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这“一代作家”究竟是谁？ | 新批评

特邀主持｜李 壮

青年作家的“代际”问题或者说青年作家的“群体面目”问题，一直是文学评论界讨论甚至争论的焦点。其总是能够在有关“麻木”的巨大焦虑中挑动我们日益疲倦的神经，“××后”“××一代”的说法如今不仅在媒体传播的层面上备受青睐，同时也渐渐登堂入室，渗透了学术话语，理直气壮地摆上了研讨会及课题项目的桌面。一种集体命名的热潮背后透出了哪些更深处的玄机和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樊迎春的姿态颇为坚决，她说，“一代作家”的称呼并不应当被理解为加冕，甚至“没有‘一代作家’需要被概括”。在她看来，共名往往意味着捆绑和规训，当下青年写作者在文字内外背负的共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本文中，樊迎春具体分析了青年作家创作中呈现的两种突出现象，其一是乡村经验的重复泛滥，其二是城市书写的千人一面。二者本身并非特别新颖的内容，它们曾被多次放置在其他话题框架下被加以讨论，如青年作家的同质化话题、富足时代的经验匮乏话题、作家对生活的提炼能力减弱话题等等。但在这里，当它们同“代际共名”的话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无疑又能引起我们新的思考：在“某代作家”的话语假面和青年写作的具体困境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暧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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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作家”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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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迎春

 在大大小小的各种作家作品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可能不是某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作家的问题”，批评家多因顾及各种因素对作家报以同情之理解，而以代际区分和命名作家已成为批评界持续反对却也持续使用的共识，于是，“一代作家的问题”成为最简单也最“学术正确”的批评话语。那么，“一代作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一代作家”究竟是谁？在作家之中是否真的存在共有的无法超越的问题？又或者只是我们的批评家言辞太过匮乏？鉴于学界已经对截至新写实小说及之前的文学史达成了诸多共识，我们不妨立足于“经典化”之外的、活跃在创作一线的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来讨论相关问题。

一、泛滥的“故乡”

因为通讯媒体的发达，我们得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而因为诸多作家的创作，我们得以遍览祖国各地风情，尤其是乡村。本以为在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等扛鼎作家笔下，乡土中国早已被书写到了某种极致，但我却在多个青年作家笔下认识了祖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村庄、小镇。这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镇，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就像我们说起童年、说起高考、说起初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经历百里挑一，无可替代。那么书写故乡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每一个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以书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经历、人物原型来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锤炼自己的技艺，这如果不是规律，至少也是惯例。哈德罗•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就多次强调，真正的文学性正是在于作品体现出的“陌生性”（strangeness），与前辈作家作品的陌生，与以往形象、故事的陌生。得益于中国国土面积之广袤、风土人情习俗之迥异、地区民族构成之差异，几乎所有对故乡的书写都能让人“耳目一新”，西北的、中原的、江南的、海岛的，我们不断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更新着自己既有的乡村经验，感受着那些与泥土相关、不相关的悲欢离合。那么，问题究竟在哪？

与早已经典化的诸多作家借乡村书写大历史、大事件不同，青年作家对乡村的描述多在于故乡的人情人事，然后在这些看似独特的人情人事中表达自己难以掩饰的乡愁和文化焦虑。故乡之于所有人都是“你可以恨它，你可以爱它，但你永远无法摆脱它”的复杂所在，但现在活跃在创作一线的青年作家几乎没有谁是完全生长在乡村的，故乡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只是童年或者少年时代的记忆，但却成为可以私人占有的书写资源。青年作家们赋予这份资源以回忆、乡愁乃至乡土文化失落的焦虑，但这都不是新鲜的话题，于是问题在此显现。青年作家作为文坛写作生力军，与之前经典化的乡土写作的作家相比可以提供哪些更新的东西？他们的回忆、乡愁、焦虑乃至文化思考有何不同之处？乡村人情人性的美与复杂我们见了太多，所谓民族的劣根性与经济发展对乡村的冲击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次，青年作家能提供的现代化观点是什么？他们对于中途离开的乡村除了原景重现之外，是否还能提供其他东西？西北的羊肉泡馍与江南的池塘青蛙纵使千百种不同，也终究是地域化的、个人化的，它们需要携带更多被书写的文学意义。追忆青春或塑造群像或撰写乡志，那是可以消遣的文学，是可以使用的文学，但不是有价值的文学。“文学无用论”自诞生起便是伪命题，无用的从来不是文学，而是粗制滥造的文学，是重复乏味的文学。正如所有荣誉都属于故乡，所有失败都源于泛滥。

那么，泛滥的“故乡”是所谓的“一代作家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二、他们

都住在“同一座”城市

在书写故乡之外，还有很多青年作家致力于书写城市，确切地说，是致力于书写城市里男男女女的生活。这些人多是生活或工作或感情或三者都不顺利的“失败者”，而他们的“失败感”大多源于自己的精神困境，孤独、沮丧、不被理解、理想被现实打败，或

对以上所有心有不甘。中国古语云“无欲则刚”，城市里的红男绿女都在自己物质、精神需求应该被满足的欲望中起起伏伏。青年作家赋予他们漫长而细腻的心理活动，赋予他们哲学而深奥的思想挣扎，当然也赋予他们家庭的负担、情感的纠葛、伦理的困境。最后，赋予他们救赎或逃离的可能以及救赎与逃离的行动、救赎与逃离的失败。当然，“失败者”这一群像之外还有许多“旁观者”，青年作家借他们的视角坦然地描写城市中的一切，蝇营狗苟或仁义道德，男盗女娼或温情脉脉，作家的主人公以完全的冷眼旁观一切，没有悲悯也没有欢呼，是近乎冷血的接受与平静。这种人物形象在城市书写中似乎比“失败者”更进一步，但在文学谱系上的位置却值得琢磨。不管是“失败者”还是“旁观者”，青年作家呈现出的似乎都是“同一座”城市、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地铁公交、同样的无名小卒、同样的权贵资本、同样的记忆创痛、同样的现实刺激、同样的失眠夜晚、同样的喧嚣的黄昏。

