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昱 || 新中國與舊文人關係之側影：以許寶蘅加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為中心
成立於1951年7月29日的中央文史研究館，其設立初衷為解決新中國成立後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識分子生計問題，同時發揮他們在保存傳統文化、推動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1949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回信答覆柳亞子有關設立“國史館”的問題時便指出，新成立的文史館將以“敬老崇文”為宗旨，廣納社會賢達、名流耆宿，最大限度地影響和團結海內外各階層人士，結成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文史館成立之後，招納了大量文化界的耆年碩學之士入館，在修史編志、書畫詩詞等保存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活動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招納文化界的耆老入館，亦符合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針，“要使他們適應新中國的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對他們進行教育，幫助他們重新學習，逐步改造舊的世界觀。”從近年的研究成果來看，關於中央文史研究館的探討多見諸於回憶性文字，尤其集中於倡辦、主辦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與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私人交往細節，有關該館的具體運作、選人標準、人事關係等問題，依然有較為廣闊的研究空間。
文史館的成立，在新中國成立後便已有倡議。1951年6月23日，符定一曾致信毛澤東，信中寫道：“一般旅京老人生計困難，去歲以來，他們因我公關懷，有設立養老機構之意，風聲所播，彼等不勝欣喜之至。去歲下半年，周總理秉承德意，屢次向本人表示，決定由政務院設立文史研究館。本人遂邀集若干老人坐（座）談數次，徵求眾意，並陳述老人對於文史館研究的辦法。周總理辦事熱心，毅然負責，去歲冬季，派齊燕銘秘書長設立文史研究館的籌備處。籌備處總司其事者齊秘書長，助理齊秘書長者為屈武主任，文史館籌備事務者為王笑竹。據王笑竹說，現時文史館事已籌備齊全，只要主席一批，即時可以開館。近幾天，這些老人本身療饑無術，對於文史館望眼欲穿，群來向我詢問，逼我向主席催請，並說：催請如無效，主席自有個答覆使老人有所遵循。有人說，若因文史館的職員不能定，遂使文史館遲延開辦，則請政府先發表一批老人名單，先期照單接濟，免得老人緣門乞食。以上所說老人的話，居多情詞懇切，不得不據以上聞。總而言之，文史館究竟能辦與否，請明以告我。萬一有困難須面語者，請派車來接我即趨前聆教可也。”毛澤東收到來信後隨即批示：“請齊燕銘同志辦。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捱餓。”一個月後，中央文史研究館正式成立，聘任26名耆宿為第一批館員，館址經多次商議，最終選定北海靜心齋。可見推動文史館成立的直接原因，與一批晚清民國耆宿在新中國初年的生活困難有直接聯繫，但挑選哪些人士進入文史館任職，顯然有一定的標準，在“敬老崇文”的要求背後，還有其他一系列的考量因素。
