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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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明”概念一直是清廷的政治禁忌。清末， “南明”概念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南明”概念因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

作者：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史学集刊》2022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2期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作为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促使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南明”史加以重视，“南明”语境骤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风行一时。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在课堂讲授和课题研究中历久弥新。

 “南明”史概念在清前中期的

昙花一现

清朝灭掉南明后，为消解南明的正统地位和历史记忆，而大兴文字之狱，严禁撰述南明史和使用南明年号，“南明”一词成为敏感的政治符号被禁止提起。然而，仍有极少数人提出“南明”概念并作为书名，不过只是昙花一现。清代康熙年间，江阴人陈鼎在其所撰《东林列传》卷一二《黄道周传》的末尾，比照“南宋”而提出“南明”概念。19世纪中叶，钱绮率先用“南明”一词作为书名，撰写了《南明书》，其书成于咸丰八年以前。除钱绮之外，同时代的夏燮和徐鼒两位史学家也开始突破清朝的忌讳，书写南明历史，但囿于严峻的政治环境，均未使用“南明”概念。此外，乾隆时人南沙三余氏编写的《南明野史》虽然用了“南明”一词，但它不是原名，而是后人所改，其原名为《明季五藩实录》。

由于钱绮《南明书》的出现，使得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是在此时才提出“南明”概念。美国南明史专家司徒琳称：“众所周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但她却未能发现比《南明书》更早的《东林列传》已经使用过“南明”一词。

总之，“南明”一词作为晚明偏安政权的代称，始于康熙时陈鼎的《东林列传》，在中国率先用“南明”作书名的是19世纪中叶钱绮的《南明书》。然而，在中国的东邻朝鲜，乾隆时已有黄景源和成海应二人用“南明”作为书名。

朝鲜士人率先用“南明”作书名

用“南明”作史书之名，最先出现在邻邦朝鲜。乾隆年间，朝鲜官员黄景源有感于《明史》不写弘光至永历的帝统，愤然撰写了《南明书》，这是最早以“南明”作为书名的史书。与黄景源几乎同时，成海应也对张廷玉《明史》未把南明三帝列入本纪表示不满，特撰《〈南明书〉拟稿》以驳之。他们之所以率先用“南明”作书名，是因为当时的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将自己视为明朝的继承者，故竭力维护明朝及其后继者南明的正统地位，对作为“夷狄”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则持排斥的态度。

及至清末，反清运动兴起，朝鲜又掀起了反清尊明思潮，已经偃息的“南明”概念再一次兴起。朝鲜人郑乔撰成《南明纲目》，书中特重华夷之辨，大书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以南明为正统，黜清朝为僭伪。郑乔的《南明纲目》初刊后不久，即赠送给时在日本的章太炎，成为“南明”概念在中国传播的触媒之一。郑乔的《南明纲目》传入中国后，在民间有一定的收藏。

中朝“南明”概念及其史书

在清末的交汇

在朝鲜关注南明史的同时甚至稍前，中国的部分史籍已开始介绍钱绮的《南明书》。此时，人们不再顾忌清廷的忌讳，公然在史志著作中著录钱绮的《南明书》。成书于光绪二年（1876）的《（同治）苏州府志》记载道：“钱绮……《南明书》三十六卷。”与朝鲜反清运动相呼应，清末革命党人也兴起了反清运动，开始主动使用“南明”概念，试图撰写南明史。1904年，柳亚子可能已使用了“南明”的概念。此外，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于“南明”概念已经全然接受。在清末反清潮流下，中朝两国的“南明”概念及其背后的思潮已经汇流。

清末，王葆心撰写了《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他在该书卷二《鄂砦续篇》按语中称：“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此书的《采用书目》中有“《南明书》（朝鲜人编）”。由此可见，《南明书》当时已传入国内，从而为王葆心观阅。王葆心阅读《南明书》后，被谢国桢录入其《晚明史籍考》中：“《南明书》。朝鲜佚名传。按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鄂砦续编》注引《春在堂随笔》云：‘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云云。”可见朝鲜人的南明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前“南明”史概念

