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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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作者：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3期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最令人震惊又最令人费解的考古成果，首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然而，人们最大的困惑在于：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它的文化面貌为何非同一般？三星堆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古史记载之间究竟有无线索可寻？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仅利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器物对比来探讨三星堆的“来龙去脉”，所以要突破这一研究瓶颈，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去寻找可能存在的古老线索。利用丰富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从中探寻三星堆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不失为可取的方法之一。

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

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及其价值。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已经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建古史的过程中，一方面决不能如同反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仅仅依靠“已经被疑古思潮撕去神圣外衣的儒家经典”；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能置中国古代丰富的古史传承体系于不顾（事实上这个体系中并不只限于“儒家经典”，也包含了自远古时代以来极其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而是应当在对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对传统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开展两者之间的对证研究，寻求其间可能存在的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

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遗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古蜀”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未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驯”的朴素内涵，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互对应、进行比较。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质素”与“核心”，从神话和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本文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

我们首先要进行梳理的，是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的关系。三星堆发现的地点位于川西平原，在地理位置上恰与古史传说中“古蜀”的地望大体相符，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多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而关于古蜀与中原关系的历史叙事，历来史家有两个讨论的热点问题。

其一，关于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蜀”字。《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对于参与此次周伐殷重大军事行动的“蜀”的地理方位，诸家有不同观点，对此，李学勤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不通中原，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蜀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新繁水观音等地出土的巴蜀青铜器年代要晚于三星堆文化，但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考古文化上的连续性。虽然近年来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中并无新的巴蜀史资料发现，但从今天四川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来看，至迟在殷商晚期的三星堆文化中，已经可以确认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以三星堆等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与古蜀文明有关，过去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蜀”，即为四川之古蜀，似也可成定谳。

三星堆出土文物

其二，传说中蜀人是黄帝的后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昌意是黄帝与嫘祖的儿子，类似记载也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和《大戴礼记·帝系》，由它们构建的这个传承体系，很明显是中原古史传承体系的产物。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曾参互比较诸史记载，将这一体系杂糅到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之中。十分明显，将古蜀之先王“蚕丛”与黄帝一系相连接，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系与古蜀不甚“雅驯”的传承体系两相“嫁接”的结果。将古蜀的古史传承联系到黄帝，与中原文化的影响直接相关。这套中原文化体系的传说进入古蜀传承系统当中，在文献线索上也并非孤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帝颛顼在这个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蒙文通先生所划分的“河洛民族”体系，“黄族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徐旭生先生也同样强调，帝颛顼最为主要的事迹是“命重黎绝地天通”，“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前人关于帝颛顼在这个体系中重要性的理解，对于认识三星堆文化的特殊面貌和内涵尤其重要。

上述这个以《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为代表的、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传承体系，同样被具有古蜀自身特点的《华阳国志》所吸收。刘复生认为，这是因为《华阳国志》的作者晋人常璩所在的时代，蜀地早已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他本人受到儒家思想熏染的结果。这个传承体系在西汉褚少孙注《史记·三代世表》时还一直延续下去。

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例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从器物的类型、形制特点上看，都与中原青铜文化出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出土的带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更是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者十分相似。再如，虽然迄今为止三星堆尚未发现中原商周青铜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罍的发现，也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接受了来自中原商周青铜礼制的影响。

最发人深思的是，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而这一点恰恰与古史传说中帝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相契合。沟通天地人神，是宗教人物的重要任务。在《山海经》《楚辞》《国语》等古代文献中，正是由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从而结束了自远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天属神，地属民。从此沟通天地人神要仰仗巫祝与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三星堆青铜器当中出现的上述这类具有神秘色彩的器物，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若此说成立，那么如同上文所言，徐旭生、蒙文通先生对于帝颛顼在古史传承体系中特别显示出其在原始宗教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评价，或许也在三星堆考古遗存之中找到了历史的折射光影。换言之，帝颛顼在中原黄帝这一传承体系中带有厚重宗教色彩的特点，随着中原文化向着四方的传播，也辐射影响到了西南古蜀文化，从而在三星堆考古中得到了某些印证。

