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诈捐门”差点把蒋介石耍了，背后主谋很可能是他
▲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图/网络）
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哲之
1932年10月，在当时的首都南京，爆出一则颇具“黑色幽默”的新闻。这就是被称作“民国第一闹剧”的梁作友诈捐事件。
当时有一个名叫梁作友的山东人声称要给国家捐款三千万。他从乡下老家到县城、再到省城济南、又到南京，和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谈笑风生”，其中包括韩复榘、陈果夫、宋子文、张静江、陈公博等一干“有头有脸”的人物。最后，他更是在武汉直接面见了蒋介石本人。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一次就要捐出三千万的神秘富豪身上竟然连三块钱都没有，是个骗子。
▲网传“诈捐门事件”的主角——梁作友（图/网络）
“民国第一闹剧”基本事实清楚，但至今仍有重重谜团没有解开。梁作友，这个身体残疾、长相猥琐的山东老农，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接连骗翻诸多见识、学识都远在他之上的大人物，最终差点骗倒蒋介石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多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精都会相信他真的有三千万，进而好吃好住地招待他，并安排他去见蒋介石？反观梁作友本人，在此事件中并没有“诈骗”钱财，只能算是“诈捐”，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么干，图的又是什么呢？
笔者近日在一位民国报人的回忆录中读到此事后，颇感兴趣，并进行了一番探究。结果发现：其实梁作友只是个站在台前的“演员”，“诈捐”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另有其人……
长相猥琐的老农为何能骗倒众多高官大员？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年轻时做过记者，他曾说：“民国闹剧可谓多矣，若论第一闹剧，当属梁氏诈捐。”
笔者近日在阅读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陶菊隐晚年所著的回忆录《记者生活三十年》时，看到了这个“梁氏诈捐”的故事。但在书中，却没有找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梁作友除了接受政府安排的食宿以外、只是向宾馆前台借过几十元钱（有说几百元），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其他要求。——梁作友“诈捐”，到底图的是什么？陶菊隐也弄不明白。
陶菊隐又说：“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这也许可以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回答，当时国民党当权派都是些“拜金狂者”，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解释这场“闹剧”，未免太过简单，且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难有说服力。
毋庸置疑，梁作友是个骗子。提到骗子这个词，我们一般都会首先联想到漂亮的脸蛋、光鲜的衣着。可是梁作友身高不到1.5米，而且还是个“罗锅”（驼背），腿部也有残疾，走路都不利索。初到南京时，他“穿布短褂，青布裤，白布袜，青布鞋”——这形象怎么看也不像是千万富翁。
梁作友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口才不错，对自己的巨额财产来源，他自然也有一番说法。如说，祖上坐过大官，传下“原始积累”，爷爷这辈闯关东、在俄罗斯做生意发了财，财产传到他手上时又因他个人善于经营，钱滚钱、利生利，就有了六七千万，所以打算捐一半给国家”。
但是，如果说南京方面的高官因“山高皇帝远”，而不了解梁作友的真实家庭情况的话。那么，眼皮子底下有这样一个大富豪，家乡的“父母官”还能不知道？这些山东县里、省里的官员为何也会相信梁作友真的有钱，还把他送到南京去呢？
一个巧合：关于张宗昌遗失财宝的传说
在一些关于“梁氏诈捐”的文章中都曾提到过一个大同小异的背景资料——1929年，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第三次入鲁与军阀刘珍年混战一场，由龙口经海路败逃，沿途丢下不少辎重、财物。据说有一张存在日本银行的军费支票这时丢失。
梁作友就是山东龙口人。当他要捐款的风声传出来后，当时就有人猜测，一定是他捡到了这张支票。当然，梁作友本人始终都没有说过自己捡到了张宗昌的支票。不过，他越是不说、越是沉默，外人就越加相信就是他捡到了。
