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生为加入红卫兵苦练骂人本领

人物简介

刘索拉

刘索拉，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83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发表代表作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随后发表中篇小说《蓝天绿海》、《寻找歌王》等。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近年出版有长篇小说《女贞汤》、《迷恋·咒》。1988年后旅居英国，现定居纽约。于1997年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主要音乐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等。

原刊导读：刘索拉以第一人称，讲一个11岁的小女生——我们不妨叫她拉拉——为了加入红卫兵苦练骂人本领的故事。

无耻带来解放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操”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25中66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在“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操”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粗口与小资情调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开刀，揭批的重点就是检讨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

最常见的小资情调是多愁善感、温情主义。当年好多中学生为此做检讨，尤以女生为最。北京女八中的马笑冬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这种逻辑早就在延安存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整风中，好多文艺家都为它挨过批判，做过检查。1951年，喜剧导演吕班就把喜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一类的诗词歌赋，写到检查里，为自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沉痛万分。

1952年，苏联红旗歌舞团到济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听了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还专门出了一期批判文章专辑，并由一编委主持召开批判会。“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这样两件逸事。“文革”初，他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跑到彭真家里去造反，斗彭真，让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在地上爬。他心里特别难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当他率领“西城纠察队”在北京站维持秩序时，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家。他又难受起来：“他们什么也没有，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如果红卫兵们知道陈小鲁如此小资，会不会砸烂他的狗头？如果他们下不去手，他们的狗头是不是也该砸烂？

李书磊在一本谈文化变迁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郑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后评论道：“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语文教学渗透的……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

然而，很多人对这种田地仍大不满。1957年，江西省长邵式平给周恩来写信，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批评：古典文学太多，解放后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的也太少。这位当年北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总理，“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文辞很美，但内容上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调。这同我们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的革命纪律性，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要求相差多么远啊！”因此，他强烈要求将毛主席著作收入教材。

此后的十年中，语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远离了中学生，远离了天生就心软且温情的女孩子们。

不美就是美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我”反思道：“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循着“工农化”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工农化”。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运动中深入人心的。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骄娇”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连起清楚地记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五万多人，在体育场聆听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彭真告诫大学生们，“要会劳动，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他还批评知识分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到，在密云“四清”的时候，她最怕上厕所。“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忍着一团团的绿头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但是，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

原《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刘衡讲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走到四分场的场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场部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新买的大碗，带他们去吃饭。刘衡发现，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层灰尘，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饭，转念一想，“这是我脱胎换骨改造的开始呀，不能再资产阶级了，就盛上大米饭，和着灰尘吃起来。”

“文革”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审美观也好，卫生观也罢，都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惯于脏服乱发的人，恐怕也不会把“请”“谢谢”挂在嘴边。

原载南方周末 2016-01-06

粗鄙的文革

作者：老绥远韩氏

        文革来了，“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狂潮在全国风起云涌。赤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造反作乱成为革命潮流。温文尔雅与革命格格不入、野蛮粗鲁成了革命的标志。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气冲天，以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道德的藐视。

        本来是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了破坏的主力。

        记得1966年8月刚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 

        紧接着，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频现于报端，并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牛鬼蛇神”“跳梁小丑”“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猖狂反扑”“狗胆包天”“大肆鼓吹”“混账透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民间的大字报更直接、更粗俗、更气势汹汹虚张声势：“炮轰”“油炸”“砸烂狗头”“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 “居心何在”“何其毒也”“可以休矣” “混蛋”“王八蛋”“滚他妈的蛋”等等。
        
        文革，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

        那时，真正有文化的人倒仿佛没了颜面。问起来，大学本科毕业的报个专科，专科毕业的说个中专，好像只要往下缩一格，就能减轻点过失似的。说起话来，也嗫嗫嚅嚅，总显示出谦卑之态。

        文革，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结果是，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学的满嘴脏话，不说脏话不开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革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

        文革时，我在内蒙古电建公司工作。因为土建工地的工作又脏又累，大多数“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都被下放到土建工地劳动改造。他们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看着监管人员的脸色行事。因为如果惹恼了那些人，翻毛皮鞋踢上去会皮开肉裂。监管人员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话，不是骂“老圪泡”就是“老杂毛”“混蛋”“王八蛋”不绝于耳。

        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革的常用语汇，斯文彻底扫地了。

        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

        吃水果削皮或清洗也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即便平常有洁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仅仅在衣服上擦一下就入口了，这样就会得到工人阶级的赞许。

        就连虱子也被人们称之为“革命虫”，似乎此物也是无产阶级的标志。

        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塞外社会风气差，呼市人粗鲁鄙俗，并非自古如此。相反，有人早年见识过归绥人说话办事彬彬有礼，不管生人熟人，彼此应答都非常尊重对方。家族、邻里、社区和公共场合，和谐占主流。呼市人变得野蛮，还是拜“文革”之賜。

        文革种下的道德恶果，现在已经开始收获。时隔多年，粗野、鄙俗仍是当今社会风气的主流。不信你看看各地的城管，并不比“座山雕”的部下更文雅些；人民公仆更犹如色中恶鬼。

        今天的汉语为什么越来越下流？眼下，网友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回帖都是谩骂和粗鲁的语言：“屌丝、撕逼、傻逼、尼玛、你妹、卧槽、妈蛋、小婊砸、草泥马、马拉戈壁……”比比皆是。虽然文革结束，但汉语仍朝着“下三路”的方向，一泻千里。

        如今，强者越粗，弱者越鄙。下流的语言，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展现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们共同构成的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无视现实社会矛盾的泛道德主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民下流”。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延绵不绝，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

        季羡林说:“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是什么造成了国人大脑低智、行为失范的呢？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从这里我找到了答案。书里详细阐述了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在群体中起到绝对作用的。作者认为“群体”是依赖“领袖”而存在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淹没了，群体的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则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极端化——这时候人的低智商就产生了。作者举例说，法国大革命、后来的纳粹、中国的文革等等都把人类思维低下推到了极致。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曾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不才也认为：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的要穴。

        后记：

        1、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才是贵族。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也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2、杨振宁说：“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的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最讲究思想品德，却是世界上最缺德的民族。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年，从未见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一堂品德课，整个社会也没人提所谓的德育。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社会秩序井然，这究竟是为什么？”

        3、在干支纪年纪月和兵器之外，“干”的主要义项就是触犯。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释义便是：“以非礼相触犯曰干，干冒、干求、干盾、干系；犯则必乱，故相干之干训为乱。”比如干掉他、干他妹、干他娘等等。它和搞、弄等雄性勃发的动词一起，构成特有的暴虐氛围。

        然而“干”的动词词义，与革命挂上钩，从贬义冒犯转变为褒义，仅仅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粗俗升格为正气、豪气，全凭暴力逻辑的支撑，因而名正言顺地具有了神圣性。从此“干”荣升为一个光荣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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