三星堆与古蜀文明传承体系

古蜀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是相传为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书。《蜀王本纪》过去一直题为西汉人扬雄所著，后来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它有可能为三国蜀汉时期的谯周所作。此书早已佚亡，在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尚存辑本。按照徐中舒先生的考证，《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汉末刘焉为益州牧时，宾客中人来敏撰有《本蜀论》，《水经注》曾经引用过其中两条，其成书当在《蜀本纪》之前。

从《本蜀论》到《蜀王本纪》再到《华阳国志》，古蜀文明这一独特的传承体系虽然不断地增减变化，但其中最为古朴也最为核心的部分却仍然得以保留：第一，它提出了一个与中原文化体系有所不同的“帝王世系”，即古蜀先后经历了蚕丛、柏濩（即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第二，古蜀的历史按照《华阳国志》记载，上起于“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远古时代，下止于公元前316年（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灭亡巴蜀，“凡王蜀十二世”，“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第三，古蜀国的帝王世系并非自为一系、连续不断，而是有着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组成部分。

将古蜀这些看似充满神话色彩的“帝王世系”进一步加以剖析，可以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很可能正是古代四川地区远古文明一些真实的面貌。如果我们将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文献中的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是关于蚕丛氏。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多与四川西北今岷江上游有关。我们认为，蜀人先民中的一个支系很可能是从川西北方向以岷江河谷作为通道进入川西平原。蚕丛之后为柏灌、鱼凫。可将柏灌氏视为“蚕丛氏中向平原地区迁徙的一支，其活动中心在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今天灌县（即都江堰市）一带”。鱼凫在文化上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农业的发达，成都平原应为鱼凫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张勋燎先生从地名学入手，首倡“鱼凫”族为古代巴族之说，认为它们和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古代巴人西迁路线以及早期巴、蜀关系都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知，古代蜀人中的鱼凫氏与蚕丛氏并非同出一系，而是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沿江西上，逐步迁徙到以西地区的。鱼凫之后的杜宇氏也是另有其源头。杜宇娶朱提女子为妻，这至少可以认为，古蜀族有一支可能是来自从南北上、自云南进入川西的族群。杜宇之后的开明氏，是古蜀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可能原系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族群，以善于治水而著称，后来西迁至成都平原，取杜宇氏而代之，成为最后的蜀王。

通过对古蜀传承体系的梳理可知，首先，古蜀的确有着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分别以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世为其代表，各世各有其名号，实质上均各为一部族集团，各世之下还有各代、各王的传说，它和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中的“帝系”极不相同。其次，这些部族集团并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世系传承系统，当中既有来自西蜀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表明古蜀作为一个地域、国家来看很早便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开放系统，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并融为一体，并非一个单一的族群。最后，这个系统与前文所述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之间，也是各有分合。前文中我们曾举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将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杂糅到古蜀体系之中的痕迹，指出这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系与古蜀不甚“雅驯”的传承体系两相“嫁接”的结果。这里可以补充的一点是，作为黄帝后裔的是蚕丛而并非其他蜀王的原因。通过对蜀王世系进行梳理后我们知道，在这个传承体系当中，除蚕丛（柏灌或可视为与其同为一系）之外，鱼凫、杜宇、开明各世都与之不属同一系统，而是“外来的统治者”，所以如同李学勤先生所言“汉代的蜀人称其先世，自然要追溯蚕丛一系的蜀王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再来观察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有些疑团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解疑”的线索。例如，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湖北）有着密切的联系。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这个记载，推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即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李学勤先生也曾经比对三星堆祭祀坑当中出土的青铜容器龙虎尊、罍、彝等器物和陕西城固、湖南、湖北等地同类器物，一方面认为城固已经发现有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所以商文化从汉中进入四川的路线价值不容低估；另一方面则更主张以下可能性：“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的安徽一隅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他的这个设想，与蜀地古史传承体系中的这些神话传说之间，也有暗合之处。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考古材料的年代序列与古蜀古史传说和传承体系中各世、各代、各王的年代一一加以对应，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这些古史传说本身在年代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比较也不大可能会得到可靠的结果。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从古史传承、神话传说中去捕捉远古时代可贵的历史信息，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看似神秘莫测的三星堆考古复杂多端的文化现象。如果在考古学和古史传承这两套体系之间能够观察到多个可以相互契合之处，这种比较就是有价值的，也是将考古发现置还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对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古蜀早期历史进行整合、构建的可行之举。

