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声波丨10世纪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占有和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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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常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个“自古”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对南海的认知、使用、管辖，有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对于南海诸岛的经营，也经历了发现、命名、使用、管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自古”，应该上溯到10世纪之前很远的时代。

作者：郭声波，暨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

原题：《为什么说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10世纪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占有和管治》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8期

”

我们常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个“自古”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对南海的认知、使用、管辖，有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对于南海诸岛的经营，也经历了发现、命名、使用、管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自古”，应该上溯到10世纪之前很远的时代。

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人对南海诸岛

的发现、占有和相关海域的命名

南海，先秦古籍初或泛指我国南方，或兼指今之东海。那么在秦始皇灭楚以前，楚国与现今南海海域有无关系？答案是肯定的。

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珠海宝镜湾发现距今4000—5000年的岩画，描绘当时的远航海船和船上人物，与香港、台湾等地发现的史前岩画风格相似。这些船是越人的，他们不仅解决了海上停船的技术问题，而且在海洋捕捞生产上有了相当规模。根据西沙群岛发现并采集到的中国海南及华南原始文化遗址所见的战国秦汉遗物，考古工作者证实，至迟到战国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越人便已登上西沙群岛的甘泉岛，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

那么先秦时期的广东越人是否已经属于楚国，即是否具有“中国人”的身份？唐人所撰《通历》说，战国时“楚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即说广东已入于楚国，虽未有封邑、郡县建制，然亦属羁縻之地。

秦南海郡守任嚣与尉佗，“因楚时有羊五色以为瑞，因图之于府厅矣”，当是明显受到南海郡楚国遗民的影响。因此，晋人顾微之言“六国时广州属楚”，裴渊言“广州则楚分野”。另外，民族史专家梁庭望也撰系列长文力证“岭南先秦就是中国领土”。

既然战国时期登上南海诸岛生产生活的广东越人已经属于楚国，这便充分说明南海诸岛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被中国人发现和占有，楚人所谓“南海”，也可以指南海海域。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取岭南之后，于今广东置南海郡，郡名应当是从楚国沿用而来。

西沙群岛

秦亡之后在南海郡建立的南越国，与波斯之间亦有南海商路相通，这从南越王赵眜墓中有波斯银盒、金花泡饰等物可以证明。

汉武帝时，中国版图迅速扩大，重定山川祭祀制度，官方所称的“东海”相当于今天的东海，“南海”相当于今天的南海。故司马迁言：“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而且，“南海”的方位是以整个中国作为坐标中心的，具有明显的归属指向。

秦始皇在岭南所置南海、桂林、象三郡，都濒近南海边缘，自然要对附近海域实行防守，“中国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理关系开始萌发”。汉武帝更在地处南海海域的海南岛增置珠崖、儋耳二郡，显然有加强南海海防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海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征集到在西沙群岛北礁、珊瑚岛附近打捞出的大量历代遗物，其中有新莽和东汉钱币。考古工作者又赴南沙群岛道明群礁、郑和群礁及太平岛调查，获得秦汉时期陶片及汉代钱币文物，其中陶片与广东澄海等地出土的相同，这说明秦汉时期广东沿海居民不仅继续使用西沙群岛，而且也登上南沙群岛进行生产、生活。当时番禺之所以成为一方都会，就是因为它是北部湾出产的珠玑、南海出产的玳瑁、东南亚出产的犀角等奇珍异货的集散地。

东汉六朝时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

命名、领有管治及海域管辖

东汉初年，暹罗湾周边及马来半岛一带的土著原始部落已经形成了一些小国，不久，先后有两支南印度婆罗门势力东渡孟加拉湾，进入湄公河下游及苏门答腊岛，建立起父系承袭的国家——扶南、叶调（耶婆提）。东汉象林郡功曹之子区连也自立为王，建林邑国，但它与扶南、叶调都没有文字流传下来，也没有在南海诸岛留下文物，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南海特别是南海诸岛有过命名或经营活动。

三国时吴国谢承《后汉书》说：“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交州）刺史周敞涉海遇风，船欲覆没，茂拔剑呵骂水神，风即止息。”此言说明，东汉时南海开始别称“涨海”，交州刺史“行部涉海”，应是中国地方行政官员在南海上进行巡视的最早记录，巡视对象自然包括海岛。范晔《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运转，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东冶在今福州，可见南海为岭南的交趾、九真、日南、合浦、郁林、苍梧、南海等七郡向中央的贡道所经，这也是中国在南海海上开辟国内航道的最早记录。

