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胡风事件，冤狱牵连两千多人，舒芜为何不忏悔
诚然，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而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是对历史最负责任的态度。惟有以个人的惨痛经历与艰难的思想挣扎，向时代与历史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幻想与破灭以及挫败之后的最终选择，才能展现个人的道德良知和历史责任感。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姚峥华
面对历史的真伪，我们无法简单粗暴地一二区分，“当事人怎么说”成了迷雾重重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北京出版社“述往”丛书，2017年10月出版了舒芜女儿方竹写的两部作品《人生实难》和《日记中的爸爸舒芜》，无疑是站在舒芜立场最想表达的声音，意义尤显不同。
晚年舒芜怎么说？
▲ 《日记中的爸爸舒芜》 作者：方竹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掀起的波及全国2000多人的浩劫，舒芜在多篇文章里阐述了时代环境、历史背景及个人在其中的思想沉浮。
从《回归五四·后序》《舒芜口述自传》《后序附记》《又附记》甚至到晚年时期杂志上的小文章《贾拒认舒版本考》……他多次发声，“当然无力说明全局，也未作此想。我想说的只是我这一份，只是我这一颗棋子，在这一局之中，走过（和被走过）的那几步。（1999年10月舒芜写给彭拜的信）”
舒芜的“说”，只限于自己——“大我”跟前，“小我”如何。
对那一场“浩劫”，他经过几十年认真思索后的最直面的自我剖析，是晚年75岁时写就的文章《回归五四·后序》（刊登于1997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后收入《回归五四》一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里边写道：“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像一个句号，一段结语，以“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回答了四十多年来外界的愤怒、疑惑、不解和猜忌，并交出了自我心灵的最终答卷。这几乎是我所能找到的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最大限度的“忏悔”了。
此后，少见更肺腑的发声。
▲ 《回归五四》，作者: 舒芜
方竹的新书，距《回归五四·后序》刊登过了二十年，这期间，胡风分子相继去世。舒芜也于2009年8月18日走到了人生终点。书里边，舒芜怎么说？方竹所记录的“说”里会有晚年舒芜新的认知吗？我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书做得雅致，带着一抹“述往”的时光底色，苍茫之下分明有丝丝暖意。
“谁把信拿出来的”真的重要吗？
《日记中的爸爸舒芜》中，“1997年8月”这一天记道：
午饭后叶遥阿姨（时为《人民日报》社编辑，为了校对的准确，借走了胡风致舒芜的信件）说，“当年，你爸爸还不想把信拿出来，推说没在身边，是你奶奶从床下拖出个箱子说，喏，都在这里。”客人走后，我问爸爸：是当年不想拿出信吗？爸爸说，不想拿出来，因为那些信挺珍贵的。原来是奶奶把箱子拖出来，这个细节叶遥不说我都忘了。
同样的细节，在《人生实难》中《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记父亲舒芜》篇目中出现，该文最早刊登于《新文学史料》。
当时是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在1997年发表后，各方反应不断。11月29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叶遥在《文艺报》登载了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情况做了一番陈述，并登门与舒芜叙聊。方竹记录了那一天叶阿姨与父亲的重要对谈。
信是奶奶拿出来，父亲舒芜一开始并不想拿，原因是信很珍贵。这是方竹要传递的信息。她在《人生实难》中对此也情绪激动地表述着，“经过抗日，反独裁争民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上，那时的紧跟，是和理想、信仰而非功名利禄挂钩。对自己及朋友都严格要求，希望和朋友共同前进，这种单纯的执着，竟变成出卖、叛徒；胡风的信明明是被取走，非说是上交，真是无语问苍天！”
信是谁拿出来，谁拿走的；是上交也好，被取走也罢。事实在于，胡风写给舒芜的信，确实是从舒芜家里交出去的。
而这些信，直接导致了一个全国性的大灾难——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为“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文章的编者按说：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 胡风（图/网络）
舒芜的材料大致有三部分：从胡风给他的书信中摘取一些段落或句子并分类编排；对这些段落或句子分别加上他的注释；舒芜本人的文字。
《人生实难》中，方竹与父亲谈论起这个话题。舒芜说，当时，叶遥拿来批判提纲，宗派主义是最后一个。我说，就写这个吧，因为那是最不上纲上线的。
《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也写道，他最初的文章题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后被一改再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系“始料未及”。
