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伊朗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美伊关系如何演变
关不羽
专栏作家。人称“两脚书橱”，其实是个胖子。人生理想码字，平生所误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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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关系持续恶化，中东热点再次“大放光芒”。作为冲突一方，伊朗的关注度很高，与之相随的是各种误解、曲解。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确实有太多可以说的东西。要理解美伊关系，也需要换个角度，看看伊朗真实的过去与现状。
01
被妖魔化的古波斯帝国
1935年，波斯帝国统治者（头衔沙阿，源于古波斯帝国）礼萨汗通知外国使节将国家名称更改成为伊朗，伊朗为波斯之古地名。但是，礼萨汗的头衔还是“沙阿”。这是一个比中国古代统治者“皇帝”还要古老500年的头衔，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又称波斯第一帝国，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中，其形象被严重歪曲。现代娱乐业又将之“妖魔化”。两代“沙阿”征讨古希腊失败，让波斯人成了古希腊勇士的绿叶。早先的版本的古波斯沙阿是大腹便便、贪吃无能之辈，近年来更有好莱坞《斯巴达三百勇士》中半人半妖、纹身加穿刺的恐怖造型。然而，真实的历史中波斯帝国可比同时代的古希腊要文明得多。
阿契美尼德王朝实行的是行省制，中央委派的官员和地方势力共同管理行省。另外还有大量的附庸势力，以对孔雀宝座效忠换取保护，负有兵役和财税义务，但内政自治。因此，“沙阿”的头衔含义就是“众王之王”，古希腊人认为这是自吹自擂的夸张，其实那真是帝国庞大复杂结构的真实表达。
波斯帝国的“征服”在那个时代不算残酷，对手臣服以后就算加入了“众王”中的一员。除了约定的义务以外，帝国并不太多干预。帝国朝廷也不排斥异邦人，出任高官要职的异族代代有之。比如著名的吕底亚国王克列伊索斯被波斯打败俘获，出任了波斯帝国的财政长官，他擅长经营货币体系，据说是他发明了人类最古老的金属货币吕底亚金币。
与波斯帝国较为平和的秩序相比，古希腊诸邦可谓一片混乱野蛮，不仅战争连绵，更有劫掠其他希腊人并贩卖为奴的坏名声。
波斯帝国征服希腊的计划据说就是因为大流士一世听说了古希腊野蛮的情形大为吃惊，兴致勃勃地去输出“波斯帝国治下的和平”。他以为古希腊人会欢迎他带来的秩序与文明，但是桀骜的希腊人显然并不买账。
古希腊人的记载中充满了对波斯的偏见，比如吕底亚国王克列伊索斯被俘后的结局被他们说的极为悲惨，但是波斯人的史料里他还很风光地过了多年。根据出土金币看，波斯人的记载更为可信。
希腊人对自家的胜利当然更要夸张一番，其实波斯人对征服希腊并不算上心，他们的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印度。相关的记载漫不经心，希腊人笔下的大捷、全灭，在波斯人看来不过是一点挫折——很可能波斯人的看法是对的，因为希腊征服的失败对帝国的扩张确实没什么影响。走向全盛的波斯第一帝国最东端已经接近中国的新疆，东南面与印度河流域、帕米尔高原毗邻。
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后倒在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锐利长矛之下，但是亚历山大帝国如流星般逝去。而波斯帝国还有很长的历史，熬垮了古希腊后，和古罗马的对峙相与始终。古罗马共和国后期大幅扩张成为帝国，它唯一承认的另一个主权平等的帝国就是波斯，包括第二帝国帕提亚以及继之而起的第三帝国萨珊波斯。——汉帝国离得太远，有经济联系，但政治上相忘于江湖。
值得一提的是，波斯帝国的国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以免笃信“自古以来”的国人误解。对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熟悉的称呼是拜火教、袄教、摩尼教（其实是个分支）。这种宗教至今还在伊朗及印度等国还有留存，并未灭亡。也曾在中国传播过，却没有太多痕迹。倒是武侠小说的好题材，邪派高手云集的“魔教”、“明教”大都和它有关，最经典人物莫过于美丽的小昭。
琐罗亚斯德教还留下了一件让人害羞的遗产，就是肚皮舞。那原来是波斯宫廷的宗教秘仪，展示蛇一样的妖娆，据说脱衣舞也受其影响……扯远了，打住。
