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领说 | 哈佛博士的有趣研究:为什么翘课越多的学生薪资反而更高?
京领特邀专家
本科、硕士毕业于北大,博士毕业于哈佛
读博时获得四年哈佛校长奖学金
曾为世界银行、英国救助儿童会等机构提供教育相关咨询。
郭娇博士曾经对近国内3万名毕业生开展调查,试图寻找大学生翘课与未来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这一问题京领特别邀请郭娇博士来分享她在调查过程中的收获。
以下为访谈全文:
01
国内学生翘课要比国外多吗?
相对于中小学阶段,翘课行为在高校更为普遍,根据国内研究人员对附件三所大学的调查显示,68%的学生有过逃课经历。在对湖北与四川两所本科的调查表明,约30%的学生自我报告每周逃课3次及以上。国外高校也面临相似挑战。研究人员对日本一所中等规模私立大学的英语必修课开展研究,发现翘课比例为13%。调查美国一所大型公立高校的经济课,逃课率高达27%。这些调查结果突出了翘课现象的覆盖面广,且部分学生出现频繁的翘课行为。遗憾的是以上调研都局限在个别地区的个别高校,样本量小,无法反映国家层面的整体现状。所以无法将国内与国外全面对比。
0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生翘课?是因为懒惰?
翘课现象的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学生的时间管理等个人特征,也有老师的教学设计等课堂环境。究竟哪些因素导致大学生产生了翘课行为?有学者归纳出常见翘课理由如下:学生认为翘课不会影响成绩,教师不关心到课情况,课程内容可通过其它渠道掌握,学生熬夜导致睡眠不足,教师讲课单调,学生把时间用在自己更喜欢的其它学习任务上,等等。还有学者发现男性、高年级、有兼职工作以及具有外向型人格的大学生更容易翘课。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学生翘课未必都是非理性行为。在学习技术不断革新、学习资源不断丰富的当下,大学生或许会选择各种替代方式(网络公开课等)来主动学习。
03
翘课会给学生们带来哪些影响?
从影响上看,现有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翘课行为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们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经济课上规定期中成绩低于平均分的学生必须到课。这些学生的期末成绩反超了原来领先的同学。然而,检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尺不能停留在一个分数或一纸证书。从长远影响来看,当毕业生进入职场之后,其薪资水平、就业满意度以及工作稳定性等职场表现更是检验培养质量的“试金石”。从大学生职业发展的角度来探究翘课行为的长期影响的研究目前非常必要,类似的研究能对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及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04
您的研究方向?
我的研究主要是面向毕业一到六年的大学生,尤其是来自中西部地区普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调研。在剔除IP地址重复、应答时间异常等个案,最后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共29601份。
05
大学生翘课是普遍现象吗?
事实上,不是的。我发现大学生里从不缺课的占1/4,常常翘课的仅3%。具体说,我在调查问卷里提出了一些对应的具体问题,如:“请对自己在读期间总体的缺课状况进行评价:1常常缺课,2偶尔缺课,3几乎不缺课,4从不缺课。”这四类群体在样本里各占3%,32%,40%以及25%。常常翘课的学生仅占少数(不到5%),大多数学生都是偶尔缺课或几乎不缺课,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从不缺课。
06
什么样的学生更爱翘课?
我们并没有给翘课的学生贴标签,但是从调研数据来看,农工阶层子女等弱势群体更少翘课,与之对应的是来自东部地区、城市生源、就读于研究型大学(原“985”或“211”高校)、理工学科以及父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男性大学生,更多存在翘课行为。举例来看,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如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律师、军人等)的大学生,相比农工阶层子女(父亲职业为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翘课更多。
07
翘课对他们未来发展有影响吗?
我的研究中也包括了对学生就业质量的分析,主要是从薪资水平、职业流动和就业满意度这三个维度,并探索翘课行为对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这次调研的数据表明,毕业一到六年的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翘课行为越多,毕业之后的薪资越高,就业满意度越低,跳槽越频繁。对比“常常翘课”与“从不翘课”这两类学生群体,他们当前的年薪、跳槽次数以及对就业现状的整体满意度都存在显著差异。
郭博士曾经对近国内3万名毕业生开展调查,试图寻找大学生翘课与未来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日前,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郭博士认为,这既是指明了提升学业挑战度又指明了激发学习动力等改革路径。减少学生翘课行为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抓手,对此,她的看法是:
减少翘课,应针对个别学生对症下药
在我的研究报告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学习过程的自主性与自律性。与中小学生不同,大学生在设定学习目标、获取学习资源、投入学习时间、管控学习进度等方面的主动性更强。高校到课制度更需要基于实证研究来拓宽设计思路。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只是偶尔翘课或几乎不翘课,常常翘课的只占3%。可见减少逃课行为的关键不在于机械式的强制每一名学生从不翘课,而是要甑别出频繁逃课的学生(例如每周逃课3次及以上)再对症下药。
锁定这个群体之后,教师可通过问卷或访谈倾听这些学生的声音,摸清他们逃课的深层原因。对熬夜、兼职或赶其它作业的学生可加强时间管理能力;对觉得学业挑战度不足的学生可采用随堂测验、团队竞赛等对抗性较强的教学活动来激发动力;对学习吃力、有挂科风险的学生可规定其必须到课,并提供课外答疑、自习小组等支持手段。
隐性逃课是最大挑战
在研究中,还发现从不缺课的大学生占到四分之一,且工农阶层子女等弱势群体更少缺课。这一方面表明这些群体在校期间自控力强,循规蹈矩,更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来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反映出他们规避风险,较少尝试其它替代性学习方式。
对这部分学生而言,高校管理者与教师需在培养过程里应对以下挑战。首先是隐性逃课。有研究发现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课上至少有一半时间都是“人在心不在” 。相对于显性逃课,这种隐性“怠工”更不易察觉。其次是学习途径的单一。研究人员构建的大学生时间投入模型显示中部地区的资本密集型行业(金融等)更看重实习。缺乏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在激烈的求职竞争里难占优势,甚至被“一票否决”。
如何避免大学生的隐性逃课?如何实现学习与实习的最优时间分配?这些追问提醒我们:对本科教学质量的评价不能停留在到课率,也不能满足于期末分数,而要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看其是否切实转化为毕业之后的职场竞争力。
要根据学生性格因势利导
在研究所涉及的三万份有效问卷中,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翘课越多,毕业之后薪资越高,就业满意度越低,跳槽越频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翘课行为本身提高了薪资水平,而是反映了驱动这种行为的风险偏好等人格特征。例如翘课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越倾向于选择民企、外企或自主创业等体制外工作。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择业偏好。
相比而言,翘课越少的大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体制内工作(例如公务员),即使薪资偏少,但工作稳定,就业满意度高。这一发现或许能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提供些许启发:大学既要培养循规蹈矩、自控力强的“好学生”,也要呵护其对风险的预判与担当。这样的毕业生才能拓宽择业选择,把握机遇,应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职业挑战。
编者:
在更为现代化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接受教育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学习范畴。对待翘课这一问题也不能用老眼光笼统的归结为学生自制力的薄弱。郭教授表示希望这一研究发现,能为未来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导向提供参考和启发,以推动我国本科教育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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