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向桐丨经济学研究范式介入科学哲学的路径与问题

摘要

随着自然主义的逐步深入发展，自然科学乃至实证化的社会科学都成为当代科学哲学需要仿效或参照的重要模式，这也奠定了科学哲学经济学进路的可能性前提。20世纪后半期以来，科学哲学从仿效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逐渐开始转向参照具有显著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科学，继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之后，经济学范式也强势介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

作者

贾向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摘自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年第3期

刊于

《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

原题

《经济学研究范式可以拓展到科学哲学吗？——析科学哲学的经济学研究路径及其问题》

随着自然主义的逐步深入发展，自然科学乃至实证化的社会科学都成为当代科学哲学需要仿效或参照的重要模式，这也奠定了科学哲学经济学进路的可能性前提。20世纪后半期以来，科学哲学从仿效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逐渐开始转向参照具有显著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科学，继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之后，经济学范式也强势介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基切尔、雷彻尔、戈德曼等人进一步主张应该把经济学的观念和方法论纳入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

背景问题

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对经济学的影响由来已久，经济学家从科学哲学领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但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范式对科学哲学研究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这样，它们二者之间的影响相互交叉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主要归因于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转向与发展。由于自然主义主张将科学认识论界定为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分支，这就造成了传统的哲学方法论受到排斥。在自然主义看来，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方法理应借鉴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对待科学现象要如同对待其它自然现象一样，经验实证而非哲学思辨方法论才应该是第一位的。

鉴于科学认识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纯粹自然现象，它是科学家对自然界规律的客观认知探索过程，这必然涉及科学家个体心理思维活动，所以心理学方法论成为人们首先考虑到的借鉴范本。但科学认识活动又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进行的，也就是说，科学认识是在科学共同体内一系列环节的相互关系中达成共识的，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亦应成为科学哲学不能忽视的重要研究思路，而这一点正是以往传统科学哲学所漠视或不够重视的地方。

自然主义揭示了科学哲学必须关注科学家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性基础，在将科学的社会维度纳入科学哲学研究的范畴过程中，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是最具代表性的思潮。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一股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浪潮。这些研究在客观上扩大了人们对科学的全方位理解，特别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社会属性问题，成为学界集中讨论的重要内容，自然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运行规律和与社会建构等众多相关问题开始引人注目。在将科学视为理所当然具有社会属性的背景下，人们对其“社会维度”的理解也越来越宽泛，这又同时意味着经济学作为“最成功”的数学化的社会科学理应也在其中。尤其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力图介入科学知识内容分析遇到巨大困难之时，经济学方法论的拓展其实是对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过度解读的一种新回应。

按照一般理解，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是科学哲学仅次于纯粹自然科学的理想模仿和借鉴对象，许多科学哲学家在批判科学的社会学解读模式的时候，也逐渐意识到，如果通过经济学模式描述自然科学，较之其它社会学方法可能会更加精确和有效，而且，经济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维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要素。经济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最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就确保了经济学研究范式扩展到科学哲学领域的内在合理性，经济学范式同样是对人们社会行为和认知规律的某种形式的研究，科学哲学能够利用经济分析的视角展现出传统认识论所未能揭示出来的深层内涵和意义。

较之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不断陷入相对主义的窘境，把经济学范式引入科学哲学的进路则相对平稳，相关理论主张也相对符合人们的常识观念。从深层原因来看，经济学进路更像是对传统社会学传统的一种修正，它更加强调科学认识活动的理性特征，它反对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极端的相对主义解读，并且又从根本上坚持了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所以，这种相对温和的理念逐渐被许多科学哲学家所接受。

科学共同体中的经济原则

经济学范式的应用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即引导科学家行为的所谓经济“利益”究竟是什么。对于社会经济活动而言，人们的商业经济行为我们可以简单将其总结为经济利益，甚至金钱或利润效益，但科学家的认知研究目的却更加具有多样性，诸如真理、信仰、声誉以及各种其它利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科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目标，这一点确实与纯粹经济行为中的“利益”相比更加复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可通约的共同货币作为经济利益分析的标杆。如果不能将众多利益和目标统一为一个共同的“利益”或“可通约”原则，那么经济学模式应用于科学哲学的相关分析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科学哲学如何具体借鉴经济学范式分析科学活动中的“利益”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组织活动形式是如此推进科学的进步和成功的。