此后，中国典籍中“南海”与“涨海”二名一直在同时使用。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船，皆以铁鐷鐷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

这个故事最早应该是出自“外徼人”——印度或波斯商人——进入南海的经历，因为在公元2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中，也有类似记载：“人称一共存在有十个相互毗连的岛屿，统称为马尼奥莱群岛（Maniolai），装有铁钉的船只都要被吸住难行，也许是由于岛屿中出产大磁石的缘故，这种石头中所蕴藏的力量会阻止船只由此返归。”马尼奥莱群岛，指马来群岛；“装有铁钉”，即“以铁鐷鐷之”，指以铁钉扣接船板。故事或由波斯人传到希腊，或由印度人传到中国。显然当时中西之间，已存在海洋知识的交流。

据泰国学者考证，磁石即今泰国南部洛坤海外的打隆补浅滩。从波斯、印度东来的商船一般到此为止，而从中国南来的商船则不受此海况限制，可以继续远航。中国人借用崎头、磁石来泛指南海中的山岛和暗礁，是很贴切的，与他们了解到的海况相符合。

关于中国人在南海的捕捞，史书中有南海特产瑇瑁、文贝、珊瑚、鹦鹉、酒杯螺的记载，不绝如缕。唐人引用的康泰《扶南传》还记载了东汉时大秦（罗马）国商人到中国贸易时，顺便在涨海中私自养殖珊瑚的过程：“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尝）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没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

“珊瑚洲”，就是上述瑇瑁、文贝、珊瑚、鹦鹉、酒杯螺的产地，笔者认为应专指西沙群岛。理由如下：其一，“西南涨海中”，《太平御览》引作“国之西南涨海中”，此“国”必指中国。从中国极南的陆地珠崖洲南行七八百里，正是盛产珊瑚的西沙群岛，而非南沙群岛。其二，东汉时大秦客商的目的地是番禺（广州）或合浦，东沙群岛不在航线上，也不可能是“珊瑚洲”。其三，“珊湖洲”只见于《扶南传》，它不是当时中国沿海及东南亚地区随处可见的地理通名。其四，当时环南海地区有以本地特有物产为地名的习惯。如岭南为鳄鱼、大象、桂树之乡，向有“交趾（蛟址）”“龙川”“象林”“桂林”之名；北部湾产珍珠，遂称“珠母海”“珠崖洲”；耶婆提（叶调）国产金，其“金洲”“金岛”“金地”之名很早就见诸中西文献。所以用“珊瑚洲”为西沙群岛命名，是自然不过的，它比北宋的“九乳螺洲”和南宋的“千里长沙”早了800多年。

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东返时，在耶婆提国错过了季风，于是等候了五个月，才换乘波罗门商船回国。商人言：“常行正时，可五十日便到广州。”这与泰国学者考证出的唐代广州经交州至暹罗湾需行六十日相比，要快了不少，可见当时已开辟从昆仑岛南下经马来半岛东岸径抵巨港的直达国际航线，不必绕行北部湾和暹罗湾，这当与航海技术提高有关。但这条新航线大段远离海岸，易致迷航，有一定风险。西沙群岛发现有魏晋时期的青瓷残片、题有南朝宋“大明”年号的瓷器残底，可能是中国渔民所留，也可能是迷航的商船所留。另外，北岛和甘泉岛还发现有与广东粤北地区相同的南朝时期青釉生活用具，表明中国广东的居民继续驾船出海，在西沙群岛留下生活痕迹。

尽管中国人在南海诸岛的生产、生活还算不上定居，但也需要官军保护。南朝刘宋时谢灵运《武帝诔》中的“虎骑骛隰，舟师涨海”，反映了当时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巡视和管理的情景。萧齐永明九年（491年），林邑国王范当根纯遣使称臣纳贡，诏封其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根纯死，继以相同职衔封诸农。永泰元年（498年）诸农入朝，海中遭风溺死，复授其子文款“假节都督沿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国王世袭南齐所授“持（假）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之职，显示林邑已回归中国，成为藩属国，并代表中国就近管理林邑东南的南海岛屿和海域。

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赫拉克勒斯的马尔希安（Marcien）于公元5世纪写成《外海航行记》，他可能通过印度或波斯人了解到南海情形：“在外恒河两岸的印度，有一金洲地，接着便是大海湾，外恒河两岸的印度和秦奈国（Thinai）领土之间的边界就位于此海湾的中间。”

