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丨关于口述与档案互补互证的若干问题——兼谈“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研究”的史料汇编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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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灾害史、救援史此类公共性和综合性课题，口述作为史料与档案的互补互证应受到高度重视，具体的操作包括两条路径：从口述采访到档案汇编，可称之为“求实”；从档案汇编到口述采访，可称之为“补实”。

作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史林》2022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3期

近些年，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口述史”研究勃然而兴，这恰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龄相关，即新中国的同辈人时下已届“古稀”，故通过口述来扩展史料，正处于“宜采集”或“需抢救”的时期。例如，笔者于2016年采编《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史料卷》，能够接受访谈的亲历者多为当年的小“医生”、小“技工”（现在为教授、主任、经理、工程师等），而“组织者”“领队人”多离世或失忆，以致许多决策和指挥的内容丢失了。

 “共同经历型”口述研究

2021年，中华口述研究会主办的研讨会，提出了“共同经历型”的口述史思考，以及汶川大地震、武汉抗疫口述史等灾患类选题。

这组思考和选题把握住了新中国“口述史”的前进方向，即“共同经历型”口述史将成为主流。其命题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与当代中国某一时段的历史过程相关，可称之为“线性的选题”，如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学习雷锋好榜样、向科学进军、票证时代、知青上山下乡、青年志愿者行动等；第二，在当代中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历史事件，可称之为“点状的选题”，如迎接解放的日子、1977—1978年高考、上海甲肝流行等；第三，某些深受社会关注的行业口述访谈，可称之为“类的选题”，如对上海译制片厂演员的采访、对国家乒乓球队功勋运动员的采访、对上海癌症俱乐部的采访等。在口述史实践的开展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现实和理论的问题，均值得探讨和总结。

《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属于“共同经历型”项目。我们为何先完成口述卷后，再追补档案史料卷呢？其目的正是为求得口述与档案的互补互证，并借此回答以下问题：口述史的性质如何界定？其功能和价值如何体现？如何看待口述史与档案史料的结合？因为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决定了口述采集的文本不能违忤“求实”的原则。尽管对一个有故事的人物或一个有影响的社会群体进行访谈，只要能与历史形成勾连，且能捕捉历史的动态和痕迹，经过符合规范的整理，就能形成可供发表的口述文本，但其在形态和性质上仍是史料。正如左玉河教授评论：“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

群体性的访谈与跨越年代、脱离现场的记忆，可能产生客观性的差错和主观性的遮掩。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对“共同经历型”的口述史项目尤为重要。尽管共同经历之间的口述可以相互比对，以校正某些具体或细节的记忆失误。然而，若是因共同经历之间的身份差异、位序差异、遭遇差异、个性品质和价值判断差异，而产生较大的或史实或观念的分歧（如知青口述史中“无悔”与“有悔”的表述），最为有效的处理办法就是携带口述史料回到档案史料中去，通过辨识和考订，修正和引证，去伪存真，由此及彼，进而在史料建设上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和解读水准，以便在研究中得出更符合史实的结论。

同时，“共同经历型”口述史项目，是群体性“自下而上”的视角，以至所谓“亲历、亲见、亲闻”，多是反映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与单位和社会相关联的事务处理和人际交往。通过现场采访将群体的口述史料汇聚起来，确可打开一幅普通人的生存画卷，并可感悟到那个年代的环境氛围和人情世态。如果说这是“共同经历型”口述史的专长，那么，这些记忆的线索和故事，因不聚焦“共同经历”背后的起因、策划、政策及种种变故，所以无法全过程、全方位地挖掘和审视留存于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启封记录那段历史的档案，从中寻觅“共同经历”的时代背景、社会运作和刻印人生轨迹的密码，为打通上下，联通左右，谱写出更符合史实的学术成果。

是以，“共同经历型”口述史若能在“线状”“点状”和“类”的项目中，抓住种种尚未开垦而有价值的选题，并主动地进入档案中去，以求得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的互补互证，那么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进程将被大大推动。

以“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的

史料互证为例

救援1976年7月26日唐山大地震的紧急任务是抢救生命。

口述卷反映了上海医务界救援唐山大地震过程中的许多动人故事，包括许多见闻的实录、心迹的坦露，以及找水、废墟取药、帐篷手术、生活小事等细节。

如果说这些故事很有现场感，那么，档案卷中的数据和记录不可或缺。如上海第一批医疗队共101个小队，2 113名医务人员。其中，共产党员679名、共青团员539名，党团员的比例为57%。可见当时人员的政治意识和队伍的政治任务落实情况。前15天，全队抢救医治伤病员10 700多人次。至9月中旬，共救治伤病员242 873人次，做大小手术1 576例，接生新生儿195名，带教赤脚医生347名，协助恢复合作医疗站89所。