但在科学经济学的支持者看来，克服以上疑问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需要对社会活动中的“利益”概念稍作调整即可。这一思路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就是产生出科学知识产品的机构；科学家作为这一产业的生产者，其目的就在于不断生产出科学知识产品；所谓的科学方法则是科学家生产产品的基本规则。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科学哲学同样可以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揭示科学发展过程中社会组织行为和科学认识论的规律和本质。经济学范式的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了认识论的两个维度，即对科学社会结构、资源分配和行为规范等科学哲学外在问题的经验实证研究，以及科学认识论内部认知过程和标准等内在问题的新探究。

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学范式一方面要延续科学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路径，进一步从经济学视角揭示科学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建制、分层、规范甚至政策和政策等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学方法论的拓展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样还要将经济原则内化为认识论的基本属性，进而通过认知利益原则从逻辑上探索科学认知、评价等纯粹认识论这些内在问题，以便克服历史主义以来科学哲学的相对主义和科学合理性难题。

在基切尔等人的理解中，这些任务都是可以实现的，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重新界定以“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原则”。在这方面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活动中价值和“利益”的忽视，这是建立在科学家完全客观中立这一预设基础之上的。但这一思路是存在有限性的，在将科学知识归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社会意象中众多利益起到关键作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利益的理解过于含糊，要克服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关键在于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一种经济过程，进而用相对成熟的经济学方法论予以处理。所以，对科学共同体的“利益”分析成为重中之重，科学活动与经济活动是极为类似的，只要我们像经济学那样将科学家设定为追求自己目标的理性个体，那么经济学范式的介入科学认识分析便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在此原则的影响下，基切尔等基本上都沿用了这种类型的分析思路，将科学认识和生产活动与经济活动进行类比分析和研究。个人荣誉是科学家的最主要奋斗目标，也就是其利益追求的根本所在，这也造就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戈德曼等则把科学活动的利益，认知目标也界定为科学家对声誉的追求，无论他们的用词差别有多大，这些经济学进路的支持者对“利益”的解释都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科学家对荣誉的追求，在荣誉的引导之下，科学哲学的经济学范式涵盖了具体科学家的各种认知目标，如真理、地位或金钱等等，这些都可以纳入科学家对名誉的追求，而应用经济学模型对科学认识活动的解析也便具有了合理性。

逻辑理路

为说明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经济学范式需要对科学认识活动中的现象给予新的合理阐释。经济学进路的总体思路是把对科学家理论的选择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归结为一种类似于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科学家就是尽量卖出自己产品的商品销售者，为了尽可能多卖出产品，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生产出更好的知识产品并且将其销售出去，这样，科学的成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正是科学家直接追求其目标（真理）的结果。

这也是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路，为此默顿学派把无私利性、普遍主义等视为规范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则，但历史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却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纯粹认知标准在科学认识中的有限性，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此客观中立，并非仅以科学真理为价值目标的。当然，这种解读的后果是将科学的传统认知标准多样化，并由此导致了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所以，科学哲学的任务便转变为如何处理科学家个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问题，这就是在科学实践中的集体理性也即波普尔所谓没有主体的认识论如何归结为个体理性的矛盾解决过程。于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集中在个体理性为各种全体理性观念的取代问题，这是以往科学哲学没有充分理清的一个误区，而这种个体有意识与整体无意识之间的矛盾必须求助于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无形之手”解释。

但是“无形之手”的整体分析仍是宏观性的，这对科学共同体内部具体的社会认知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并没有给出非常详细的说明。对这一问题更深入揭示的关键环节，则在于对科学活动中“成本－效益”的分析，这是经济学范式得以真正扩展到科学哲学的核心步骤。由于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的天然一致性关系，“成本－效益”分析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介入科学哲学研究的根本理念，在经济学的利益分析原则的指导下，科学哲学能够较之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更准确和客观揭示科学发展的本质性内容，而且，这种分析模式还可以具体应用到现实社会中科学资源等的有效分配等问题上，“成本－利益”分析较之社会建构的说明模式，更能真正介入科学认知的具体过程之中。

