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程丽君｜“大一统”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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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
作者：刘余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程丽君，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摘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2期
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年，中华文明始终不曾中断。“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鲜明个性，助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历史文化深处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回溯其历时性谱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大一统”的多重意蕴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谓“大一统”？关于“大”，有别于现代意义上“大小”之“大”，考《公羊传》文例，凡以“大”置于名词前，皆以“大”作动词用，表“以……为大”，“大”具重视、推崇之意。关于“统”，《说文解字》释曰：“统，纪也。”而“纪”为“别丝也”。段玉裁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意即每根丝必有头，找到丝头就能理好，而将众多丝头合在一起，就是统，一团丝才能理好头绪。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一统”强调在始、根上就合多为一。据此言“大一统”之本义即以“一统”为“大”。“大一统”思想经过多个时期的发展，完成了概念上的重构与更新，总体而言，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治一统：尊王
所谓政治一统，即拥护天子王权，维护国家统一。早期儒家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描绘“大一统”理想，奉尧、舜、禹、汤等为圣王、至尊。“君人者，国之本也”，董仲舒继承儒家尊君重民思想，将维护君主至上权威作为基本政治主张之一。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以道为体的观念。道统摄万物，以此为中心层层推衍，显现万物。万物以合理秩序排列，以道为最高凭借。人道效法天道，“大一统”正是对君王总领万物地位与权力的凸显，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描述。“尊王”是“大一统”的政治灵魂。经由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的发展，“大一统”以“天”为最高范畴与形上本原，天人交互感应，天人之间的关系实为“天—王—人”三位一体，即“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进而以王之政而正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天”具有“仁”的道德意志，天命予夺皆在为政者是否敬修德行，做到“修己安民”。此即“天之道，终而复始”。君王以德为追寻，通达于道。
（二）思想一统：以儒为纲，融合诸子百家
“大一统”思想以儒家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之长，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主流思想观念，在中国各民族中成为共识。自先秦至两汉，儒家吸收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董仲舒作为集大成者，以天道为本，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于儒学，确立起了以儒学原则为政治的根本思想。自此之后，儒家学说成为居主流地位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历朝明君往往以儒家思想对民众施以教化，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其影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始终维持统一的大国局面，虽有短暂分裂，但统一无疑是主流。这一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根柢和国家的治理导向，熔铸了中华民族之魂。
（三）民族一统：王者无外，夷夏一体
中国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以民族大融合为和谐形态，追求各民族在统一实践中的共同进步。自周人推翻殷商，统治广袤地区开始，就为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崇高目标奠定了基调。春秋时期，孔子主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他从平等观念出发，认为应将华夷二者视作一体。战国至于汉初，“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诸侯”，初步构成完整格局。关于夷夏之别，何休认为夷狄可化，最优方式就在于“以文德优柔服之”。《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应承认其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直接提出“爱及四夷”，主张为政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边疆民族。秦汉以降，“大一统”对中国民族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君王，皆立足于“中国”这一前提处理民族关系。历代明君以“修文德，来远人”为理念，德化四方、协和万邦。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成为历代执政者的政治抱负。历经漫长历史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四）文化一统：和而不同，守经达权
传统中国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格局与气度。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怀，能够妥善处理共性与差异性，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儒家文化本身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其能够妥善处理一元与多样的矛盾。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以天道为体，洞悉万物并育、百道并行，诸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其最终目标一致，即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定与美好，故而以兼容并包为发展理念。儒家以“和”为美，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逻辑来看，“大一统”既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底色。无古不成今，探究“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从文化理念和历史实践洞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有助于深刻理解新时代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一）“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
“大一统”思想可溯至先秦，《尚书》中已有“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理念，描绘了以尧为中心从“九族”“百姓”再至“万邦”依次环绕的政治圈，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史“大一统”的最初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旧有的统一格局被打破，维系人心、秩序的风俗制度濒于瓦解。先秦诸子百家并起，纷纷探索治理方案，他们的思想学说中反映了共同的政治目标，即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他们在天下必“定乎一”上达成共识，描绘着“民族国家”的理论构想，是华夏民族文化迈向统一过程的新台阶。