又如，上海二医小分队对抗震救援进行了医学调研后提出：震后第一天危重的病例是颅脑外伤及肝、脾、肾等内脏破裂，约占38.8%；第二天面临大量的骨折病人，约占49%，其中有一定量的截瘫病人；此后是菌痢和破伤风急剧增多。其经验和教训，首先是尽快缩短医疗队的在途时间。其次是根据伤病员的比例分类，合理配备人员，紧急到达灾区的应是脑外科和普外科医生，接着是骨科、泌尿科医生，一周后则需增加内科传染科医生。同时要解决器械、药品携带和供给，唐山救援的教训还有“导尿管的需要量大大超过自带量”，“输液工具也不适应需要”。最后是运输及后勤工作，第一批医疗队是应急，而后要及时提供消毒、破伤风药物和生活用品。唐山救援的“水电是一个重要问题”。

救援唐山的重要任务是重建“新唐山”。

口述卷采访中，既有上海规划、设计专家对震后唐山的考察见闻，以及对唐山布局的设想和各类方案的利弊分析；还有上海冶金局、建工局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自带重型机械，为唐山钢铁厂、开滦煤矿机修厂和电厂恢复生产所作的贡献。其间，可见专家的眼光和智慧、工程技术人员的勤奋和辛劳。

在此基础上，档案史料卷提供了更为充实丰富的内容。唐钢的损坏极其严重，数座高炉钢水冻结，行车大梁变形，烟囱、厂房倒塌。上海各钢铁厂无条件承接修建任务，选拔技术骨干，成立党支部，调运机床、行车11台，变压器、减速机129台，线缆12.4公里，携带整套化验设备等开赴唐山。一年来，上海冶金“支唐”队伍，完成了化铁炉、转炉、连铸大中修20余次；行车大中修30台；修复减速箱52只、电机300余台；改革了200吨机械压力机，12套模具钻床；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台300吨油泵压力机，确保唐钢恢复生产，提前完成会战任务。

上海建工局接受半年内使开滦煤矿两厂恢复生产的任务后，随即派出工程人员前往唐山踏勘，经评估，施工需钢材2 725吨、水泥4 200吨、木材2 800平方米，机电、仪器等设备近千台，并由“包建省市先垫”。建工局第一期工程派驻2 000人，修建工程5万多平方米；第二期工程高峰时派驻3 000人，修建工程10万多平方米。因现场需排险、清理废墟等，故建工局申请上海市解决16吨汽车吊、1立方米以上的斗铲等，由此可见，当时工业救援的实力和阵容。施工后，二、三类物资如毛竹、电焊条、建筑五金、油毛毡、玻璃、燃料等急需到位，上海紧急通知市物资、商业、建材等局和机电、交电、石油站等专业公司，统筹调配和采购，全力支持。同时，由唐山负责落实的数十万吨黄沙、石子，数百万块的砖，也因产地距离工地数十公里，依靠当地马车运输，遥不可及。煤炭部要求“上海帮助解决”。建工局向市工交组报告：为保全“支唐”工程，本局“已抽调载重1—15吨位的大小汽车100余辆，还不能适应工程施工需要”，故请求“组织200余吨位的运输力量”。唐山方面“砖的资源无法解决”，建工局紧急请求上海铁路局，暂调所属砖厂红砖，水运至昆山火车站，发运至唐山。正是通过一呼而百应的工业救援，上海为唐山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片来源：金大陆《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

口述采访的多为赴唐山的前线人员，其见闻、经历和感受构成了口述的基本文本。然而，后方的支援往往因多线条、多侧面、多片段、多时段，或存在于单位的表彰中，或尚留存在新闻报道中。其实，后方的支援牵动了整个城市的生产、供应和运输，这只能从市革委会的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以及各工业局、商业局、财政局、铁路局、粮食局和医药公司等的档案卷宗中求得见证了。

据记载：唐山地震发生的当天上午，上海市委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工业、商业、交通各部门，全力为灾区赶制、调集救灾物资。29日凌晨，第一架药品专机飞往唐山。刻不容缓之际，益民食品厂连夜加班生产压缩饼干10吨。此后，上海每天供应50吨饼干；弄堂小厂生产导尿管，一班顶两班，两班顶三班使产量翻番；手工业局则增产15万只铁锅。31日晚，市委成立市救灾指挥部，要求各组办及下属单位成立相应指挥机构，24小时保持联络通畅。