“外恒河两岸的印度”，相当于说是“恒河口以东两个海岸的外印度”。因为东罗马-拜占庭人有依地理远近和文化影响分出内、外印度的习惯，把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称作“内印度”，所以“外印度”当指信奉印度婆罗门教的扶南和叶调；“金洲”指苏门答腊岛，“大海湾”指整个南海；“秦奈”一译“秦尼”，指中国，往往也特指中国南方。从后来阿拉伯人将纳土纳群岛东北的南海称作“中国海”来看，罗马、波斯和印度人知悉并承认，中国与扶南、叶调二国的海上分界上线大概就在今纳土纳群岛一带，纳土纳群岛东北的南海归属中国管辖。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在南海的

经营和管治进一步加强

隋唐时期中国人仍然将“南海”“涨海”并用。而当时阿拉伯人则习惯“大海的每个部分皆以其相接之城镇和国家之名为名”，因此至迟9世纪中叶，他们已将涨海称作“中国海”。西方学者费琅称，Șankhay即汉文“涨海”一词的阿拉伯文形式，意思是辽阔之海，指海南岛和各海峡之间的中国海。费琅承认早期阿拉伯人使用的是中国人的命名，而没有另起名称，还说：“中国之南海，亦一种地中海也。”这说明魏晋以来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管治和海域管辖继续得到国际认可。韩振华、李国强等也明确指出：“把‘涨海’当做‘中国之海’，说明涨海海域是归于中国的。”“中国拥有南海主权，无疑对南海航线也同样拥有绝对的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国人在南海的航行、生产等活动更加频繁。

关于唐代南海的主要交通路线，贾耽《四夷道里记》有详细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

从昆仑岛到马六甲海峡仅用了五日，显然已完全放弃了绕行暹罗湾的传统航线，长距离跨海直线成为常规航线。有的小商船出于安全的考虑，可能仍然选择经由北部湾的傍岸航行路线。占不劳山、陵山、门毒、古笪、奔陀浪都是林邑国沿海地名，可知广州至昆仑岛航线已恢复了林邑海岸路段。

东沙群岛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东沙群岛发现唐代以前和唐代钱币，西沙群岛发现唐开元通宝，其中甘泉岛发现了唐宋渔民居住过的遗址，南沙群岛永登暗沙发现了唐代陶罐，南薰礁及附近发现开元通宝等。这些生活遗存固然属于渔民，但钱币则应当属于商船，于此可证，南海诸岛在隋唐五代时期仍是中国商船避风、渔民打鱼和居住之地。

为保障广东地区特别是广州港的对外贸易，维护中国在南海的统治秩序，唐朝在广东逐步建立起海防体系。据《新唐书》等载，唐开元年间在广州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其地点在今深圳南头城，设立时间与广州市舶司相近，可以看出屯门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广州市舶贸易和商旅安全，管辖地域至少是广东中路沿海地带。当时南海地区并无海寇，之所以组建这支部队，从宋代屯门水师“遇汛出海”制度及巡护“九乳螺洲”情况来看，唐代屯门镇驻军也可能兼有出海巡护南海诸岛如海南岛及西沙群岛的任务，相当于海上武装巡警。如唐天宝二年（743年）浙江海寇作乱于温州，南海郡守便从屯门镇调兵渡海平乱。南汉在屯门镇置“靖海都巡检”，并增建军寨，更显示出其为海上巡警部队的特点。此外，唐代水师一般配有楼船、蒙冲、走舸、游艇等舰船，大都可供海上战斗之用，这为宋代南海海军（巡海水师）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反过来，也可以说唐代屯门镇驻军就是宋代南海海军的前身。

结语

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原始取得”，在法理上已经构成中国人的“发现”和“占有”。美国国际法专家格哈德·冯·格兰指出：“发现是最古老的，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取得领土权利的方式。”

东汉六朝时，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命名并从事生产、生活的仍然是中国人，中国实行了有效管治或管辖，印度、波斯、罗马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承认纳土纳群岛东北的南海海域属于中国。

隋唐时期南海诸岛仍然是渔民打鱼及临时居住之地。唐、五代在广东建立起海防体系，阿拉伯人将涨海称作“中国海”，都说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治及相关海域的管辖继续得到国际认可。

在现代国际法中，对于不适宜居住的土地，单纯的发现对取得领土主权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南海诸岛大部分不适宜居住，因此中国发现这些岛屿，就完成了取得主权的决定性步骤。何况自战国秦汉以来，还有命名、使用、巡护等持续管治行为及相关的海域分管，国际上也予认可。因此可以毫无争辩地说，至迟战国秦汉以来，南海诸岛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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