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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明丨“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

刘文明 社会科学文摘
2024-09-04


摘要

当代学者以具有外来“empire”含义的“帝国”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概念出现这一历史事件?本文将“大清帝国”一词置于历史情境和更广阔的国际话语环境中来理解,进而反思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话语问题。


作者: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2期


欧洲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时常将类似于罗马帝国那样疆域辽阔的大国称作“empire”,对古代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在1895年之前从来没有自称为“帝国”统治者,当代学者以具有外来“empire”含义的“帝国”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概念出现这一历史事件?能否将清朝当作一个具有“empire”含义的“帝国”来研究?本文将“大清帝国”一词置于历史情境和更广阔的国际话语环境中来理解,利用中文、日文和英文史料对其作初步考察,进而反思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话语问题。

 

 “大清帝国”概念的生成

“大清帝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895年1月31日陆奥宗光给清朝和谈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的“日本全权姓名通知书”,信封上写着“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张荫桓阁下、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邵友濂阁下”,内容中也有“大日本帝国”和“大清帝国”。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又通知张邵二人“会晤之日期”,其中也提到“大清帝国”。在随后2月1日和2日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和谈的文件中,都用了“大清帝国”。这样,由于日语中的汉字书写特性,“大清帝国”一词作为“和制汉语”被创造出来了。然而,张荫桓和邵友濂并没有接受这一名称,他们在给日方的回复中都自称“大清钦命出使全权大臣”。

最先使用“大清帝国”一词的中国人是李鸿章。他在1895年3月19日致函伊藤博文时提到:“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今接到大日本帝国外务大臣本日知会……本大臣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特派头等全权大臣,会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特派全权大臣议立和约,并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信函签名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部堂李鸿章”。在随后的中日和谈中,日方信函和照会中时常使用“大清帝国”,李鸿章在回应和交涉中也如此使用。

第一次使用“大清帝国”的正式官方文件是1895年3月30日签订的中日《停战协定》,其中第一款中提到“大日本帝国政府、大清帝国政府”,最后中方署名是“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在4月17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中文本的抬头和署名中均出现“大日本帝国”和“大清帝国”,日文本中只在署名中出现了这两个名称,而英文本中没有出现“empire”。在条约正文中,用于指称清朝的用词也因文本而异:中文本用“中国”,日文本用“清国”,英文本用“China”。因此“大清帝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地点及语境,与当时中日交涉这一事件密切相关。李鸿章则在应答和交涉中将这个概念变成了汉语词汇,完成了“大清帝国”一词由“和制汉语”向汉语的转变。

 

1895年前清政府自称

与他称中的“帝国”话语

1895年之前,清政府在自称中并没有使用“帝国”这一称号。乾隆帝在告诫地方政府如何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说:“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这表明“天朝”“中国”和“大清”都是得到清朝统治者首肯的“国号”。如何理解1895年之前中文固有的“帝国”概念和他称中的“帝国”话语?

首先,“帝国”概念在中文里早已有之,但历代王朝并没有以此自称。中文“帝国”一词在隋朝王通的《中说》中即已出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这表明“帝国”即“帝制之国”,是与“王国”“皇国”并列的概念。中国人最早接触西义“帝国”,是19世纪70年代末看到的“和制汉语”“帝国”。1876年李圭在美国费城参加博览会时看到日本展馆悬挂着“帝国日本”几个大字。1879年李鸿章收到竹添进一郎的书信中说道:“东洋中称为帝国者,独有中、日二国而已。”清政府驻日参赞黄遵宪在1879年送回国内出版的《日本杂事诗》中有一首写道:“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他们三人所见的“帝国”都具有“empire”的含义。笔者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在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没有发现“帝国”一词。《清实录》中第一次出现“帝国”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提到的“帝国宪法”。因此在1895年出现“大清帝国”之前,清朝官方文献中无“帝国”二字。