每每读到这些城市的故事，总是想起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为我们描绘了城市的多个面孔，大汗作为理想听众沉浸在对它们的欲望与幻想之中。完美的晶体结构与轻盈飘逸的文风建立在非凡的想象与隐喻之上，看见的与看不见的，何止是城市。卡尔维诺呈现的，是丰富多元的文学世界。但我们的青年作家，他们对于城市的想象与描绘是如此单调，他们对都市男女的书写始终无法跳脱庸常的生活，无法祛除自我成长的痕迹。在青春书写早已被淘汰的青年作家笔下，城市这一空间所特有的文学特质并没有得到有效挖掘，他们只是将他处的一批人搬到此处，上演着此处与他处共有的故事。被浪费和低估的不只是城市空间，更是每个人与每个不同城市之间的独特互动与现代叙事。当然，和纵横文坛多年的乡土叙事相比，城市书写无疑才刚刚起步，还有太多能量没有被发掘和释放，但在刚刚起步时就陷入“单调”的质疑，这或许是更可怕之处。

那么，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是所谓的“一代作家的问题”吗？也不是。

三、打破代际面具

我用“青年作家”这一群体性词语进行了以上两个问题的叙述，却依然没有抵达“一代作家的问题”，甚至于自己似乎又掉进了“一代作家”的命名迷雾，但这恰恰是我想要反驳的，“青年作家”绝不是“一代作家”，任何作家都不是“一代作家”。不管是细察出生年代还是成长环境，考究作品书写内容还是成名时刻，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不能成为代际命名的对象。

青年作家是文学创作场上的先锋军，但绝不该是训练有素的方阵队列，整齐划一或令行禁止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故乡，居住于不同的城市，学的是不同门派的武功，理当有最多元活跃的交锋。“一代作家”的面具之下，是泛滥的故乡、是城市的同质、是故事与人物的单一僵化，河南乡村的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通奸的理由和魔都上海里的Nancy与Peter外遇的情形并无二致。从来没有“一代作家”需要被概括，正如从来没有“一种乡村”“一种城市”需要被代言。这样的概括与代言赋予青年作家的是心理学上所说的

“安慰剂”，让他们得以沉浸和解脱于自己的舒适区，于是在乡土、城市、人情、人性、肮脏邪恶甚至真善美之后，不同形式的妥协或解放总会降临，生活继续，写作继续，青年作家戴上面具流连于无意识中对代际的认可与对局限的归顺。

我绝不是以此一杆子打死一船人，只是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青年作家中的优秀书写者不胜枚举，但他们的优秀也并不是“一代作家”的优秀，不管是从故乡焦虑走向日常探索，还是从自我挖掘迈向历史叩问，题材的变化与书写角度的不同和作家的风格一样，永远都是个人化的。或许许多青年作家也反感外界对自己的命名，那么反抗这种命名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品的超脱。红尘滚滚，书写一段生活或讲好一个故事，青年作家拥有的“自己的园地”绝不是回不去的故乡，更不是融不进的城市，而是生活与故事之外的“一个作家”的写作视野与文学理想。机械复制的时代，“一代作家”的称呼绝不是加冕。

当然，我也并非否认物理时间意义上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与历史困境的共享，如青年诗人、学者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正是当下代际问题研究不可跨越的重镇，也如当代文学批评先驱黄子平所说“批评永远是同时代人的批评”，我恰恰是在此基础上反对“一代作家的问题”的说法，已然不得不同享了无法参与历史的时代，已然被决定要为同时代人书写，那么还需要更多的捆绑和共名吗？还要杀死更多的可能和寻求共同的遮蔽吗？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吁求青年作家以新鲜和活力摆脱无形之中的枷锁，以更有生命力的写作特质抵抗乡村与城市的永恒迷思，抵抗导致慵懒与颓丧的“一代作家”的面具。

今天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力量厌弃时代的大叙事与大话语，但青年作家依然不能也不该挣脱天赋的使命。他们永远写不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王安忆等人的时代图景与家国故事，即使成熟稳重如张悦然、葛亮书写历史时也依然局限于无法提供新的历史认知与反思，但他们的优势恰恰在于写作视野的宽广，写作伦理与文学信念的现代，他们完全拥有自己的天地和丘壑。这就是青年作家的使命，不是谁的谱系的传承，也不是可以笼统收束的“一代作家”，而是个性鲜明的、有超越生活与时代的文学意识和文学追求的笔耕者。在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事实的当下，青年作家依然应该有舍我其谁的精神，这不是傲慢与姿态，恰恰是文学的希望。

经常看到作家在创作谈中说自己走上写作道路是忠于内心，是“不得不写作”，我想，作家在不得不写作的同时更应该不得不焦虑、不得不痛苦、不得不探索、不得不发现、不得不超越……是的，这是我的过高要求，但这也正是因为我的言说对象是青年作家，他们拥有倾听和更新的能力。当然，这更是对我们批评者的要求，不盲从，不偷懒，不瞻前顾后，不图一时之快。希望下一次参加的作家作品研讨会，可以明确听到，“这是某个人的写作问题，他（或她）可以对此进行超越”。

作者简介

樊迎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研究成果散见于《北京文学》《芒种》《上海文化》《名作欣赏》等；参与创办文学批评类公众号“同代人”并长期供稿；2015年和2017年分别入选“两岸青年作家研习营”及“华语语系研究国际学术研习营”。

刊于2017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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