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东丨西方学界基于概念转义的“历史中国”叙事置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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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现象。所谓“转义”，指的是中国本土历史概念在翻译为西方语言时所发生的意义改变现象。它改变了概念在本土语境中的一般理解和用法，并导致历史叙事在情节与意义上都发生转变。

作者：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2期

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tropic）现象。所谓“转义”，指的是中国本土历史概念在翻译为西方语言时，所发生的意义改变现象。它改变了概念在本土语境中字面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一般理解和用法，并导致历史叙事在情节与意义上都发生转变。其基本步骤大致可以归纳为：（1）基于西方学术语境、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为中国历史相关概念注入某些原本不属于它的异质意义（“概念转义”）；（2）基于多个转义概念之间的意义连接（“概念互文”或“文本间性”），建构出符合西方历史经验和理论范式的“中国历史叙事”；（3）以西方学界建构的中国历史叙事为比较尺度，评价甚至置换本土语境的中国历史叙事、经验和意义，以证明西方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正当性与普世性（“叙事置换”）。

下面就以“王朝”与“empire”、“中华民族”与“Chinese nation”、“边疆”与“frontier”等概念为例，探讨西方学界与“历史中国”相关的概念“转义”现象，并探究背后的规律和原因。

 “王朝”与“帝国”的转义

当前西方学界存在的一种常见现象是，在中文语境中被称作“王朝”的中国历史政权，一旦进入英文语境，往往会被“转义”为“帝国”（empire）。

1.“帝国”在西方语境中的特殊历史“意义”

当“王朝”被转义为“帝国”时，至少会为“王朝”增加两项它原不具备的意义：第一，在西方历史经验下的“帝国”，是不稳定的“世界”或“国家群”，迟早是要分裂或解体的；第二，在西方的历史逻辑上，“帝国”的分裂或解体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

在西方历史语境中，“帝国”并非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是由帝制霸权控制的许多异质“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西方学界将“帝国”视作某个“强权”统治的“世界”或“国家群”的观点，离不开其对奥斯曼、莫卧儿、罗曼诺夫以及拿破仑等欧亚帝国历史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帝国”的认知中，“帝国”因其异质性的“世界”“国家/民族群”性质，具有分裂为多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宿命。

这种从“王朝”到“帝国”的概念“转义”，最终导致了西方学术语境下中国“王朝”历史叙事与意义的改变。这里仅以“清王朝”向“清帝国”历史叙事的变化来说明。

2. 西方语境中“清帝国”对“清王朝”历史叙事的取代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仍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的“儒家‘王朝兴替’模式”来理解清朝。此时的“清王朝”历史叙事是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通过与汉族精英结合，建立了高效的国家治理和情报网络、实施大规模税收征管、地方控制和饥荒救济，资助大量学术项目，并消除了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扩大了国家规模。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王朝”向“帝国”的转义，在西方“帝国”版的清朝历史叙事中，清朝不再是19世纪晚期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而是被刻画成18—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清帝国”由此被西方学者类比为19世纪快速扩张的欧洲殖民帝国。

西方学者把“清王朝”看作“清帝国”的“转义”做法，是基于欧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理论，目的是论证传统中国旧王朝共同体与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毫不相干，从而割裂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3. 中国的“王朝”能否等于“帝国”

这种将清王朝等同于“清帝国”的“转义”叙事，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因为在所谓的“清帝国”“崩溃”后，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学者归纳的“帝国”将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演进。那么，应如何看待中国“王朝”与西方“帝国”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呢？

首先，由于中华文明起源于多源文明，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中国的“王朝”确实有一种复数“中国”的面相，因而在外观上与西方“帝国”“国家群”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曾自称“中国”，而且非汉族群认同“中国”是自觉行为，他们从未认为“中国”一词是汉族所独有的。基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从复数“中国”逐步走向单数“中国”的过程。

其次，中国“王朝”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强调族群属性的多样性统一的“历史中国”认同观。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定“何为中国”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王朝”正史的记载中，占据“中原”者、“一统天下”者、行“德政”者、行“汉法”者、尊“礼”者，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就可称为“中国”。这是中国“王朝”历史认同中的宝贵经验，为西方“帝国”历史经验所无。

历史上中国“王朝”认同的核心与基础是，不管哪个“王朝”、哪个民族成为“历史中国”的统治核心，都必须履行维护生产秩序、保障国家安全、救济百姓、赈恤灾荒等国家公共职能。在这方面，既无族群之分，亦无“传统”与“现代”国家之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常规。

 “中华民族”与

“Chinese nation”的转义

“中华民族”是另一个容易在西方语境中出现“转义”的概念。

1.“中华民族”在西方语境中的转义与误解

首先看关于“中华”（Chinese）的转义。虽然西方学者承认，从当代政治含义上来说，“Chinese”一词，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但他们又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人”（Chinese）大致只能等同于“汉”（Han），指的是中国“十八个省”土生土长讲“汉语”的居民，以及那些从“内地”“本部”（China proper）移民到“内亚”的居民。基于这种偏见，当代许多研究18世纪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强调“清帝国”（包括内亚）与“内地”的区分。

而就汉语“民族”的“转义”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历史上“民族”与race、nation、people、ethnic group等英语概念都有意义复杂的联系。在跨语际交流中，这些英文单词就变成了翻译“中华民族”的不同“话语参数”，并常带来一些“额外的意义”。英语语境中一种常见的对“中华民族”的转义是，将“中华”（Chinese）等同于“汉”，而“民族”大致等同people、nation，由此导致了“历史中国就是汉族的民族国家”的论述。

