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天义丨“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与终结

✦

✦

✦

摘要

当我们回顾中西交流史上的这桩公案时，就会发现“中国无真史说”是数百年间西方多重复杂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只有从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视角入手，揭示隐藏在这桩公案背后的深层逻辑，才有可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4期

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辉煌历史，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5000多年的文明史，既有激流勇进、一日千里的大变动和大变局，也有潜流涌动、相对平稳的传承和延续。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中国无真史说”已成明日黄花，其荒谬性似乎不值一驳。然而，当我们回顾中西交流史上的这桩公案时，就会发现“中国无真史说”是数百年间西方多重复杂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它不仅与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思维方式相关，也折射出16世纪以来中西方历史发展截然有别的态势。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只有从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视角入手，揭示隐藏在这桩公案背后的深层逻辑，才有可能起到正本清源、拨乱纠谬的作用。

 “中国无真史说”的所指

据雅斯贝斯的看法，“中国无真史说”是西方社会一个“古老”的命题。关于“中国无真史说”，最为人们所熟悉的经典概括无疑是黑格尔的以下论断：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从黑格尔的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中国无真史说”的所指。首先，由于“中国无真史说”中的“史”指的不是史家关于客观历史的记载或论述，所以这个命题并非指中国没有史学或史籍，而是指客观历史本身。其次，“中国无真史说”中的“史”虽然指向的是作为客体的历史本身，但这个命题并不是说作为客体的中国历史本身不存在。

“中国无真史说”的出台与中西历史发展的态势，尤其是与西方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关。黑格尔等人的“中国无真史说”与17、18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正面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在于，对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中国正在逐渐失去17—18世纪欧洲社会“反神学”时期那种“他山之石”的价值。因此，在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广大资产阶级学者眼里，19世纪的东方成为一个反证，用于衬托西方的进步和欧洲文化的优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真史说”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便粉墨登场了。由此似乎可以推断：“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其实并不像雅斯贝斯所说的那样“古老”，它的酝酿不早于18世纪前半期（以伏尔泰、赫尔德、亚当·斯密为代表），正式定型则不早于19世纪（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而其影响则延续至20世纪中期（以雅斯贝斯等人为代表）。

 “中国无真史说”的成因

“中国无真史说”直指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体，按照此说，历史悠久、史学发达的中华文明古国，竟然被视为“本质上没有历史”。那么，中国历史是否像黑格尔等人所理解的那样缺少变化和进步呢？中华文明是否真的数千年如一日，至今仍然保留着它古老的面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成因加以分析。

（一）“不可重复性”：西方人的历史观

历史学家们正是将具体性、特殊性的内容作为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将历史学规定为描述与记录（而不是探讨一般性与规律性）的学科，这是自希罗多德以来各个时期形成的一个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传统。至少不早于19世纪历史学发生科学转向、部分史学流派开始追求历史规律时为止，西方史学的实践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传统下展开的。事实上，即使到了20世纪，这种将具体性、特殊性、偶然性视为历史及历史学的属性和目标的认识，也仍然被某些历史学家包括历史理论家所坚持。不同的是，随着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崛起，它取代了哲学和诗作为历史学对立面的角色。时髦的做法是，以自然科学作为历史学的对照物，以同自然相对立的方式展示历史学对“唯一性”“特殊性”“偶然性”或“不可重复性”的关注。

“不可重复性”自古以来就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一条关于历史的“铁律”。在这条“铁律”的约束下，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们将特殊的、变化的、不可重复性的事物作为历史学天然的研究对象，而将那些一般的、稳定的、可重复的现象排斥于历史学的关注范围之外。那么，呈现在18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稳定的、停滞的、可重复的，抑或变化的、进步的、不可重复的？

（二）西方人眼中“停滞”的中国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总态势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衰落的时期。就政治体制而言，如果说公元前3世纪由大秦王朝开创，并被此后各代不断完善的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数千年的运行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套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正在迅速丧失，其弊端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彻底地暴露出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百病之身，明清时期的政治体制释放着最后的光辉，再多的努力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套古老体制必然退场的历史规律。

相对于当时欧洲大地上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场面而言，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下坡路的中华文明则显得格格不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比较，也是一种不公正的比较，因为将衰落中的文明与进步中的文明放在天平上加以衡量的话，其结论自然可想而知。强烈的对比，足以让人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负面因素产生强烈的印象。在18世纪后期之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良莠参半，虽然也有负面因素但毕竟不占主流，然而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高歌猛进的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的停滞和衰落便成为西方人对整个中国留下的主要印象了。中国的停滞形象一旦进入欧洲知识界精英的脑海，这些知识的碎片便自然而然替代了此前所获得的中国历史认知。

（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想象的异邦”

按照黑格尔和雅斯贝斯的说法，二元对立（或两极对立）是西方历史和文化中一个“贯穿世世代代的深刻历史秘密”。数千年来，这个“历史秘密”只有“变型”而无本质之别，被西方人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人习惯于在事物中发现对立面，并且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冲突性。

