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恒 朱浒丨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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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官僚政治史的研究需要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复杂系统，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等理论方法，也需要引入计量分析等工具。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和近现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优势所在，而“数字人文”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

作者：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4期

清史研究自1912年以来已走过百年历程，特别是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清史研究更加兴盛。在方法上，清史研究议题转换迅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经世致用空间广阔，可以说清史研究已逐步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走向繁荣。但与这一繁荣局面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传统政治史的衰落。

与中古史领域政治史研究积淀深厚且仍具有较强影响力不同，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衰落更为明显，其背后具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清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走向繁荣，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政治史研究积累本身就比较薄弱，此时又恰逢社会史等新领域崛起，导致政治史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研究方法也面临材料枯燥、议题陈旧、解释僵化等困境，难以提出具有笼罩性和辐射力的解释框架。同时，清史研究领域史料丰富固然是一个优势，但议题泛化导致缺少聚焦，对材料的解读欠缺精细，无法穷尽占有史料也难免遭遇方法论上的“选精”与“集萃”之讥。

政治史研究的衰退特别是对于重大议题的疏离，自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关于史学议题的碎片化和短期主义早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近代史研究》曾专门组织过“碎片化”问题笔谈，尽管学界同仁对这一趋势看法不一，但对“碎片化”对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判断则无异议。有鉴于此，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政治史研究的回归与复兴。杨念群早在2004年就指出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认为地方故事的脉络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重点再研究。陈明明也认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叙事，毕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地位，社会史、文化史“专业化”和“去中心化”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类似议论在唐代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反思中也有体现。

在政治史研究中，官僚体制是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官僚政治史研究如何再出发，近20年来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在深具政治史研究传统的中古史领域。中古史等领域这些探索对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但清代官僚政治史也需要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新路。

数字人文之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价值及推进路径

在官僚政治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过多种研究理路。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偏重对长时段和结构的研究，强调制度的主体性，实际是对制度所构成的较为稳定的“秩序”的重视。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史研究路径将关系、过程、行为引入制度史研究，如此一来，制度更多呈现出相对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可视为一种“混沌”。两种维度的观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各具价值，需要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情景下选择合适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制度当中的“混沌”与“秩序”看似对立存在，但也是辩证的统一体。当面对个案等微观层次时，制度往往呈现出较为不确定性的一面，而面对整体或长时段时，制度却又常常呈现出有秩序和规律性的一面。可以说各类随机现象背后同样存在隐性规则，微观系统的相互作用影响宏观层面的系统结构与行为，历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官僚政治史的研究需要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复杂系统，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长处，也需要引入计量分析等工具，将微观分析与结构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将史实考证、历史叙述、理论自觉容纳进来。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和近现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优势所在，而“数字人文”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

就清代官僚政治史而言，数字人文可以通过计量手段提供结构化思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个较大的方法论的区别，用小威廉· H. 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一书的总结，便是历史学家满足于多个不明确但最终在因果关系上相互交织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家则尝试厘清在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并完整解释他们系统性的动态，用清晰定义的结构性特征解释现象。社会科学中的结构性思维是值得历史学者们借鉴学习的长处。

清代官僚政治史一个优势就在于全样本官僚信息的留存，这样基于整体官僚结构的量化研究方法就有条件展开。清史学界早已开始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官僚政治史的探究，不过总体而言，局限于高级官员或特定文献如履历档中的官员层面。近年来，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样本数据整理取得了重大进展。《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受到清史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迄今为止关于清代官员信息最重要的数据宝库。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已在建设《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但这一数据库同样面临清代前期《缙绅录》留存不足、记录多为实授官员而署理官员缺失等一些根源于《缙绅录》版本本身的问题，所以需要不同来源的官员数据进行补充、订正。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所存地方志中，以清代数量最为丰富，加上民国方志中对于清代的回溯性记录，大体来说，范围上遍及全国，时间上涵盖了从清初到清末。在方志中，职官是必须记载的类目，这就意味着在地方志中保存有大量系统而连续的职官信息，含实授、署理等多种类型，可以有效弥补《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21年启动了“基于地方志的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由此，在两个数据库结合的基础上，搭配其他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大致获得清代职官信息的全样本数据。

与清代官僚信息相关的数据资源远不止《缙绅录》和地方志，有待纳入职官信息数据库的资源还有很多，如履历档同样是记录官员出身和迁转的非常重要的数据。此外，像乡试录、同官录、朱卷及清代选官任官的奏疏中保留了大量官员个人信息，也需被统一整合进一个更大规模的职官信息数据集成系统中。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为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提供比较新的视角：其一，不再局限于对个别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别的研究，而可以数十万官员数据为基础，对整体官僚政治结构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归纳和分析。其二，不再仅局限于高级官员，可以将中级、低级官员共同纳入其中，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将更加全面和系统，也可以说有机会改进和完善以上层政治和高级官员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其三，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将官僚信息、施政行为与气候（雨雪分寸数据）、经济（粮价数据库）、灾害（清代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地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数据进行关联，从而可望从整体和有机关联的角度提供一种更加全面系统的观察历史、解释历史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系统性史料的留存，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各代普遍存在的缺乏系统性资料、数据不够齐全等弊端，为数据库的建设与计量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清代官僚信息全样本数据库建成，至少在以下重大问题上提供新的研究可能：

