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丨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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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中国文学“地方路径”研究的提出可以置放在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线索中来加以认识。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地方路径”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将有意识地超越“地域文学”或者“地方文学”的方式，实现我们联结民族、沟通人类的文学理想。“地方路径”的提出是对文学与文化研究之“空间意识”的深化，也是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向的一种有益回应。中国学者对“地方路径”问题的发现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者说自我认知深化的结果，是创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积极体现。

作者：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摘自：《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原题：《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4期

经过了连续两年的酝酿和传播，“地方路径”的命题无论是作为理论方法还是文学阐述的实践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的工作恰恰可能是更加冷静和理性的反思，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的文学批评尝试。

一

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文学地理学以及我所强调的地方路径，是我们对相近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不同的关注和提问方式。

“地方文学”首先是一个出版界的现象而非严格的概念，就是说它本身一直缺乏认真的界定。地方文学的编撰出版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升温，常常与当地政府倡导的“文化工程”有关，所以其内在的“地方认同”或“地方逻辑”往往不甚清晰，不时给人留下了质疑的理由。

“地域文学”就是在语言、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共同体形态，这种地区内的文学共同体一般说来历史较为久远、渊源较为深厚，例如江左文学、江南文学、江西诗派等。“区域文学”也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学概念，不过这样的地区却主要是特定时期行政规划或文化政治的设计结果，如内蒙古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京津冀文学等，其内在的精神认同感明显少于地域文学。值得纵深挖掘的区域文学必须以区域内的历史久远的地域认同为核心，否则，所谓的区域文学史就很可能沦为各种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无机堆砌，被一些评论者批评为“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

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也一直关注和记录着地域风俗的社会文化意义，《诗经》与《楚辞》的差异早就为人们所注目，《禹贡》早已有清晰明确的地域之论，《汉书》《隋书》更专列“地理志”，以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为记叙的内容，由此开启了中国文化绵邈深远的“地理意识”。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研究以古代文学为领军，率先以“文学地理”的概念再写历史，显然就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承袭，至21世纪以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日臻自觉，似有一统江山、整合各种理论概念之势。

西方思想史其实同样诞生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并且这一概念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进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地理思想兴起的重要来源。不过，认真勘察，我们却不难发现西方渊源的文学地理学依然与我们有别。在康德的眼里，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学的分支学科，后来陆续兴起的文化地理学，也将地理学思维和方法引入文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感性主导色彩，使之走向科学、定量和系统性，而兴起于后殖民时代的地理批评以“空间”意识的探究为中心，强调作品空间所体现的权力、性别、族群、阶级等意识。地理空间在他们那里常常体现为某种的隐喻之义，现代环境主义与生态批评概念中的“地方”首先是作为“感知价值的中心”而非地理景观。较之于这些来自域外的文学地理批评，中国自己的研究可能一直保持着对地方风土的深情，并没有简单随域外思潮起舞。

二

在现代中国讨论“地方路径”，容易引起的联想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提中国文学在各个地方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要继续“深描”各个区域的文学发展以完整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其实，这样的尝试在根本上有别于我们曾经的区域文学研究。

在中国，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集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本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思潮的一种延续。在迫切打破思想封闭、融入现代世界的那种焦虑当中，我们以外来文化为样本引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渴望无疑是真诚的，至今依然闪耀着历史道义的光辉，但是，心态的焦虑也在自觉不自觉中遮蔽了某些历史和文化的细节，让自我改变的激情淹没了理性的真相。例如，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了对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假想，认为历史的意义首先是由一些巨大的统摄性的“总体性质”所决定的，先有了宏大的整体的定性才有了局部的意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先有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观念，才逐步推广到了不同区域、不同地方的思想文化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文化的接受、吸收，在少数先进城市率先实践，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蓝图”，然后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努力，传播到更为内陆、更为偏远的其他区域，最终完成了全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虽然区域文学现象中理所当然地涵容着历史文化的深刻印记，但是作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我们的主导性目标还是考察这一历史如何“走向世界”、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在事实上，当时中国文学的区域研究的落脚点还是讲述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如何自我改造、接受和汇入现代中国精神大潮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并非凭空捏造，它们就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的基本事实，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的、也许是更主要的事实却可能被我们有所忽略，那就是文化的自我发展归根到底并不是移植或者模仿的结果，而是自我的一种演进和生长。也就是说，是主体基于自身内在结构的一种新的变化和调整，这里的主体性和内源性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最终表现出了一种不容回避的“现代性”，那么也必定是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适应这个时代的新的精神的变迁，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为中国先建构起了一个大的现代的文化，然后又设法将这一文化从中心输送到了各个地方，说服地方接受了这个新创建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地方的发展汇集成了整体的变化，是局部的改变最后让全局的调整成为现实。所谓的“地方路径”并非偏狭、个别、特殊的代名词，在通往“现代”的征途上，它同时就是全面、整体和普遍，因为它最后形成的辐射性效应并不偏于一隅，而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只不过，不同“地方”对全局改变所产生的角度与方向有所不同，带有鲜明的具体场景的体验和色彩。

这样，我们的思维就与曾经的区域文学研究有所不同了。在另外一方面，地方路径的提出也意味着我们将有意识超越“地域文学”或者“地方文学”的方式，实现我们联结民族、沟通人类的文学理想。

