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九詮 || 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
作者簡介：楊九詮，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主編，編審
參與學科建構，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學術期刊在辦刊過程中遭遇的諸多問題，均由對這一命題的猶豫不定所致。本文的任務是，圍繞這一命題，提問作答，給予學術期刊更加分明的定性與定位。
一、發生學：與生俱來還是外部嵌入？
學術期刊具有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這不是一個規範性命題，而是遵循實事所求之是，即事實性命題。其所謂的事實，固然是作為現象的，即實然；但更是發生學意義上的，即必然。我們當然也可以在規範性意義上來陳述這一命題，但它是基於實然與必然，也就是說如此方才符合學術期刊的辦刊規則與規律。
從學術期刊的出身而言，此一命題，乃學術期刊的DNA。2014年10月26日，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出版機構英國皇家學會宣布，從即日起，將永久免費在線開放其歷史悠久的期刊檔案庫，公開資料中包括最早的同行評議期刊——皇家學會《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哲學會刊》由英國皇家學會出版，創建於1665年，是世界上第一本科學研究方面的專門性期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同行評議期刊。《哲學會刊》從1665年一直出版至今。皇家學會的早期秘書之一亨利·奧登伯格是《哲學會刊》的創辦人。奧登伯格認為期刊是“科學的記錄”，“科學的記錄”存在四項標準，後來發展成為學術期刊的四項基本功能：
其一是註冊登記功能，即表明特定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優先權（首發權）和所有權；其二是評估鑒定，即通過同行評議、退稿來保證文章質量；其三是傳播功能，向其他學界同仁傳遞作者的觀點；其四是存檔功能，即永久記錄作者的研究成果。這四項基本功能，延至於今，幾乎未增未減，確立了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基本任務、功能及機制。
學術期刊發展與學科發展的關係，是知識發生學意義上的。幾乎可以說，每一種成功的學術期刊，均可以示例以證。尤其在學科發軔期，往往更能顯現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英國皇家學會院士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曾經對《哲學會刊》有過這樣的評價：“哪怕全世界所有的書都燒毀了，只要《哲學會刊》還在，整個物理科學的基礎就依然安全、不會動搖。”亦足見《哲學會刊》的“學科地位”。有研究者曾以美國《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為例，對學術期刊辦刊方略對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作用予以討論，頗有啟迪。1893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物理系的三位教師創辦了《物理評論》，這是美國第一種物理學科的專業期刊。19世紀最後25年以前，美國取得的科學成就比較少，既沒有基礎物理學的專業期刊，也沒有專業物理學會，在物理學界處於邊緣地位，與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物理評論》的創辦與發展，扭轉了正值勢頭的重實用、輕理論的美國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推進了“純科學”研究的轉向，成為美國科學進步和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標誌性事件。研究者還通過該刊在不同時期的作者分布，核心作者群及統計分布特點，文獻單元作者係數及合著率變化的研究，揭示了期刊發展與學科發展的高度相關性。