随后，胡风及各地“胡风分子” 如路翎、阿垄、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方然、王戎、化铁等文化人都难逃其咎，92人相继被捕，或入狱致残，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下场悲惨。这一场运动全国有2000多人受到波及，时间长达二三十年。
历史的过往，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或消失。从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梅志的《胡风传》，彭燕郊的《回忆录：那代人》，贾植芳的《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晓风编的《我与胡风》，到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冀汸的《血色流年》……历史事件面前，当事人怎么说？他们一个个走到前台，叙述并展示了自己所认知的一面。
胡风致舒芜的信，成了历史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了舒芜终身的一个敏感词。
“胡风分子”纷纷疏远真的离奇蹊跷吗？
方竹在书中写道，1985年胡风一案被彻底平反，公开于出版物上，有关文章逐日增多。反映在父亲生活中的，首先是他的几位朋友的疏远。
语气间能感受到作者的委屈和无奈，更多的是站在女儿的角度对老父表达一种关切和爱。这个时候，感性往往占了上风，尽管作者会认为自己以理性为基础撰写过往的历史。
方竹文章中点到很多人，最判若两人的是绿原先生。1981年，绿原、牛汉合编的《白色花》出版，绿原在序中写到，把这二十位作者约到一起来，只有一条理由：他们都是同案人。直白地说，这本合集带有平反的性质。
《白色花》尤如一朵白色的花，象征祭奠和怀念。舒芜也收到这本书，扉页上绿原、牛汉所题的上款是“重禹兄存念”。“舒芜兄”成了“重禹兄”，舒芜敏感地意识到，称呼的改变有什么含义？此后，不单是疏远，甚至以文章的方式表现决裂。
方竹提到，绿原在各种文章中多次提到舒芜，“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她认为此话不恰当，改成“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当时弥漫全球的极左社会主义思潮是不行的”会更合适些。
舒芜也问女儿，绿原现在这么恨我，怎么当初还和我那么好呢？简直无话不谈。方竹说，仇恨一直埋在他心里，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胡风一案不翻也就罢了，案子一翻，仇恨全出来了。
▲ 绿原（图/网络）
不知女儿方竹说这话时，老父舒芜的内心如何作想？“仇恨”的种子，只待发芽生长。后来，方竹认为自己分析很恰当，因为它“适合胡风派中很多人”。这里边包括贾植芳。
2006年，舒芜在《万象》杂志上刊发了《贾拒认舒版本考》，对“传说”中的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进行了考辨。有弟子从贾先生的日记中找到原委：“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作代会时，……某一天上午，我听到叩门声，开门后，原来是舒芜来访。我以对陌生人的冷淡态度问他：‘你找谁？’他则是满面笑容地像熟人的表情对我说：‘就找你。’我听后以不屑一顾的冷淡态度回答说：‘我并不认识你。’后即随手重重地把门关闭。”
舒芜在版本考中说，“有没有这件事呢？我不记得有，也就是，我记得没有，可是说者说有。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都没有什么趣味。而说有者乃有四说，形成了四个版本，有趣在此。”人们因此更愤怒了，认为其不老实，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贾植芳于2008年4月去世。方竹如今书中提起，写道：“其实主动拜访也不会损害贾先生的高大形象嘛。”
还有“胡风分子”彭燕郊，方竹说他与父亲通信或诗歌往来密切，信末有时还写着：“此信写得太长了，下次再写吧，总写不完似的。”然而到了2002年，上海召开“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暨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后，再无通信。“他和别人谈到父亲时，态度和观点与前大变。”
还有“胡风分子”牛汉。牛汉是“胡风反党集团”众多成员中第一个遭拘捕的。1957年，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他以“牺牲个人完成党”做了铿锵有力的回答。1965年审判胡风的会上，牛汉挺身辩护，被轰了出去。
记得2011年1月6日，严寒里，我与《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奔赴朝阳区八里庄北里拜访牛汉先生，提到舒芜“交信”问题，牛汉说得斩钉截铁：绝不原谅，毫不含糊。
▲ 牛汉（图/网络）
那次他还提到，“舒芜交出信件是个大事件，证明‘胡风集团’有人‘起义’了。舒芜说聂绀弩同情他，我知道绀弩内心不是这样。我跟绀弩谈过。你舒芜交信考虑过后果没有？你舒芜交出的信，成为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主要依据。后果他知道，不仅仅是交材料，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这样？！1983年，中国作协召开有关胡风问题的座谈会，事后舒芜找过胡风，胡风没让他进太平巷的门。胡风拒绝见他。”
其实以文章反击舒芜的还有“胡风分子”何满子，他的看法代表大多“胡风分子”的看法：“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连我这个跟胡风毫无关系的人，竟然也受到了牵连。为此，我这些年写了十多篇反击文章。”
众多当事人这样说或那样说。那么，疏远又说明了什么？
诚然，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而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是对历史最负责任的态度。方竹下笔坦诚，立场鲜明，于她，已尽最大的理性来描绘父亲的思想重压，甚至拿台静农先生的“人生实难”做为书名，勾划舒芜极其不易的一生。
