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赵辉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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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二十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提出距今5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提出距今53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作者：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3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本文拟对工程的宗旨、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和取得的成果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各位同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

背景与缘起

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大量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引发了中国考古学者和古代史学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1985年，夏鼐发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利用考古资料，直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组建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组，把各地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组织起来，掀起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

及至20世纪末，中国史学界大多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文明的肇始，把距今约5000多到4000年期间的社会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这1000多年的社会究竟是处于哪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关系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脉络的认识，是一个亟待研究和科学论证的问题。

在20世纪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问题，比如缺乏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研究。及至20世纪末，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个人研究，十分缺乏同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对作为文明形成重要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生业的发展、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发展变化及这些因素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况分析，缺乏对某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整体研究，对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少有深入探讨，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较少涉及。更缺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研究，这使得中国学者不仅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权威阐释。

探源工程的宗旨、特点与

主要研究内容

（一）探源工程的宗旨和特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进行科学研究与论证，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为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探源工程的研究，要尽可能全面地研究各方面因素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不同于以往进行的专题研究，需要做到两个结合：

第一，考古学与古史传说和文献历史学的结合。历史学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包括王朝世系、社会的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背景，这些对于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当时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考古学为历史学提供的则是历史文献中较少或阙如的过去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然而，这些实物资料大多不能直接和古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相联系，需要对这些实物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阐释。这就需要参考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或古史传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尚无即时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它的追溯探讨，不得不依靠考古学的进展，这就格外需要将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第二，促进考古学与各种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大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是探源工程最大的特色。根据需要，近20个自然科学学科的数十种技术与方法被用于工程各个课题的研究。

（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20世纪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以下重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1）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2）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3）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4）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5）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研究中以各地区都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核心，兼顾社会各个阶层，讨论国家的起源、王权的出现与强化过程，运用多学科手段探讨文明起源过程中各方面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动态描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

探源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的年代框架、环境背景与

生业基础

（一）通过高精度测年，准确把握了距今约5500到3500年我国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各个都邑性遗址及其他区域性中心性遗址的年代

探源工程设立了年代课题组，在20世纪末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商周王朝年代进行系列测年的基础上，运用AMS（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技术对全国各地距今约5500至3500年期间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测年标本进行了系列高精度测年。经过15年的努力，测年课题组共测了数千个标本，得出了全国范围内距今约5500到3500年期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并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年代关系；解决了距今约5500至3500年期间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包括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为研究各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关键节点的年代，以及各区域之间相互关系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年代学基础。

（二）初步探明了中华文明演进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针对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缺乏环境研究者的参与，致使各地区文明的兴衰与环境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确定的状况，探源工程专门设立了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关系课题。环境课题组通过开展对各个区域距今约8000到3500年期间环境的研究，对各区域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背景及其与文明盛衰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三）系统地考察了各地区文明形成的生业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探源工程专门设置了生业与技术的课题，系统考察各个区域距今约10000到3500年期间，特别是距今约5500到35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确实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乃至剩余价值，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给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一是人口的显著增加，二是早期城市的出现。同时，手工业工艺技术也取得了进步，最为突出的变化是高技术含量、高等级的珍贵物品工艺技术生产专业化的出现，这应是出现社会分工的表现之一。这一时期各地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高端手工业为权贵阶层所掌控，应是各区域文明演进的共同特点，也是首领的权力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

探源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约5800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各个区域发现的此阶段的遗址，表现出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

大约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兹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二）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

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在一些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形态，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良渚文化遗址

（三）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

距今约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相反，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根据中国实际材料提出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有约3300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界，往往根据史书中关于“禹传子，家天下”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当以开启了世袭制度的夏王朝为肇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三要素”。追溯“三要素”的由来，我们发现这“三要素”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认识，工程从实际材料出发，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第一，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工具种类，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第二，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部分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第三，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第四，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第五，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第六，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第七，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出现了暴力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且战争频发。第八，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我们提出的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国家的出现除了通过当时的文字资料证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的。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即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1）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2）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3）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4）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5）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标志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是探源工程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过程和机制的认识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仰韶文化彩陶的扩展

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有学者认为，形成了“文化上的中国”（的雏形——笔者按）。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应当是炎黄集团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反映。

（二）距今5500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正是在这一阶段，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

首先，出现了龙的形象。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的一座墓葬中，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龙的观念。商代晚期的王——武丁——的妻子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带有龙纹的铜盆，可见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其次，理念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玉环等距今约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在距今约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少数墓葬中，出土了制作较为精美的玉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到了距今约5500年前，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玉人姿势都是双手并拢捧在胸前，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巧合，说明当时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的交流，由此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再次，海纳百川——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辐射四方——中原地区夏文明对周围广大地区的文化辐射。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的模式。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使之成为维持其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的先河。

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夏代后期重要的仪仗用具之一——玉璋——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流域乃至中国香港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表明夏代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进入以中原地区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

此外，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文明有交流互鉴。一方面，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另一方面，在其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过交流，并且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

结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相关的文明的内在特点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特别是由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系统地向学术界报告和缺乏对全社会的广泛深入的宣传，致使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历史真实”的认识——尚未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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