在民国的有限传播

民国肇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政治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象征意义的消失而未受到特别重视。

柳亚子在民国建立后，仍然坚持使用“南明”概念，与柳亚子同一阵线的朱希祖，也一直在使用“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并以撰述南明史为己任。与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共事的孟森，也致力于传播“南明”概念。1931—1937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课时，编写了《明史讲义》，其第七章就叫《南明之颠沛》，他是最早以“南明”为专题在大学讲课的教授之一。孟森接受“南明”概念，还见于他《南明永历帝致吴三桂书跋》一文的题目上，明确使用了“南明”一词。

受清末革命党借南明以反清的影响，民国学者在宣传南明抗清英雄时，顺理成章地使用了“南明”概念。1926年，陈乃乾、陈洙编成《徐闇公先生年谱》。该年谱后有姚光写的跋语，称徐孚远“参预义旅、从亡海外，荐绅耆德之避地者，亦皆奉为祭酒，与南明之关系盖不亚于郑延平王及张尚书焉”。又说：“百世以下，读者可以想望其风旨，而亦藉以考见南明二十余年之文献矣。”此跋中两处提到了“南明”概念。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至20世纪30年代，“南明”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流行。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直接著录钱绮的《南明书》。如1930年，范希曾在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作补正时，在《杂史第六》之《明季北略》下增补：“元和钱绮《南明书》三十六卷，未刊。”第二是广泛使用“南明”概念。如1934年刊印的龙顾山人郭则沄所纂的《十朝诗乘》，有两篇的标题使用了“南明”概念。第三，后起的学者开始关注南明史籍并撰写南明史，其中以谢国桢、钱海岳为代表。

“南明”概念的流行，使得南明史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研究课题，并成为一门专门的课程和可供研习的断代史专业。1931年，清华大学开设了南明史课程，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大学开设南明史课程之始。

总之，由于清朝灭亡，“南明”禁忌消失，借南明以反清的动力亦随之消失，因此“南明”概念虽然仍在流行，甚至在个别学校进入课堂，但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抗战引爆“南明”史的

研究和史学书写

“南明”史概念迅速被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直接的关系。抗战的爆发激发了南明史家的斗志，推动了南明史的研究。

柳亚子对“南明”概念做出较为系统的界定，并称撰写编年体的《南明纪年》与纪传体的《南明史》和纪事本末体的《南明纪事本末》这南明史三书，是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1942年，柳亚子来到桂林，使他对南明史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一直将“南明”作为规范的学术术语，并继续从事南明史的写作，还把自己笔名取为“南史”。

柳亚子

朱希祖也在南明史的研究上有强烈的责任感。朱希祖“于萧梁及明季历史，尤悉力赴之”，研究“南明史，则成《明季史籍题跋》六卷”。朱希祖在抗战时写的南明史论著有《南明韩王本铉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广州征访南明史料记》。上述朱希祖的原著，皆使用了“南明”和“南明史”的概念。他已把它们当作标准的学术术语。

抗战时，翦伯赞介入南明史研究。从1940年起，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等论文，旗帜鲜明地将弘光、隆武和永历政权称为南明史上的政府。翦伯赞的南明史研究，主要针对国民党右派借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行径而展开，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此外，钱海岳、徐安之等人也为南明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抗战时南明史家形成的队伍，虽分散各地，但彼此之间有联系，并相互帮助，共同研治南明历史。1943年初，柳亚子曾托汪东带信向朱希祖商讨南明史问题。朱希祖写了《答汪旭初代柳亚子问南明史事书》以作回答。南明史专家队伍虽然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在借南明史研究以表抗日不屈之决心上，立场基本一致。

战时，中国史学史专著开始用“南明”概念称述南明史书，对南明史学展开历史书写。1942年，萧一山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首次使用“南明”概念指称南明史。金毓黻1943年成书的《中国史学史》，也开始使用“南明”和“南明史”概念。顾颉刚于1945年撰写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对当代的南明史研究给予了关注。