然而，如果“舒芜兄”成了“重禹兄”，已经让舒芜有所感，他又为何不直面自己的内心呢？
找相同的做法，是应负沉重责任的真举动吗？
经历了一个苦难的时代，每一点反思的结果都弥足珍贵。当事人怎么说？不同阶段怎么说？愈发重要。惟有以个人的惨痛经历与艰难的思想挣扎，向时代与历史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幻想与破灭以及挫败之后的最终选择，才能展现个人的道德良知和历史责任感。
很多文化老人到晚年都在历史回望中深深忏悔，如巴金写下了《随想录》。他说，以后不能再说假话了。2004年2月20日《日记》记了舒芜的话：
他（巴金）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他说以后不能再说假话了，意思是当年我们有意说假话。其实当年大多数人是真心实意相信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几年，都欢欣鼓舞，我就是真心相信。
按法学教授王人博的说法，这明显是两个语境。巴老的语境是面对历史教训，“不再说假话”让历史不再重演；舒芜的语境是历史现场跟前，说的是真心话，非“有意说假话”。 历史现场对于文本而言就是情景语境，而“理解”只能在语境里被理解。
舒芜的“较真”，似乎埋有伏笔，不忘为当年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或开脱。舒芜说，当时的隐私观念比较淡薄，觉得私人所有东西都可以向党公开，对党不存在任何秘密，鲁迅不也公布私人信件吗？
同样，《舒芜：不幸的思想者》中，方竹也措辞较为严厉地写道：“认清当年的形势，才能弄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言行。否则，无法解释胡风早在舒芜所谓‘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是叛党分子。”
“按当年的标准，胡风先生这就是为革命着想，在个人感情上，毫不顾惜朋友之情。但是，若按当今对舒芜的指控，他无疑也是卖友求荣、是趋炎附势，是超越道德底线。”“胡风和舒芜，言行大同小异，所作所为，或算思想问题，或算道德问题，理应承担相同的社会评价。”
此处让我想起一种“低端”游戏，叫找相同，在不同的图样中找出相同的样式。
当年翻译家冯亦代是章伯钧家的常客，却“卧底”地经常向组织汇报章伯钧的言行，幻想得到组织的信任。此事无人知晓。晚年他主动写进《悔余日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同样的还有黄苗子“密告”聂绀驽。在反思中他们都没有“找相同”。事实上又真的“相同”吗？
舒芜曾为自己一生中几次的思想转变做过一番梳理，“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
从一个接受新思想的青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舒芜和当时全国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一起走上了转向之路，甚至因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而犯下巨大的罪过，“到几年后的一九五七年，爸爸已意识到很多问题，从无条件信仰到提意见、批评，因言获罪成为右派……（方竹《人生实难》）”
到了晚年，经历几十年的思考，舒芜认为可以说得透彻一些，发表了阐明当年思想观点的《回归五四·后序》：“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承担什么责任，该如何承担责任，又如何去承担责任，舒芜没再多费笔墨。人们又一次失望。
▲ 舒芜（图/网络）
方竹则在书中鸣不平：（写《回归五四·后序》）没想到依然招来很多不伦不类的指责。她甚至批评外界谴责的声音，“不能简单以当今世俗之心去评判理想高于一切的当年的人和事……缺乏善意公正的理解。”舒芜晚年真的没有话要说了吗？
“我写了有什么用？他们会说，呵，还在辩护！”“你说是这样，他们非说不是这样，没法说！”“他们眼睛都盯着我，动辄大骂，算了。”这样的句子，书中多次出现。晚年舒芜确实不想说了。无说法，无举动。
所以，“胡风分子”贾植芳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发现他（舒芜）对自己50年代犯的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毫无悔罪表现，……因此，与他断然绝交，划清界线。”
不是“胡风分子”的很多旁观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在钱文亮教授的《个人在历史中——谈舒芜<回归五四>》可以看到，“在经历了由他引发的巨大悲剧之后，在人们已经具备反思历史的从容与客观的现在，舒芜还是想将责任推给历史，甚至推出胡风及其朋友们，力求从丑恶的过去中得一个清清白白之身，就显得令人绝望。”
普通读者如我，也惟有一声叹息了。
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打脸。舒芜年轻时曾把认识胡风当做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胡风是具知名度的文艺理论家，舒芜还是一名默默无名的年轻人，他比胡风小二十岁。正是这个“最重要”之一，让舒芜的一切最终无法绕开“胡风”二字。这是他这辈子始料未及的，也可以说，避之惟恐不及的。哪怕他后来一再地写《后序》《后序附记》《又附记》，也仍未回归“五四”个人承担的起点上。
如果撇开面对历史“当事人怎么说”这个角度，我承认，方竹以一位深爱父亲并为父亲所深爱的女儿的口吻记录着并撰写着的这两部作品，是父女情深的书。
但我不得不承认，人生实难，人的忏悔更难。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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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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