1956年10月8日，許寶蘅獲聘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聘任書為第154號。生於1875年12月20日的許寶蘅，曾於1902年應浙江鄉試中舉人，1906年後歷任內閣中書、學部主事、軍機章京、承宣廳行走。入民國後又曾任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等職。1932年，許寶蘅到東北淪陷區任偽滿執政府秘書、大禮官、宮內府總務處處長，1939年因年老退職，1945年8月回北平家居。新中國成立後，從1953年起領取北京市勞動局每月發放的生活困難補助金，直至1956年10月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為止。許寶蘅“出身科舉，數十年浮沉宦海”，歷任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偽“滿洲國”及新中國政權，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日記，而目前保存出版的《許寶蘅日記》，其中較為完整的一部分即是1944年至1960年，可以說，由許寶蘅的角度，可以提供分析中央文史研究館在挑選館員過程中注重的相應因素、挑選結果背後的人事糾葛，亦可由此窺見歷經晚清民國的舊文人，在新中國時期如何調適自身並積極融入其中的過程。
一、中央文史館早期入館人員分析
1951年7月底，首批入館館員名單公佈，20餘名耆老中，不乏葉恭焯、柳亞子、章士釗等知名人士。通過分析首批館員的出身、專長、社會關係等因素，可以讓我們對挑選文史館館員的標準有更為具體的認知。
從首批館員的出身來看，大部分均有科舉出身、或曾就讀於新式學堂。其中王治昌、邢贊庭、邵章、康同璧、唐進、葉端棻、劉㛃園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歷，除康同璧留學美國、唐進後來留學法國外，其餘人員都是留學日本，專業均為法科或商科。而沒有入過學堂的兩位館員均為著名藝術家：陳半丁與齊白石。前者為任伯年和吳昌碩的弟子，而後者之藝術成就則早已為世人所熟知。這些館員的專長，都是詩詞、書法、繪畫、掌故、古典文學等領域，可以說充分體現了文史館“敬老崇文”的特色——他們年紀較長、歷經數政權的更迭、又多以繼承弘揚傳統文化見長，被選為首批入館，可謂實至名歸。
不過，在崇文衡士的標準後，不可不注意兩個因素的存在：一是人事關係，一是歷史因素。文史館首任館長符定一與毛澤東的關係早已為後人所熟知，周恩來就曾將“發現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有用人才之第一人”，作為老人一生的三大貢獻之一；柳亞子在重慶談判時便已與毛澤東吟詩唱和，而文史館的成立，其中便有柳亞子的提倡之功；章士釗曾在籌措進步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時期，以二萬元銀元相贈毛澤東；劉武則在1920年代擔任瀏陽縣長任內，出資200元為股本支持毛澤東於長沙開設文化書店。另外在該批館員中，查安蓀是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時的同學，黃復是柳亞子的好友，王治昌是王光美之父、劉少奇岳父，齊之彪為齊燕銘之父，而齊燕銘在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職務，在籌措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協調作用。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入選並非單純依靠人事關係，像王治昌是工商業界的著名人士，長期致力於兒童福利事業，齊之彪則在任故宮博物院秘書期間發現了多部宋元版書籍，但以“崇文”的標準來看，二人的入選似乎有些勉強，因此不能不考慮此方案的人員、社會脈絡及社會影響等相關因素。
挑選首批館員的另一關鍵因素，在於他們的過往歷史均符合“革命”話語之下的品德要求，即在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環境中，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求獨立求解放的革命行為，在面對外來侵略的時候堅持民族大義與民族氣節，不投降敵偽政權、不同流合污。如葉恭焯1941年自香港往上海，拒受偽職；邢端、邵章、夏仁虎、巢功常等人在1920年代之後均已淡出政壇、閉門潛心於詩詞書畫，甚少與政治發生糾葛，保持超然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操守。這種身份、關係與歷史的交織，影響與決定了第一批館員的最終入選名單。