三星堆与《山海经》的

古代文化系统

在中国古代传承体系中，《山海经》是一部被后世称为“奇书”的先秦文献。三星堆因出土了大量迄今为止在中原青铜文化体系中所不见的器物群，尤其是陆续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又有着明显的祭祀仪式背景，也曾引发过学术界对三星堆考古与《山海经》所载若干事物之间的比较观察。在我们梳理了三星堆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以及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之后，再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三星堆与《山海经》所反映的更为宏大的古代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讨论这个问题，前辈学者蒙文通、徐旭生先生对此做过的开创性工作十分值得借鉴。蒙文通提出的一个核心论点在于：《山海经》中的许多篇章都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具体而言，《山海经》与中原文化体系不同，而是另一个文化体系，因为和中原文化系统明显不同的是，《山海经》不是以中原，而是以古代巴、蜀、荆楚之地作为“天下之中”的。这个文化体系可以说是南方文化系统，更进一步则可以说就是巴蜀、荆楚文化系统。徐旭生先生同样注意到，《山海经》所记看起来像是杂乱无章，却仍然有它“秩然不乱的地方”，如黄帝与炎帝的传说只在西方和北方，东方就少，南方简直没有；共工的传说散布在北方；后稷的传说在西方；如此等类，一点不乱。而唯有帝俊和帝颛顼，才是“东西南北无所不到的”。《山海经》不以黄帝为中心，而以帝俊和帝颛顼为中心，这个特点十分突出。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均注意到其独特的文化面貌，无论是神像、神坛、神树，还是各种鸟、蛇、龙、虎、半人半兽的神怪等，都反映出这一青铜文化所具有的“神秘性质”，并试图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对于三星堆与《山海经》之间的相互比较，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尝试。首先是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者在《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报告的“结语”中，便对照《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关于神人“烛龙”的记载（“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来解释祭祀坑中出土的许多菱形青铜眼形器。对于出土的青铜神树，则解释为《山海经》等古籍中所记载的“扶桑”或者“若木”。国外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人采信了类似观点。

由于迄今为止三星堆没有出土有铭文的器物，所以我们无法确认这种具体器物和《山海经》之间的比较是否可以最终成立，但无法否认，这些探索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第一，从《山海经》的文化系统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上看，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和南方系统上古文化，尤其是和巴蜀、荆楚一带的文化传统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前引蒙文通先生的观点虽在众多研究《山海经》学者中仅为一家之说，但其所举《山海经》将“天下之中”不是置于中原，而是置于巴蜀、荆楚这个核心论点，却是很有说服力的，这就从逻辑上为论证蜀地三星堆考古文化与之存在的关联性提供了可能性。第二，《山海经》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神话色彩和看似“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与三星堆祭祀坑器物群主体所反映出的不同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独特面貌，两者虽然一为古史传说体系，一为考古文化体系，却多有暗相契合之处，这就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和联系性。三星堆与《山海经》两者之间的绝对年代尽管仍然相差甚巨，但在相对年代上却是最为接近的。从方法论上而言，用这两个系统相互比较具有可行性。第三，《山海经》古史传承体系中以帝俊、帝颛顼为代表的、不同于中原以黄帝为代表的文化体系，所反映出的中国上古“绝地天通”、“沟通神人”、日月崇拜、半人半兽神灵系统等一系列仪式性特征，也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神坛和其他诸多器物中可以找到类比的线索，中外学者们已经提出的上述推测虽无法确证，但这个基本的研究指向和路径，也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的。

结语

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将地下出土之文物和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进行互证研究的极好样本。三星堆绝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绝不是任何“外来文明”的产物，而是根植于中华沃土之上古蜀先民们吸纳祖国各地文明精粹而又独具匠心的辉煌创造。如同李学勤先生评价所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联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由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所引发的对于中国古史重大问题和基本脉络的梳理与新证，相信还会持续地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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