中國近代學科門類與學術體系也是與學術期刊相伴而生的。戊戌維新時期，湧現出《農學報》等一批學術性、專業性刊物。“這些刊物，大多開創某一學科刊物的先河。”梁啟超在為《農學報》創刊號撰寫《農學報》序中說：“既念發端經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為權輿。”1904年至1906年是中國近代專業期刊發展的關鍵期。正如梁啟超指出的，“吾國出版界，近一年來，奮迅發達。即其定期出版之雜誌，以東京學界一隅論陸續出現者已逾十種，且為分科發達之趨勢，不可不謂進步之良現象也。” 如此，創辦期刊直接就是建立學科之本身了。在論及此一段期刊發展時，《中國期刊史》指出：“概括起來，學術期刊的發展與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是相輔相成的。作為現代學術建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期刊對於現代學術發展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學術期刊標榜輸入新學理，以示區別於傳統的學術內容及其分科形式……其二，學術期刊的發展，使學術論文逐漸取代傳統的筆記札記，成為學術評價的新載體……”學術期刊對中國現代學科發展擘畫開創之煌煌功業，足可彪炳史冊矣。以筆者所從事的教育學術期刊領域說，中國最早的教育專業期刊是1901年由張之洞、劉坤一資助，羅振玉發起創辦的《教育世界》。《教育世界》的前期主編是羅振玉，自第69號始主編為王國維。《教育世界》是一個以教育研究為主，兼登教育新聞事件，以及文藝、人物傳記等在內的綜合型教育期刊，設有學理、教授訓練、修身訓話、學校管理、家庭教育、學制、教育史、學術史、傳記、雜纂等欄目，主要刊載譯作，介紹外國教育思想與教育制度，教育理論及教育事業歷史和現狀。《教育世界》68期提出三項宗旨：“一、引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載各國良法宏規，以資則效，三、錄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勸；若夫淺薄之政論，一家之私言與一切無關教育者，概弗錄。”足見其學科定位與學術追求。《教育世界》是當時中國教育期刊中發行量最大、出版時間最長、影響甚巨的專業期刊，尤其是它持續、大量引進了歐美、日本的近現代教育理論，對清末教育變革與中國現代教育學科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學術期刊與學科是互通、互動、互構的關係。總體而論，學術期刊可以納入學科範疇加以省察與操作。強學科總是有相應等稱的質量與數量的學術期刊群，“學科學術期刊水平代表着學科的發展水平，一個優秀的學科，必然擁有一批優秀的學術期刊”。反之亦然。需要說明的是，學術期刊繁榮與否還不只是學科發展成熟與否的表徵，前者對後者具有槓桿效應，亦即可以發揮學術期刊對學科內部要素配置的功能，前文所論美國的《物理評論》、中國的《教育世界》即是其顯例。這也可以從集刊現象“反向”說明這一問題。一般來說，學科發展與學術期刊發展是均衡的、協調的。但由於中國大陸期刊是審批制而非登記制，這就帶來了學科發展、重組以及學科領域重大議題的深化與拓寬等等學術變化與刊號這樣的學術期刊資源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集刊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正是這一矛盾的頗有些特色況味的特殊的求解之法。鄧正來教授比較早地注意到這一現象。他在2005年發表的《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一文中指出：“晚近20餘年來，中國學術界出版了相當數量‘無刊號’的專業性或學術性的連續出版物，這可以說是‘學在民間’的繁榮。”鄧正來由此批評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和生產者培養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發揮它們所應當具有的影響研究者個人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研究者個人‘琢磨’如何能夠發表論文的參照性工具，進而成為研究者個人在相關學術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謀求‘統計指標’的一個必需途徑。換言之，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漸漸演變成了一種提供統計研究者知識產品之指標的形式制度，並在一定意義上喪失了其作為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和引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實質性作用。”鄧正來看到了集刊這一學術現象，並給予了極高的學術評價，但是，“學在民間”之說以及對學術期刊的批評，則未必盡是。有書號的集刊，與有刊號的期刊，並不能構成“學在民間”與“學在官府”的分野，一般來說，對圖書的審查總還是要比對期刊的審查稍稍嚴格一些。而鄧正來所說的集刊中“影響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範式轉換、推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高質量論文”，在學術期刊中並非相反的短缺。尤其是，CSSCI已將集刊納入其中，集刊中的優秀者大多數已經成為C刊的組成部分；集刊進入C刊體系，也並未明顯降低鄧正來所說的集刊原有的學術優勢。毋寧是，集刊現象，以“變相”的獨特方式，充分反映了學術期刊對學科發展的槓桿效應，更顯著地證明了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