當然，中央文史研究館的成立，首要還是解決這些耆老在京的生活起居問題，這一取向也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穩定社會秩序、有效恢復經濟文教發展的國策相吻合。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便明確指出：“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1951年1月12日，政務院下發《關於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補充指示》，明確要求對“具有相當學識並在地方上有相當聲望的人士，願為人民服務，但因年老或身體衰弱，現在不能擔任辛勞工作而無法生活者”，“應由各省、縣、市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適當辦法，吸收他們參加工作”。所以葉揚兵根據《鄧之誠文史札記》的相關材料指出，不少在京的晚清民國耆老對此事相當關注、多方打聽，希望在有效解決生計問題的同時，也能夠發揮自己在文史領域的特長，為新中國的文教事業貢獻力量。
就許寶蘅的出身與學識而言，與首批文史館館員相較並不遜色：他於1902年應浙江鄉試中舉人（時年28歲），1906年任學部主事、1907年考取軍機章京。1908年光緒皇帝、慈禧太后病逝，所頒帝后遺詔及部分上諭，均由其草擬。1922年內閣大庫檔案散出，許寶蘅從書商手中購得十麻袋殘件，從中檢出三十餘件較完整的明清檔案。1927年，他應傅增湘之約，兼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主編《掌故叢編》。新中國建立後，他又為出版社點校古籍，對文化事業的傳承頗有貢獻。以中央文史研究館“崇文”的標準，許寶蘅被提名入選本在情理之中。但其入館一事，卻是波折重重，而其本人對入館一事並不熱心，消極避事心態更是常見諸日記的字裡行間。究其緣由，還是因為他曾任“偽滿洲國”官職，與中央文史研究館“才、德、望”兼備的標準不相吻合。而最終1956年10月獲聘館員，背後實另有隱情，後學可在其日記中覓得來龍去脈，重現詳實。
二、初提入館及結果未遂
許寶蘅最早在日記中提及文史館事，見於1950年12月2日，是日其記道：“接揆若函，言遇陳叔通，為余謀文史館事。今年春初，聞政府有人提議養老，曾經娟淨開一名單交伯駒轉送當局，余名亦在其列。至夏間由符定一、章行嚴召集枝巢、娟淨、冕之諸君會商多次，定名為文史館，規模頗大，於是希望者甚眾，余以為老人甚多，安得人人而悅之，不甚在意。前日章叔來言，昂若談及余之景況，曾與叔通通電話，為余謀之，故叔通又向揆若言及也。”寥寥數言，已將此事之緣起、外間之態度及個人之考慮，充分流於筆墨之間。“章叔”為許寶蘅的族叔許端之，他告知許寶蘅，族弟許寶駒（昂若）曾與陳叔通通電話，希望為其謀一文史館位置，陳叔通又與另一族弟許寶騤（揆若）言及此事，故許寶蘅方知族人為其生計謀劃之事宜。
從該則日記中，還可考知文史館籌畫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內幕。在柳亞子提議成立文史館後，曾由著名國文教授傅岳棻（娟淨）草擬名單，交張伯駒轉送中央人民政府（是時應為齊燕銘負責此事）。1950年中由符定一、章士釗召集夏仁虎（枝巢）、傅岳棻、邢端（冕之）多番商議。由於其設置初衷為解決在京耆老的生活問題，因此草擬方案“規模頗大”，有希望入選者人數眾多，所以許寶蘅自己方認為“老人甚多”，不可能統統滿足，故並不着意此事。
即便許寶蘅認為希望不大，他還是應許寶騤的要求，將其主要著作開列清單，以供核定資格之用。而夏仁虎（蔚如）亦於12月12日到許寶蘅家中“談文史館事”，遺憾的是許寶蘅並未記錄二人交談的要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後半年多的時間內，其日記中再也沒有出現過與文史館相關的消息，直到1951年8月7日，距文史館成立已一周有餘，才由邢端來訪，“談及文史館已發表二十六人，連符、章、柳、葉共卅人”，但其並沒有把名字記錄完整，“尚有十一人不知誰何”。對照館員名單，沒有記錄於日記中的為田名瑜、宋紫佩、唐進、巢功常、劉武、羅介丘與梁啟勳。兩相對照則至少可見，許寶蘅久未關注文史館事宜，其相關信息均由友人告知（邢端本即第一屆館員）。即使知道了這一事件，亦僅僅做粗淺瞭解，連具體的人數與人員都沒有準確把握。