今天西方和伊朗乃至中东各国的文明视野，和两千五百年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有着微妙的相似。只是立场倒转，角色互换了而已。但是，今天的伊朗和古波斯其实没什么关系。复活波斯民族主义的努力在四十年前已经失败。
02
伊朗人的命运确实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波斯第三帝国萨珊王朝衰弱后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接盘，从此被卷入了宗教圈。但是波斯人转为什叶派要到15世纪末，本来是阿拉伯人的内讧，却第二次让宗教改变了波斯人的命运。
复兴古波斯文明的最后努力来自改国名的礼萨汗之子礼萨·巴列维，这是一代雄主，比其父更努力地推进世俗化，带领伊朗成为宗教圈里世俗化改革的希望之星——灯红酒绿、俊男美女的德黑兰还存于一代人的记忆中。比起同时代的欧洲并没有什么差距，繁荣、富庶、开放。
1963年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达到了冲破宗教樊篱的世俗化顶峰。土地改革、妇女投票权、消除文盲以及大规模基建，至今看来，巴列维的世俗化步伐在中东西亚地区都是相当超前的。
可是，如何用世俗意识形态取代宗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受到西方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引入西方的制度，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伊朗经历的世俗化洗礼虽然形式上很彻底，却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属于城市里的盆栽，广大农村的基层治理还牢牢地掌握在各级神职人员手中，识字率很低，更不要说什么现代政治理念了。盆栽城市中的盆栽知识分子哪里管这些？他们的生活第一需求是空气，第二就是足够高尚的理念，至于牛奶和面包的俗务，他们是不管的。
巴列维当然知道盆栽理想是行不通的，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用民族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取代宗教意识形态控制。将自己的王朝接续到古老的波斯帝国时代，于1971年举行了波斯帝国成立2500年的纪念仪式，进而修改历法，推行“皇历”。这一举措被视为去宗教化的最明确信号。但是，在盆栽知识分子看来这种民族主义又土又脏，不可接受，显然他们也不考虑文盲大片的国民接受能力到底多少——但人总是要信点什么的。
从白色革命土改撼动宗教势力的经济命脉，到去宗教化的政治宣示，巴列维已经深深地得罪了国内的宗教势力。加之油价下跌、白色革命的经济负担太重，他的统治受到了宗教保守派的挑战。国内局势陷入动荡，各大城市开始出现穿着宗教服饰的反对者。盆栽知识分子开出的药方永远是一人一票之类的先进经验，显然他们对数字的敏感显然太差，数人头的简单加减法对他们而言太难了。
巴列维可不糊涂，一手有中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另一手有强大的情报机构，也有搏一搏的自信。但是，他低估了危机的程度，也不理解此时的西方，当然也不能理解盆栽知识分子理念先行的思维方式。
西方既有马基雅维利式的老欧洲，惯于在他国内斗中两头下注的盈利模式。宗教保守派领袖霍梅尼得到了法国的庇护，他在欧洲早已赢得了一大票粉丝——正在黄金时代的欧洲人热衷于各路新奇的宗教、返祖式的香格里拉神话。他们从来也搞不清楚那些究竟是什么，也不屑于搞清楚，那只是他们的精神娱乐与表现自己高尚的点缀。
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万人恐怖的高级宗教人士在欧洲的声誉，也得到了盆栽知识分子的背书，按理说他们知道黑袍之下底色是什么。但是，这群人的特长就是自我欺骗后说服别人，而且为了打倒独裁者的正义事业，可以不顾一切。
其实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巴列维关系不错，并不想留客。他邀请了巴列维派代表来巴黎谈驱逐老教长的问题，既然是谈那就双方的事，你懂的。巴列维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提出驱逐要求。既然如此，德斯坦也乐意收一张好人卡，充当庇护者的角色。欧洲政治家的特长就是进退之间都有收获的游刃有余。
至于伊朗民众，城市精英唯盆栽知识分子的马首是瞻。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却没有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你把大脑交给了别人，结果就是这样的。而广大农村的“淳朴”农民，当然是唯神职人员之命是从。就这样，巴列维孤立得形单影只。
