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慧丨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的萌生发展——以“祝融八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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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时期，以“祝融八姓”为代表，出现了诸多尊奉共同祖先的族群、邦国。这些族群或邦国跨越地域和文化藩篱，形成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团体。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局部共祖的出现，开启了战国时期以黄帝为标识的华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当时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

作者：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5期

华夏族与华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需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细致梳理。华夏共同祖先的确立，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两者相向而行、相待而成。

揆诸常理，古代诸族起源不一，并不存在共同的祖先。可是战国晚期，黄帝俨然成为华夏共祖，标志着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形成。至西汉时期，不仅“圣王同祖”成为根本共识，司马迁甚至将天下诸族的祖先一并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系统中。从此，诸族的祖先全部追溯至黄帝，天下从各有其祖演变为同出一祖，从多元汇聚至一体，天下一家之势已然形成。由各认其祖转化为共认一祖并非一蹴而就。春秋时期，局部范围内已经出现被若干族群共同追认的祖先。认可共同祖先的诸族并不是分布在同一地理单元内，而是超越了地域区隔和地缘界限，甚至华夏与非华夏也建立起了“血缘关系”，局部认同的网络逐渐确立。可以说，局部共祖的酝酿是华夏共同祖先观念形成的第一步。本文以“祝融八姓”的组成、地理分布以及集团内诸族对祝融认同为中心，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局部共祖观念的形成与历史动因。

祝融八姓及其地理分布

祝融八姓之说，出自《国语·郑语》： 

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所谓“祝融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己姓，包括昆吾、苏、顾、温、董；董姓，包括鬷夷、豢龙；彭姓，包括彭祖、豕韦、诸稽；秃姓，主要为舟人；妘姓，包括邬、郐、路、偪阳；曹姓，包括邹、莒；斟姓，无后；芈姓，包括夔越、荆楚。虽然据史伯所言，祝融八姓及其分支，不少已灭于夏商时期，但根据文献，可以大致了解各姓的地域分布。

总体而言，己姓小国多位于河南中部、山东以及鲁豫交界一带，少数在山西南部，基本位于华夏核心区域。董姓之鬷多分布在齐鲁地区，定陶或为其主要分布地。彭姓之彭祖，或在今江苏徐州一带。彭姓之豕韦，灭于殷商，国已不存。彭姓之诸稽，其地不可考。秃姓之舟，应在新郑界内。妘姓之郐，地近郑国，在河南新郑、密县一带，位于华夏核心区域。妘姓之邬，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地处华夏核心区。妘姓之偪阳，在今山东峄县南五十里。妘姓之路，不得其详。要之，妘姓集团中，郐、邬地在中原，偪阳地处中原以东。曹姓之莒，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期墓葬中出土莒公戈，莒国应在山东沂水、莒县、日照一带；曹姓之邾、小邾，春秋时期位于今山东邹城、枣庄一带，山东邹城峄山镇发掘有春秋时期邾国故城，而枣庄东江发现有小邾国国君墓地。斟姓，无后绝祀。芈姓，主要是荆楚、夔越。

检诸两周金文，可见《国语·郑语》漏记了属于八姓集团中的若干支族，如由周棘生等器可见妘姓之周（琱）、由西周晚期辅伯父鼎可见妘姓之辅，他们均居于王畿，为华夏核心区。此外，由番匊生壶等可见番为己姓，番由王畿区域迁徙至汉淮流域；由出土于山东肥城小王庄的士父鬲可知蓼也是己姓，地望在河南南阳一带。

总之，《国语·郑语》中记载的祝融八姓大多可得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印证，另有文献失载的也属于“八姓”的族群，通过金文资料得以重见。从地理分布看，八姓各支族主要散播在今河南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一部分居于山东西部、南部，少数在山西南部，若干处于淮水流域、江汉流域。处于河南中部的苏（温）、舟，以及分布在陕西关中的周（琱）、辅，位于华夏核心区域。其余诸国（不包括楚、蓼、番）虽不在中心位置，但紧密环绕在中心区域的外沿。八姓并非居于同一地理单元内，可以说，以祝融为共同祖先的这一集团跨越了地域界限，它的出现，意味着一种超越地域关系而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群体已经形成。

祝融：局部诸族的共同祖先

“祝融”是目前文献中所见最早的被若干族群共同认可的祖先。春秋金文、战国竹简中存在不少有关追认祝融为祖先的记载。可见，春秋战国是共祖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