其次,西方自14世纪以来就一直有人称中国为“empire”,但至晚清时并未将其译为“帝国”。1895年之前的清政府并没有理会外人的“帝国”称呼。例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英文本中的the Chinese Empire在中文本里对应为“中国”。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的the Ta Tsing Empire在中文本里主要对应为“大清”。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法文本中的l’empire chinois在中文本中对应为“中国”。1885年《中法新约》英文本中的the Chinese Empire在中文本中为“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几本英汉字典中,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没有一本字典将empire译为“帝国”,而是大多译为“天下”“国家”等。严复1902年翻译出版的《原富》中译本里均没有译为“帝国”一词,尽管亚当·斯密《国富论》原著中出现了122处empire,11处empires。不过严复使用了“英拜尔”一词,并对此注释说:“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王皆称帝者也。”这说明严复主张按音译为“英拜尔”,可能在他看来该词在中文里没有意思对等的词汇。

最后,日本文献中也从19世纪初就开始称清朝为“帝国”。根据日本学者吉村忠典的研究,西方语义的“帝国”一词在日本最早出现于1789年朽木昌纲的《泰西舆地图说》,然后山村才助在其1802年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中也使用了“帝国”一词。1814年,本木正荣等人编纂的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第一次将英语的empire译为“帝国”。因此日本人从19世纪上半叶起就自称“帝国”,也称中国为“帝国”。但是,1895年之前在反映日本与清政府直接交涉的官方文件中,用的却是“大清”或“中国”。例如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签署者头衔冠用的是“大清”和“大日本”,条款中用的国名是“中国”和“日本国”。

 

国际“帝国”话语

与清末“帝国”概念的使用

为什么李鸿章和清政府于1895年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大清帝国”的称号?

首先,从1895年中日交涉的历史情境及李鸿章与日本交涉的经历来看,“大清帝国”一词出现并为李鸿章所接受,大致有四方面原因。其一,这与清政府在中日马关和谈中丧失话语权有关。1874年的中日《北京专条》和1885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并没有出现“帝国”,因为此时的清朝在日本面前仍然有一定的话语权,谈判话语没有受到日本的支配。然而在1895年的中日马关和谈中,日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受日本影响出现了“大清帝国”一词。其二,甲午战败的耻辱和国家面临危机,也促使李鸿章、清政府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帝国”一词在当时并非一个贬义词,而是强国的代号。多米尼克·列文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 ‘帝国’是一个正面(positive)概念。在强国和弱国分化日益扩大的时代,当弱者似乎注定要边缘化或灭亡,成为‘帝国’就是要变得强大。”因此在甲午战败的背景下,接受“帝国”称号也反映了清政府希望走出战败阴影并变得强大的愿望。其三,“大清帝国”一词的出现,也不排除受到和谈与订约过程中外交程式的影响。外交谈判和缔约时双方代表对等的原则,使得“大清帝国”作为一个与“大日本帝国”对等的概念,为李鸿章所接受和使用。其四,李鸿章在1895年马关谈判之前对日语中的“帝国”一词已有一定认识,这也许是其接受“大清帝国”概念的思想基础。李鸿章从竹添进一郎的书信中多次读到“帝国”二字,1880年竹添进一郎给李鸿章的书信中还提到日本“与各国议修改条约,以复帝国自主之权”,这种“帝国”观或许对李鸿章的思想有所触动。

但是,1895年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清朝从此便开始以“大清帝国”自居。笔者对“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设定1895至1900年的时间段,进行“帝国”全字段检索,发现9条结果,其中6处指日本,3处指英国。再扩大检索的时间范围,从1895至1911年有123条结果,其中41处指日本,11处“罗马帝国”,其他大部分指英、俄、德等欧洲国家及“帝国主义”等概念,用于指清朝的只有3处,而“大清帝国”只有2条检索结果。笔者根据王铁崖编纂的《中外旧约章汇编》并参照其他史料,统计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至清朝结束共355个条约、协议、章程、合同等,发现其中清政府代表在签字时使用“大清帝国”的只有6个,文本中出现“大清帝国”的有3个,其余条约或协议等在签名时大多使用“大清国”或“大清”,而在条约文本中指代清朝使用最多的是“中国”,其次是“大清国”。这表明清政府一方面开始使用“帝国”称号,另一方面这个概念的使用又非常有限。直到1908年,颜惠庆等人编纂的《英华大辞典》才开始将empire译为“帝国”,这在中国出版的英汉词典中是第一次。