2. 从传统“文化”认同到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屈辱认同”叙事

基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转义，一些西方学者在建构“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的历史叙事时，重点强调中华“帝国”历史认同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断裂。他们将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基础，总结为：（1）反西方（包括日本），以树立“他者”；（2）“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3）不断建构的中华文化—历史传统。

基于以上几种狭隘且偏颇的看法，部分西方学者概括的“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叙事是：中国为自己是一个拥有杰出文明的历史大国而自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因为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中国衰落了。这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并引发了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广泛尝试，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家主导的、反西方的，且沉浸在一种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中；在寻求世界卓越的过程中，它力图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辉煌。

3. 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中华民族历史认同的维系，表面上看起来确实与文化，即“礼”有关。但“礼”的本质是基于古代中国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演化出的一套行为准则。中国古史早期并不存在一贯的“华夷”族群敌对下的二元对立。中华民族认同是一个历时的、连续的、多样性统一的发展过程。

同时，“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还是一个包括华夏族在内的诸多民族都参与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不止华夏族或汉族一个，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也曾经是元朝和清朝的“凝聚”核心。中华民族是一个活的概念，民族的来源是多源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显然，从“历史中国”来看，“中华民族”代表的是一个超越“夷夏”之辨、族群之别的更高的共同利益认同，而并非基于“他者”的二元对立叙事。它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共同协作生产基础上的祸福与共、唇齿相依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认同正是在这种共同利益的认可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共同话语、共同符号（“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边疆”与“frontier”的转义

一些西方学者在观察“传统中国”的“边疆”时，放弃了那种认为“中国”是孤立、排外、内向、静态、闭关锁国的传统历史认识，转而强调中华“帝国”在其漫长的“边疆”地带特别是在内亚和北部边疆具有“掠夺性”的特征。

1.“边疆”的双重含义

在理解中国的“边疆”时，西方学界存在美式和欧式的两种转义。

美式的“边疆”观，将“边疆”定义为文明与荒野之间的过渡区，侧重于强调“边疆”的区域性，具有向发达地区边界以外扩展、整合“不发达”地区的意义，其隐含着“扩张”与“抵制扩张”的二元对立逻辑。使用这种“边疆”定义的西方学者，类比地认为中国“帝国”“边疆”与美国的“新世界”一样，都是以东部大都市区合并人口稀少、“蛮荒”的西部地区。

而欧洲式“边疆”观，则指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边界”。使用这种“边界”定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民族国家”“边界”观不适用于“历史中国”。他们武断地认为，18—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扩张”“帝国”，此后变为一个拥有大致相同边界的“民族国家”。

基于这两种边疆/边界观的融合，欧美学界形成的历史中国叙事为：“历史中国”不断建立行政（郡县）制度和经济交流体系，合并和管理着广袤的“边疆”领土，而清代“中华帝国”则通过军事控制、商业网络和外交谈判，将原来主权归属并不明晰的“边疆”地带，变成了明确划定的国家“边界”，认为这既防止了领土争议又为“现代”中国奠定了领土基础。

2. 西方学者的两分叙事

一些西方学者在论述“中国”的空间范畴时，主张将“历史中国”的“边疆”与“中原”分割对待：“儒家文化圈”或“长城以南”属于东亚研究；而“历史中国”的“边疆”游牧民族及穆斯林，则被列入“中亚”或“内亚”范畴。另一些西方学者则反对用“现代中国”“边界”作为研究“历史中国”的依据。他们依据后现代主义“解构领土”的观点，认为以“现代”疆域看“古代”，是一种历史后设观察，是在将中国的“民族国家”不断往历史深处追溯。

综合以上西方学界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在“历史中国”阶段，一些西方学者秉持的是一种“边疆（游牧、少数民族）与本部（农耕、汉族）”二元对立的“建构”；而在“现代中国”阶段，持有的却是一种对中国“边界”权威与合法性的“解构”。这种“建构”和“解构”看似二律背反，但所要实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在学术上消解中国传统史学与当代学者论述中国“边疆”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将其变成一种可以按西方“边缘性”概念介入研究的对象。

3.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概念

依中国古人看来，“天下”是一个包括“夷”“夏”在内的体系，但“夷夏”之间，却并不是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种二元对立甚至敌对的族群关系。在这种“天下—中原”格局内，历史“中国”之“正统”，并非专属于某一个特定族群（例如汉族）、某个特定空间（例如长城以南），或某种推行的政治秩序（例如“汉化”）。

历史中国的“边疆”不同于欧美“边疆”“边界”的地方还在于，前者并没有一种“文明”与“野蛮”、“国内”与“国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的边疆与中原是连续体。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信仰对国家的合法性和成功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从吕祖谦到陈寅恪都承认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兴衰与共的原因所在。

在传统向近代转化或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都自觉认为彼此是一体的。在清末和早期的共和时期，中国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曾尝试不同的国家空间表达形式——从省级自治到建立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华民族的边界应该和清王朝地理空间一致的历史抉择。

怎样从“转义”和“直义”的偏颇中

探求历史真相？

在中西方比较史学中，概念或观念的“转义”或“直义”偏颇，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研究者并没有把族群融合和国家组合过程视为一个既有共同规律又有特殊规律的历史过程。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容易从自己熟悉的民族或国家形成经验出发，并基于这种历史经验所产生的“empire — nation — frontier”概念，来看待中国的民族融合和国家组合过程，即陷入“以己之心度彼之腹”的偏颇；而身处中国的研究者也同样容易从自己熟悉的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形成经验出发，并基于这种历史经验产生的“王朝—中华民族—边疆”概念，来看待西方的民族融合和国家组合过程。因此，唯有自觉克服研究者的主观片面性，按照科学的认知规范，承认世界历史上各个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组合是一个既有共同规律又各有其特殊性的客观过程，才能克服“直义”和“转义”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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