彌合，實現了政黨底層革命與精英階層的相對貫通。五四運動加快了總體社會力量被激發的進度，促進了現代政黨的成熟。社會改造思潮勃興之後，受到蘇俄革命的影響，國共兩黨對於群眾動員和引導學生，理念上達成了一致。正如有學者所評述：“五四學生的集體身份認同是以國民身份意識為導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在五四運動後期，國民黨人和新興的共產黨人對青年學生的爭取，也是五四學生運動政治轉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各界民眾被建構於國家主義和政黨理論的脈系裡，擴大了政治思潮與社會群體之間的粘性。政黨政治取代軍閥政治之後，政黨則被賦予了建構現代國家的意義，“政黨—救國”之間建立了邏輯關係，各個階層的民眾在對“黨義”的認識、遵從和認可過程中被“組織起來”，形成了能量不一的革命力量。“我們如想中國民族得到自由獨立，只有全國民眾到國民黨的旗幟下，聯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實行國民革命”。
政黨是社會力量組織起來的基礎，民國政治家稱無序的政治運動無法改造中國，而只能“以理想之政黨來改造中國”。一些服膺國民革命的知識人，視“以黨治國”為救國路線，信服強大政黨應不為“軍閥所蹂躪踐踏”，且“朋”與“黨”不同，“黨”是有信念與理論的，故而民眾融入黨團之中，實現社會改造，是革命的必經之路。社會的整合性促使知識階層不斷“政黨化”，新式知識階層在後五四尤其是國民革命時代，傾注於“黨化”與“化黨”，試圖以政黨力量改造社會與再造中國。社會力量通過有理念的黨派再度集合起來，這樣一種理念建構也與政治制度的結構互動共生。“強權就是政府，強權本沒有自性，不過隱伏在組織裡面”，突出組織與權力之間的聯合性。中共強調動員廣大群眾，使之成為政治力量與革命推進的核心來源。很明顯，五四運動與中共革命之間的關係，選擇“社會主義”的理念被強化，“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在動員機制層面具有顯著的邏輯關聯。1928年之後，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成為執政黨。由於恐懼學生運動帶來的反抗力量，“無取於學生干政之風”，於是從各個方面加以制約和規訓，鼓吹理性與樸實而指責無序和衝動。五四價值的評價，國民黨由於身處位置和立場的不同，變得保守與曖昧起來，與中共出現了理論認識上的差異。直到國民政府敗亡，學生運動的解決措施和合理引導民眾反抗的制度設計，也沒有建構起來，進而失效。
五四之後，已有學人從傳統遭到破壞或者運動烈度過大的角度予以反思（秉持“告別革命論”者也有此種考慮），但是基本上少有全盤否定五四運動者。五四被建構為一個激情的、浪漫的且革命化的美好事物，而反五四被視為一個落後的、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思想弊病。這個認識超越於後五四時代林立的黨派和多元的思潮，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價值標準。可謂沒有五四，就沒有革命的興盛，成為社會運動合法性的正義表述。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後，“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地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晚清革命運動的正當性，通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所強化，充滿了政治義理層面的闡釋。即使五四運動確有局限，也在此種言說中被遮蔽，直到198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諸如“反傳統”、“無序性”等反面評價才又一次以學術面孔現於台前。這也意味着，五四運動在政治象徵的視野下，是一個革命話語的起點與延伸。“五四餘波”和“後五四時代”的社會機制與思潮圖景，都是“五四意義”下的接續與轉向。也就是說，五四反抗在事實上造就的“原教旨”色彩，成為1920年代之後中國社會運動的思想坐標。
革命構成了19～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核心命題。五四運動的源流與晚清之後的社會變革息息相關，“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觀點確有其道理，誠如梁啟超其言：“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辛亥革命作為一場政治革命，並沒有帶來足夠力度的社會改造和文化革新。事實上，缺乏思想文化的同步進化，“革命在另一種形式下早熟了，超過社會發展的速度；生是生下地了，可是一出世就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東西”，而且還陷入了“一個混亂的彷徨的軍閥官僚政治泥潭的裡去”。在此種維度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看作政治革命在思想文化層面的延續，並之於政治秩序以強大的衝擊力，派生出社會革命的客觀效果。
現代國家的形成機理，是一個邏輯相繼和新舊交融的綜合體，五四運動其政治導向和社會滲透，展示了一種本土力量被組織、動員和接受新知的可能路徑。並且，五四之後的政治走向，就是在思想文化界論辯和社會力量重組下不斷行進的。作為個體的民眾，在多重社會變奏中，實現着個人社會化、關係集團化和革命組織化的多個面孔。中共革命的成功，其動員的網絡結構和政治觀念被認可，都是在五四之後思想界所鑄就格局上的再次統一和詮釋。中國革命“五四性”與“社會化”的表達，在政治話語、意識形態和時代變遷的交錯磨合中，實現着一種微妙的差異與平衡。總而言之，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思想與社會結構一次深層次的躍遷，並最終與革命話語合流內化，形成了20世紀中國革命敘事的邏輯結構。
中國革命史敘事的建構與演變，從五四的起源到其影響解釋的不斷強化，構成了現代中國形成機制和革命道路選擇的思想坐標。中國革命史的進一步延伸與充實，“五四解釋學”當然是不能缺位的。在告別革命與回歸革命、學術界的新舊範式體系之間，多樣化論爭所反應者，不僅是政治話語的“去革命化”，更是學術話語的“新革命化”。這樣一種路徑，或可以彌合“宣傳下的革命”與“實際中的革命”其本相的背離。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中，革命當然難以揮手“告別”，五四研究仍可煥發出當代的“新意”。20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與闡釋，五四傳統與現代話語的交織，就是在思想文化和社會運動的張力中，不斷呈現出具有經世意義的內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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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曉紅 ||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傳承與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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