致命的一击来自美国，德黑兰浪潮汹涌时，美国选出了一位非常善良、理想主义、拥有完美履历的总统吉米·卡特。卡特总统擅长种花生，也擅长保持完美人设，对残暴的独裁者当然拒绝援助。
于是，伊朗军队也失去了信心，宣布中立。失去最后依赖的巴列维出走，复兴波斯民族主义、世俗化改革统统泡影。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以胜利姿态返国，德黑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老教长进城，欢迎人群达到三百万人。
03
伊朗人选择的结果
赢得政权的是宗教保守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怪异联盟，结果可想而知。短暂的蜜月期后，宗教派人士搞了一次全民公投，98.2%的高票正式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毫无悬念地成为最高领袖——这确实是一次民主投票。其后又是一系列的民主成果，诸如宗教警察、革命法庭、国有化等等。
自由和平等降临了。宗教自由大大得到了提升，带来了平等。1979年5月5日，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直接听命于最高精神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一支“治安部队”。
鉴于“治安”的范围几乎可以囊括一切，这支部队很自由，而其他人很平等。无论你是军队高官还是高校教授——很可能两个月前还是新科的政府高官或顾问，都会被平等地“治安”。这支部队的丰功伟绩将会包括维护次年的三八妇女节的秩序，“庆祝队伍”里居然出现了大量穿着巴列维时代服饰的城市女性。
要知道，一年多前，这些妇女还主动穿起黑袍抗议巴列维王朝迫害农村女同胞，不让她们把自己裹紧。不过，比起巴列维那点小打小闹的“镇压”，治安部队显然更有效率。他们会有效地保证她们这是最后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裸露出可耻的身体，其中一部分甚至是最后一次穿上衣服，第二天就只需要裹尸布了。
大学也是治安的重点，大规模收集违禁书籍，顺便收集违禁的人。书的结局是公开烧毁，人的结局也是再不能违禁了。曾经的国际大都会德黑兰就这样高效地被治安了。
既然武装力量另有其人了，以为骑墙就能继续混下去的军队稍稍会有所失落。整个军官阶层几乎悉数拿下，人数在六万到八万之间。这个数字过于庞大，处理起来也较为缓慢。其中将近一半会在1980年的秋天回到军队，因为伊拉克人趁着邻国忙于治安入侵了。不过，当他们回到军队时会发现，兵也剩得不多了，更要命的是一群毛拉如影随形，可以随时“出谋划策”。
那位被欧洲人和盆栽知识分子盛赞庄严、坚忍、高洁的老教长，也没让大家失望。他的高洁需要足够的“最终处理”来滋养，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大适合频繁出行。于是，在他窗外找了一处视野合适的中学，宽敞的楼顶被改为最终处理的仪式场。每次可以处理几百人，据说最多一天是两千，他们在老教长屈尊纡贵的目光之下完成了人生最后的任务——作为神圣正义实现的证明。
至于那些普通人，他们不满王朝末期经济危机揭竿而起，却在伊斯兰革命半年后开始抗议经济水平下滑，换来了老教长的怒斥“你们的祭拜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吗？”。可能他们没想到的是，“吃吃喝喝”这种小事，再也回不到巴列维时代的水平了。
2006年到2016年，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了450%。这次有爱国的伊朗人为苏将军复仇，悬赏出价是八千万美金要特朗普的命。毕竟里亚尔的贬值速度，连那位爱国者也没什么信心。
04
所有人都要接受自己选择的后果
1979年11月1日，老教长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并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神圣的光辉之下，什么外交惯例、规则也就无效了。
11月4日，大约500名伊朗学生终于成功占领了使馆的主体建筑。使馆的陆战队守卫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在90名使馆人员中，有49名被扣，最绝妙的是还有3人是在伊朗外交部公干时被扣的。在使馆被占领时，有六名美国人成功逃脱并在一幢公寓中躲藏了起来，他们在国际外交界同仁的帮助下不断转移，直到中情局将他们救离。