作为一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之作，《公羊传》发展了“一天下”，力倡“大一统”，是对孔子以降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与发展。董仲舒继承并阐发了《公羊传》“大一统”，直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董仲舒看来，要扭转“法制数变”的现象，凡不在六艺之内的邪僻之说都该断绝。实现“大一统”就要统一异道、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法制、法纪，进而才能“统纪可一”，民知所从。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阴阳五行为材料，创设出融合诸子思想的天人感应说，将之运用于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风兴起，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干。
（二）“经略四海”的历史实践
“大一统”理念成于先秦，付诸实践于秦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宏伟大业，以“书同文、车同轨”式的中央集权终结诸侯割据，使“大一统”终成政治现实。尽管后继封建王朝在行政体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发展，但从理论而言，它们皆是秦代郡县制的继承与嬗变。秦开创的中央集权式大一统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但为巩固统一大业，秦王朝采取高压政策，以至发生“焚书坑儒”，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应予以批判。秦始皇的高压、专制举措成为深刻的历史镜鉴：思想、文化的统一绝非强制、粗暴的方式而一夕促成。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忽略了民情、民生，在边疆治理上崇武尚争，与道相悖，动摇国之根本，招致速亡。
秦、汉迭代，真正在思想意识上使人们达成统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武帝以秦亡为鉴，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一意识形态立足于中国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将传统社会的伦理原则同治国原则有机结合，构建起以道为本体，立足人性、人心，贯通修、齐、治、平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在此格局下，皇权能否得真正之“势”就在其能否合乎于“道”。现实政治要合于道就要扫除不良旧俗，大兴教化，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礼乐制度。
汉承秦制，最主要的调整就体现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天命”“天人感应”与道德观念来教化、约束君王，使之明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深刻道理，从而为君权设限，避免走向极端。汉代以后，历朝明君皆接纳此一主张，自觉正己化人，选贤与能。魏晋又承汉制，从纷乱走向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出恢弘的盛唐文化。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与发展，纵有短暂分裂，终归一统。发轫于先秦的“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
“大一统”从历史文化深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经千年风雨锻造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彰显，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前提。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各民族共度时艰的历史记忆中。
（一）“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思想根基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持久、稳定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展历史长卷，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多方位、深层次的互动，情感联系得以深化，思想、价值观上产生碰撞与共鸣，逐渐发展形成中华民族意识与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了各民族在共同实践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感性记忆，是各族人民认同意识的凝聚与积淀。
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以儒学为核心，推崇仁爱天下、“四海一家”，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达至统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下，西夏、辽、金、元、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皆尊孔崇儒，以儒学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将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为汉族所奉行，也在各少数民族中深深扎根。
（二）“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文化底蕴
强大的精神文明为国家、民族的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内核，深印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使得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扎根在这文明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栖息地。在“大一统”思想的历史钩沉中，人们持续承袭其精髓并不断创新，产生了对民族文化共同的归属与认同，形成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价值遵循与思想指导。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了文化主体对群体的隶属感，他们从共同的文化记忆中汲取精髓，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的发展历史正是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各民族文化犹如多源河流，不断汇入中华文化中，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在“大一统”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包容、吸收各民族文化，使得中华文化如“雪球”般发展扩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与建构的牢固基础。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大一统”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其中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拳拳家国情感和浩浩民族大义，浸润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凝聚成任何势力都攻不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上各个族类群体长期交融、涵化的结果，也是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整合到一起的产物。中华民族必须直面历史塑造出的现实基础，以其内在规定性为依托，探索出一条能够有效维系政治、疆域、文化、人心相统一的现代化之路。“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牢固树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各方面，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发力。在平等基础上加强团结，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进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古镜今鉴，“大一统”可谓中国历史转动之轴心。正是“大一统”传统从根本上保持了一个广袤的泱泱大国矗立在世界东方。今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各民族融合繁盛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开掘“大一统”之精髓，继承“大一统”之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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