其次,19世纪晚期的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世界,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进入中国,国际“帝国”话语及列强的帝国主义行为,对清朝产生了影响。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进入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出现了,它们的“帝国”观也发生了变化。英国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放弃以往强调自由贸易的“无形帝国”观念,重新重视海外扩张和对殖民地的争夺,追求一个由宗主国占有广大殖民地而构成的“有形帝国”。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就声称,托利党就是要使英国“成为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家里,你们的后代地位上升,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不仅获得本国人的尊重,而且获得全世界的尊重”。因此,“帝国主义者”这个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贬义词汇,在当时变成了一个主张建立统一帝国的褒义词。帝国能够给英国各阶层带来利益,是英国各阶层都对“帝国”充满激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所有西方列强醉心于“帝国”的根本原因。法国、俄罗斯、德国等欧洲列强在19世纪晚期都有一种强烈的“帝国”追求。因此在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中,“帝国”话语与“文明”话语缠绕在一起对东亚地区产生了影响。

最后,19世纪晚期日本的“帝国”话语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帝国”观念也很快与西方接轨,建设欧洲式“帝国”成为日本人追求的目标。1887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井上馨就明确表示要使日本成为“欧洲式新帝国”。因此,日本试图通过对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建立起一个拥有海外殖民地的 “帝国”,日本人的“帝国”情结一点也不亚于欧洲人。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确定日本国名为“大日本帝国”。此后“帝国”字眼在日本无处不在,如帝国海军、帝国议会、帝国邮政、帝国大学、帝国饭店等。日本以“帝国”自居,在亚洲国家中首先摆脱了西方的支配而获得了自主,黄遵宪对此说:“日本自通商以来,虽颇受外侮,而家国如故,金瓯无缺,犹得以日本帝国之名,捧载书而从万国后,壤地虽曰褊小,其经营筹画,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

因此,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行为的“示范”下,在“帝国”话语广为流行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李鸿章或许怀揣一种“帝国”意味着强国的愿景,在马关和谈中顺势接受并使用了“大清帝国”一词。

 

结语

“大清帝国”一词在1895年首先作为一个“和制汉语”词汇出现,是中日交涉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在当时国际流行的“帝国”话语环境中最终被清政府接受。这个来自他称的概念,只是清政府在清末偶尔使用的一个称谓符号,并没有从主观上认同和接受这一概念的殖民帝国主义内涵。因此,与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等名副其实的帝国相比,“大清帝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不是由宗主国与广大殖民地构成,不存在通过掠夺和剥削殖民地来满足宗主国各阶层利益的现象。这样的“大清帝国”,生活于其中的各阶层何来帝国观念与帝国情怀,这或许是19世纪的中国人对“帝国”一词不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以清政府使用“大清帝国”的称呼来证明清朝是一个“帝国”,与以“大韩帝国”一词来说明19世纪末的朝鲜是一个“帝国”同样荒谬。不过,“大韩帝国”的出现犹如“大清帝国”一样,都是在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和日本走上“帝国化”的背景下,在自身国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帝国”话语开始在东亚流行和影响的结果。对于甲午战败的清朝和受制于日本的朝鲜来说,两国统治者似乎都从日本帝国崛起中看到了一个国家成为“帝国”的意义,也希望学习日本“以帝国之名”来摆脱统治危机和振兴国家。因此,如果把“大清帝国”一词的出现置于19世纪末东亚乃至全球的帝国主义扩张及其话语背景下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一概念的使用情况,就不会将“大清帝国”看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既然“大清帝国”只是一个抽象名称而并非意味着事实上的“帝国”,用于研究西方殖民帝国的“新帝国史”方法自然不适用于清史研究。清朝既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是帝国,而是中央集权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需要中国学者加强对清朝国家形态及其所适用研究方法的探讨,摆脱西方汉学中清史研究话语的影响,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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