1951年12月，文史研究館聘任第二批館員，12月15日，許寶蘅與濮紹戡同訪邵章，“談文史館事，知胡元初、石藎年、鍾剛中均得補入”。胡元初即胡先春、石藎年即石榮暲。三人中胡、鍾二人又是稊園、蟄園詩社成員，與許寶蘅常有聚會唱和之舉。而這種詩社同仁之間的關係與推薦，往往是文史館館員獲聘的重要方式。1952年4月14日，胡元春來“談文史館事，婁生（黃復）欲為余謀，告以伯絅（邵章）曾以余名送於葉譽虎（葉恭焯）”，因此提醒許寶蘅，如果有人問其履歷，“可告以曾在北洋政府國務院十六年，在‘滿洲國’宮內府十年”。不過，是年6月公佈第三批獲聘名單，許寶蘅再次榜上無名，7月7日濮紹戡至其宅，知其“殷殷為余籌畫，其情可感”，但其自認為“無意於此，又不便顯拒”。7月16日濮紹戡又與其談文史館事，許寶蘅則表白“此時處境尚可支持，而良友相愛代謀，不便強拒，近於矯情，實非本心所敢望”。雖有一眾好友持續為其籌畫，但許寶蘅對此事始終熱情不高，只因盛情難卻，才沒有明確拒絕。
由於友朋往來多談此事，且邵章、陸和九等人多次為其謀劃爭取，1952年9月19日的日記中，許寶蘅詳細地記錄了他對此事的態度：“良友厚意至可感，余非敢鳴高矯飾，第念我諸子皆成立，子與婦皆有職業，諸女已嫁其四，兩幼女亦各就學業，由國家供給，一身毫無負擔，非始願所及料，衣食所需，子女皆可供養，何必再靡費國家經費，不知止足乎？”所以雖經章士釗提名、並“有政務院任君義如來訪，問家庭情況”，亦未引起其對此事的重視。實則多次提名並由富有影響力的友人奔走斡旋，卻始終未能如願以償，想必許寶蘅亦心知肚明癥結何在。尤其是1952年12月11日邢端來訪，“謂余與雲汀可自陳述入滿原因”，更是委婉道出未能獲聘的直接原因：雖然學識積累已達“崇文”標準，然曾任職於“偽滿”的歷史，始終是申請者與審核者心照不宣的隔閡和緣由。哪怕坦誠說明個人歷史，也尚難在新生政權中獲得任命的正當性。且在京一眾耆老之中，不乏有相似經歷之人。若吸收許寶蘅入館，亦難做出合理圓滿的解釋。縱然其學識卓著，亦只能擱置入館之議。
儘管許寶蘅此前曾表示生活沒有負擔，實則對友人多有掩飾。1952年8月31日其便記道：“每月末數日用度輒窘，此月預計可以有餘，乃仍復借貸十萬，猶不足以支持，復向小鋪賒物，向盈貸米。”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其七女守儒自該年9月起身體不適，長時間發熱未退，而診療效果不佳，年已78歲的許寶蘅不得不親自一邊照料幼女，一邊籌措醫療和生活費用，故1953年2月3日接北京市政府勞動局通知為救濟問題約談時，內心十分矛盾：“以老人日常生活而論，飽食暖衣，無待救濟，而近因守病，需費甚巨，又不能不希望救濟。”商之於四女富儒，“富以老人不願妄取人民勞動金是正當的，不必顧慮旁人，可以陳述自己意見”，但長子容儒則“以為現在政府極力照顧老年人生活，必已有調查安排，即如文史館亦是救濟之意，不必視為兩事”。所以他建議“若個別談話，或將自己現在生活情況稍稍陳述，否則從眾為妥”。故2月6日許寶蘅至勞動局時，獲知其之所以得發救濟金，是因為“商雲汀、高潛子、濮青孫三君與余本皆為文史館決定另案辦理者”，因此得以每月領“救濟金三十萬”。四月之後，許寶蘅“與靜翁談，知近得市府信，言與文史館條件不甚符”。至此時為止，推薦許寶蘅入文史館一事暫時擱淺無果，但為了體現人民政府關愛老年知識分子的政策，轉由勞動局發給救濟金，也是另一種體現“敬老”的辦法。由此可見，雖然在“革命”話語之下無法接納有歷史問題的耆老入館，但新生的人民政府依舊想方設法解決該群體的實際困難，也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後的知識分子政策上的靈活一面。
三、再提入館及運作過程
入館一事歷受挫折，在許寶蘅心中亦有衡量與反思。他曾在日記中對朱啟鈐相約過談一事，有如此一番感慨：“桂辛舊日相知較深，而余向來不願詣達官之門，故蹤跡較疏，桂辛在達官之中習氣較好，而余猶趑趄不前。”由此不難見其書生本色之矛盾：實則與朱啟鈐本為舊識，但因其地位顯赫而不願深交、更不願主動示好，儘管內心亦有責難之詞，然保持“君子不黨”的想法還是佔據了上風。此後與朱啟鈐的交往，亦多限於學術研究，並未見涉及個人利益之記載。
