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以看戏为职业”的刘厚生先生离开了

著名戏剧理论家、活动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刘厚生先生因病于北京时间2019年5月14日晚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刘厚生先生在戏剧理论、戏剧评论等方面有很高的建树，为我国的戏剧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老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始终不渝地关心着上海的文艺事业，是上海文艺界最贴心的良师益友。

刘厚生原籍江苏省镇江市，1921年1月出生于北京，1931年移居上海，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在国立戏剧学校留校做助教的他，参加了由熊佛西、张骏祥主持的中央青年剧社，先后在重庆、成都、上海、台湾等地的话剧团体任演员、剧务、导演及剧团负责人等职，从事进步戏剧活动。1948年末在上海参加袁雪芬主持的雪声越剧团，担任导演和演出部主任，导演了《万里长城》《李师师》两部戏。1949年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副主任，1950年文艺处改为上海市文化局，任戏曲改进处副处长。

1950年7月，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当时叫作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举行，他作为代表出席。后来还专门撰写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

1959年，刘厚生调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现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任《上海戏剧》副主编，后被选为副主席。1964年4月调北京，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任《戏剧报》副主编。1979年任《人民戏剧》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1985年起当选中国剧协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志》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浸淫戏剧八十余年，他笔墨纵横，撰写的剧本、剧评、戏剧研究及散文等发表在各大报刊，出版有《刘厚生戏曲长短文》《话剧情缘》《戏边散札》《剧苑情缘》《我的心啊在戏曲》等著作。2012年，为了表彰刘厚生在戏剧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第2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将特殊贡献奖颁与了他。2014年，他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怎么办？》一文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同年，他又荣获了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之表演艺术成就奖。

戏剧评论家鲍世远曾经动情地写下他与刘厚生先生的交往。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清楚地窥见生活中的刘厚生那朴素亲切、宽厚待人、敬业爱艺、踏实认真、实事求是，永远心系中国戏剧发展、心系广大人民的长者形象。

特此刊出，以志缅怀。

拜访刘厚生

文/鲍世远

2010年以来，刘厚生同志由于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不能像以往那样往返京沪两地，积极参与上海戏曲界的重要活动。有一年，他竟连续五次来上海。是啊，上海是他的“老家”，上海戏曲界的老同志常在想念他，年轻一辈演员也知道他是戏剧评论家，一位敬业爱艺、宽厚待人的长者。

有一次，我和厚生同志通电话，他问：你有可能来北京吗？我，立即领会，他心里常挂着上海，我一定得去拜访他。

6月19日，我带了无锡阳山水蜜桃、上海吴苑饼家的蟹壳黄、黄山毛峰走进了北京厚生同志的家。四年不见，他瘦多了，腰更弯了。可他说，人虽瘦，脑子好，耳不聋，胃口健，还能慢慢写点东西，前几天写上海昆大班的稿子，现在正在写纪念程砚秋的文章。今年是程先生110周年诞辰，感觉不热闹。程砚秋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戏曲教育家，一位世界进步文化的追求者。抗战时期，他拒绝为敌伪义演，退出舞台，坚持民族气节。对于这样一位为戏曲艺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不可淡忘他。我看到桌面稿纸上放着一支笔，正是写程砚秋的文章。刘老对我说，你要吃热的有茶，想喝冷的有农夫山泉。

厚生同志谈到写文章，他说，虽然现在不开会不看戏了，但是对戏曲界的事，还是关心又着急。比如社会上的浪费现象，正是极大的误国误民行为。可是，我们疾言厉色批评一盘月饼几千元，一桌年夜饭几万元时，却又在欢呼GDP的增长，这岂不是同时在表扬浪费的贡献？因此，他撰写了《浪费难道也是贡献》（载2011年1月14日《文汇报》）。其实经济方面的浪费之外，他认为人的浪费、时间的浪费、空间的浪费、会议活动的浪费等等，还大有探讨之必要。这几年来，他感到有几种“晚会流行病”现象在发展。他想写，但又不想写。可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最后还是写了。他举晚会歌唱节目，伴舞搞“人海战术”，喧宾夺主；花里胡哨的布景灯光，只能制造视觉疲劳和欣赏距离；由儿童表演的节目的分量越来越重，出现了专题考场的儿童才艺比赛，过分挤压孩子们的才艺，要他们去争掌声、显本领，可能伤害儿童，甚至影响其一生。他诚意地表示，希望各种综艺晚会，无论表演者、主持人，还是组织者、导演、舞台设计家等等，都有责任不断地为避流俗，推陈出新，精益求精。（见《晚会病了吗》载2014年4月17日《文化报》）

厚生同志生活上一贯简单朴素。那天我去拜访他，他穿的是那件熟悉的旧衬衫，他舍不得买新衣服。钟点工一星期只来一次，主要是打扫卫生洗洗衣服。大家劝他让钟点工多来几天，帮做饭菜，他说用不着，没必要花那些钱，吃饭很方便，一个电话，菜馆按时送菜饭上门。他说，老年人生活简单得很，没那么多需求。他现在最大的愿望，一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二是脑子别糊涂，有空背古诗，一遍、十遍反复背，记住了，再换新的古诗。每天早晚自我按摩、梳头、揪耳朵，保护思维能力。按摩“风池”穴位，二十多年来从未伤风感冒。