春秋晚期邾公钟铭文称“陆融之孙邾公”，器主邾公即邾桓公革（前487年继位），他追溯世系至远祖陆融。新近面世的春秋晚期郳公父镈也将先祖追踪至“有融”，谓：“余有融之子孙，郳公父。”器主为小邾国国君父。从新近面世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相关内容看，“祝融”就是“陆融”，也就是“有融”。

楚人对于其远祖祝融也有着强烈的认同，史载楚成王甚至以附庸夔之首领不祭祀祝融、鬻熊为借口兴师讨伐。

战国文献中，祝融是具有神性的祖先。《国语·周语上》记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将祝融作为夏王朝兴盛的祥瑞。祝融的神性，充分显示于奇异的“胁生”故事中。《大戴礼记·帝系》谓：“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产六子的“陆终”，在安徽大学战国竹简中则是祝融，更表明祝融就是陆终，也是陆融。

邾人、小邾人、楚人对祝融的认同，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三国拥有神性的先祖，更表明至迟春秋晚期，已经出现了为一些族群共同认可的祖先。祖先崇拜已经超越了诸族各认其祖的阶段，向着同源同祖方向迈进。

战国时期，以祝融为先祖的观念继续流布。特别是楚国，祝融认同根深蒂固。祝融频繁出现于几种战国卜筮祭祷简中，这类竹简是主人生前遭遇疾病时占卜祷请各类神灵的记录，很多内容涉及到祖先神灵。新蔡简、包山简、望山简皆有祭祷先祖祝融的记录，包山简、望山简以及新蔡竹简主人，虽有楚王室背景，但和王室的关系都比较疏远。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遇疾求祷，包括祝融在内的几位远祖成为固定祷请的对象，表明祝融不仅保佑楚国王室，而且护佑出自王室的贵族。

然而，一些也当列于祝融集团的族群，却不见以祝融之后自居。如湖北荆州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墓主邸阳君番胜）发现的卜筮祭祷竹简，不见祝融之名。与之类似的情形是，湖北荆门严仓一号墓，湖北荆州秦家嘴三座战国墓葬，荆州枣林铺彭家湾M183、M264，唐维寺M126，熊家湾M43所出卜筮祭祷简，也未见祷祀祝融的记载。秦家嘴三位墓主生前位列士、庶人行列，枣林铺一带楚墓为中小型墓葬，墓主同样为士、庶阶层。这或可说明，核心统治集团塑造共祖认同，是一种政治行为，若要自上而下渗透至社会中下层，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

关于祝融认同，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邾、小邾、楚的祝融认同是主动表达，而非他人越俎代庖。近年来，学者在研究古代民族认同时，提出需要注意文本书写者的问题，认为边缘诸族的历史记忆，可能出于诸夏的编撰和散播。揆诸祝融之例，可以说以祝融为先祖，出自楚、邾、小邾人的自我记述，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体现，并非诸夏人士替代书写的结果。

其次，祝融集团八姓诸族，或处中原或居边缘，兼包诸夏与非夏。邾、小邾与楚，虽然既非正宗诸夏又非典型夷狄，但时人以蛮夷视之。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诸华而与蛮夷相联系。因此，楚人在春秋时期未跻身华夏行列是事实。但是，通过以祝融为共同祖先，邾国、小邾、荆楚与已经华夏化的苏、郐等，被囊括在同一集团之中。

最后，八姓各族当中，楚国最为推崇祝融，而《国语·郑语》所论祝融八姓，似在为楚张目。在建构祝融认同方面，楚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天下共祖黄帝，祝融可称之为局部共祖，而局部共祖的出现，是形成华夏同源共祖的第一步。

局部共祖认同的时代潮流 

春秋战国时期，诸族凝集在同一祖先的旗帜下组成共祖集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除“祝融”之外，“四岳”可称之为另一局部共同祖先。“四岳”集团见载于《左传》襄公十四年，会盟中，晋人没有得到其他诸侯国的尊重，迁怒于姜戎，栽赃戎人。但戎子驹支据理力争：

