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近代上海城市集聚与文化洪炉效应——以路易·艾黎为个案

✦

✦

✦

摘要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西兰时，赞扬艾黎自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正是在近代上海城市集聚与文化洪炉的强烈作用下，艾黎改变了人生轨迹，改变了政治信仰，让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绽放出特别的光彩。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

摘自：《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2期

近代上海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的特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人口已超过300万，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在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下，这里形成产业集聚、资金集聚、技术集聚、人才集聚、信息集聚的奇观，经济体量、人才数量、技术优势、文化影响，在全国都立于无与伦比的高位。如此的政治格局、经济态势、社会结构，形成上海城市文化洪炉效应，表现为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极端对立的两极以及两极之间的各种形态，中西、新旧、优劣、贫富、善恶、美丑，在这里都普遍存在。如此复杂的存在，经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利益的各种政党、社团、报刊的宣传、讨论与争论，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推动了上海政治文化的发展。近代上海之所以成为光明的摇篮，其源盖在于此。各类移民，不只是来自国内各地的移民，也包括来自欧美等地的外国侨民，广泛受其影响。有些外侨，在其母国思想本不激进，但来上海以后，受环境刺激，也受上海政治文化影响，逐渐同情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乃至走上革命的道路。日后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马海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魏璐诗等，均属此类。本文论述的路易·艾黎，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路易·艾黎（Rewi Alley, 1897—1987）与中国的关联，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支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走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道路，也是从上海开始的。

上海是艾黎了解中国的起点与窗口

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的移民，父亲是新西兰的一个农场主，兼小学校长与教师，母亲也是从英国到新西兰的移民。艾黎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战争结束后，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1927年4月21日他抵达上海，在上海工作生活首尾11年，直到1938年离开。

艾黎抵达上海后，先在工部局消防处虹口救火会任消防处小队长，5年后升任消防处工厂督察长，负责检查租界工厂的防火措施。艾黎在工部局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大街小巷各式工厂，实地了解消防安全等方面情况，这使他有机会亲身实地了解上海社会百态。

路易·艾黎

艾黎置身其中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城市。上海的贫富差距、美丑并存，让艾黎感到无比吃惊：“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有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

上海工人工作环境之恶劣，特别是缫丝业童工所受的折磨，更让他难以置信：“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

艾黎看到，许多工厂的环境污染，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搪瓷厂里锑中毒，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由于安全措施很差，事故经常发生。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

以督察工厂安全生产为职志的艾黎，亲历这些恶劣的工作环境，并目睹频发的事故，痛心至极。他曾与有关单位磋商、交涉，要求改良工作环境，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或减少事故，尽管也有所改善，但收效甚微。

艾黎利用假期，到中国各地旅行、考察。中国的壮丽河山、悠久文化，令艾黎着迷、钦慕；时常发生的旱涝灾害导致哀鸿遍野，令他震撼、同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反动军阀和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令艾黎愤怒；中国人民勤劳善良的品格、敢于斗争的精神，则令艾黎钦佩。

尤其让艾黎永生难忘的，是1927年4月21日，他刚踏上上海土地所看到的那一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

通过上海，以及由上海出发，在全国各地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各类矛盾交织，让艾黎愤懑难平。他原本没有在上海久留的打算，但耳闻目睹这一切，让艾黎改变了主意。他说：“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但他们的境况如此糟糕。他决心定居下来，为改变这些不平等、不人道状况做些事情。

上海是艾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艾黎开始思考政治问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与他们结成学习政治理论的群体。

最早与艾黎讨论中国政治问题的，是来自英国的亨利·巴林，时任上海《大美晚报》编辑。1929年3月，艾黎在无锡目睹6名青年共产党员，因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被反动当局野蛮枪杀。艾黎深受刺激，去向巴林请教。巴林向艾黎推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艾黎仔细阅读以后，对很多疑惑豁然开朗。他说：“作为一名工厂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况也帮助了我理解这本书。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

从此，艾黎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对于中国问题由旁观者变成积极参与者。1932年，艾黎结识了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并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结识了宋庆龄，进而结识了德国左翼学者汉斯·希伯等人。

宋庆龄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与上海外侨中的诸多进步人士有广泛联系。正是在宋庆龄的感召、支持与帮助下，1934年，一些外侨左翼人士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十几个人，包括希伯、史沫特莱、艾黎、魏璐诗等人。希伯担任政治指导，艾黎担任负责人。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

将理论学习与社会调查相结合，是这个学习小组鲜明的特色。艾黎凭借在工部局工作的方便，带领大家到工厂做社会调查。马海德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魏璐诗参观了多家破败不堪的小工厂，她后来回忆说：“这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使我感到这个社会必须彻底加以推翻。路易·艾黎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良师益友。”