厚生同志坚守节俭简朴的生活准则，但是对帮助别人对社会公益，他都慷慨大方。玉树等地发生地震，他和他老伴的捐款是本单位排在第一位的。前年，他和老伴把毕生积蓄50万元捐给中国剧协，给青年同志办个图书馆。他告诉我，自己到了这个岁数，得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否则将来给别人添麻烦。他陆续把藏书分批赠送给别人，让图书发挥一些作用。安排后事，对有些人是个忌讳的话题，他却那么平和、淡定。那天，我向厚生同志告别，他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口，又是以平和淡定的语气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吧。我立即说，不可能，我还会来看你。他笑了：好啊，欢迎你来。

厚生同志是江苏镇江人，1921年1月出生在北京，1931年移居上海。那时候，上海话剧演出频繁，他是话剧迷。因为迷话剧，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成为第三届的话剧学员。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他的老伴的傅惠珍，当时是同校第四届同学。前几年厚生同志和傅老师（我们爱这样称呼她）一起到上海来看戏、座谈，傅老师说起这样一件往事：当年，厚生同志对傅老师有好感，但总没什么表示，话也不多说，两人常见面，相对默默一笑，千言万语尽在一笑之中。直到有一次，傅老师对他说：你愿意上我家去见我的父母亲吗？厚生同志一口答应，他们的关系敲定下来。有趣的是，傅老师有声有色地讲述这段定亲的往事，厚生同志却显得若无其事地神态安然。

1940年，厚生同志毕业后在重庆、成都、上海、台湾等地从事话剧工作，当过演员、导演、剧务、剧团领导和剧刊编辑。上海解放前，他到雪声越剧团当导演，这是他出身话剧、转向搞戏曲工作的开始。上海解放后，他到市文化局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深入角色，同戏曲界人士亲密接触，认真学习，看戏、讨论、写评论文章，从市文化局到上海剧协，再调中国剧协，他坚持虚心学习，勤奋工作，诚恳待人，成为实至名归的戏剧评论家，是我敬重和学习的师尊。

有人称厚生同志是“以看戏为职业的人”。他主要看戏曲演出，在上海看，到全国各地去看，“出门看戏，回家看书写文章”。他对戏曲的执着热爱，可以从他对昆剧的关爱看出来。他从介绍昆剧历史、昆剧作家、演员、“传”字辈导师、昆剧振兴、昆剧好戏等多方面，向有关部门呼吁，向社会推荐，向广大观众宣传，向媒体推介，一片热忱，令人感动。

厚生同志盛赞《骆驼祥子》在京剧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鲜而丰满的形象，是一次盛大的成功。这个戏的感染力在于观众看了没有一句豪言壮语的《骆驼祥子》，会明白中国革命何等必要。他特别强调，这个戏是反“样板戏”之道而行的一部精彩作品。他认为，任何文艺作品，可以比较，但绝不能有“样板”，“样板戏”这个词必须永远反对、批判，如果以肯定的语气说这个词也是不应该的，首先在理论上就不能成立。

厚生同志看戏的认真仔细，那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谈戏的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实话实说，平易近人，毫无虚情假意，而且不讲套话、空话，却多真知灼见。读他的文章，仿佛听他讲话一样，娓娓道来，深入浅出，绝无训人口吻，使你深受启示和教益。

厚生同志对青年演员寄予厚望，他写给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三封信，真是真心善意，语重心长。他强调研究生们毕业后要继续学习文化，最基本一条是多读书，养成爱书、读书的习惯。同时更要多思索，多交流。现在的戏曲界，同行聚会之时，往往缺少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他建议优秀青年演员们去读一读程砚秋先生于1933年他29岁时写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和1950年他46岁时写的《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计划》，文章内容有许多真知灼见，最重要的是应去领会他对祖国戏曲事业深切关怀的胸襟和科学的思考，这正是他期望于今天的优秀青年演员的境界。

 厚生同志说，如果没有戏曲，在世界戏剧舞台上中国能有多少发言权？我们的共和国把戏曲明珠从尘土里发掘出来交还给人民；也把我（当然还有很多人）交给了戏曲，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多少知道一些和喜爱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财富并愿为之奋斗，我感激我们的共和国。

刘厚生与老伴傅惠珍

我想起，厚生同志家里的墙上挂满他和傅老师的金婚、钻石婚纪念照片，他俩到各地看戏、游览的照片，还有他俩的老同事送来的祝贺他俩的寿礼作品，满满当当，和和美美。

我又想起，厚生同志老两口，70多年来，从相识到相知，他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他们爱戏如命，敬业爱艺，甘守清贫。

我还想起，厚生同志说过发自内心的一句话：我的心啊在戏曲。

永远怀念刘厚生老师！刘老一路走好！

 文编 | 秦岭

美编 | 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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