二、範式：生產方式還是文本形態？
學術期刊既是論文的載體，更是論文的篩子，兩者是共濟相生的關係。期刊需要論文發表，否則期刊無以自存；學者的論文需要發表，否則學者無以自證。我們這裡提問作答的，主要還不是指此，否則這個問題就多少有些攪擾，甚至有些無厘頭了。這一提問的前後兩句，可以互文見義。知識生產需要論文，論文需要發表，是一個連續性、一體化的表達。發表論文，是期刊與學者共同構建的知識生產的機制與制度。啟蒙運動，極大地推動了科學知識的發展繁榮，其中一個普遍而重要的現象就是大量科學團體或機構與各類學術共同體和思想共同體的產生，出版《哲學會刊》的英國皇家學會就是啟蒙運動的催生物。期刊，包括大眾的與學術的，也在啟蒙運動的時代語境中應運而生。大眾期刊（雜誌）的湧現，主要源於啟蒙運動開啟的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的拓展。學術期刊則主要源於現代知識生產的新的範式的建構，而新的範式的最顯著的表徵之一就是“論文”形態。最早發現這一現象並加以揭示的，恐怕要算開創“範式轉換”理論的托馬斯·庫恩了。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影響甚鉅的經典之作中指出：
這裡所以要做較長篇幅的摘引，當然在於它的重要性，同時也因為庫恩如此深切顯豁地究明的問題，似乎尚未引起我們的普遍關注。引文的粗體字為引者所標，以期讀者注目。關於“第一原理”，庫恩指出：“我們已經注意到，一旦接受了一個共同的範式，科學共同體就無需經常去重新考察它的第一原理，其成員就能全神貫注於它所關心的現象中最細微、最隱秘之處。這確實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整個團體解決新問題的效力和效率。科學中專業生活的其他方面更進一步增強了這種非常特殊的效率。”那麽，“第一原理”頗類於學科中的普遍知識。在庫恩看來，這是教科書的任務，而知識生產需要以論文為範式做出“非常特殊的效率”的新的知識貢獻。如此看來，不少高校與科研機構對是否將教科書列為科研成果存疑不定，倒也不是沒有道理呢。庫恩這裡，將“書”與“論文”對立起來，似乎給人過於絕對的感覺，但卻格外分明地在“範式”的概念框架下闡釋了現代學術生產的“內在機制”。儘管人們未必就在其機理上知其所以然，但作為經驗知識對其事實似乎還是能夠知其然的。從學術規範的角度看，先有論文，再擴展為書，甚至直接將論文輯集為書，亦不為牾。反之，書在前，抽出部分當作論文，就有可能涉嫌學術不規範了。在評職稱時，通常以論文為主，以至沒有著作可以用論文替代，比如幾篇發表在某層次以上期刊的論文可以折算成一部多少字以上的著作，幾乎從未見到相反的設置。這並不是說，著作不重要。但好的著作，往往有論文打底。我的一位同事，計劃完成一部著作，在微信圈裡向諸友發願，說為了確保著作質量，成書之前必須發表至少多少篇論文。也許他僅僅是從確保著作質量作想，深究之，乃是論文作為範式，能夠確保他的研究真正進入該學科的學術生產的內在機制。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已然離開了前範式時期，範式轉換中的新範式並不等於前範式，論文作為知識生產的範式將持久存在。尚不能以論文形式出現的領域也許只存在於未來學中，這個領域似乎還帶有前範式時期的影子。對於未來學，許多學院派學者都對它嗤之以鼻，認為那不過是些聳人聽聞的不經之談。美國歷史學家洛扎克在《信息崇拜》一書中，就對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不以為然，認為未來學不過是一些虛構的故事，並譏之為“當代文學”，呼應庫恩“書”與“論文”對舉之論，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現代學術研究的內在機制。
言及於此，對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功能的認識，應該也就已經浮現出來了，這就是：因為論文。前文所述中國近代“學術期刊的發展，使學術論文逐漸取代傳統的筆記札記，成為學術評價的新載體”，亦是其理。首先是需要論文，這是現代學科學術生產之必須。再者，就是需要發表，這是知識傳播與學術共同體之必須。《哲學會刊》的四項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同行之間的傳播。庫恩也說：“他們通常以簡短的論文的方式出現，只寫給專業同事們讀，這些人被認為都具有共有範式的知識，唯有他們能夠寫出論文，也才能讀懂為他們寫的論文。”學術期刊確保學者的論文走出案頭抽屜，供同行交流，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空間傳遞和時間留存，而是學科建制之本身。我們說學術期刊不僅是論文的載體，更是論文的篩子。而篩子的機制，也就是《哲學會刊》四項基本功能之一的評估鑒定功能。評估鑒定，是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重要功能之一。