8月4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增产药品的紧急通知”，市医药公司要求各厂全力增产抗菌素、解热止痛、强心、利尿、止血、磺胺、激素、维生素等药品115种，其中针剂10 205万支，片剂93 200万片。医疗器械则有用于诊断、注射、穿刺、防疫，用于手术、消毒、化验、透视的设备和用于骨折外伤及手术抢救器械等85种。同时，上海市献血小组紧急动员各工业局和商业局第一轮共6 000人，为抢救灾区伤员献血。随着前线将危重伤员转移至皖、鲁、苏、鄂、豫、晋、陕、辽、吉等省，上海均按各地要求供应医药抢救物品。8月中旬后，上海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指令，生产净水片2 000瓶，每瓶1 000片，“马上空运唐山”。

上海的工矿企业在大灾面前，众志成城，鼑力相助。上海的交通运输部门则开足马力，全力增援。7月29日，路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指出抗震救灾是政治任务，要求“不间断接发列车”，做到“要人有人，要车有车，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据市革委会致电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报告：7月28日至8月2日，上海发往唐山、天津、北京的救灾物资达1 000多吨。其中，药品79.91吨，医疗器械19.77吨，食品308.1吨，照明物资172吨，工业器材、电讯设备（原钢、铁丝50吨，发电机及小型电台等），其他物资485.93吨等。8月3日，上海市委传达国家计委“关于加强铁路卸车的通知”后，路局号召党团员行动起来。东海舰队指战员和团市委青年突击队赶赴货场支援，当日卸车4 592辆。8月4日，上海陆运唐山及其他接受唐山伤病员省区的物资137.35吨。

在国家遭遇巨大自然灾害的突发状况中，上海的医疗救援、工程救援冲在前线，上海的工业增产、商业调配、交通运输以十分有效的动员运作方式而贡献在后方，充分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品质、能量和风采。

结论

本文针对采集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与局限，来论证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互补互证的必要性，其结论如下：

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研究作为关涉突发灾难时期城市、社会和生命方方面面的课题，进行口述访谈，不仅是研究所需，更是研究者的责任。

口述访谈可以勾勒出史实的过程、场景以及富有质感的细节。比如，上海医疗队开赴前线时，因铁路阻断，只得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机场待命一整天，直到坐空军的往返小飞机才进入唐山，这影响了抢救生命的进程。驻葫芦岛（海军基地）、易县（陆军第38军）的解放军也遭遇路途堵塞，且没有机械工具，只得用双手、肩膀、脊背从废墟中抢救生命（其中的“上海兵”，是从安徽征招的上海知青）；上海的工业“支唐”队清理倒塌的断垣残壁，不幸发生工伤事故等。这些记忆的表述和记录，确实可为课题提供丰富的的素材和细节内容，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角度。

同时，仅仅有口述文本无法支撑整个课题的研究，必须要结合档案材料。本文引证的医疗救援的档案中，有队伍的构成分析，有救治灾民人数和伤病类型的统计，有经费的结算方式，有对灾害救援的学术思考。此外，还有尚未列举的人员撤离和换防，以及后期建留守医院的决策和运作，等等。本文引证工业救援的档案中，有唐山钢铁厂和开滦煤矿机修厂、电厂受地震损害的严重状况，有所需大量物资的筹集和调运，有施工中的艰困和危难，有上海工人师傅的聪慧和技能表现。还有尚未列举的上海与前线运输线的建立等。至于有关上海后方紧急动员的档案，有与北京、唐山三地的电报、电话往来，上海各大工业局增产的各类物资，上海送呈中央抗震指挥部的事务报告和外运物资的清单，等等。如果说，医疗和工业救援的档案史料，可以成为口述史内容的全面支撑和溯源的根据，那么，来自后方的档案史料则为上海救援的课题补上了不可或缺的板块，从而确保了课题的完整性，提升了研究的价值。

总之，面对灾害史、救援史此类公共性和综合性课题，口述作为史料与档案的互补互证应受到高度重视，具体的操作包括两条路径：从口述采访到档案汇编，可称之为“求实”；从档案汇编到口述采访，可称之为“补实”。因为就历史学求真求实的特点以及史料形成分布的客观状态而言，仅凭单一性的史料书写，不可能达到研究目的。即便以档案史料为基准的书写，也应该利用口述，关注报刊，寻觅民间史料，形成“立体型”的资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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