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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7月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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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学精英
文 || 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来源 ||《南方周末》
很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张五常看到本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刚才哭了一场,失声痛哭。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知道画家林风眠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我哭过;读到翻译家杨宪益孤苦晚年的报道,我心头一酸;读这篇报道,读到那个一目失明,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眼镜,蜷缩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没有人记得他,他也不至于显得那么可怜。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这群老人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元照英美法词典》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有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1949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这所学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从1957年到1966年,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枏先生(1908~2004),被中国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枏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周枏 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一位法学大家,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枏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枏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他只得回到上海。 后来,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法庭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1923—),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1916~1999),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分别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位先生。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燠(1906~2003)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首位国际大法官,东京审判亲历者倪征燠先生 潘汉典教授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 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老东吴大学校门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 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其他
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文 || 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来源 ||《南方周末》
很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张五常看到本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刚才哭了一场,失声痛哭。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知道画家林风眠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我哭过;读到翻译家杨宪益孤苦晚年的报道,我心头一酸;读这篇报道,读到那个一目失明,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眼镜,蜷缩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没有人记得他,他也不至于显得那么可怜。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这群老人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有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1949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这所学校。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1923—),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1916~1999),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燠(1906~2003)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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