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

学者对戎子驹支的这段话耳熟能详，然而，诸家多忽略了戎子驹支另一重要身份——“四岳”之后。

戎子驹支之族原居于瓜州，属姜戎。驹支归纳戎族特点“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言语不达”，在戎与华之间划出清晰界限，但他并不否认与诸夏的血缘关联。春秋时期著名的“四岳”之后为齐、吕、申、许。四国之中，申、吕与周王室关系密切，许则受封于西周初年，齐更是周王室十分倚重的力量。驹支称本族为“四岳之后”，则是将本族与华夏之姜齐列为同侪，意在宣称本族与诸夏同系所生。当然，驹支承认与华夏国家有血缘关联，有其现实目的，未必完全出于自觉认同。因此，他一方面力陈与诸夏的关联，另一方面又大谈夷夏之别，突出自我意识。

驹支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体现出诸族交往中身份“构建”的复杂性。有学者指出，当众多背景不同的族群聚集时，一些族群常常根据自身对其他群体的可及性以及当时的具体需求来“调整”身份。在此过程中，个人和群体可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在某些方面相互重叠甚至矛盾。正如戎子驹支一方面强烈坚持本族认同，另一方面强调与诸夏的关联。看似矛盾的多重身份，为驹支周旋于各诸侯国之间赢得了空间。

“四岳”集团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开创了史家将戎狄纳入华夏的先声。

兼跨诸华与戎狄的还有“唐叔”集团，即狐氏与晋人拥有共同的祖先，这意味着戎狄之一支与典型的诸华国家晋本为一家，同为兄弟。“唐叔”集团所开启的模式是径直从血缘上将华夏与夷狄联结起来，将两者合二为一。

除上述集团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其他局部共同祖先及其集团，特别是地域相近的诸族拥有共同祖先，如台骀集团、太皞集团、大任集团等。这些集团星星点点，等待着更大的汇集，以形成燎原之势。

由四岳、唐叔、台骀、太皞、大任等诸集团看，春秋战国时期局部共同祖先的酝酿方兴未艾。其中，既有祝融等大规模集团，也有大任、台骀等小集团；既有同居一地而拥有共同祖先的情形，也有跨地域却拥有共同祖先的状况。在多个集团中，诸夏与非夏兼容，中原与边缘并包。值得注意的是，局部共同祖先意识的出现并非军事征服的结果，也不是某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单向覆盖，而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血缘、经济、政治、文化等诸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余论

春秋战国时期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在追认祖先的风潮中，许多族群塑造出具有神话色彩的伟大先祖。正是在崇拜英雄祖先、追溯始祖、神化祖先的氛围中，共同祖先出现了，先是局部共祖，继而是华夏共祖。

局部共同祖先出现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申说。首先，局部共祖的出现是向华夏同源共祖演进迈出的重要一步。由祝融之例可以看到，在共同祖先之下，不同地域、族姓的人群系联起来，一种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群体由此而生，大有“合多种而一之”的趋势。其次，“局部共祖”生动显示出边缘的、非华夏族的观念意识，呈现出诸夏与非夏族群交流互动的场景。近年的民族研究中，与边界、边缘相关的研究受到关注，“凸显混杂、多元及被忽略的边缘个人、群体及文化现象之存在。注意发生在边缘与边界的，或与边缘与边界相关的各种事件、文本与其他现象”，成为普遍的学术追求和问题意识。而在具体研究中，边缘、“他者”常常作为异类甚至敌人的面目出现，给人以诸夏与周边诸族两不相容的印象。然而，共同祖先观念出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局部共同祖先出现的成因错综复杂，诸族对共同祖先认同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局部共同祖先的出现，促进了边缘与中心、诸夏与夷狄的融合。这一融合或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共祖”纽带将彼此联结在一起。于是，那些徘徊在诸夏外围的诸族，都成为共同祖先的后裔。换言之，在共同祖先的旗帜之下，夷夏之分趋于模糊。例如四岳集团和祝融集团中的戎、楚，并非总是自外于诸夏，他们的观念意识中，或多或少都有贴近诸夏的因素。当然，就春秋战国时期而言，华夷之分的确存在，但共同祖先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正体现了存异求同、汇聚融合的历史大势。费孝通等学者指出，由“文化共性”的民族转变为“主观认同”的民族，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主观认同”多种多样，对共同祖先的认同是其中之一。具体到古代中国，其发生的年代，至迟在春秋中期。社会学理论认为，“认同并非原本‘就在那里’，而总是必须被构建”。共同祖先观念的兴起，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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