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总是在不断寻找想象的敌人 | 冰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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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巧妙地通过在互联网上传播一系列阴谋论叙事，将上述精英们抨击为勾结外国势力、盘剥本国民众的既得利益分子和腐败群体。

我在上一篇文章（点击查看原文→今日法国大选决战，看看民粹主义本质）中简要介绍了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及其危害。

通过鼓励公民和社会团体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健康的民主政治是一种达致共识的“包容性”机制。它能够引领社会不断开拓新的未知领域，达到新的高度。

民粹主义政治则正好相反，它总是通过迎合一部分人的非理性情绪来引发敌对，煽动仇恨，从而达到攫取权力的目的。这是一种制造“分裂”的机制。

然而，“人民”是易变的，因此，民粹主义总是伴随着恶意挑唆和攻讦的政治手腕。在本轮席卷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下列这些政治操弄关键词——

寻找敌人

民粹主义是藉由同仇敌忾地反对某些东西来塑造自身认同的，所以它的首要任务便是寻找敌人。

借助民众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当代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敌人：他们是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政治当权派，执掌华尔街和跨国公司的经济权贵，以及常春藤大学权威学者、好莱坞演艺明星等在内的文化精英。

敌人还包括从联合国到北约、从世界贸易组织（WTO）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到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在内的所有跨国机构及其讲坛。

民粹主义者巧妙地通过在互联网上传播一系列阴谋论叙事，将上述精英们抨击为勾结外国势力、盘剥本国民众的既得利益分子和腐败群体。他们声称，精英们依靠不顾一切的疯狂全球化而自肥，却将普通大众推入失业和破产的悲惨境地。

这些以“世界公民”自诩的人偷走了就业机会、威胁了国家安全、损害了传统生活方式……简言之，他们是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

▲“犹太人阴谋”横行，犹太人因此遭殃

这不仅令人忧心忡忡地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横行欧洲的“犹太人阴谋”。

在此基础上，民粹主义者将民众划分为“真正的人民”（支持他们的人）和“人民的敌人”。民粹主义者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动辄给反对派贴上“人民公敌”“国家叛徒”“卖国贼”……之类的恶毒标签。在他们眼里，后者都是敌人，而非观点不同的同胞。

他们将民主政治视为战斗，而不是协商博弈。如此则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正当的，现有的规则和法治只是阻碍他们正义行动的绊脚石。然而这种打着“人民的意愿”旗号的运动，恰恰是对民主的背叛和否定。

一旦将一切现实问题统统归咎为“敌人的阴谋”，民粹主义政治就变成了“惩罚”，而不是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腐败的”精英权贵们必须受到惩罚（“把希拉里送进监狱！”）。

去年英国退欧公投期间，有一张宣传海报令人印象深刻。海报上印着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奥斯本咧嘴欢笑的照片，下面醒目地写着一行大字：“让他们笑不出来。投票给退欧。”

▲英国退欧公投

是的，很多时候民粹主义的拥趸并不关心自身的行为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更希望“敌人”受苦。对于愤怒的人群来说，让“敌人”尝到痛苦的滋味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不过，这样的政治不仅在败坏社会，也是在败坏政治本身。

爱国主义

在本次法国大选中，马琳·勒庞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将自己与其他候选人的选战定义为一场“爱国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的争夺战。她夸张地声称，那些“全球化的精英”们正在把法国的主权“出卖”给外国人，而国民阵线是“唯一能够重新夺回共和国失去领土的政党……”

同样地，“收回控制权”也是最能引起英国退欧派共鸣的口号。无论是“英国独立”“美国第一”还是“法国优先”，贯穿于英国退欧公投、美国大选和法国大选中的这些政治口号都传递着一个相同的理念：对绝对主权的膜拜。

因此有评论者正确地指出，近来西方政治的一个新趋势——政治博弈的双方不再是传统的左翼与右翼，今天的战线两边分别是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

▲反全球化示威

民粹主义者总是喜欢强调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但他们心目中这种的主权观只存在于遥远的专制独裁时代。

时代的发展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相互依赖关系，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各国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从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武器扩散，从大规模移民到流动资本、跨境供应链以及数字时代的互联互通……

单个国家的政府权力已经不足以应付上述绝大部分问题，唯有有效的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做到。但这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分享和让渡一部分主权。

事实上，英国和法国历史上也都一直在对外分享主权，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国际条约。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1975年公投中敦促英国人投票支持留在欧共体内时，曾这样劝慰英国人民：“在现代世界，有必要对主权的实质和符号进行区分。主权的实质是独立行动的自由——如今对于任何一家国家来说都很难实现。”

40年以后更是如此。

▲玛格丽特·撒切尔支持留在欧共体内

许多全球主义者因此辩称：加入欧盟后，德国仍然是德国、法国仍然是法国、英国仍然是英国。为什么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不能相互包容而必须是对立关系呢？

他们还认为，恰恰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将西方各国从20世纪上半叶的暴政和冲突中解救了出来。以欧洲为例，大陆上百年宿敌的和解与长期和平，不正是欧盟的伟大成就吗？

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加上近来的经济困境及恐怖主义等因素，正在迅速瓦解这一过去的共识。在西方富裕国家，越来越多感受到了危机的民众觉得，自己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境和民族认同的控制。

这些挑战原本应该要求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但在问题来临之际，将它们归咎于“外人”是最容易的事。民粹主义者敏锐地抓住了民众的这一情绪，他们现在将矛头指向布鲁塞尔、华尔街以及其他一切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夺走”了权力的跨国组织和精英人士。