學術期刊評估鑑定功能的主要機制是同行評議（包括編輯部的審稿機制在內），《哲學會刊》就是第一本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從知識學的視閾看，學術期刊對論文的同行評議的文化，可以納入到知識學外在主義予以考察，即參與為內在的知識信念提供某種可靠性。周光禮在《反思與重構：教育法學的學科建構》一文中指出：“學科既是一種知識體系，又是一種學術制度、學科成熟的標誌，一是內在標誌，即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有明確的學科主題以及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外在標誌，即一個成熟的學科應進入大學課程，有學位授予點、全國性的學術組織以及學術期刊。” 所謂“外在標誌”，或者可以在知識學層面加以理解與闡發。從利奧塔爾“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的概念框架看，學術期刊事實上就是語用學層面與論文進行的互動與互構。無論是閱讀到論文的同行還是同行評議者，他們作為受話者與論文作者作為發話者的“地位相等”的對話，共同構建了“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的“研究遊戲”。利奧塔爾說：“我們只是在他講話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點。在此之前，他不會被稱為學者。”這是對受話者說的，其實對發話者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不發表即出局”這一句雖被廣泛詬病但成普遍事實的話，也許能別有會心。正是學術期刊的發表，才有了論文反覆傳播的軌跡；正是有了論文反覆傳播的軌跡，才得以刻畫出學科的知識邊界和學術共同體的組織邊界。阿倫特在討論公共領域是有一個著名的“桌子之喻”，即“桌子”抽掉，公共領域也就消失了。借用（也是一定程度的引用）“桌子之喻”，學術期刊就是現代知識生產傳播的“桌子”，它不只是平台，而毋寧是學術場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即參與了具有某種劃界功能的特定關係的網絡與構型的締造。現如今批評“以刊評文”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以刊評文”強調太過固然不當，但全盤否定“以刊評文”，按之於此，不反倒是不明理不講理了嗎？
三、部門：journal還是magazine？
學術期刊從其物化形態及形成物化形態的具體工作流程看，在顯性層面上，確乎具有一定的出版屬性。但是，其作為產品即出版物的一般商品屬性即交換價值，似乎並不顯著。學術期刊的四項基本功能之一“傳播功能”，主要指向其他學界同仁傳遞作者的觀點，與以利潤為驅動的出版發行迥然有異；於此，學術期刊與人們通常所認知的一般出版物也就構成了柯靈等人所指出的“相對概念” 。從這一點上來說，學術期刊作為出版物，可供學習與研究的使用價值遠遠大於抽象、普遍的交換價值，不可能在“流通”過程中被抽象為一般等價物。張雲鵬在《本原與旨歸——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學術屬性之強化》一文中指出：“從宏觀上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屬於出版物範疇，屬於文化產品之列。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出版物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僅具有產品屬性、商品屬性，而且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更為重要。兩者相權，後者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原屬性。確切地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特殊的產品、商品，其特殊性在於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遠遠高於其產品和商品屬性。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定位應首先是學術和知識，其次才是產品和商品；學術和知識屬性才最能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質的規定性。”其所分辨，確切分明。對學術期刊來說，出版是操作性的，學術與學科才是規定性的。只不過，此一論述完全可以擴展到包括理、工、農、醫在內的所有門類的學術期刊。