在看待和处理自身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这套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便成为西方人心目当中“想象的异邦”，被视为西方历史、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成为西方人按照自身需要加以“构建”“塑造”的对象。对西方而言，亚洲一直代表着遥远、静寂、陌生的异域。为了使其驯服，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重新创造，这些人将古代东方被遗忘的语言、历史、民族和文化重新发掘出来，用作评判和统治现代东方的工具。模糊性被消除，代之以人为建构的实体；“东方”是学者的一种话语，它代表着现代欧洲近来从仍属异质的东方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不应忘记的是，19世纪正是欧洲人所谓的“历史学的世纪”，历史学、历史性、历史感在那个时代被赋予崇高地位。在历史意识空前凸显的欧洲人看来，具有“历史性”的文明天然具有一种荣耀，缺乏“历史性”的文明则恰恰相反。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以变革和进步为特征的欧洲体现出典型的“历史性”，而以稳定、停滞为特征的中国则自然而然成为“没有真历史”的国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候的欧洲人显然并未意识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承认）：真正长期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和强大历史感的，其实并不是欧洲人，而恰恰是被他们讥笑为“没有真正的历史”的中国人。

 “中国无真史说”驳议

（一）历史不只关注“不可重复性”

按照西方关于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的认识，历史研究应该遵守以下三方面规范：第一，关注那些具体的、特殊的、一次性的事物，而非抽象的、一般的、反复出现的事物；第二，方法是描述、共情、想象，而不是概括、归纳、演绎；第三，目的是得到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规律性、普遍性的一般结论。显而易见，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凡是周期性出现、呈现相同面貌的人类社会现象，都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学应该永远成为一门仅仅停留于描述层面的学科，至于抽象和概括等“一般性”工作则与之无关。从中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处理办法不仅于史无据，而且有害无益。

19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已经不再简单遵循西方古典时期或中世纪以来所确定的规范，而是有效打破了“不可重复性”与“可重复性”之间的僵硬界限。按照这种研究思路，历史学不仅要研究“可重复性”，而且要以得出“可重复性”的结论为目标。这种研究范式，无疑既符合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同时也符合新的文明交往环境和学科发展条件下中西史学合流的大趋势。

（二）稳定性、延续性不等于停滞性、僵化性

历史的真相是，稳定与变化乃是东西方社会的常态，二者在两种社会中都交替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讲，中西方的稳定与变化之别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我们很难说通过是否稳定、是否变化来有效地将东西方社会加以区分。如果一定要加以界定的话，恐怕是稳定与变化的表现形式、发生周期在东西方社会不同而已。

实际上，要说落后、停滞或缺乏历史性，西方中世纪长达1000年的历史丝毫不亚于当时的中国。其间，尽管西方社会发生了蛮族入侵、十字军东征、封建诸侯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和国土的兼并整合，但无论是宗教神学本身造成的沉闷，还是社会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上表现出的稳定性都让人吃惊。在西欧中世纪的1000年中，封建主义同基督教神学一道制约了社会的进步，思想长期受到压制，科技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乃至学界长期有“黑暗中世纪”的判断。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将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与公元1—15世纪的中国做比较时，就会发现真正停滞、真正缺乏变化和进步，“没有真历史”的乃是欧洲自身。

（三）从“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

“中国无真史说”的深层逻辑，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与西方历史截然对立的“他者”，并从运动与变化特征上加以刻意的、人为的区分。按照“中国无真史说”者的思维，人类社会或者是变动的、进步的，或者是僵死的、停滞的，二者之间只有对立，绝不可能有第三种状态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处理办法，正源于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一分为三”是一种与“二元对立”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中国古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一种独特智慧，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种独特贡献。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人在认识和实践中重视的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二元之间的共存、和通、融合与转化。共存、和通、融合与转化的结果，就形成了与二元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第三种结果。相对于“二元对立”而言，“一分为三”更有利于超越不同文明之间的成见和隔阂，看到不同文明中的优点和合理性。只有摒弃这种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才能击中“中国无真史说”的要害，才能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

余论

关于如何破解欧洲中心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做出了积极努力，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对于当前的中国学术界而言，要破解欧洲中心主义，就要准确地认知中国历史文化，以开阔的学术胸怀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职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推动者、参与者。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工作亟待深入推进：

首先，从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入手，更加深入全面地揭示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的丰富内涵、鲜明特色。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放在审判台上，以“有罪推定”的方式加以挑剔，这是一条最为省事的做法，也最容易博得欧洲中心论者和全盘西化论者的赞誉。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的文明多姿多样、各有风采，因此有必要换一种角度看中国和西方。如何摆脱病态头脑，冲破那种将疑古与信古简单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可谓正当其时。

其次，摆脱中国历史被书写的角色，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动权。众所周知，18世纪乃至更早时间以来，在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学术领域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一度都是被书写、被言说的对象，它们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甚至被认为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从根本上而言，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反映的无非文明之兴盛、国力之强大。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方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学者更应该掌握一度被让渡的书写权，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讲述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改变那种文化上的“矮化”形象。

最后，做文化包容互鉴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要害，在于它执着于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一元化、排他式、绝对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按照这种立场和方法，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方式，人类文明的未来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西方的道路、方式和终点。照此逻辑，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正道的偏离者、僭越者、脱轨者、迷失者，其合理性、合法性遭到质疑或取消，甚至成为应该加以纠正、批判、防备乃至征服的对象。实际上，历史的辩证法一再证明，人类历史不会只有一条道路，人类文明也不应该千篇一律。只有放弃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偏见，承认不同文明发展道路的价值，才有可能实现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相关推荐

《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

✦

✦

更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