第一，对官僚结构的整体进行计量分析，探索官僚体系的动态变化，研究王朝兴衰的规律。有了清代官僚全样本数据的支撑，对于官僚结构的计量分析将为我们透视清代官僚体系的静态与动态演变提供有力帮助。比如，统计官员实授与署理比例、出身情况、任职年龄、任职地域的动态演变，制度设计中如何兼顾稳定与效率等，均有助于我们探索官僚结构的变迁与王朝兴衰的动力机制。通过计量结果可以发现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原来不够引人注目的史料可能会得到重新解读。

第二，官僚政治的空间分析。在清代官僚全样本数据的支撑下，对官僚政治进行大规模空间分析，研究官僚政治的地域差异将成为可能。譬如，利用GIS等新的技术手段，可以对清代官员升迁调动的空间规律进行宏观分析，对于大一统国家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派官员与任职区域实现较好匹配、如何平衡边疆与内地官员的升迁调动、如何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如何协调本地升迁与异地调任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第三，官僚系统的流动性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官僚系统的来源。在清代官僚全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更方便地将其与履历档、朱卷集成、乡试录等结合起来，从全样本的角度对既往研究进行验证和更新，对清代两百余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作出更加清晰、准确的界定，且可以将区域差异性分析纳入其中。二是进入官僚系统以后的流动性。通过数据之间的连接，很容易梳理出大规模官员升迁调动的轨迹，这必将为我们更深刻地透析清代官场选任的运作方式提供帮助，而这几乎是传统研究方法很难处理的问题。

第四，政治网络分析。在对官僚系统进行分析时，显性关系是易于观察的，如同年、同乡等；而隐性关系则不易把握，如姻亲、私人关系网络等。大数据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手段有助于追踪这些隐秘关系，学界目前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所做的政治网络分析成果已有不少。考虑到清代资料的丰富程度和官员数据的全样本，对于清代政治网络的分析将更具有实现的基础。当然，解决这一问题，单靠官僚系统的全样本数据还不够，必须建设更多的数据系统并进行关联，如将官员之间的信札、名人序跋、家谱当中的家族网络等数据纳入进来，这将是一个长期但又深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

数字人文应用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的

挑战及改进方向

作为一种新的探索，数字人文与传统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结合才刚刚开始，虽然具有美好的前景，但也同样深具挑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改进优化。

第一，深入推进清代官僚数据库基础建设。目前《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基本建成，地方志中的官僚数据库建设也已开始。这两个数据库相互配合，可以初步建立起从清初到清末绝大部分官员的基本信息，包括任职时间、籍贯、出身等。但从研究需求来说，数据变量越多越好，可关联的数据系统越多越好，需要学界进一步花大力气在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着力，特别是继续挖掘与官僚政治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数据。比如，学界多关注到了履历档的数据，但在清宫档案中还存在大量选官任官的奏疏，其中对于官员的履历情况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由于这些档案比较分散，信息杂散，所以没有得到学界过多的关注。此外，类似朱卷、家谱中的信息，虽已见到学界有相关的数据库建设计划，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见到真正公开、可用的数据信息。只有随着清代官僚数据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人文在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中才能不断拓展应用空间。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邀请专业学者进行专业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运用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手段作为研究辅助。

第二，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当代官僚政治、社会分层等研究领域已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领域许多学者娴熟于定量方法的使用，且在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上富有经验。在清代官僚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与数字人文结合的清代官僚政治史的研究，一方面可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当代社会科学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对接，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史学的独特优势，为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历史纵深，进而为从长时段解读中国的官僚政治运行机制提供帮助。

第三，探索传统人文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机融合。其一，“数字人文”不是如很多学者批评的检索史学，不是对史料解读、考证传统的拋弃，这是一种误读，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严谨考证，同样是“数字人文”所需要的。其二，“数字人文”也不是一些学者批评的简单呈现计算结果或验证已有研究结论，而是通过计量发现新问题，促进对史料和史学问题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数据库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包括计量统计、空间分析等都是传统史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它的引入，不仅不会损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价值，而且会为传统史学研究增加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第四，引入数字人文方法，是否会重蹈“宏大叙事”走向僵化的陷阱？在官僚政治史研究中引入数字人文方法，不是传统官僚政治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为官僚政治史的再出发提供一种新思路。用量化方法实现对政治结构的整体把握和分析，不是将某些政治史的普遍图式作为历史解释的唯一出发点。新的官僚政治史研究追求的是将宏观的计量结果与个案的细致分析结合起来分析，且寻求二者解释的统一性，既会重视计量所带来的便利，也会注重规避计量的陷阱，在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中寻求历史解释的平衡性。

数字人文方法引入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其意义当然不止于推进政治史研究，而是要借助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可以汲取的传统智慧和历史资源。当下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释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并对各学科的既有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数字人文时代提供了开拓“新政治史”的可能，特别是在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进行历史文献挖掘并建立分析官僚政治的复杂系统方面前景可期，值得学者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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