这一事件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老教长们对美国对前政权支持的念念不忘，全然不顾此前美国还企图和新政权再结新好的意图——盆栽知识分子留下了太多的梦想种子，足够种出很多花生。
卡特总统再无退路，只能在1979年11月12日起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开始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包括莫名其妙地驱逐了一些和新政权毫无关系的伊朗人。此后卡特政府还搞了一次失败的营救任务，在军事人员撤离过程中，又发生了运输机和直升机相撞的事故，成了大型撞车现场。
一连串混乱后，吉米卡特未能成功连任，如今他已九十六岁高龄，忙于伟大的世界和平事业而广受尊重。这个世界喜欢人畜无害、面带微笑的理想主义者，现实的残酷无足轻重。
法国非常欢迎新上台的伊朗伊斯兰政权，他们认为自己在此前的庇护是有效的投资。不过，老教长的正义铁拳很快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一厢情愿。法国照例接受了大量伊朗难民包括前朝高官、大批工程师、知识分子移居法国，直到到接受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此公是左翼官僚出身，60年代投靠了霍梅尼，在革命后担任了一年名义上的总统）的政治避难。
尽管法国政府要求巴尼萨德尔和另一位流亡反对派不得从事政治活动，但是老教长管不了那么多，愤怒突破了阈值。照例使馆被围、学生抗议冲击的戏码，法国政府吓得把使馆人员撤离了。法伊之间后来又发生一系列的曲折，结果是两国关系进入冰点，一度断交。反正当年的投资一点也没收益。
凡是为邪恶独裁者巴列维倒台鼓掌喝彩过的国家，此后统统被新生的伊朗diss。和伊朗人一样，所有人都要承担选择的后果。使馆被围这个心结就是那时留下的，川普说的52个目标暗指的也是当年的“伊朗人质危机”。
05
老教长的遗产
按照老教长的思路，全世界都将迎来宗教革命，概莫例外。但是，在冷战秩序下，他还是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当然在口头上还是斥之为“红撒旦”，不过苏联在外交上比美国要宽松很多，并不计较。在苏联的帮助下，政权继续维持。但是这个政权延续至今可不是单靠外援，其中多少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1989年，老教长在对诗人拉什迪发出追杀令轰动一时，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表达怒火。结果，拉什迪倒是没事，却死了一个日本翻译者，意大利和挪威的翻译者也受到了攻击。6月3日，他以88岁高龄去世。在继承人选择上，出现了问题。
什叶派有严格的教阶制度，这是纯宗教事务，世俗不能干预。而且，教阶并不是伊朗认证就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神学家也要认可。霍梅尼本人没问题，早就是公认的最高教阶大阿亚图拉。那么，他的继承人也要有相应的资质。当时普遍认为，应该宗教上是大阿亚图拉，政治上也有足够资历。这个人选很难挑。
全球大阿亚图拉有六十位左右（2014年时有六十四位）。可是，伊朗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能服众又有政治根基的只有霍梅尼的学生蒙泽塔里，蒙泽塔里极有神学天赋，大有青出于蓝的势头，一度是霍梅尼指定的继承人和副领袖。但是，他有改革派的倾向，并不支持政教合一的体制。最终在1989年3月28日被霍梅尼解除副领袖职务。
那么其他的呢？好几个不问政治可以排除。参与政治、年龄合适的也不见得“可靠”。蒙泽塔里同辈的中坚“1920世代里”改革派或倾向改革派的不少。反正是可靠的不合适，合适的不可靠。
最后定下了哈梅内伊，他的政治资历足够，历任伊斯兰卫队总司令、总统等最高官员。对政教合一的体制忠诚度很高，可靠也没问题。问题出在教阶，他只是阿亚图拉。这个神权国家中，这是很严重的软肋。不要说主要竞争对手蒙泽塔里不服，就是其他（包括别的国家）什叶派大阿亚图拉乃至阿亚图拉也不见得服气。
毕竟伊朗搞的政教合一体制是以霍梅尼的“神职人员监护”理论创设的，最高领袖是以宗教身份凌驾于行政、议会和司法之上的。尽管根据法律并没有明文要求大阿亚图拉的硬性规定，但是没有最高教阶显然是个问题。
而且，神权政治的国家中，大阿亚图拉的卓绝地位不可动摇。蒙泽塔里等“不服气”的、要求改革的大阿亚图拉是有活动空间的。因此，哈梅内伊虽然是坚定的保守派，却因宗教影响力的缺陷而比前任弱势很多。尽管1994年哈梅内伊如愿以偿成为大阿亚图拉，算是“补课”了。但教职资历先短了一块不说，神学修养是否配得上这个最高教阶也很受质疑。