艾黎住所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据点

路易·艾黎的住所，即今愚园路1315弄4号，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据点和避难所。

从1935年秋到1936年春，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传奇人物刘鼎，在这里隐蔽了将近一年。刘鼎经常与艾黎的养子迈克一道乘坐艾黎的福特牌汽车，为中共地下党传递宣传品之类的东西。不久，警方对福特汽车起了疑心，艾黎立刻将汽车卖掉，让刘鼎乘坐工部局消防处的汽车。中共党组织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有此身份特殊的轿车，为地下党活动提供了诸多难以想象的便利。

1935年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员陈翰笙，也根据宋庆龄的安排，在此避难，住了几个星期。最后，艾黎根据组织安排，把陈翰笙化装好，送出关卡。在艾黎家住过的还有红军将领许光达、李克农，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

路易·艾黎故居

1935年，艾黎在家中架设了秘密电台，那是共产国际中国组织设在上海的电台，以便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装在这所房子的顶楼房间里。通过这一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他们获悉红军通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信息。通过这一电台，宋庆龄应毛泽东之托，推荐斯诺成功访问了延安，撰写著名的《西行漫记》。通过这一电台，马海德经宋庆龄推荐，成功奔赴延安，日后成为红军中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著名医生。还是通过这一电台，刘鼎经宋庆龄推荐，担任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成为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促成了周、张的见面与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创办《中国呼声》

1934年1月，鉴于此前由共产国际资助、美国记者伊罗生创办的《中国论坛》杂志停刊，共产国际筹划创办一份新的类似刊物。4月，经史沫特莱与艾黎等人商量，决定创办《中国呼声》。这是一份在美国登记、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英文半月刊，办刊方针、资金、编辑均受共产国际领导，由宋庆龄负责。

《中国呼声》于1936年3月15日创刊，由东方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年11月1日，共出版37期。杂志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并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艾黎、史沫特莱、希伯、魏璐诗都是重要作者。

艾黎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很多，除去1937年初离开中国短期旅行以外，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写的《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等，表达的都是反侵略、反压迫的主题，也表明他在中国地理、历史方面有良好的素养。他在《我们爱好和平者必须战斗》文中呼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继续斗争下去，直到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被彻底粉碎。

《中国呼声》是中国第一份公开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是第一份公开反对日本侵略、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英文刊物；也是中国人民和外国友人有效利用上海城市的特殊地位，用英语讲好中国抗战故事，传播中国民众声音，争取国际同情和声援的重要窗口，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帮助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处理事务

在上海，艾黎多次帮助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处理事务。在帮助中共地下党所办事务当中，最突出的是兑换钞票。

1936年9月，艾黎接到刘鼎发来的加急电报。其时，刘鼎已在西安，担任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艾黎如约前往西安，与刘鼎见面，原来是红军缴获了一批山西省银行发行的地方钞票。这些钞票只能在山西而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红军急需使用这批钞票，要设法带到太原兑换成法币。艾黎由西安辗转前往太原。他连跑三家钱庄，每到一家，都以外国大公司经理的身份，递上显赫逼人的名片。艾黎态度镇静，举止大方，谈吐适度，办妥以后，带着钞票，返回上海。他将钞票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将款数凑满一万元整数，设法电汇给刘鼎。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党组织在西安事变之前，用这笔钱“派了很好的用场”。

艾黎是宋庆龄最熟悉、最忠诚的挚友之一。艾黎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而艰巨的革命工作。艾黎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艾黎的母亲，远在新西兰的克拉拉女士，也应艾黎之求，不顾年事已高，骑车在新西兰各地募集钱款，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以后，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撤离上海，避居香港。1937年12月23日，艾黎按照约定，安全地将宋庆龄护送到船上。

日本侵华的“八·一三”战役爆发以后，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艾黎亲自发起并全力投入“工合”运动，努力在非敌占区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给失业工人与难民等提供自救和救亡的工作平台。1938年5月，艾黎正式辞去待遇丰厚的上海工部局工业督察长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工合”运动。从1938年至1942年，他奔走大半个中国，将各地工合组织发展到1500个，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产品供应军需与民用。20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1949年后他居住北京，主要从事写作，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新中国。

艾黎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上海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决心久居下来，为改变不人道的现状而努力。艾黎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近代中国极端的贫富两极分化，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掠夺，反动当局的残暴与腐败，让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才华。正是在近代上海城市集聚与文化洪炉的强烈作用下，艾黎改变了人生轨迹，改变了政治信仰，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特别的光彩。

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庆祝艾黎八十寿辰的宴会上，亲切地称艾黎“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邓小平同志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西兰时，赞扬艾黎自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2021年9月14日，习近平主席复信艾黎等国际友人的亲属：“我们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宝贵贡献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相关推荐

《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

✦

✦

更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