學術期刊的出版與學術（學科）的關係，在人們泛泛理解的期刊概念的內部再做勘察，或許能尤加清晰。筆者2015年年底擔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主編。我妻子是一家幼兒讀物類期刊的主編。她打趣道：“我是老主編，你是新主編。”兒子從旁笑言：“不一樣的。你是magazine，爸爸是journal。”這真是一個頗有意味的橋段。在英文中，表示期刊的詞有四個：periodical，journal，magazine，serial。前三個詞意義較接近，可以互換，但三詞並舉時，含義有所區別。一般說來，periodical可以包括journal，magazine。頗有意味的是journal與magazine的差異。Magazine源於阿拉伯文，原意為倉庫，故譯為“雜誌”，一般是為普通人提供的大眾化的出版物。Journal則更傾向於用於學術期刊，有時為了強調學術性，經常在前面加上一詞“scholarly journal”。但在漢語中，“把期刊和雜誌作為同義語使用……已經成為被廣泛認同的觀點” 。現在看來，“期刊”與“雜誌”兩個概念確實需要區以別之。一方面，這是追根溯源之需；另一方面更在於，“期刊”與“雜誌”在本質屬性上有着顯著的區別，不可不究，不可不明。馬修·克勞福德博士在《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讓工匠精神回歸》一書中講述從雜誌社到期刊社的工作經歷中，嚴格區分了journal與magazine，能給我們直接的啟示。中譯本寫道：
讓我們再來看看英文版原文：
中譯本用“雜誌”對譯原版的“magazine”，用“期刊”對譯原版的“journal”。中譯本中的“雜誌出版商”，原版為“a publisher of magazines”。中譯本中的“看上去嚴肅的刊物”，原版為“serious-looking journals”。中譯本中的“從雜誌跳到期刊”，原版為“from magazines to journals”。馬修·克勞福德博士並非着意區分“journal”與“magazine”以圖建立概念框架，而是在講述自己的“轉行”的經歷中“不經意間”有着明切區別地運用了這兩個詞匯，所以更具語料學價值。儘管中文世界存在“雜誌”與“期刊”混用的現象，但“magazine”與“journal”的區別啟示我們，“期刊”與“雜誌”是一對“相對概念”，不可混淆。越是大眾雜誌，其出版的規定性越強；越是學術期刊，其學科的規定性越強。對前者的考核，一般是建立在刊發量基礎上的發行碼洋；對後者的考核，主要是建立在引用率基礎上的影響因子。事實上（同樣也是理論上）說，這兩者是難以兼顧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因為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部門。有意義的是，在馬修·克勞福德博士這一段經歷的敘述中，我們也能明顯感受到他對學術期刊受到商業干涉所產生的困惑。《哲學會刊》早期的探索也證明了這一點。《哲學會刊》一開始完全由奧登伯格本人出資印刷並發行，皇家學會理事會同意期刊的贏利歸奧登伯格個人所有。儘管奧登伯格終其一生對期刊的贏利狀況都很失望，但我們顯然不能據此認為這份期刊是不成功的。
在期刊工作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其中的根源之一，就是混淆了期刊與雜誌兩者的部門屬性，或者說將期刊的出版的操作性特徵誤識為規定性特徵，從而忽視了學術才是它的本質屬性。在學術期刊的內部考核上，就有營收與影響因子兩頭都要的現象，致使辦刊舉步維艱。據筆者所知，有些期刊從C刊和核心期刊“出局”，主要原因還不是質量問題，而是經營壓力所致。尤其是每逢調整改革，都會出現將學術期刊併入到出版社的現象，且此一現象不在少數；結果，因為部門歸屬的問題而誤致學術期刊的進一步發展舉步維艱。區分期刊與雜誌的不同，重識學術期刊的學術屬性，充分認識和重視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十分必要，也十分緊要。2005年4月中國科學院劉振興、陳運泰等十五位院士針對中央計劃將學術期刊列入可經營產品的改革方案，提出了“關於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納入公益性事業管理的建議”。2005年10月中央對十五位院士建議作出了肯定性反饋意見。院士們建議書的基本依據就是：“自然科學學術期刊本身是科學技術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是由學術期刊的本質與屬性決定的”；學術期刊“無法在市場交換中體現出一般商品的等價交換的原則，商品屬性不是它的本質屬性，學術性才是它的根本屬性”。院士們所陳之理，應該成為學術界、學術期刊界以及相關管理部門的普遍共識。
延伸閱讀劉澤生 || 2022年第2期“總編視角”欄目主持人語葉繼元 袁曦臨 || 如何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
《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1期文章合集《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1-4期文章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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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