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自称有“三多”——兵多、钱多、女人多。单说这“钱多”：当时的军阀普遍横征暴敛，不过多数人还不至于鱼肉自己家乡的百姓。而张宗昌则不然，他是山东人，在山东敛财却达到六亲不认的程度。所以，他在败军之际丢失巨款的说法，有很多人都相信。这其中，也包括在南京的大员们。
▲张宗昌（图/网络）
这笔传说中的“张宗昌遗失巨款”是当时人们对梁作友捐款来源的唯一合理解释。一来，“三多将军”钱多，和“三千万”的捐款数额可以匹配上；二来，如果支票真的是被梁作友捡到的话，显然他是不能以个人名义从日本银行里把钱取出来的——只能捐给国家，由政府出面去取钱。让党国吃肉，他才能喝汤。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似乎可以印证：张忠昌的“巨款”是梁作友行骗成功的重要原因。
有网文说，近年有学者找到了梁作友的侄子、86岁的梁文盛老人。据梁文盛说，梁作友在龙口的客栈里做过帐房先生，正赶上张宗昌兵败，从龙口坐船逃跑，而张宗昌的马弁不知道为什么掉队了，来到梁作友所在的客栈躲避追兵，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包裹让梁作有保管，里面留下了一些纸币和外国银行的存折，总金额大约是3000万元。梁作友想捐献给国家的就是这钱，曾经当着面把这些钱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发现这些钱是张宗昌发行的货币，早已经不能使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场闹剧的另一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刚好急等着钱用。
“梁氏诈捐”发生在1932年10月前后，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九一八”与“一二八”，南京国民政府一面要应对日本人的侵略，一面又要错误地继续武力围剿红军。梁作友见到蒋介石时，蒋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在汉口主持“剿匪”。众所周知，打仗就是“烧钱”。南京国民政府内外两面作战，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这时候，恰巧来了个自己送上门的“梁财神”，能不相信吗？
梁作友如何当面“忽悠”蒋介石？
梁作友最终确实是被蒋介石接见了的，时间就在1932年的10月18日。但他见了蒋介石之后，两人究竟谈了什么，则显得扑朔迷离。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说：梁说这三千万元的捐款并不是他个人掏腰包的，而是他有一个办法可以筹到三千万捐款。这个办法就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全国四亿人，每人准备一个储蓄罐，每人每年只往罐里存一角钱作为爱国捐款，这样只需要一年不到的时间，国家就有三千多万捐款到手。这难道不是简单易行的筹款妙计吗？！
另种说法是：梁面见蒋介石后慷慨陈词，首先发表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国大论，接着又说全国有权有势的人应该带头捐款，他把一直带在身边的神秘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本子递给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地富商、高官的名单和应捐款数，压轴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蒋本人，其名下应捐款的数额就是三千万！梁作友的意思是，三千万的捐款是由蒋介石出钱，他来“顶名”，因为如果蒋以自己的身份捐钱，老百姓难免会想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为委座“顶”这个名，是为领袖分忧解难。
众所周知，蒋公极好面子，为此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在此“诈捐”事件之后的一两年里，他就接连“做掉”了杨信佛和史量才两位社会知名人士。“做掉”梁作友这个“小角色”、“小把戏”，不夸张地说，简直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毕竟梁作友撒下弥天大谎在先，在法律上也说得过去。
不过最终，蒋介石同样是出于“面子”的考虑，没有惩办梁作友，而是叫人给了他20块钱路费打发他回家，并对外发布消息称“姑念乡愚，不予深究，着即驱逐出境”。因此，梁作友没死纯属侥幸。
是激蒋抗日的“义士”还是脑子不好使的“笨蛋”？
那么问题来了，梁作友为什么非要去忽悠蒋介石本人呢？他再“土”、再“疯”也不会不知道“忽悠”全国最高领袖会有生命危险吧！
有人说，梁作友是一位爱国的“义士”，他的目的是“激”蒋积极抗日。据说，事件发生后不久，素有反蒋热情的陶行知听说此事就为梁击节叫好，还写了一篇传记,翔实记述了梁作友的生平,打算交商务印书馆刊印发行，只不过后来文稿被查禁了。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宣传需要而“拔高”了梁作友。一来，梁作友虽有一定口才，但文化、见识水平都不高，并不是有什么政治热情的人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终其一生，除了这件“诈捐”事件，并无其他类似举动；
