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继刚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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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首要标志是具备了原创性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具备“原创性”与“继承性”特征，还具备“主体性”特征——形成自我意识、宣示自我主张。

作者：单继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8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首要标志是具备了原创性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具备“原创性”与“继承性”特征，还具备“主体性”特征——形成自我意识、宣示自我主张。

从生成机制看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原创性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这里主要讨论“两创”机制的三种具体实现形式：文本翻译与解释、“两个结合”、哲学大众化。

马克思、恩格斯用以写作的德语、英语、法语等，均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系——汉藏语系，它与前述语言的亲缘关系相当遥远，不论是就语言的形式要素而言，还是就语言包含的世界观和体现的思维方式而言，均差别巨大。因此，翻译和解释时总是会不时出现意义的增加、减少、转移现象。文本具有文本性，例如复数性、片段性、开放性、他者性等。文本的文本性越强，意味着翻译与解释的不确定性越大。马克思的文本是公认的文本性很强的文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100多年里，多次被翻译，有些经典文本如《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是多达十余次，而每次的新译本都会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可以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实践，也可以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但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揭示全貌。更为重要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以及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变着面貌，一些以西欧为样本得出的具体结论被修改甚至被放弃，而那些适用于中国实际的新经验新理论新方法经过提炼与总结，逐渐上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也涉及方法论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吸收精华”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也都作过有益的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融通生成”的方法论。总之，我们既要注意汲取传统文化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又要注意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既要注意继承某些传统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一般意义”，又要注意扬弃和发展它们的“具体意义”“特殊意义”；既要注意挖掘和提炼中华民族基本文化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又要注意使之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大众化，意味着简易化、通俗化、实用化（应用化）。为了便于大众学习和掌握，哲学家们和哲学工作者们对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了各种提炼总结，编撰了各种教材、读本，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简易化。“精髓论”的提出，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炼到极致。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通俗化，要求结合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用浅显的语言将熟悉的事例讲出深刻的哲学道理。实用化（应用化）的诉求从两个方面塑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一是唯物辩证法在原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二是方法论体系格外发达。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它处于中国哲学的“漩涡”之中，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主要样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哲学精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儒、释、道、马，扮演的角色不同，教化的对象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契合（当然有契合之处），而恰恰在于它回答了传统哲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社会进步的各种问题，弥补了传统哲学的不足，才使得它具有不可替代性。

从哲学传统看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继承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路内，在于三个最基本的判别标准：人民立场、“两个决定”观点、唯物辩证法。

在当今中国，坚持人民立场绝不是要强调阶级斗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大都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属于爱国统一战线的阵营，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中共党员。在当今中国，坚持人民立场意味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重要内涵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两个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也可以称作唯物史观的“基石”。抽掉了这块基石，整个唯物史观的大厦便会坍塌。“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就奠定在“两个决定”基础上。

毛泽东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革命的任务又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目标首先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待到各方面条件成熟，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文革”期间，由于过分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粹性，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所以只能靠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来维持。这十年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中国重新回到“两个决定”的轨道上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超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因而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必须不断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根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的。如果去掉了这个前提，“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

马克思将决定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两个决定”一定是辩证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有两个维度。一是“归根到底”维度。因果规律是决定论的内在逻辑，是唯物史观科学性根据之所在。马克思阐明的因果逻辑或因果规律，除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已经出现的单线因果、单向因果、必然因果形式之外，还包含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互为因果、偶然因果等因果形式。“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二是“交互作用”维度。“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许多单个的意志，“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辩证法既是客观世界的法则，也是主观世界的法则。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运用辩证思维或者思维辩证法，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例如，邓小平理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所有这些，也都体现了很高的“弹钢琴”艺术。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更加强化辩证思维能力。习近平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系统观念（系统思维）是一种复杂性思维，其尤为注重“整体”和“全局”，对世界的把握更普遍、更深入、更及时。

从知识体系看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余年历程中，产生了若干种知识体系。如果从主体性的角度审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可以称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社会进化论，将社会进化论阐释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20世纪头20年的普遍做法。这种知识体系的传播者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作过一些介绍。无一例外地，他们都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

五四运动之际，唯物史观知识体系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运用它去分析中国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就更加主动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是对它的应用，都带有机械论的性质。这一时期，唯物史观仍被称为“社会进化论”，足以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受到机械唯物主义观念影响之深。

在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唯物辩证法才真正开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定逻辑前提。辩证唯物主义起到了“破”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起到了“立”的作用。《反对本本主义》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开篇，点明了文章的主旨。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矛盾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该围着中国现实转”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清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特别是“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小块”（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结构，难以突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创新之处。以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为例，这本教材的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和成果。与原理体系并行的，还有一个方法论体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另外，该书还撷取了很多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语句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理。

“文革”时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只讲矛盾双方的对立，不讲统一；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文革”结束后，中国哲学界出现的人道主义讨论，直接起源于对“文革”各种非人道行为的反思。人道主义知识体系结束后不久，中国哲学界迎来了实践唯物主义知识体系。它既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又是对社会实践带来的问题的哲学回应，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承继了对“人”的关怀。这个体系的产生，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就是教科书改革。人道主义知识体系与实践唯物主义知识体系“反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以及从外部刺激了这种体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它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个现象在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各个版次的演进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五种主要知识体系：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于其文本被翻译成汉语之时，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定要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形成了原创成果，而且具备了主体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包括各种分支性或部门性（领域性）的知识体系。它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迅猛发展，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有的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显学。它们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大增量。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性或部门性知识体系，更好服务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只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并且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力量就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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