不過，生活的日漸拮据、以及國家政策的相應變化，給許寶蘅帶來相當沉重的生活壓力。其幼女出院時因款項不足，“請求隨後分期交付，竟不允許，無可如何，只好不出院，而如此鉅款，無從籌畫，懊悶之至”。後雖經其女就讀學校代為補助而解決此事，但其後日記之中，常有借賬、外地匯款幫補家計及勞動局發救濟金之記錄，可見實不寬綽。1953年底，“接勞動局、民政局聯名通知，對於老年知識分子領款，自一九五四年一月起歸民政局辦理”，但次年三月領款時許寶蘅方發現，款項已“減為十五萬，以我現在諸子女皆有工資收入，儘足供給我個人用度”，只是由於其女養病“多加支出，每月尚感不足，只得靦顏領取”。至1954年底，許寶蘅曾發出“近數月每到二十日後便愁用款無着”的感慨，幸好在子女及友人的匯款資助下，方“不致有斷炊之虞”。
許寶蘅的生活拮据，經友人的轉述告知，得到了政府領導的過問與重視。1955年4月19日，“民政局王春光君來，言聞余生活不寬裕”，因此對其家庭情況進行詳細瞭解。而當天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亦致電“問余生活狀況”，瞭解其“常有缺乏之虞”的問題。許寶蘅後於該月24日獲知，是陳叔通的囑託，令吳晗及民政局主動對其生活狀況進行調查，並將“民政局補助生活費仍改為三十元”。補助金恢復如初，對許寶蘅的生活大有改善，故對入文史館之事，並無之前那般在意，正如其在商衍瀛托人謀求入館時所言：“生活每月有民政局補助金，盡可維持，實不願多求也。”實則這也反映出這位歷經世事變遷的老人在生活及政治上的態度：只要能夠餬口維持，則盡可能少與政治牽扯關係。即使生活多有欠缺，則盡量通過校書撰文以換取收入，而避免與新政權發生直接關係。
由於曾參與“偽滿洲國”之事，故許寶蘅對能夠被推薦入文史館之事並不熱心，但其友卻並未停止推薦的努力。而自1956年始，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尤其是對待“前朝舊人”的政策發生了比較積極的轉變。1月20日，毛澤東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講話，主要講領導方法問題。“對知識分子，淨說他們不好，而現在大家分析證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進步分子，百分之三四十的中間分子，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落後分子，並且還是可以改變的。我們要看到這種情況在起變化。”4月1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對蔣、日、偽戰犯處理問題徵求意見的通知稿，其中認為“對於目前在押的蔣、日、偽戰犯，需要作適當的處理。中央經過總的利害權衡，覺得似以從寬處理為好。從寬處理，不處死刑，按其情節分別判處適當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則陸續釋放，並且陸續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現、願意立功贖罪的較大的戰犯。這種處理，有助於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國家對人民都比較有利。”在政策走向逐漸寬鬆的環境中，許寶蘅“入館”之事亦漸現曙光。
8月20日，邢端來訪許寶蘅，告知其與另一位首期加入文史館的陳雲誥“聯函致國務院齊秘書長，為雲汀及余謀文史館”。而分別於該年6月及7月入館的諸以仁和俞家驥，亦積極為許寶蘅謀劃，詩社成員黃君坦更是告知葉恭焯“言可有望”。眾友之情甚為殷切，感動之餘，許寶蘅亦表現出淡然的一面：“生活並非急需，得失無關輕重。”實則以其生活並非寬綽，加入文史館既可發揮其專長，又可改善生活，可謂一舉兩得。故眾友不僅鼓勵其再行申請，更謀劃了一次相當重要的飯局，此事更是許寶蘅最終入館的轉折點與決定因素。
9月6日上午十一時許，由諸以仁與俞家驥宴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著名民主愛國人士李濟深及其夫人、秘書，作陪的則有許寶蘅、張馥卿、王又篯、沈裕君及公淵夫婦。許寶蘅記道：“季遲、涵青為余謀文史館，故設此局，其意可感。”不過他自己倒並不在意，對於二位好友的努力有“恐徒勞矣”的擔憂。即使五天之後，文史館職員任義如來做家訪，他方覺得“想必李任潮（濟深）已有信推薦”，並“略將近來生活狀況告知”。由於三年前謀求入館時任義如亦曾做過類似家訪，故許寶蘅僅未將此事予以重視，將近一月之內，日記中未有再見記錄文史館事。