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认知社会分工理论成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解释模型。基切尔与霍尔的思路极为相似，他主要借鉴了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论来精细分析科学认知的社会分工问题：在何种情况下个体科学家的这种总体的“无意识行为”最终达到科学整体的所谓“有意识”的结果，即把许多个体的意向行为描述为一种无意识的结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也有其相应的行为；但他们的协商能力却产生了没有他们意向的结果。

意义与问题

经济学范式在科学哲学领域的扩展颇具特色，它为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这一思路更立体展现了自然科学在当代社会的复杂形象。特别是在涉及科学认识外在社会维度研究时，经济学的进路以现代数学模型为基础有效揭示了科学活动在认知分工层面的一系列规律，并从新自然主义视角透视了科学认识论研究的可能性。以基切尔等为代表对科学认知劳动分工的社会组织形式等问题的经验分析工作，不仅对拓展科学哲学的研究深度，对科学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乃至超越也都做出了新的贡献。而且，经济学的这一新进路还超出了科学哲学本身，对现实科学实践、科学政策和管理等方面产生了颇有意义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这一理论平台上，科学哲学将历史主义与传统实证主义进行了一场新的综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新的经济学范式实现了对它们的初步统一。在这一点上相比于社会建构论解释，经济学进路的研究确实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没有牺牲科学独特理性精神气质的前提下使得费耶阿本德式的方法论多元主义与科学理性结合起来，而不再像其它自然主义那样简单通过相对主义来维持其结论。因此，新经济学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与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放在了新的同一理论维度上，使其在学理和科学实践现实层面有了可靠依据。

但经济学范式扩展的有效性仍存在诸多疑问与不确定性，在这些难题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社会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并没有通过经济分析原则而得到彻底解决。科学共同体的集体理性在理论上还不能被完全还原为个体，否则经济学认识论仍只是传统认识论的分支或应用，而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学理上看，经济学范式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二者（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某种相互独立关系，即以“独立性命题”（the Independence Thesis）为基础。这样，经济学理性人的预设在研究科学活动时难以有效贯彻下去，个体与社会理性之间矛盾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学范式的经验描述而被解决或者是消除掉。

事实上，这一难题在根本上还是源自于经济学进路背后自然主义哲学的困境本身，经济学范式的自然主义立场决定了人们社会性规则只能是暂时性的，这样，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和规则仍面临相对主义危机。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判断，科学哲学经济学路径的合理性基础仍在于对自然主义本身的讨论，经济学进路所描述的科学规范仅仅还是经验概率性质的，认识论自然化在本质上是反规范性的，自然科学需要存在某种规范性的自我控制要素，从科学实践中抽象出认识论规范已蕴含于科学研究活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纯粹自然化认识论必然是循环的。但只要经济学进路的科学认识论仍要保留规范化特征，那么规范化与自然化矛盾在自然主义范围内就是难以解决的。

而且，经济学范式还存在着一个和从社会学维度解读自然科学同样的立场悖论问题，这意味着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是存在经济学的背后偏见的，这是经济学范式引入科学哲学的重要原因。这一反身性问题折射出经济学方法论在分析自然科学社会运行时存在的不完备性，换言之，许多自然科学现象单靠纯粹的经济学进路是难以完全穷尽说明的。

进一步说，这还意味着经济学范式也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它并不是可以用“成本－效益”或者其它经济模型就可以简单取代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活动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上的商业活动，科学家的认知过程和经济活动相比有其独特之处，自然主义传统都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科学活动的特殊性，在这种范式支配下的科学哲学很难真正揭示出自然科学的内在特有属性和价值，经济学进路也是如此。而且，经济学模型分析也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这些数学模型是对经济现象的经验总结，它不是必然普适性的，更不能有效说明所有的自然科学现象。科学活动是多重社会维度的综合体，经济学范式可能能够解析出科学认识活动的某些经验性规律，但试图勾勒出整个科学活动的全貌还是勉为其难的。如果我们仅仅将经济学进路视为揭示科学运行本质和规律的一种可参照平台，而非唯一的合理性范式，也即坚持一种弱经济学进路的科学哲学，这种立场可能更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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