因此，所谓哈梅内伊是全世界什叶派的最高领袖，就是严重夸大之词。比如邻国伊拉克也是什叶派强势，但人家认自家的大阿亚图拉“四大金刚”（其实是五人，一人完全退出政治）组织的宗教会议，并不是哈梅内伊的人马。这也是伊教的特点，不仅派别多，而是派内也分散，没有统一的核心。
哈梅内伊的弱势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权的存续。他虽然是前领袖的死忠粉，却在各方制约下较为务实。前任时外部四处树敌、内部高压清洗的状况有所松动，伊朗社会也显示出了一定的活力。
但是，哈梅内伊近年来身体不佳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将对伊朗政局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06
从哈梅内伊的继承人问题看伊朗的现状与未来
伊朗政坛主要是三大派系。现在执政的哈梅内伊和鲁哈尼可以视为温和保守派，他们坚持老教长留下的神权监护体制，不会主动推行根本性的改革。鲁哈尼可能比哈梅内伊在具体问题上更有弹性，对反对性别隔离、反对网络限制都公开表态过。在外交上很务实，强调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也符合哈梅内伊的思路。内政上则重视经济优先。这一派系主要是政府系统的职业官僚，正规军队里也广有支持者，算是主流派。
第二派是强硬派，世人熟知的内贾德及已经去世的苏莱曼尼将军等都是。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伴随政权成长起来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底层民众。内贾德是哈梅内伊以来唯一一位没有教职（不是神学院毕业）的当选总统，其受到哈梅内伊青睐的程度特殊可见一斑。他起家就是卫队系统，参加过两伊战争，一直干到特种部队指挥官。而哈梅内伊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内贾德可以算是嫡系。两人关系曾经被认为是亲如父子。2009年内贾德当选总统时反对派质疑作弊，哈梅内伊公开支持令其过关。
但是，出任总统后，内贾德和哈梅内伊关系逐步恶化。他对外强硬的态度不是问题。倾斜国防的政策、极端保守的国内政策，经济上搞得一塌糊涂有点问题。为了强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调整经济分配时动了教士阶层的蛋糕，引发了问题。他倔强而跳脱的施政显示了不受哈梅内伊掌控的倾向，导致失宠。2013年卸任后甚至一度入狱，2017年突然宣布参加总统选举，被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资格而后蛰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强硬派失势，苏莱曼尼将军后来的活跃就是如此。
第三派，是改革派。这一派别比较杂。前总统哈塔米、前总理穆萨维可以算是政坛上的头面人物，两人的气质和思想倾向都有当年盆栽知识分子的遗风。不过，哈塔米是宗教学者出身，看上去不那么西化。改革派的“总后台”还是2009年去世的大阿亚图拉蒙泽塔里，虽然他被哈梅内伊软禁控制，但是影响力依然巨大。他去世后哈梅内伊对改革派的容忍大幅退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权创立者霍梅尼的次孙侯赛因·霍梅尼也是改革派，而且很激进。其实他父亲、霍梅尼次子穆斯塔法身前就是著名的反对派，哈梅内伊上台后不久，穆斯塔法离奇死亡了，享年49岁，可谓是英年早逝，当时的伊朗政府甚至都没给出死亡的原因。
当然，也不要高估侯赛因·霍梅尼的影响力，霍梅尼家族的掌门人是长孙哈桑·霍梅尼，是祖父事业的追随者。只是霍梅尼家族的分道扬镳也可以看出伊朗政局的复杂性。
到底三派未来如何？哈梅内伊选择改革派为继承人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他的“务实保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自身弱势被牵制的结果，而非其本怀。从他与内贾德关系的起落中可以看出，哈梅内伊心目中实际上是倾向于强硬派的，只是不能容忍权力失控。
强硬派接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人选。有说法已故的苏莱曼尼是哈梅内伊的继承人选。但那是不可能的，伊朗政权高度提防军人参与掌握政治，这不符合神职人员的利益。最高领袖的神职身份的门槛也限制了军人问鼎。人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现实政治表现。内贾德当总统的糟糕表现很难让人相信强硬派的执政能力。