10月21日，詩友黃君坦來訪，“謂文史館聘書已由院交館”，次日任義如送來文史館聘書及該月薪資八十八元，從1952年開始運作之事，至今終於塵埃落定。許寶蘅在日記中寫道，入館之事“初因‘滿洲國’關係被否決，僅由市勞動局給予補助，近因滿洲問題認為日本所製造，非本身之行為，又由李任潮之推薦，與雲汀同發表，在我個人生活上可以較為寬裕，而為我謀者，如冕之、季遲、涵青、伯駒、譽虎諸人，致可感也”。由此可見，該事之轉機，一來自於中國共產黨及新中國政府對歷史問題的重新認識並由此帶來政策的新轉折，二是一眾友人之協助及李濟深的推薦，而後者作用可能尤甚。許寶蘅在是年11月1日與俞家驥約訪李濟深，“先晤秘書鄭卓人，因此次文史館事卓人亦與有力也。”其後與李濟深略談，許寶蘅稱“余向不善應對，賴有涵青善於詞令，敷衍過場，又與卓人少談，遂歸”。可見其本人亦非常清楚此事之中的關鍵因素，對於李濟深之助力深懷感激。儘管自稱不善應酬，但久在官場沉浸，相當瞭解該如何應付進退，如當天文史館辦公廳主任劉道衡來訪，兩人即“談良久去”。或許許寶蘅尚存幾分文人矜持，對於依靠人事入館有所顧慮，但入館既成事實，則必須瞭解清楚其中規矩，以為日後在館工作方便行事。
入館之事塵埃落定，許寶蘅即於1956年11月3日正式到館工作。其相當珍惜入文史館的機會，保持着相當高的入館視事頻率。而由於其在晚清曾任軍機章京，故在文史館中常被邀請為故宮陳設提供歷史憑據。另因其文史功底深厚，故1958年國務院設整理古籍出版組後，許寶蘅便被委派點校相關典籍。可以說，自1956年10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到1961年12月28日逝世，許寶蘅十分忠實地履行了文史館館員的職責，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傳播做了力所能及的貢獻，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文史館之“崇文”做了最好的注腳。
四、結語
從許寶蘅被選入文史館的曲折經歷，不難發現這一以“敬老崇文”為選拔標準的機構，除了以挑選對象的文史水平為基本衡量標桿之外，其過往的歷史背景以及相關的人脈關係，在建國初年的話語背景中顯得尤為關鍵。以許寶蘅的出身與學識，本足可作為被挑入館的考慮對象，但由於其曾有入仕“偽滿洲國”的經歷，則使得其在建國初年的“革命”話語及“改造”氛圍顯得底氣不足，故雖有申請之舉，卻始終以“得過且過”的心態面對。直至眾友人為其聯繫著名愛國人士李濟深，由其進行推薦，最終方使得此事塵埃落定。回溯許寶蘅申請入館的全過程，相當符合中共建國早期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方針：雖然因歷史問題暫時未能入館，但政府依然提供救濟金維繫生活以示團結；而經李濟深推薦入館，則表明許寶蘅屬於可被教育的改造對象，入館後定期或不定期的政治學習，則是對相關人員的逐步改造過程。可以說，文史館除了滿足照顧耆老生活、“敬老崇文”的目的外，團結和教育改造這些身歷數政權的老年知識分子，也是其中一重目的。
在過往對知識分子的研究中，大都集中於研究機構及教育機構的學者名人，不可否認的是，在建國初年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他們是中共主要關注的改造對象，因此留存的材料檔案亦相對比較完善。而中央文史研究館作為體現“敬老崇文”的文化機構，除與館的相關人士對其留有回憶性文字外，甚少論及其入館人員的挑選標準及人脈背景。許寶蘅的入館經歷充分說明，建國初期文史館入館人員的挑選，不僅以學識為主，亦慮及其過往背景及相關人脈。惟有通過相關資料充分揭示這一複雜關係，才能更全面地認識文史館在“敬老崇文”上的作用，更深入地理解建國初年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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