史学史专著是对中国史学进行总结的学术专书，它们对“南明”“南明史”概念的应用和南明史学的书写，促进了这些概念规范化、权威化的过程，加速了其传播。

抗战时“南明”语境的

形成与概念的迅速传播

抗战爆发后，“大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一批批中国知识分子从沦陷区流落此地。他们从时空环境上，敏锐地感受到“南明”阽危和悲壮的氛围，觉察到南明抗清的局面将“历史再现”，借南明的不屈以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加上前述南明史家的影响，社会上形成了鲜明的“南明”语境。

以对南明史料搜集和史书撰写最执着的柳亚子为中心，出现了“南明”及“南明史”概念向外辐射的现象，不断向其周围的朋友、学人传播，阿英、郭沫若、廖辅叔以及桂林《大千》杂志社的编辑和桂林中学的教师们都深受其影响。此外，朱希祖及其儿子朱偰、女婿罗香林，都是“南明”史概念的重要传播者。

在知识分子一批批退向西南地区、南明史专家对“南明”史概念推动的背景下，“南明”认知几成共识。黄裳、欧阳祖经等人面对知识界西迁，敏锐地体察到南明的“历史再现”，便“对南明史事给予了特别的关怀”。此外，陕北、上海等地，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南明”的概念也流行开来。

南明史专家的努力影响到官方对“南明”史的态度。抗战时，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任该校教授的苏雪林，于1941年受官方“委托编写了历史传记集《南明英烈传》。这部集子歌颂了17世纪抗清复明的仁人志士。随后，她又以此为素材，写成南明历史小说集《蝉蜕集》，1945年由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南明再现”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交织形成的焦虑，并非仅仅出自学术界，官方显然也有相同的感知。

抗战时，具有特殊含义的“南明史”在大学课堂上得以继续讲授。因日本入侵而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就开设了南明史。而北平的燕京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也开设了南明史的课程。无论是西南后方，还是北方沦陷区，讲授“南明史”实际上都表达了中国人抗战不屈的决心。

综上，抗战时，颇类昔日“南明”以西南为根据地的时局，以及南明史家的推波助澜，对流落西南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接受“南明”概念，普及南明历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后政治环境的消失与

“南明”史热的退潮

抗战后，借南明艰难处境以自警、借南明不屈以抗争的政治环境突然消失，“南明”概念的使用和南明史的重视也随之降温。当然，“南明”及南明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可能全然消失，作为抗战时的记忆也无法抹去，仍然在民国末期流传和应用，虽然已明显处于退潮状态。那批自清末即已立志修史的南明史家，其中朱希祖已经病逝，钱海岳没有发声，只有柳亚子仍在倡导南明史的编纂和研究。

对南明史颇为敏感的黄裳，战后回忆抗战时看过的南明剧目，仍然感叹不已。1947年，他在文章中回忆：“《桃花扇》究竟不失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剧。现在虽然也有不少写南明史事的剧作，然而没有一部能超越它。”黄裳对南明史的缅怀，又引起了明史专家吴晗的共鸣。1948年3月13日，吴晗在清华园给黄裳的书作序，称黄裳“特别对于南明史事关怀”，而吴晗自己原本也是“抱着搜辑南明史料”的目的前往南明旧都昆明的。同年，吴晗在给黄裳的《旧戏新谈》一书写序时，指出：“作者似乎对南明史事还在继续探寻。”以上都以“南明”作为学术术语。

光复后的台湾在大学课堂开设了南明史。台北市人杨云萍曾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到台湾。1945年，杨云萍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台湾编译馆委员。1947年，他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明史、南明史、台湾史、历史哲学等课程。在郑成功父子力撑到底的南明抗清基地台湾讲授南明史课程，一定是别有滋味。

抗战后的“南明”概念及其背后的南明史，显得云淡风轻，往日的热闹已随风而逝。对南明史研究繁盛状况的恢复和超越，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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