二来，当年梁作友到南京诈捐并不是“悄悄地进村”，他是自县城而省城，由山东省政府派人护送进京的。在山东时，就有《申报》、《新闻报》等各路记者跟着采访报道。到南京后，更是每天都有记者在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围追堵截。但从陶菊隐等记者的报道和文章中并没有看出梁作友身上的“义士”色彩，媒体对他的观察普遍是“财神”或“奇人”。
那么，梁作友会不会真实只是一个“乡愚”，得了张宗昌的支票或者不知已作废的巨款，“很傻很天真”地去南京捐款呢？笔者以为，也不是。他的言谈举止像是个笨蛋吗？至于张宗昌发行的钞票是否作废，更是个伪问题。因为“得钱”和“捐款”之间已间隔了两三年。
在当时，即有媒体提出疑问：如说梁作友的捐款用于抗日，山东各地都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处；用于赈灾，他的老家县城就有赈灾机关；用于实业建设，交县里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奔赴南京？
梁作友只是个“演员”，闹剧的导演是韩复榘
陶菊隐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一书中说：南京财政部长徐堪事后告诉其友人，这是韩复榘对蒋介石实施的一种报复手段。韩一面扣留地方应上缴中央的国税，一面又向中央催索军饷。财政部愤然回复韩说：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于是韩复榘就“扎了一个毛人”冒充财神爷，送到中央去，使南京政府大丢其脸。
不过，陶菊隐虽然在书中提到了这个说法，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是政府的“遮羞之论”。
笔者不认同陶菊隐的看法，反而觉得徐堪的话恰恰道出了实情。
笔者注意到：最先将“梁作友要捐三千万”一事上报中央的，正是韩复榘。而且，在梁作友“骗子”的身份被公之于众之后，韩复榘还接见过他。这一点陶菊隐在文章中也提到了：1933年4月3日，韩在济南省政府又接见了梁作友，梁又炮制一个“十年节约救国计划”，具体办法是全国每人每月储铜元一枚，隔两年交款汇总；另设一个“救国银行”可利用此款发行救国公债20万元。韩对此表示赞赏，并设宴合影。
▲蒋介石与韩复榘（图/网络）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韩复榘对梁作友的态度十分反常。官场上的人，面对梁作友这种有“前科劣迹”的人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韩为何要一再接见他，还为之“设宴”、与其“合影”呢？
笔者认为韩复榘这么做是故意的，其目的就是继续“恶心”蒋介石。
历史资料显示：韩复榘本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1929年，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以山东省主席和每月60万元军费为“诱饵”招他，韩遂脱冯投蒋。其后，韩复榘对当时占领山东的阎锡山进行“闪电战”，将晋军赶出山东，自己则当了“山东王”。
但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如约给他每月60万元的军费。面对赖账的蒋介石，韩复榘借口地方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蒋介石拿他也没有办法。不过之后韩复榘还是不依不饶，几次跑到南京去找蒋介石要钱，蒋却避而不见。之后韩就和蒋彻底撕破了脸皮，全省税收不交中央一分。山东从此实际处于脱离中央的“半独立”状态。
“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想必正是这句暗含讥讽的话激怒了韩复榘，于是他就派了梁作友这个假财神去南京，“帮助”中央“点石成金”，并且还一“点”再“点”。纵观韩的一生，这倒也十分符合他为人处世的风格。
1942年，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一部本书，叫《蓝衣社内幕》。此书的第13章节即是《韩复榘游戏政府中的角色梁作友》。蓝衣社，全名中华复兴社，1932年成立，它是“军统”的前身。“梁氏诈捐”事件发生后，虽然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蒋介石岂是傻瓜？蓝衣社应该对此进行过暗中调查，并得出了“韩复榘借梁作友游戏政府”的结论。
▲《蓝衣社内幕》（图/网络）
“演员”梁作友据说活了45岁，因病而死；而“导演”韩复榘则没这么走运了。1938年1月，蒋介石派人将其诱捕，乱枪打死，据说死状非常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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