对他们来说，公民必须在忠于自己的国家与“贪婪”的全球主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在这种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许多传统主流政党都不得不作出迎合。本来并不支持退欧的英国首相特里萨·梅最近也加入了嘲笑全球化精英的大合唱中，她称这些“世界公民”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人。

▲英国首相特里萨·梅也开始支持反全球化

但是，民粹主义者兜售的所谓“爱国主义”实际上只是狭隘阴暗的民族主义。正如写了《1984》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指出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传递的是积极、开放、乐观的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则根植于自身的优越感和偏执症。

爱国主义者既热爱自己的祖国，也能够与世界和睦相处，他们并不靠寻找敌人来确立自我认同；民族主义则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在他们的词典里，只有胜利和失败、荣耀和耻辱这些截然对立的概念。

埃曼纽尔·马克龙成功当选法国总统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的核心大国迄今仍未倒向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名法国政坛的局外人和独立派、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支持者，马克龙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既是一名自豪的法国公民，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然而，“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并不会随之自动消解，它仍将困扰世界很长一段时间。

我本人并不认为有人能够真正成为“没有祖国”和不背负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纯粹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这就像一个人不是白种人就是黄种人或黑人……一样，不可能有无种族的“世界人”。我也认为移民问题会对社会既有秩序造成巨大冲击，需要稳妥应对。

▲马克龙声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

然而，一个白种人并不需要与黄种人和黑人隔绝、甚至敌对，才能维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一个社会应不应该接纳外来者与应该如何接纳外来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回到过去

唐纳德·特朗普的著名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道出了这一轮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怀旧。

英国退欧派、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法国的马琳·勒庞都希望各自的国家退出欧盟，他们也都是在迎合相同的怀旧情绪。这些民粹主义政客让自己的拥趸认为，他们可以带领各自国家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怀旧的情愫根植于人性，这或许源于我们抗拒衰老的无意识。对于个人来说，它有时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孕育了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学艺术创造。怀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经常能够激发它内部强烈的自我认同和爱国主义。

实际上，推销往昔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策略。在中国古代，历代儒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不在未来，而是上古的“三代”；在伊斯兰世界，“四大哈里发”时代被所有穆斯林认为是黄金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即便是许多激进的革命者也经常许诺带领民众回到昔日的盛世。

▲期待唐纳德·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民众

不过，民粹主义者引导的怀旧政治之所以能够在选民们的情绪中激发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可能还要归功于他们成功地将本国“衰落论”打造成了一种超党派的主流观点。眼下，就连历来秉持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左翼政党也都轻而易举地认同了“西方衰落”的观点。

总之，特朗普嘴里的美国已经糟得不能再糟；而在勒庞眼里，法国已经面目全非……除了德国之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民众不是一肚子的灰心丧气。而对于拥有辉煌历史的英国来说，这种“衰落论”无疑是最有市场的。

由此，“回到过去”成了民粹主义政客赢得选票最容易的方式。他们的方法也如出一辙：关闭边境、筑起高墙、挡住移民……马琳·勒庞还想要废止欧元，回复法郎，不过这个赌注有点大，不见得会得到拥有众多中小储蓄户的法国社会的支持。

然而，这些怀旧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歪曲历史。

首先，“过去”并不像他们及他们的支持者想象得那样。西方绝对支配全世界的时代，也恰恰是战火纷飞的残酷时代。

其次，与五十年、二百年前相比，今日美国、英国、法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或许确实下降了，但它们的绝对实力和富裕程度比那时依然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提升。况且，今日的世界仍然由西方主导。

▲日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版图”

因此，怀旧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让人们看不见进步。英国和法国单独都已经不再是超级大国，但这恰恰要求它们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寻求更深的联合，以维护自己的影响力。关闭边境、筑起高墙，只能使它们衰落得更快。

强人崇拜

伴随着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世界，国际政治中“强人”领袖迎来了他们的好年景。

与极具人格魅力的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富有活力的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审慎而坚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不同，这些民粹主义强人领袖大多是民族主义者，都希望以自己的强势性格来突破常规政治的条条框框，领导各自的国家实现“重新伟大”。

他们中不仅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维克托、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更早一些，在左翼民粹主义这一边，还有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维斯以及他的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

这些强人领袖有一个共同的崇拜偶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政治强人普京

健康的民主政治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卓越政治家，不过，他们能够弥合分裂的人群，引导人民达至共识，他们是民族的领路人。

民粹主义的强人政客则正相反。同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那些伟大的政治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乃至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相比，今日的政治强人们不是营造团结融合的政治氛围，鼓舞逆境中的人民，带领他们战胜困难，将现实政治拓展到崭新的边界、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而是利用一部分民众中不安、恐惧和沮丧情绪，对反对者和新闻媒体采取羞辱和打压的手段，并承诺要“强硬”对付“犯罪分子”和外国人……以此来使本民族“重新伟大”起来。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按理说，既然民粹主义喜欢把“人民”挂在嘴上，强调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理，它应该最不需要政治上的强势领导人。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粹主义总是离不开强人政治。

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根植于人群的非理性情绪，它不是人们深思熟虑的理性结果，而是情绪的反应。但人们的情绪是杂乱发散的，要形成一股集中的声势，势必离不开煽动和蛊惑，“强人”便是挑动情绪的戏剧导演。

就像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过的，一旦真的实践民粹主义那套逻辑，高压专制就是它的宿命。究其根源，由于解除了法治这个紧箍咒，权力不再受到可预见的透明规则的约束，民粹主义政治总是会走到它所宣称的目标的反面。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人类政治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陈季冰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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