我们对区域文学研究“总体蓝图”的质疑仅仅是否定这样一种思维：在对“地方”缺乏足够理解和认知的前提下奢谈“走向世界”，在缺乏“地方体验”的基础上空论“全球一体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固守在“地方”之一隅，或者专注于地方经验的打捞来回避民族与人类的共同问题，排斥现代前进的节奏。与“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的相对静止的历史描述不同，“地方路径”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是“路径”，也就是追踪和挖掘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尝试现代之路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文学介入世界进程的方式。换句话说，“路径”意味着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意义，昭示了自我开放的学术面相，它绝不是重新返回到固步自封的时代，而是对“走向世界”的全新的阐发和理解。

同样，我们也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企图有所不同，建构一种系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并非我们的主要目的。从根本上看，我们还是为了描述和探讨中国文学从传统进入现代，建设现代文学的过程和其中所遭遇的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现象学研究”，而不是文艺学的提升和哲学性的概括。当然，包括中外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方法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学术基础和重要借鉴。

三

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路径”研究当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背景，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检讨和追问。

“地方路径”的提出首先是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空间意识”的深化。

传统的文学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对“时间神话”的迷信和依赖。也就是说，我们大抵相信历史的现象是伴随着一个时间的流逝而渐次产生的，而时间的流逝则是由一个遥远的过去不断滑向不可知的未来的匀速的过程，时间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匀速前进方式成为我们认知、观察世界事物的某种依靠。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时间之轴上叙述空间景物的异样。但是，20世纪的天体物理学却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恒定可靠的时间，时间恰恰是依凭空间的不同而变化多端。例如爱因斯坦、霍金等人的宇宙观恰恰给予了我们更为丰富的“相对”性的启示：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空间，时间总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20世纪以后尤其是70年代以后，西方思想包括文学研究在内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空间转向”，传统观念中的对历史进程的依赖让位于对空间存在的体验和观察。这些理念一时间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被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法国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等人的倡导，经由福柯、詹姆逊、哈维、索亚等人的不断开拓，文学的空间批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文本中的空间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和指涉系统，直接参与到主题与叙事之中。空间因素融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性别批评、精神批评等，激活了这些传统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它又对后现代性境遇下人们的精神遭际有着独到的观察和解读，从而切合了时代的演变和发展。

如同地理批评远远超出了地方风俗的文学意义而直达感知层面的空间关系一样，西方文学界的空间批评更侧重于资本主义成熟年代的各种权力关系的挖掘和洞察，“空间”隐含的主要是现实社会中的制度、秩序和个人对社会关系的心理感受。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长期坚信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入是惊醒国人的主要力量，从严复的“天演公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中国文学的历史巨变有赖于时间紧迫感的唤起。这固然道出了一些重要的事实，然而，人都是生存于具体而微的“空间”之中的，是这一特殊“地方”的人生和情感的体验真实地催动了各自思想变化，文学的现代之变，更应该落实到中国作家“在地方”的空间意识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生成了自己的“空间意识”，如王富仁在《时间·空间·人》中的论述：

上帝管不了中国，孔子管不了西方，两个空间结构都变成了两个具有实体性的结构，二者之间的冲撞正在发生着。一个统一的没有隙缝的空间观念在关心着民族命运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可悲地丧失了。这不是一个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不如此的问题；不是一个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进”了或“落后”了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眼前呈现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正是这种空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在“空间”感受中体验了现实社会中的制度与秩序，觉悟了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与西方不同的在于，我们在“空间”中的发现主要还不是存在于普遍人类世界中的隐蔽的命运，它就是赤裸裸的国家民族的困境：主要不是个人的特异发现，而是民族群体的整体事实，它既是现实的、风俗的，又是精神的、象征的；既在个人“地方感”之中，又直陈于自然社会之上。从总体上看，近现代中国的空间意识不会像西方的空间批评那样公开拒绝地方风土的现实“反映”，而是融现实体验与个人精神感受于一炉。我觉得这就为“地方路径”的观察留下了更为广阔的可能。

“地方路径”的提出也是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向的一种回应。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美国汉学界对现代中国的观察，深受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来观察东方和中国，认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源自本土，只能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不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样的思维开始遭受到了汉学界内部的质疑，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试图重新观察中国社会演变的事实，在中国自己的历史逻辑中梳理现代化的线索。伴随着这样一些新的学术思想的动态，西方汉学界正在发生着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宏大的历史概括转为区域问题考察，从整体的国家民族定义走向对中国内部各“地方”的再发现，一种着眼于“地方”的文学现代进程的研究正越来越多地显示着自己的价值。已经有中国学者敏锐地指出，这些以“地方”研究为重心的域外的方法革新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对“地方路径”问题的发现在根本上说还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者说自我认知深化的结果，是创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积极体现。这里的启示可能更应该做这样的描述：在我们力求更有效地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压迫性影响、从“被描写”的尴尬中尝试自我解放、重新获得思想主体性的时候，是西方学者对他们学术传统的批判加强了这一自我寻找的进程，在中国人自己表述自己的方向上，我们和某些西方汉学家不期而遇。在这个时候，地方才真正通达了中国，又联通了世界。在这个时候，在学术深层对话的基础上，主体性的完成已经不需要以“民族道路的独特性”来炫示，它同时也具有了文学世界性，或者说属于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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