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又有重磅引援,这次轮到教育学科
Editor's Note
这名头真是吸引人啊,想起西北某院校教育学者大佬,云南某院花费千万挖人,可以说用心良苦,诚然,有好的福利和收入,一切安排妥当,谁又不想跳呢?有时候并不是挖人,各个地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太大了,而帽子带来的效益比投入更大时,高校之间必然开始角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一读EDU Author 方略研究院
全文3514字,预计阅读6分钟
近年来发力文科建设的浙江大学再添一名文科资深教授。
日前,浙江大学教师个人主页已上传我国首个高等教育学科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下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的个人信息,显示其已被聘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随着刘海峰的加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学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因为他们可能已同时拥有全国一半的高等教育学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01
他为科举“平反”
也为高考改革“保驾护航”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前身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以其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学科享誉学界,是国内当仁不让的高等教育研究重镇,而在研究所、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离不开潘懋元、刘海峰、邬大光等知名学者的付出和贡献。
就刘海峰而言,他以“科举学”首创者和高考改革稳健派代表性学者的身份享誉学界,乃至影响决策层。
1984年硕士毕业后,除曾短暂留英、访日外,刘海峰就一直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及后来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工作。
期间,他先是在1992年晋升为教授,后又于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当时国内文科领域最为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之一,1996年起,又开始担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2000年,他开始担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该研究中心也是全国唯一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4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更名挂牌为高等教育研究院后,他又担任了长达14年的院长,直到2018年才卸任。
不过,他并非教育学科班出身,本科、硕士、博士期间学的都是历史学,拿到的也是历史学博士学位。
但他以《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由此奠定了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从历史、传统和研究层面,逐步过渡到教育、现实和政策层面。
结合教育和历史两大学科,刘海峰在“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国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最为知名的应是1992年,他首倡“科举学”,研究成果包括:
利用确凿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与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在系统总结科举制度是非功过、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从理论研究角度为科举制“平反”,认为从一定意义而言,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尽管他为科举制“平反”,但也不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而是强调,应冷静客观地评价科举制,纠正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对其积极方面加以继承和参考,对其消极影响继续批判与防范。
经过他和团队的努力,科举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从“险学”趋于“显学”。目前,他还是上海和南京两地的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名誉馆长。
某种程度而言,科举犹如古代的高考,而高考就像现代的科举一样。
“可以说,从立足科举到研究高考,是刘教授学术研究视野的自然延伸。”作为刘海峰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覃红霞教授曾撰文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在她看来,导师在高考改革问题上的研究体现出3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努力澄清高考改革的“认识误区”。
《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高考并非“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与诺贝尔奖》……从1995年到2007年前后,刘海峰通过一篇篇论文指出“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等言论中隐藏的误区。
作为1977年通过恢复统一高考考入大学的改革亲历者,他对高考问题有着特别的感觉:“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许就在农村继续劳动多年,后来发展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认为,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而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稳健派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从现实出发,理性地对待废除高考的言论,慎重地推进高考改革。他本人即是高考改革稳健派的代表人物。
要使高考制度改革这一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科学、合理、有序地推进,理论研究须先行。
2003年首次设立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指南中,就立有一项题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攻关项目,希望全面深入地研究招生考试问题。
当年,以刘海峰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成功获批这个项目。经过四五年协同攻关,他们顺利结题,并出版了最终成果《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其中有不少成果为后来研制高考改革方案所参考。
他本人也在随后借助进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和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的机会,参与了高考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及后续对改革试点的调研指导等方面的工作。
“我们应总结和推广新高考的积极方面,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新高考的不足和教训,使新高考改革能够尽可能地兴利除弊,为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刘海峰撰文写道。
除了介入高考改革外,他还以“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的遴选工作。
在他看来,新一轮高考改革是把“促进公平”放在比“科学选才”更为重要的位置,而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则应注重效率,兼顾公平。
02
引进首个高等教育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浙大已有13位文科资深教授
浙江大学给外界的印象是工科、农科较强,而人文社会科学不算强,但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却不太认同。
他认为,从不少科研指标来看,浙大人文社科总体水平已能排至国内前六乃至二三位,但与传统文科强校相比,“目前浙大文科的主要问题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领袖不多。”
缺哪补哪,这种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领袖型学者,也就成了浙大近年来引进文科学术人才的重要考量因素。
澎湃新闻记者在文中列举了社会学家赵鼎新,法学家张文显、王贵国,艺术史家白谦慎和翻译家许钧等顶尖学者的名字,这些专家都在近年被浙大引进。
其中,张文显、王贵国、许钧、桑兵(著名历史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倪梁康(和桑兵一样来自中山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实(被誉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人都已受聘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而此次浙大聘任刘海峰的岗位也是文科资深教授。
这意味着,自2010年浙江大学文科大会提出设立文科资深教授岗位,明确这一岗位的校内待遇参照两院院士执行,2012年正式发文决定聘任首个文科资深教授以来,浙大已先后聘任13位文科资深教授(不过在浙大官网“文科资深教授”页面上,还未加上刘海峰的名字,暂为12名文科资深教授)。
实际上,早在加盟浙大前,刘海峰就已以浙江大学兼任教授的身份,与浙大开展交流合作。不过,将刘海峰聘为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乃至校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的高校并非只有浙大一家,足有20余所,但最终,还是浙大在刘海峰卸任厦大教育研究院院长后,成功吸引他加入学校教育学院。
2019年3月16日,浙江大学举行“新时代人才培养战略伙伴中学”专家研讨会时,刘海峰还是以“浙江大学兼任教授”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来源: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由于刘海峰的加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也就拥有了2位学校文科资深教授——另一人是第二批受聘文科资深教授的教育史专家田正平,文科资深教授人数和光华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并列全校文科院系第2名——和4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学者。
其中,在高等教育学领域,就有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除刘海峰(2011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外,还有曾担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浙江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及教科院院长等职务、现任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的眭依凡(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当前,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已代表了文科学者的最高水平。曾有网友统计,截至2018年(因为2018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最终人选未对外统一公布,所以未计算在内),以高等教育学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学者也只有4人——除刘海峰和眭依凡外,就是2015年度入选的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和2016年度的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这两方面因素加起来就意味着,浙大教育学院一定程度上已引进了全国一半的高等教育学顶级学者,因此,其高等教育学现有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9年10月19日,高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及评估监测咨询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时,刘海峰的身份已更新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来源: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网站)
03
结语
1959年生于福建龙岩的刘海峰,高考填报志愿时,把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都填上了福建本地高校,硕士毕业时,也是安土重迁,加上喜欢从事教学科研,就留在厦大从教。
如今,已是花甲之龄的他,选择加盟浙大,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不过,他目前仍担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并未完全“离开”故土。
而浙大教育学院因为他的加入,未来前景也值得看涨。他可能也不是浙大最后一个引进的高水平文科学者,让我们继续对这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的人才引进工作保持关注。
References:
浙江大学教师个人主页-刘海峰
浙江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才工作办公室
《高考改变中国 为高考保驾护航的人——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邱乾谋,北京考试报,2019年1月2日
《“双一流”建设应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刘海峰,教育部网站,2017年9月21日
覃红霞. 以治学为乐——刘海峰教授学术研究述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8(8):7-14.
刘海峰. 高考改革新方案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推进[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