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温和保守派吗？也不见得。鲁哈尼是有可能的人选，但是他也没有足够的神职教阶。类似鲁哈尼的人选大都出任了政治要职，教阶的软肋都相似。
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传给关系密切者。外界对哈梅内伊长子、掌管“巴斯基民兵”的马吉塔巴就是热门人选。巴斯基民兵名义上是武装组织，号称1100万人，极为夸张。其实配备武器的不足1%，主要任务也不是军事国防，而是监控各权力部门以及意识形态维护，更类似情报部门。
但是马吉塔巴行事低调，不清楚其教阶地位——什叶派的教阶也有很强的血缘因素，子承父业是普遍的。类似情况的还有哈桑·霍梅尼，作为专业宗教学者，教阶问题更是不大。而且哈桑本人对此也跃跃欲试，可是他没有政府或军队的履历，政治经验成谜。
综上所述，哈梅内伊的继承人问题其实是对这个政权巨大的考验。就最高领袖的任职资格看，一代不如一代是必然的。这其实也不意外，政教合一的体制要求最高领袖既能有令人信服的教阶，又要有现实、成熟的政治能力，比起君主世袭制维护难度要高太多了。
伊朗现政权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夺权有力、治理无能的问题，已经暴露出神职人员掌管复杂的现代国家的缺陷。即便社会出现了倒退后，简化了一些复杂度，但是高度集权的最高领袖也无法掌控自如，不得不留有很大的空间给各路人马自行博弈。而伊朗独特的外交形势也由此而生，近年来内部经济几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强硬派还能在国外大规模活动。这并不符合政权的生存逻辑，却还是发生了。
一个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竟然在政权建立四十年间对外纷争不断，穷兵黩武、国力衰竭，这绝不是正常的现象。在批评美国制裁蛮横霸道时，伊朗的问题是不是也要同等程度地予以关注呢？现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政治热情投入而改变。无论美伊关系如何发展，伊朗政权的脆弱只会加速暴露。这是现实，无法回避。
07
结语
伊朗内部发生重大变化是不可能避免的。后哈梅内伊时代无论美国因素的影响强弱，都会很复杂。那么，是不是存在世俗化的选择？
并不乐观。伊朗的神权统治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而是基层开始紧密结合。族群-血缘-地域在宗教神职人员的整合下三位一体，即便是巴列维时代的强力改革也只能实现城市形式上的世俗化，一旦触及到农村连城市有限的成果都化为泡影。像盆栽知识分子那样简单地把解决问题的尺度规定在西方制度上，那么这个结永远打不开。
仅就教育而言，要宗教退出教育，就不可能受大部分民意欢迎，逆民意而动又免不了独裁暴君的恶名。教育如此，遑论宗教机构早已成熟的福利分配、商业金融、土地使用等体系？作为个人信仰，那宗教并没什么奇异之处，但是作为社区和共同体经营，其组织、动员和掌控比起同出一脉的表兄们高超得多。
因此，伊朗连绵不绝的抗议或许会改变其政权形式，但是要根本上的世俗化，甚至回到巴列维时代的水平，可能性微乎其微。伊朗如此，其他宗教国家更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中东的现实，外部干预的有效性更是不必考虑——外来的“暴君”更念不好经。
但是，这种强大的基层掌控力是以牺牲共同体发展为代价，与健康的现代社会没有任何竞争力。这不仅表现在中东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上，也表现在其军事活动上。
正规的战争极端无能，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笑柄般的表现。擅长的所谓非对称战争，其实与千百年前的游牧劫掠、阿萨辛暗杀性质相同。他们并非缺乏骁勇善战的作战能力，缺乏的是现代国家的组织能力。在现代战争机器前，毫无抵抗的能力，伊朗也不例外，甚至深有自知之明。但是，他们以紧密排外的小共同体形式，却可以在其他文明出现衰退时迅速将其“击败”，这在历史上反复上演。
▲特朗普最新的演讲，暗示不会军事升级（图/网络）
因此，所谓文明冲突论应该如此理解：与之发生文明冲突并不是文明发展程度的竞争，而是自身文明健康度的考验。因此，如果伊朗政权没有及时政治重建而陷入利比亚、伊拉克式的混沌局面，或许是新一轮宗教扩张的开始，某个角度看最终导向的反而是宗教的胜利。
那么，谁将是失败者呢？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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